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思想是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的平均主义与西方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的混合体。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发展，直至灭亡，都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太平天国；西方；基督教；思想；军事；外交

　　早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一般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思脱里派（中国称景教），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又再次传入中国，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马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成功的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

一、洪秀全与基督教

　　1836年春天，23出头的洪秀全到广州参加府试考秀才，遇到有人散发一本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拿到一套。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就这样开始改变洪秀全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启蒙通俗读物，作者是梁发。书中的一半内容，摘录的是当时的中译本《圣经》部分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梁发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上帝。”《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文化进行了抨击。此书使四次落第的洪秀全有了特殊体悟，决心皈依上帝，他相信自己受了上帝启示，受上帝派遣，前来消除人间妖孽，建立太平天国。他砸了本村孔子牌位，开始出门传教，加入并改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成为领袖。“拜上帝会”公开宣称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认同《圣经》，以清除妖邪鬼卒，建立太平天国为已任。太平天国，是将中国历史转向上帝引领的正路而已。

二、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过程中，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相当复杂，从最初的相互同情、支持，到中期的相互仇视、对立，以及到后期的一度携手合作，再突然转变为兵戎相见，整个过程具有十分耐人寻味的演化过程。

　　1851年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只两年便定鼎南京，形成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权。令西方殖民者意外惊喜的是，这个新的政权居然十分虔诚地信奉与自己信仰相同的上帝，很明显，这无疑会使西方列强企图抛弃满清政府、另求自己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政府的念头会因此而有所产生。于是在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以后，西方列强曾对这个新生政权开展了走马灯似的外交活动。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八日，英国香港总督兼出使中国全权代表文翰前往天京。文翰派人首先说明英国公使前来的目的，在于申明英国政府的中立态度，接着询问太平天国对英国的意向及将来进兵上海时的政策如何，并商谈接见英使的仪式。韦昌辉表示说：“我们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

　　二十六日文翰书面照会太平天国，说：“前十数年又新立和约并通商章程，议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凡英国商民均可建造房屋，携眷居住。例纳税贸易，不得稍有妨碍；各处俱设本国领事专管本国商民事件。又有本大臣奉我国君主旨驻扎香港，统辖五口英国商民事务，凡与中国官员交涉事宜，俱归本大臣经理，迄今十数载，并无变异……查我英国往各国贸易居住，凡各该处有兵戈，向例均不干预。……其买卖英国人商船者，与买洋布及各贷无异，难以禁止……但买去之船，俱不许用我国之旗号……总之，贵王与满洲相敌，我英国情愿两不干预。独是英国在上海建造许多房屋居住，并礼拜堂及堆贷机房，黄浦江内是有英船多只来往停泊。刻下贵王已抵金陵，与上海近在咫尺，闻得贵王军兵欲到苏、松一带后，至上海时，贵王之存心立意，欲与英国如何办理之处，先原闻知。”

　　这一个照会清楚地表明，文翰在宣称英国政府采取所谓中立立场的同时，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承认英国已经取得的特权。杨秀清嗣后给文翰发了一纸诰谕，其中说：“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不仅天朝将士兵卒踊跃欢迎，即上天之天父天兄，亦当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1]从总的来看，文中除了“归顺我朝”、“勤事天王”之类传统的大国意识之外，最要害的是其中有“自由进出”、“随意进退”、“货税不征”[2]的许诺，这在实质上有损于国家的主权，反映出杨秀清等人没有认清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实质，一开始便失去了警惕，其与咸丰帝不愿引狼入室的基识相比，太平天国在对待列强的殖民侵略企图方面要比清廷肤浅得多。

　　文翰接了诰谕，见太平天国以藩属待英人，他立刻答覆了一封照会，说：“敝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订和约。”

　　文翰在访问天京之后，令随员各自写出考察报告，从政治、军事、经济、商业、宗教、官兵素质等方面来评介这个政权，从而在此基础上写成与英国政府的总结性考察报告，最后他认为，太平天国“推翻现政府的企图将不会成功。”主张支持满清政府，而在表面上继续“中立”，同时认为应该“准备充分的武力，以抵御革命军或来之攻击。”

　　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二至初十天京，亲眼看见天京城内壁垒坚整，纪律严明，秩序井然，太平军的实力使他惊异。面对这种形势，他建议他的政府“保守中立”的政策。

　　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美国公使麦莲也探访天京。要求太平天国承认美国从清政府所取得的特权。东王杨秀清在诰谕中答覆麦莲，说明太平天国的通商政策，不但许美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东王这一道诰谕，断然拒绝了麦莲的“特权”要求。

　　麦莲访问天京后认为，一旦太平天国在全国掌握政权以后，将不可能承认清政府与列强已经缔结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因此，他们回到上海后，就叫嚣太平天国的威胁到了他们的在华利益。甚至提议要联合英、法各国起来趁着太平天国还未统一中国的时候，动用武力，“速行纠正”，维护他们从清政府所攫得的权益。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太平天国正处在全盛时期，由于北伐、西征正在激烈地进行，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得西方各国不帮助清朝，不与己为敌，因此，一面布置江防，提高警惕，加紧戒备，另一面以准许友好往来、万国通商的政策，暂时缓和矛盾。英、法、美三国的相继访问和“中立立场”就是这一外交活动的结果。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与西方的关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们取得长江的航行权，无视太平天国的尊严，于1858年以军舰闯入长江，在目额尔金的率领下直逼天京城外，在江面上游弋示威。太平军开炮轰击，于是双方“火器互攻，甚为稠密[3]”。从而进行了一场太平天国与他的“洋兄弟”之间的军事遭遇战。

　　虽然双方发生了流血事件，但天王洪秀全却仍是顽固地坚持早先的观点，下诏将开炮的太平军将士斩首，并派遣专使道歉，认为额尔金之行是“西洋番弟朝上帝”，“万国扶朕在天台”，而“西洋番弟”们也应该要与太平军一道，“同顶爷哥灭臭虫”[4]。额尔金派遣号称中国通的威妥玛为特使进入天京城中与益天福李春发会谈，结果太平天国完全承认了英国在长江上的航行权。此次会谈以英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英方超出预期效果地向内战的双方显示了力量，把开放长江、自由航行的目标变成了既成的事实。

　　随着额尔金的得逞，列强军舰接踵而至“访问”天京，造成了第二个太平天国的外交高峰时期。与第一次相比，从前列强是为试探与考察而来，而现在却是为获利而来：一方面可以取得进入长江内地的实利，另一方面又可借此而要挟清廷，从而同时在两方面都取得好处。

　　从原则上来说，太平天国如此与“洋兄弟”套近乎有损于国家的主权，但从太平天国的主观方面来看，却无疑是一种成功。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法等国与清廷交恶，导致双方兵戎相见。在此期间，太平天国与他的“洋兄弟”们确实度过了一段颇为“温馨”的岁月。再加上1859年４月，洪秀全重用原来长期流亡于香港的族弟洪仁玕。使得太平天国与西方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三方面关系的反复波折说明，以额尔金为代表的西方列强是一批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殖民者，只要于他有利，一切条约、承诺都可以视为无物，至于中国内战的双方的利害得失，他们是根本不会放在心上的。

　　从1860年６月起，情况又发生了极大变化。李秀成率领之太平军东路将士连克苏州、昆山、太仓、嘉定，直逼上海。在此之前，西方列强是一直将上海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现在太平军拟将上海收入囊中，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列强的既得利益，于是英国公使普鲁斯发出一份“通告”，自称中立在这里已不适用，叫嚣要代之以枪炮来“保卫上海”。于是与清廷江苏巡抚薛焕等人拼凑出一个起初只有二、三百人的由外国水手、逃兵、流氓、浪人等组成的队伍，筹款买来了最新式的快枪，命其名曰“洋枪队”[5]。本来这么一个小小的武装是不足以“保卫上海”的，然而太平天国方面此刻却不愿与英法交恶，于是弃上海而不攻，使列强的企图再一次得逞[6]。

　　到了1861年底，太平天国的内部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受到重用并颇具成效的干王洪仁玕不再处置朝政事务。从前那种妄自尊大与狭隘封闭的思想重新抬头，从而使天国与西方列国的关系迅速恶化。1862年，“中法混合军”（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相继成立。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结为同盟，向太平军进犯。

四、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者。1843年参加拜上帝会。金田起义后，从广东赶赴参加未遇，中途折回。旋再往，又受阻而返。1852年曾被捕，脱险后转至香港。从1852年到1858年间，洪仁玕前后共在香港居住了四年多，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又与外国传教士往来较多，所受基督教的影响也较深[7]。他亲眼目睹了香港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毋庸讳言，英国在香港所移植和建立的近代文明虽是通过实行殖民统治这一非正常途径实现的，但与停滞、落后的中国内地相比，其反差之强烈，仍给洪仁玕极大的震撼和启发。在日后所拟定的《资政新篇》中，洪仁玕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近代化方案，其中不少内容便直接以香港社会为蓝本。在《资政新篇》里，他向洪秀全提出一套统筹全局的革新方案。政治方面，针对内部的分散主义，提出禁朋党之弊，维护集中领导；建议设新闻官，立暗柜，以通上下之情，发扬公议。经济方面，主张发展交通运输业，修筑道路,制造火车轮船,兴办邮政；鼓励民间开矿、办企业，奖励技术发明；创立银行和发行纸币。文化思想、社会风俗方面，主张关闭寺庙道观，反对传统迷信，提倡崇信上帝教；设办医院、学堂；革除溺婴、吸食鸦片、妇女缠足等陋习，禁止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外交方面，提议与各国通商，允许外国人来中国传授科学技术，但不准其干涉内政。这个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洪秀全审批，旨准刊刻颁布。但由于当时中国还缺乏使之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同时，太平天国正处于紧迫危殆的战争环境，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资政新篇》提出的在当时的中国和亚洲最先进的近代化方案不可能得到施行。但洪仁玕的先进思想启迪了后人，对以后的救国救亡道路的探索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个近代化方案逐渐变成现实。

五、结语

　　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生、发展，直至灭亡，都与西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基础拜上帝教就是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同西方的基督教教义结合而形成的。太平天国在天京建立政权后，他们拒不承认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奋勇抗击。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主张和西方国家平等往来，但对侵略者缺乏本质的认识。太平天国的失败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致命的天京内讧事件外，其中未能妥善地处理好与来华西方各国的关系，以及过于相信“洋兄弟”而丧失了警惕，这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1]《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太平天国》（六）。

[2]《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太平天国》（六）。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３３。

[4]《太平天国汇编》。

[5]郝侠君、毛磊、石光荣等《中西五百年比较》，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

[6]李侃：《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

[7]李侃：《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