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主要以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为切入口，通过这一战中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引出对于19世纪后半期中日海军力量消长着这一问题。第二部分中着重介绍这一消长过程，而第三部分作为全文的重点从体制、经费、重视程度、战略理念、教育、发展环境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失败实是19世纪后半期的数十年间中日分殊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够左右得了的。

　　关键词：军备竞赛；消长；体制；经费；教育制度

一、梦断甲午年

国殇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1）

　　113年前，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两只舰队遭遇了，于是“车错毂兮短兵接”，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中日战争史上著名的黄海海战。交战的双方分别是清政府的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在万顷波涛之中，两军搏杀了近五个小时，北洋海军英勇奋战、视死如归，谱写了甲午战争史上慷慨悲壮的历史悲歌。

　　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激烈，时间之持久，在世界近代海战史上是罕见的。就双方的兵力损失情况而论，中方损失无疑是大于日方的，“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2）而日军只有五舰受创，无一舰沉没。相较之下，虽然北洋海军最后迫使日军撤离战场，粉碎了日军的企图，但是从战场的损失情况和实际效果来看，此役北洋海军在战术层面上确是失败了。

　　如果说在1894年九月间发生的这场激战中北洋海军尚有搏杀的勇气的话，那么，北洋海军于1895年2月17日的最后覆灭就不能不说是一首挽歌了。“2月17日上午8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以松岛舰为首舰，本队千代田、桥立、严岛、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等舰紧随其后，第三、第四游击队殿后，从百尺崖起航，成单纵阵形，各高悬军旗，鱼贯自北口进，徐徐入威海卫港。”“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十舰，皆降下中国旗，而易以日本旗。唯一的例外是康济舰，其舰尾仍悬黄龙旗。因为这是留下来载送丁汝昌灵柩的。……4时，康济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沈寿昌、黄祖莲等灵柩6具，以及陆海将弁和洋员，在汽笛的哀鸣声中，迎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卫港，向烟台港驶去。”（3）北洋海军就这样覆灭了，中国的海军梦也在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化作云烟。究其原因，应该说是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实力的差距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鸿章说过：海战唯恃船跑，“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4）从整个甲午战争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的对比来看，可以说是正是略逊一筹，故而姑且不论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从武备一方面看，北洋海军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下面我们试以黄海海战为例来说明这种实力上的差距。

表一：黄海海战的北洋海军和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对照表（5）

　　综观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联合舰队在很多方面与北洋海军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具体分列如下：

　　1）参战舰只数量：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2倍

　　2）火跑总数：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549倍

　　3）总吨位：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302倍

　　4）总马力和平均马力：日军分别是北洋海军的1.587倍和1.322倍

　　5）平均航速：日军的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分别是北洋海军的1.006倍和1.252倍

　　6）总兵力：日军是北洋海军的1.767倍

　　7）速射炮：日军有97门，而北洋海军无一门速射炮

　　当然，北洋海军在个别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在铁甲舰数量方面，北洋海军就占据着4比1的绝对优势，而在30公分以上口径重炮和20公分以上口径大炮这两个方面也分别具有8比3和2比1的优势。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北洋海军处于明显的劣势。对此，英国斐利曼特海军中将曾评论说：“为比较两军实力计，但以参与黄海战斗之军舰而事对照，已可得起正确结论矣。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航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舰队为优。该国军舰除赤诚外，性能约略一致，舰体大小由二千二百吨至四千二百吨，俱为甫竣工之新锐舰。中国方面，虽有定远、镇远两二等战舰，吨位各七千四百吨；其次经远、来远两舰，吨位亦各二千九百吨，但不过虚具装甲巡洋舰之名而已。其余各舰，或吨位小，实力弱，或舰型不称，装备不当。”（6）

　　虽然，黄海海战交战双方舰只并未涵盖两军所有舰只，但是基本上包括了中日海军的主力，因此，我们从黄海海战中中日两军实力的差距中就可以基本上明了1894年前后中日海军这种实力上的悬殊。然而，是否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格局呢？

二、军备竞赛

　　要明晓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从中日两国海军的发展历史说起。

　　中国自古就有水师，唐宋以后，中国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一度具有领先世界的水平。尤其是1405-1433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未有之壮举。真可谓“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7）然而有清一代，西方各国的航海造船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海军相关体制和战略思想也逐渐近代化。在一二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由传统的海军向近代海军的转化过程。而此时的中国水师仍然沿袭了历代的固有体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所谓“水师有内河、外海之分。初，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至光绪间，南北洋铁舰制成，始别设专官以统率之。”（8）由此可见迟至光绪年间，中国仍然尚未完成由古代水师向近代海军的转型。

　　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的初创，《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中国初无海军，自道光年筹海防，始有购舰外洋以辅水军之议。同治初，曾国籓、左宗棠诸臣建议设船厂、铁厂。沈葆桢兴船政于闽海，李鸿章筑船坞于旅顺，练北洋海军，是为有海军之始。”（9）可见，中国海军的创建，当在咸同之际，而真正完成，恐已到了光绪初年。下面我们用一些重要的时间点粗略勾勒以下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海军的发展脉络：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文丰疏言购吕宋国船一艘，驾驶灵便，足以御敌。旋谕隶水师旗营操演，并谕绅商多方购置。是为海军购舰之始。

　　·咸丰六年（1856年），怡良疏言，允英国司税李泰国之请，置买火轮船，以剿粤匪。旋隶向荣调遣。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籓于安庆设局，自造小轮船一艘。（自造轮船之始）

　　·六年（1867年），李鸿章迁虹口制造局于高昌庙，建船坞，名曰江南制造局。……是年，瑞麟向英国订购六兵船。(江南制造局之始创)

　　·光绪元年（1875年），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船政制元凯兵船成。以扬武练船令学生游历南洋各处，至日本而还。寻谕南北洋大臣筹办海防。令总税务司赫德赴天津，与李鸿章商订购英国二十六顿半、三十八顿半之砲船各二艘，专备海防之用。是年，沈葆桢购法国威远兵船。（至日本宣扬武力）

　　·二年（1876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派学生，分赴英、法各国，入大学堂、制造局练习。此为第一届出洋学生。是年，船政制登瀛洲、蓺新两兵船成。制造局制金瓯小铁甲船成。（自造小铁甲船之始）

　　·三年、四年（1877-1878年），泰安、威远、超武兵船亦成。沈葆桢疏请各省协款，每年解南北洋各二百万，专储为筹办海军之用，期十年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大枝，犹恐缓不济急，请以四百万先解北洋，俟成军后，再解南洋。（筹办三大海军力量）

　　·六年（1880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旋以在德国船厂定购之定远、镇远二铁舰。（订购两艘二等战舰，即定远、镇远二姊妹舰）

　　·十四年（1888年），海军衙门奏定官制，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经制外委等官。是年，在英、德厂所造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来华。英百济公司所造出海鱼雷快艇亦告成。六月，台湾番民叛，命致远、靖远二舰往剿平之。（海军衙门设立，同时自英、德购进四艘铁甲或半铁甲之巡洋舰）

　　·二十年（1894年），船政制通济练船成。订购英国砲舰一艘，命名福安。二月，镇远、定远二舰置新式克鹿卜快砲十二尊。四月，朝鲜内乱，北洋遣兵舰往剿。五月，与日本兵船战于牙山口外，济远船伤，广乙船沈，操江船失，载兵之高升商船亦沈。九月，丁汝昌率北洋兵舰与日本战于大东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黄海海战）

　　·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以师船攻威海，定远、镇远各舰亦失，丁汝昌败死。（北洋海军覆没）（10）

　　我们再来看日本方面：

　　“日本古无海军，安政二年六月，和兰人始献蒸汽船，德川将军家定遣矢田崛景、藏胜麟太郎等于长崎就和兰人学操汽船术，复遣榎本釜次郎、赤松太三郎等往和兰国习海军法，又购观光舰于和兰。……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11）

　　·1872年（同治十一年、明治五年)11月28日，根据“全国皆兵主义”，颁布《征兵告谕》，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用普遍义务兵役制，来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告谕中规定：“全国四民男子年达二十岁者，悉宜编入兵籍，以备缓急”。同时，设海陆军。兵役制的改革是明治政府加强军事力量，准备对外扩张的重要措施之一。表明日本向军国主义道路的迈进。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但当时日本海军力量仍很薄弱，总共大小舰船不过十七艘。（12）

　　·1874年(同治十三年，明治七年)，日本侵略台湾的失败，使明治政府“痛感舰船之不足，向英国定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舰”（13）“这是海军省设立后向外国购置新舰的开始”（14）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经过十五年的大力扩充和苦心经营，到了1882年(光绪八年、明治十五年)，日本已拥有“舰船十二艘，兵员八千九百九十五人”（15）的一支海军力量。

　　·日本政府制定了从1883年(光绪九年、明冶十六年)开始的八年造舰计划。

　　·明治政府决定从1886年(光绪十二年，明治十九年)发行海军公债

　　·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冶二十一年)，西乡从道又提出《第二期军备扩张案》，这是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其中包括建造海防舰以下四十六艘的五年计划。

　　·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日本海军拥有完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计二十五艘。合计五万余吨（16）

　　·1892年(光绪十八年、明治二十五年)。向英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

　　·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谕节省内廷经费。六年间，每年拨给造舰经费三十万元。又命令全体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外，在此期间，一律缴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造舰费。并决定扩大原计划之军舰制造费。计划在七年中，以一千八百万元的巨款，建造铁甲战斗舰二艘、巡洋舰一艘、通报舰一艘。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以军港为中心，将全国海岸划成五个海军区。每一海军区设一海军镇守府。计：第一海军区：横须贺；第二海军区：吴第三海军区：佐世保；第四海军区：舞鹤；第五海军区：室兰(未定)（17）

　　·甲午中日战争前，日本海军舰船的编制是，以松岛为旗舰，合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编为常备舰队。其他舰艇则分属于各镇守府。

　　综合中日两国海军发展的历史，我们选取1888年这个时间点作为参照，不难看出，此时中国海军较之于日本海军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具体如下：

表二：1888 年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对照表（18）

　　由此可见，至1887年时，中国仅一支北洋海军就足以与整个日本海军相抗。而且在二等战舰、铁甲舰、快船等主要指标上还领先于日本海军，如果再加上南洋海军的实力（福建海军已于之前的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自然远出于在日本之上。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光绪元年（1875年），制造局制驭远兵船成。船政制元凯兵船成。以扬武练船令学生游历南洋各处，至日本而还。”（19）当时，“以英人郎威理司海军训练”。（20）在这个时候，中国尚可耀兵与日本，所谓“至日本而还”，可见当时的日本海军势力可谓甚不足观，其时，郎威理曾建议借此时机一举歼灭日本海军主力，后来这一建议虽然被否决，但由此大抵可以看出中日海军力量这时尚存在巨大差距。这一事件大大刺激了日本当局，也加快了其扩军备战的步伐。但即便如此，至1888年，从中日海军实力对比来看，优势仍然在中国一方。

　　然而仅仅六年之后的1894年，中国的北洋海军却大败于日本海军之手。从第一部分列举的黄海海战中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中，我们惊奇的发现，短短六年之后，日本海军在诸多方面的实力已经远远高于北洋海军之上，尤其是在速射炮、舰船航速和新锐舰的数量上，中日两国可谓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由此，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就似乎不可避免了。那么产生这种激变的原因何在呢？

三、中日海军力量消长的原因

　　要推究这种激变的内在原因，就必须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一综合的分析。总结概括起来，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巨大分殊。正是这种分殊导致了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变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六个方面：体制之殊、经费之殊、重视程度之殊、战略理念之殊、教育制度之殊、发展环境之殊。

　　体制之殊

　　若论中日海军体制之殊，首先需明确中日海军的体制是什么。

　　就中国来看，海军最开始并没有独立的机构，而是水师的辅助。整个体制也仍然沿袭了水师军制而无所变化。在海军的管理上，最早是由中央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进行管理，在李——阿舰队被遣散以后，遂改由地方督抚和北洋通商大臣等办理，但始终未成立一专门机构。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13日，清政府发布设立海军衙门的决定。派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任帮办。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海军衙门的设立，标志清政府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1）

　　而日本方面海军管理体制的近代化就早了许多了。“庆应丁卯，德川氏还政，设三职隶八课，始有海陆军务之名，而未设专官。明治元年戊辰二月，改为军防事务局，闰四月复改为军务官，二年七月，又改为兵部省，皆以海军隶其中，而别设海军大将、中将、少将等官。四年四月，复置大、中、少佐，大、中、少尉等官。八月，于兵部省中分陆军、海军二部，各设分局，逮五年二月，始废兵部省，与陆军分，专设海军省。六年六月重定官制，沿为今制。”（22）

　　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日本早在明治四年（1871年）就已经将陆海军分置二省，相当于部级单位。而中国迟至1885年才建立海军衙门这一专门机构，时间较日本晚了14年，从级别上来说，仍然是隶属于兵部之下的一个机构。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很大不同，日本有专门的海军省管辖，而中国只有一个海军衙门，而这一海军衙门又无多少实权，海军管理权实际上掌握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及各地方督抚手中，权力分散而且较为混乱、不利于集中管理和指挥，从而影响了海军的战斗力的发挥和相互间的配合。这一体制上的重大缺陷在中国海军发展的早期，问题尚未充分暴露，但到了19世纪末叶，其弊病就暴露无遗了。而日本海军制度上的优越性在19世纪后期却逐渐发挥出来，为日军海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经费之殊

　　从中日海军军费的投入来看，也可以窥见19世纪后半期中日海军力量消长的原因。下面以仅有的材料就中日双方海军军费的投入作一对比

表三：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军费对照表（23）

　　由此可见，自 1875年以后，日本对于海军的投入就已经超过了北洋海军，并且在1876-1890年间始终维持在200万两以上，1891年后，每年的平均投入更是达到738万两白银，远远高于清朝对于北洋海军的投入。总的来看，1875-1894年中，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理论投入应为4000万两（按南北分解计算，每年北洋海军可得银200万两），据姜鸣的研究成果认为实际到位的只有2300万两，而日本方面则高达6516万两以上（1881年6月至1882年资料缺）。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中日经费投入的巨大悬殊，没有投入，何尝会有收获，故而中日海军力量为何会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激变也就不难解释了。

　　重视程度之殊

　　若论中日双方对于发展海军的重视程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上至于天皇，下达于百姓，都对海军的发展和海防十分重视。1890年(光绪十六年、明治二十三年)，天皇睦仁下谕拨出内帑三十万元作为造船费。同时，再向民间征集二百余万元的建舰经费。（24）1893年(光绪十九年，明治二十六年)2月，天皇睦仁再次下谕节省内廷经费。六年间，每年拨给造舰经费三十万元。又命令全体文武官员，除特殊情况外，在此期间，一律缴纳十分之一的薪俸作为造舰费。（25）为了筹措海军军费，日本天皇可谓亲力亲为，以身作则，甚至下谕节省内廷经费以敷海军之用，其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而反观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皇帝，对于海防的重视程度都是很不够的。集中表现在两点：

　　其一是18世纪70年代的海防塞防之争。其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阿古柏政权已经控制了新疆的大片地区，其后中国南疆（越南）也出现了边疆危机，法国的侵略势力已经渗入越南北圻，逼近广西、云南。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些清廷要员主张应以塞防为主，而李鸿章等人仍然认为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海上，尤其是日本。李鸿章的海防战略应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不重塞防，中国将会有再次大片丧失领土之虞。而中国人对于领土向来是十分看重的，所谓“寸土不让”，而对于一望无际的海疆及制海权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尚认识不足，故而认为塞防乃当务之急。因此，也就难怪坚持重塞防的一方为何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使清廷将大量军费用于新疆等地区的战事和加强边疆防务了。

　　如果说这一争论尚属意见之殊的话，那么北洋海军军费的挪用就不能不说是清政府对于海军建设不甚重视的铁证了。过去常认为这些款项主要用于营建颐和园，其实不尽然。总署和户部确定年拨海防经费四百万两后，此款便成为众目睽睽的一大财源。每当清政府财政拮据，便从其中大量腾挪。（26）查北洋海防报销折，仅光绪元年至六年，就从中挪用“滇案恤款”20.3万余两，“借拨河南买米银”4万两，“山西河南两省赈款”20万两，“京师平粜不敷价银”7.4万余两，“河间等处井工”4万两，“惠陵工程”4万两等等。（27）光绪十二年，海署又借口经费不足，责请将南北洋经费、东三省饷项，自光绪十三年正月起统按二两平(即京平)核发，（28）每百两可扣除六两平余，用来划抵名义上由海军衙门专款拨发的“定远”等八舰薪粮公费。据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定远”等舰经费报销折片统计，八年中平余划抵薪粮的共二十余万两。以上所有各项，虽然在北洋海防报销折内是列入“登除”栏目，但毕竟都是从海防协饷中腾挪抽分的，且总数达170余万两，超过北洋海防经费总收入的7％，所以不能忽视。（29）至于西太后为修建颐和园而挪用海军款项一事，甚为复杂，可谓众说纷纭，尤其是其挪用的数目，由数百万两至几千万两诸说各异，但是无论如何，修建颐和园对于海军建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经费紧张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以上数例，中日双方最高领导层对于海军的重视便可窥见一斑了。我们这里再举一例：日本政府在制造舰船，扩张海军的活动中，始终以中国海军作为对手和假想敌。特别对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二铁甲舰，感到莫大威胁，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致那时不仅在日本海军军人中盛传着“一定要打胜定远”这样一句流行的话。甚至在小学校儿童作游戏时，也把儿童们分成甲乙两组，一组装作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以捕捉“定远”、“镇远”而决定胜负的战斗游戏。目的是对儿童进行以战胜定远、镇远“二巨舰作为日本的战略目标的教育”。（30）在日本海军建设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而相较之下，中国之领导高层尚对于海防和海军建设认识不足，就更不必说中下层民众了。

　　战略理念之殊

　　中日双方海军力量的分殊还在于其战略理念的不同。

　　就日本方面而言，日本土地面积狭小而人口稠密，自然资源稀缺，国内市场有限，又属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足够的殖民地提供巨大的海外市场。因此，日本要扩张势力，谋求发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必然需要扩展生存空间，而东亚不是美洲，没有处女地可供拓殖，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然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因此，日本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和进攻性。“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讲求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31）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进攻性和侵略性。而日本是一个岛国，如果想要入侵其他国家就必须穿过茫茫大海，而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于保障日军的海上交通线及其在相关海域的制海权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和军方才把建设近代化海军提到了如此重要的战略高度。可以这样说，基于以上原因，日本的海军战略是一种以动制静，以攻代守的进攻型战略。

　　而较之于日本，中国的海军战略主要是立足于“防”。从1874年(同治十三年)开始，清政府加紧了筹建海军的步伐。同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购买和制造大型兵舰，择沿海险要修筑炮台，编练水师，简选精干人员到海军任职。并建议于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沿海防务，设北洋水师提督于天津；东洋水师负责浙江、江苏沿海防务，设东洋水师提督于吴淞；南洋水师负责广东、福建沿海防务，设南洋水师提督于南澳。每支水师各设大兵轮六只，小轮船十只。“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无事则以运漕，有事则以捕盗”（32）三只水师（海军）分置天津、吴淞、南澳三地，实行分区防御，同时在海岸各险要之处设立炮台，这种战略的核心思想是以静制动，以守为攻，以至于这一思想的影响直至甲午战争开始仍未消弭，北洋海军未能主动寻敌，在经历了黄海一役后就龟缩于港内，避而不战，最终被聚歼于威海卫，这一悲剧的发生与清政府整体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历史已入近代，舰船的机动性能和续航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万里海疆可谓是防不胜防，然而清廷的战略思想仍然没有从过去传统的海防观念中转变过来，把大量的金钱和精力放在岸炮建设和近岸防御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洋海军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教育制度之殊

　　从对海军的教育和培养这一方面看，中国方面与日本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来看中国方面：（光绪）二年，沈葆桢会同李鸿章奏派学生，分赴英、法各国，入大学堂、制造局练习。此为第一届出洋学生。（33）六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34）十一年，曾国荃疏言：“于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增设铁舰、快舰、雷艇。嗣后各兵船专事操练巡洋，不得载勇拖船。”与北洋大臣会奏，派第三届学生出洋。（35）十三年，……北京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广东设水师学堂于黄埔。（36）十六年，……八月，北洋设水师学堂于刘公岛，南洋设水师学堂于南京。（37）十九年，船政制福靖鱼雷快船成。粤督改水师讲堂为水师学堂。（38）由此看，从中国1876年（光绪二年）首次派遣学生前往欧洲诸国学习海军技术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为止，清政府先后派遣留洋学生三批，兴建了北京昆明湖、广东黄埔、刘公岛、南京四处水师学堂（由于资料不足可能还有遗漏）应该说海军教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尚处于无系统的零散状态。

　　而日本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1869年(同治八年、明冶二年)“版籍奉还”之后，长州、萨摩和土佐三个藩，把所属之全部军队交给明冶政府管辖，以补充正在创建中的天皇军的基本队伍。为了发展海军事业，同年在东京开设了海军学校，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海军大学和海军工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聘请英国军官任教。并选派许多学员到英、美各国实习。（39）从征兵告谕发布时起，日本先后设立了海军学校一所，海军兵团三处，用以培养和补充海军军官。（40）为了培养海军人员，日本政府分别在吴港、广岛、横须贺等地设立海军兵学校、海军驾驶学校、海军造船工业学校、海军炮术练习所、海军水雷术练习所等等。1887年(光绪十三年、明治二十年)，决定于东京设立海军大学校，规定“兵学校、水雷部、驾驶学校等毕业之学生可入大学校高等科学习，学期为两年”。（41）此外，在东京和大阪、函馆设商船学校。1888年(光绪十四年、明治二十一年)，颁布了《海军兵学校官制》，其第一条规定：“海军兵学校为教育海军将校的学生之所”，办学宗旨是培养海军军官。1889年(光绪十五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了《海兵团条例》，在各镇守府设海兵团，负责各海军镇守军港的守卫兵员，军舰水兵的教育训练和新兵征集的工作。（42）关于海军兵学校，黄遵宪的《日本国志》里有详尽的描述：“兵学校有校长、教师、助教。学舍分三种，一曰幼年，二曰壮年，三曰专业，幼年取十九岁以下、十五岁以上，在学以五年为期。壮年取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在学以三年为期，专业则不论长幼，不拘年限，每年四月海军召募生徒，有愿学者具状上申，每年八月入校，入校之始有检查之法，筋骨强壮与否、能作书与否……各分其等级，第其浅深而受业焉。……校中分官学生、私学生二类，官学生于入校之始自呈誓文。愿终身从事海军，不营他业，费用皆由官给。……官学生成业后，拔其尤者使留学泰西诸国，亦有别遣士官附居使馆以时考究他国兵制，或遇战争，如近日荷兰亚齐之战，普佛之战，俄土之战，皆特遣官吏俾往观焉。”（43）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日本不仅海军教育制度兴起较中国早，而且从规模和完善程度来看，也比中国略胜一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培养体制，能够源源不断的为海军输送人才，这一点对于中日海军力量对比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发展环境之殊

　　就中日双方海军的发展环境而论，无疑日方也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共同遭到了来自西方的强大威胁。中国经历了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日本经历了1853年美国内佩里舰队的叩关。中国和日本都被迫打开了国门。然而之后发生的情况确是截然不同的。

　　“不论好坏，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44）的确，日本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戊辰战争和大政奉还之后，日本的明治天皇开始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变革使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逐步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干涉，赢得了主权的独立。“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之后，1894年，他们（日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是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砸碎西方控制的锁链的国家。”（45）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正与此相反，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不断加深。经过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19世纪70-80年代的边疆危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巨大损失，同时也承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鸦片战争为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为1670万两——其中英国850万两，法国820万两）此外，在1851-1864年间中国还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农民运动给清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花费了清廷数亿两军费，这样巨额的花费与空前规模的破坏无疑也对于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实力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以上主要分析的是内部环境，就外部环境而论，中国处在远东利益和核心地区，时刻处在列强环伺的状态之中，诸列强出于自身在华利益的考虑根本不可能允许中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日本则不同，其处在远东利益的边缘地区，而且列强之间由于存在诸多矛盾，也都希望利用日本的扩张来限制其他势力，因此对于日本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为日本这一时期的军备扩张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国际环境。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不难看出，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并非偶然，其有着十分深刻和复杂的原因。由于资料不足，本文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深入探究，只是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理一个大概的思路出来。总而言之，中日海军力量在19世纪后半期的消长是体制、经费、重视程度、战略理念、教育制度和国内外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分析这一问题，应该站在一种全面客观的角度上，甲午海战的最终失败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为慈禧太后、李鸿章、丁汝昌等个人的因素，我以为，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的失败实是19世纪后半期的数十年间中日分殊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二人之力所能够左右得了的。

注释：

（1）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3）戚其章，《甲午海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77页

（4）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61页

（5）戚其章，《甲午海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26-127页

（6）《斐利曼特关于黄海海战的评论》，《海事》第10卷，第1期，第41页

（7）《明史·郑和传》

（8）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五·志一百十·兵六·水师

（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1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11）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五·兵志五，天津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第627页

（12）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3）田内丈一郎，《海军辞典》，第3页

（14）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日本东京合同出版社，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上卷，第70页

（15）内田丈一郎，《海军辞典》，第3页

（16）小山弘建、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36页

（17）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1编，第3章，第97页。日本参谋本部：《日清战史》则作第四、五海军区尚无镇守府，暂时合并于佐世保和横须贺两镇守府。

（18）根据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相关资料

（19）（2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21）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2）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五·兵志五，天津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第627页

（23）参考黄遵宪《日本国志》，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等，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等资料综合分析拟定

（24）（25）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6）《清德宗实录》（一），第496、561页

（27）《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六，第21页

（28）《清末海军史料》，第627－628页

（29）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浙江学刊》，1986，第五期

（30）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1）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488页

（32）《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第26页

（33）（34）（35）（36）（37）（38）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三十六·志一百十一·兵七·海军

（39）（40）（41）（42）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3）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五·兵志六，天津人民出版社（点校本），第644-646页

（44）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483页

（45）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488页

主要参考书目：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

戚其章，《甲午海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

《明史·郑和传》

黄遵宪，《日本国志》，天津人民出版社（点校本）

孙克复、关捷，《中日甲午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田内丈一郎，《海军辞典》

小山弘建、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

《清德宗实录》（一）

《清末海军史料》

姜鸣，《北洋海军经费初探》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