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究竟死于何地？这一问题，历史早已是定论——项羽自刎于安徽和县东北乌江浦，即秦汉时九江郡东城县乌江亭。

　　但现在有的同志却提出疑问，言“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在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华里）。”（见1985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版《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二十年后，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题为《项羽不死乌江考》的文章，也认为：西楚霸王项羽并非自刎乌江，而是死于东城（即今安徽省定远县）。此后，定远县的计正山先生在《江淮时报》发表类似的文章，说项羽并非死于乌江（见《江淮时报》2007年7月10日“文史”版），他并说“与国学大师冯其庸22年的考证”共同所得的结论。

　　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我们应该尊敬尊重；两位先生敢于质疑，令人敬佩。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冯其庸先生、计正山先生的文章大有商榷之处，其基本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一、东城与乌江

　　（1）所谓“至东城”的“东城”，指的是东城县地域，非东城县县城。

　　冯其庸、计正山两先生根据《史记》“至东城”“身死东城”以及其它的“下东城、历阳”之类的词句，就断定项羽死于定远县东南五十里地方的古代东城城堡。提醒大家的是，冯先生所说的“东城”是指东城县的古城。他说“2005年11月14日，我再次到定远调查了东城、阴陵、大泽等遗址，二十年前调查过的古城遗址，现在都已立了碑记。”“古城遗址”，自然包括东城县的古城遗址。这是问题的焦点。

　　不妨我们看看《史记》“东城”下的古注：《集解》《汉书音义》曰：“县名，属临淮。”《正义》《括地志》云：“东城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里。《地理志》云：东城县属九江郡。”从这里看出，东城是县，它的故城在定远县东南五十里。其实，这个“故城”就是东城县的城堡，县治所在地，说通俗一点，就是东城县县府所在地。作为词语，东城有两个意思：其一，东城县；其二，东城县的县城。冯先生说的“东城”，指的是东城县城。

　　司马迁的所谓“至东城”“身死东城”，意思是“跑到了东城县县地”“死在东城县县境”，而不是“跑到东城县故城城堡里”“死在东城县城堡里”。当时，项羽逃到东城县境时，只有二十八骑，试想，他们怎么会逃到东城城堡里呢？如果真跑到那里，岂不成了瓮中之鳖了吗？

　　再则，《项羽本纪》此句前有“至阴陵”句，可以与“至东城”类比着看。“至阴陵”，原文意思是项羽逃到阴陵县县境，而不是逃到阴陵县城堡里。如果说是逃到阴陵县城里，那就很难解说此后逃到东城。同时，“至阴陵”句后有“迷失道”、“乃陷大泽中”，也能证明“至阴陵”是至阴陵县县境，而非阴陵县县城里。

　　再考察《项羽本纪》中表述地点一些句子，也就更清楚了。

　　汉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

　　（1）汉王伤，走入成皋。

　　（2）汉王逃，独与藤公出成皋北门。

　　（3）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军。

　　（4）项梁起东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

　　（5）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荼亦将兵会战。田荼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

　　（1）（2）（3）例子中“成皋”，应该当作“成皋县城”解，因为有“围”“入”“出……北门”等语词暗示；（4）（5）（6）例子中的地点词，只能作“……县境”，因为它们都有“至”字，且后面都是写战事，没有“围”之类的语词。由此可见，“至东城”的“东城”，应该作东城县理解。

　　（2）乌江亭是东城县下属行政单位

　　汉承秦制，当时楚汉相争，历阳与东城是两个不同的县，都属九江郡。《汉书地理志》：“九江郡，户十五万五十二，口七十八万五百二十五，县十五：寿春邑、浚遒、成德、柘皋、阴陵、历阳、当涂、钟离、合肥、东城、博乡、曲阳、建阳、全椒、阜陆。”[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6月第1版第1569页]《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中华书局版卷十九上743页）：“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游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平均每一县有19个亭，大县多一点，小县少一点。

　　由此知道，所谓乌江亭，其实是当时县下属一个行政单位，而不只是一个亭子。

　　而当时乌江亭属于东城县，不属于历阳县。

　　唐朝宰相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明确记载这件事：“项羽自阴陵至此，尚有二十八骑。南走至乌江亭，灌婴等追羽，杨喜斩羽于东城。”如果乌江不是东城的亭地，也就不可能有“南走至乌江亭，灌婴等追羽，杨喜斩羽于东城”的记载了。

　　《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结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清初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介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由此可见，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应是可信的材料。

　　我们再从其他的志气书也得到佐证。

　　宋代乐史编着的《太平寰宇记》也有记载：“乌江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舣舟待羽处也。晋太康六年（公元二七六年）始于东城县界置乌江县。”再有北宋欧阳忞著的《奥地广记附札记》也载：“乌江本素东城县之乌江亭，项羽欲渡乌江即此。”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作了详细说明：“乌江本乌江亭，汉东城县，梁置江都郡，北齐改为密江郡，陈临江郡，后周乌江郡，隋改为县。有项亭。”又《续通典》载：西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於东城界置乌江县。”可见乌江与东城本来相属，当时的乌江县由东城地域析出。《江浦县志》载：“晋太康六年，于县境西南置乌江县，治乌江镇，隶扬州淮南郡，领今县城以西地区。”

　　但是冯先生说：“《太平寰宇记》为乐史著。乐史，五代宋初人，成书于北宋，所载政区，主要太平兴国后期制度，宋乐史故世以后，出于后人改补。”这里《太平寰宇记》明明说“乌江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是秦汉制，怎么是“太平兴国后期制度”呢？说“出于后人改补”，后人补改其中那一段呢？未见冯先生认真考辨，就轻率地否定。他的意思是《太平寰宇记》作的论断不可靠。其实不单《太平寰宇记》作如是叙说，而且唐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志》、北宋欧阳忞的《奥地广记附札记》、史学家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也如是叙说，不知他们是否也都错了？也都是后人补改？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和州志补沿革》卷末中对此作了如下解说：“和（州）处江北，而实介于淮海之间。故扬州域内也。春秋战国皆属楚地。秦为九江郡之历阳及东城县之乌江亭地，历阳为都尉所治，汉高帝更九江郡为淮南国，历阳及东城乌江亭地如故。”

　　上述材料可见，秦汉时期，乌江属东城县，设在东城县县境，与历阳县相连。所以乌江为东城县沿江之首亭。

　　（3）冯先生一些说法不正确

　　可是，冯先生在文章中却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唐称和州），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不知冯先生有何证据？说乌江在汉代属历阳，有什么史料证明？“如项羽真死在乌江，则司马迁的论赞应该说‘身死历阳'或者径说‘身死乌江'，而不应该说‘身死东城'；《高祖本纪》也应该说‘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历阳'或‘乌江'，而不应该说‘东城'。”很显然，他错误认为乌江属于历阳县，并不知道乌江属于东城县。

　　正因为如此，冯先生迷惑地说：“乌江渡口离开东城还有二百四十华里，乌江亭长怎么可能舣了船，跑到东城来接项羽呢？这是文章明显的纰漏。这是矛盾之二。”其实，司马迁已交代项羽已进入东城县境内，向东南逃，边打边逃；他并不是进入县城城堡，再向东南逃，所以这个距离不能从东城县治所开始算起；同时，乌江还在东城县境内，也就不必交代了。

　　可见，《史记》和《汉书》中的项羽“身死东城”和“灌婴追斩羽东城”等句，应是项羽自东城败走至乌江自刎等详细经过的略说，其句中的“东城”是九江郡东城县乌江亭的泛指，并不是实指东城县的故城。《史记》和《汉书》中说项羽在乌江“乃自刎而死”是指地而言，是详叙，具体到自刎地点。“身死东城”是指县而言，是泛指身死于东城县境。这两种说法含义相同，互不抵牾。这种一详一略的写法，正是司马迁和班固用笔的精到之处，在《史记》、《汉书》中，事关某人的本传，写得详细；在其他相关人的传里就略说。这样的例子多见，绝不是什么破绽和疏漏。直至今天人们仍常常采用。譬如说某人的籍贯，只说县名，不说到某乡某村。但是在给他写传记时，则写到县、乡、村。这是写作的常识。

　　不过，冯先生又奇怪说：“只要读读《灌婴传》里的‘下东城、历阳'一句就可以明白。如果当时东城辖地包括乌江在内，则司马迁只要说‘下东城'就够了，没有必要再说‘历阳'。正因为当时的和县是在‘历阳'境内，不属东城，所以要说‘下东城、历阳'，表明连下两城。”

　　这里冯先生恰恰说反了。正因为乌江属东城县，才说“下东城、历阳”。因为历阳是范增的封地，显然是楚地。攻下东城乌江，顺便攻下历阳，那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同时，冯先生在论述时偷换了概念，将“乌江”换成“和县”，说“正因为当时的和县是在‘历阳'境内，不属东城，所以要说‘下东城、历阳'。”“和县”是现代地名，用现代地名来论述古事，不知冯先生是何用意。

　　古代郡县的名称与它们的治所之地的名称常常相同，容易发生错误的理解。比如“历阳”一词，它的历史地理意义有三：

　　县名。《辞源》：“县名。秦置县，为九江郡，县南有历水，故名。”

　　郡名。据《隋书志第二十六》：“历阳郡（后齐立和州），统县二，户八千二百五十户。历阳，旧制历阳郡，开皇初郡废，大业初复制郡。乌江，梁置江都郡，后齐改作齐江郡，陈又改为临江郡，周改为同江郡，开皇初废。”可见，隋时历阳郡，辖历阳县和乌江县。

　　镇名或城名。古代历阳县，历阳郡的治所就在历阳城，所以历阳城就成了江北大镇。据《和县志》：“公元前204年，项羽封范增为历阳侯，始建历阳城，又名亚父城。有子城、南城、新城。汉代一度改为古罗城。民国时期，改为宣桂镇。1949年2月，和城解放，改名历阳镇。”现在为和县政府所在地，也是历阳镇政府所在地。

　　由此可见，我们见到古书上的“历阳”一词，是必须认真考辨一下，否则会闹出笑话。同样，我们对《史记》的“东城”，也必须从历史地理角度去辨析。

二、如何正确理解《项羽本纪》那段文字

　　冯先生在他的文章说：“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据此，他又说《项羽本纪》中最后几段文字有矛盾，并作了大胆的推断与假设。

　　其实，这里的逻辑是讲不通的。即便司马迁的《史记》中其它传记有相互抵梧，也不能证明《项羽本纪》有错或抵牾。道理很简单，譬如弟兄两个，有一个犯有偷窃罪，但不能因此证明另一个也犯有偷窃罪。要证明另一个犯有偷窃罪，须取出直接证据。要证明《项羽本纪》矛盾处，须取出古代历史史料证据，而不是靠自己如何去假设论证。

　　（1）《史记》关于楚汉战争的叙写是实录

　　当然，这里首先涉及到如何看待《史记》，不能不辨。

　　不错，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是说了如冯先生所引的那段文字，但是冯先生误解了这段话。这段话是说，写秦汉事详细，但并未说写秦汉事有抵梧。因为文中有“至于”一词已表明。至于，是表明另提一件事，说明下一件事与上面的事无关，也不是对上述事评论。在中华书局的版本里，“至于”一词前用句号，更能佐证。

　　现在看看班固是如何评介《史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向、扬雄是汉大学问家，说“其事核”，是说明《史记》的记载是准确的，所以称之“实录”。可见，《史记》是“实录”，不可能是向壁虚造。

　　秦末大泽乡起义是公元前209年，项羽战死是在公元前202年，二者到汉武帝建元（公元前140年），分别为69年和62年。也就是说，楚汉战争到司马迁时代不过六七十年时间，那时代的有些老人可能在汉武帝时还在。如果楚汉事叙述有违事实，那么当时也通过不了。还是刘知几说得中肯：“观子长之叙事自周以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洎秦汉以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史通叙事》）可见秦汉之事详细而有条理，不会有抵牾、矛盾之处，而况写的是与汉高祖争天下的项羽，如果有背事实，那么汉武帝能通过吗？忠于历史事实，是史学家的神圣职责。

　　班固曾指出：“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也就是说，《史记》中楚汉战争一事多取于《楚汉春秋》，而《楚汉春秋》为陆贾所著，应该是可靠材料。

　　这时，冯先生却说：“我揣想垓下之围以后的文字，《楚汉春秋》不可能没有，因为这正是项羽彻底失败毁灭，刘邦取得最后伟大胜利的重要情节，陆贾不可能不写出来取悦于汉王。甚至‘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等等情节，也可能就是因为看到了些项羽最终失败自刎的结局而‘左右呼万岁'的，因为楚汉之争，高祖最大的胜利，无过于消灭项羽了。所以我认为《史记·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完全有可能是采自《楚汉春秋》。这当然是我的一种推测，并不是确证。”

　　这真是大胆推测。说陆贾写出来取悦于汉王，不能仅凭“左右呼万岁”词句来论断。因为“左右呼万岁”，也可以说明他写得忠于历史事实，写得好。

　　陆贾是什么人呢？“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生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从段历史资料来看，陆贾敢于反问汉王，使汉王“怿而有惭色”，可见他不是一个马屁精。陆贾的《新语》（《楚汉春秋》）编写的目的并不是取悦于汉王，而是总结历史存亡之理，供君王治理国家参考，大有资治通鉴的作用。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他所得到材料应该是第一手材料，应该是十分可靠的。司马迁既采用了《楚汉春秋》的材料，又“考之行事”（《报任少卿书》），那也应该是很可靠的，也是很真实的，毋庸置疑。

　　再说《楚汉春秋》一直传到南宋而亡佚，北宋时代以及此前朝代应该见到此书。班固写《汉书》，当然见到《史记》，也见到《楚汉春秋》，因为他说《史记》“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所以，《史记》中关于楚汉之事如有错误，班固也一定修正。可是，班固的《汉书》记载这段史实与《史记》相同:“于是羽遂引东，欲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羽曰”，“乃自刭”。可见班固也是认为项羽自刎于乌江。

　　北宋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一定参阅《史记》，《楚汉春秋》，如有出入，会一定修改。现在看看《资治通鉴》（汉纪第十一卷）这一段历史如何记载的：

　　十二月，项王至垓下，兵少，食尽，与汉战不胜，入壁；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乘其骏马名骓，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才百馀人。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溃围，斩将，刈旗，三胜之，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郎中骑杨喜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项王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以所乘骓马赐亭长，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示中郎骑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杨喜、吕马童及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户，封五人皆为列侯。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犹闻弦诵之声，为其守礼义之国，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以示鲁父兄，鲁乃降。汉王以鲁公礼葬项王于穀城，亲为发哀，哭之而去。诸项氏枝属皆不诛。封项伯等四人皆为列侯，赐姓刘氏；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

　　太史公曰：羽起陇畮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显然，司马光是经过考辨的，他指明了时间是“十二月”，删除了部分语段，但基本历史事实与《史记》相同。北宋众多的史学家在治史中并没有发现《史记》中这一段的矛盾，而是保留司马迁的原貌。可见《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是不值得怀疑的。

　　（2）冯先生说的矛盾并不存在

　　那么，冯先生说的矛盾应该如何解释呢？

　　冯先生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一个‘欲字'，不能解释为已经到了乌江”，“不仅与下文‘乌江亭长舣船待'有矛盾，与上文‘自不得脱'‘固决死'等话，也前后矛盾。”

　　冯先生虽然注意到“欲”字,但未注意到另外四个字:＂东渡乌江＂．什么叫＂东渡乌江＂呢？就是向东渡过乌江。没有到达乌江，又怎么去渡乌江呢？所谓＂欲东渡乌江＂，与＂欲东到乌江＂不同：“欲东到乌江”，就是未到乌江，只是想想而已；而“欲东渡乌江”，就是来到乌江北岸，想东渡，但还未渡。司马迁这句话，信息丰富，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已来到乌江；第二，想渡过乌江；第三，还未渡乌江。这样与“乌江亭长舣船待”并不矛盾。

　　但是想渡江，为什么又不渡呢？这似乎是一个矛盾。

　　但项羽明确告诉你：“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道理很简单，原来率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但是此时只有项羽一人了。“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项羽自愧之心油然而生，于是改变初衷，不过江了。

　　其实，项羽这种不再使老百姓受战乱之苦的想法早已有之。《项羽本纪》：“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不过江东，就是不想让老百姓再受战乱之苦。

　　对于这段文字，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篇》指出：“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如本篇末写项羽‘自度不得脱'，一则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再则曰‘今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则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钱先生对此段文字大加赞赏，并未说此处有什么矛盾。

　　司马迁行文的地点线素十分清晰，凡所经过的县和重要的河流必交代，如“渡淮”，“至阴陵”，“至东城”。因为乌江是重要的渡口，所以必交代；同时乌江亭属于东城县，所以也不再说东城县；因为乌江不属于历阳县，所以也不提历阳县。如果乌江县是历阳县，按照司马迁写作的惯例，必点出“历阳”。

　　冯先生说：“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淮汉以南诸郡'图，明确标着‘阴陵'‘东城'‘历阳'。”这是一条重要的材料，正说明东城与历阳相接，中间没有其他的县，乌江在历阳其旁，而属于东城县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计正山先生却说：“东城至乌江须经过东城、建阳、全椒、浚遒、历阳（今定远、滁县、全椒、肥东、和县）。”计先生真是想当然！看看冯先生怎么说：“再看‘西汉'‘扬州刺史部'则明确标着‘阴陵'‘东城'‘全椒'‘历阳'四个县。可见到西汉‘东城'与‘历阳'之间又新增一个‘全椒县'，‘东城'与‘历阳'已经完全不接壤了。而项羽自刎东城的时候，当然还是‘秦'的建制。”可见，从东城北到东城南乌江，无须经过其他县，仅仅是东城县，他还没有出东城县县境呢！

　　冯先生据《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自度不得脱”，“卒困于此”，“今日固决死”这三个关键词语，推断“项羽被困住在东城是确定无疑的”。他的意思是项羽困在东城城堡里。

　　首先说说“脱”。所谓“脱”，就是摆脱。“自度不得脱”，就是自己考虑摆脱不了汉兵的追击。我们从“自度不得脱”前句就知道：“汉骑追者数千人”。因为是“追”，所以项羽是在逃，而不是困在东城县县城里。“卒困于此”是项羽自己说的话，他在东城县县境被汉军围困，一下子摆脱不了汉军的围追。

　　但是他的英武尚在：“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随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这里仍然是“追”，可见还是在东城县野外。这场激烈的战斗，仍然有空隙地带，因为“汉军不知项王所在”。

　　问题是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地点在哪里呢？汉军是追和围，项羽是逃和战，因此，地点不可能在东城县城堡里。

　　应该在乌江这一带。为什么？因为《史记》在描写这场战斗之后，接着写道：“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于是”、“乃”两个关键词说明承接上文，也就是在时间和地点上承接上文。同时“乌江亭长檥船待”的“檥船待”三个字，说明是乌江江面上，再联系后句“谓项王曰”，就知道项羽也在乌江岸边。乌江，是楚之乌江，乌江亭长是楚之亭长，自称“臣”，效忠项王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垓下之战，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次大战役，乌江亭长不会充耳不闻。因此，他檥船待于乌江岸边，并不奇怪！而想象乌江亭长跑到二百多里的东城城堡里，倒是令人奇怪的事！司马迁写亭长与项王一段对话，目的是告诉人们，项羽原想渡江而后来为什么又不渡江的原因。

三、“自刎　死　斩”辨

　　冯先生说：“《史记》里确实不存在乌江自刎之说。却是明确说‘身死东城'，‘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婴以御史大夫受昭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破籍东城'，‘击斩项羽'，‘共斩项羽'，‘从灌婴共斩项羽'，‘以都尉斩项羽'，‘追籍至东城'等等。”据此，他认为项羽不是自刎而死。

　　其实，《史记》有明确的语言“乃自刎而死”，在《汉书》里也有明确的语言“乃自刭”，在《资治通鉴》里语言也十分明确：“乃刎而死”。这些正史写得很清楚。

　　但是为什么其他得篇章里却写作“斩”呢？

　　其实，写“斩”有其妙义。所谓“斩”，《王力古汉语字典》说：“砍、杀。”《项羽本纪》有类似的例子：

　　1．西略地至于雍丘，大破秦军。斩李由。

　　2．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人斩李由。

　　3．项羽晨朝二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

　　看来，李由第一次未被砍死，所以第二次又砍；例子3，也是砍，但已砍下头了。

　　“五人共斩项籍”，就是五人共砍项羽。这是符合《项羽本纪》记载：“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项羽的尸体被分解，不砍又怎能获得呢？司马迁写“共斩”，足见项羽死得太惨。所以，司马迁用“斩”字，正好照应《项羽本纪》那段文字。至于用“死”字，那是一般说法，表结果，未表死因。因为死因前文已说，不必重复。因为在其他人传里，所以略叙。

四、关于记载乌江自刎的一些资料

　　冯先生说：“现在我所看到的最早的项羽乌江自刎的文字资料是元代中期剧作家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可能正是杂剧的作用，‘乌江自刎'的传说才得以广泛传播。非常值得深思的是我在1986年去乌江调查时，访问附近的农民，他们竟对我讲楚霸王乌江自刎的事，特别是还说到艄公说的‘渡马不渡人，渡人不渡马'这两句括。这分明是杂剧里的台词，居然到现在还在口头流传。可见杂剧的传媒作用之广泛强烈。”

　　这里很值得商榷。其一，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不能算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二，说农民说的一段话是从杂剧里的台词来的，没有证据。我们知道，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杂剧的台词倒是来源于人民传说。

　　除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记载乌江自刎外，最早记载的资料应该是汉代文章。　清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十三：“（项）王名籍，字羽，一字子羽，下相人，楚将项燕孙。秦二世元年，从季父梁起兵，为裨将。二年，楚怀王以为次将，封鲁公。三年，拜上将军。汉元年，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五年，兵败，走乌江，自刎死。有《兵法》一篇。”可见汉代已确认项羽自刎于乌江。

　　其次是唐代文章。唐宰相李德裕有《项王亭赋并序碑文》：“丙称岁孟夏，予息驾乌江”“感其伏剑此地，因作赋以吊之”。

　　唐朝宰相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志》：“项羽自阴陵至此，尚有二十八骑。南走至乌江亭，灌婴等追羽，杨喜斩羽于东城。”（前文已分析）唐诗也反映这一事实，如唐李贺《马诗》：“催榜渡乌江，神骓泣向风。君王今解剑，何处逐英雄”杜牧：《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徐寅《恨》：“事与时违不自由，如烧如剌寸心头。乌江项籍思归去，雁塞李陵长系留。燕国习霜将破夏，汉宫纨扇岂禁秋。须知入骨难消处，莫比人间取次愁。”

　　可见，唐时依然是确认项羽自刎乌江，至迟在唐代已于乌江建立项王庙宇了。

　　但是冯先生说：“项羽乌江自刎之说，到唐代似乎还未有文字可稽。”看来，冯先生未说对。

　　宋代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元代有马端临《文献通考》都有类似的记载。

　　可是冯先生却说“我认为项羽乌江自刎，是民间传说，后来形成了杂剧，这样就广泛传播开来了，但它毕竟不是史实。”上述史料均是元朝以前，都在金仁杰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之前，能说项羽乌江自刎不是史实吗？

五、研究历史应该重视历史史料，不应该凭想象来补充

　　研究历史，重在用历史资料去论证，史料不足，就不说。凭想象去代替史料的证明，是研究的大忌。

　　冯先生说：“我设想，可能‘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一句文字有脱漏，我以为‘于是项王'下脱‘之众'（大意）这样两个字，全句应为‘于是项王之众之乃欲东渡乌江'。这就是说想东渡乌江的不是项王，而是项王的部从，所以下文紧接乌江亭长的一段劝说，然后接‘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一大段说明项王不能渡江的道理。这样文章才上下贯通，没有矛盾。”

　　冯先生在没有举出任何文献资料之时，就大胆设想，以为如何如何。冯先生是因为先有了观点，然后找材料，材料又不足，于是就开始假设。“于是‘项王'下脱‘之众'”，不知道有哪一家有这个版本？说“项王的部从”想过江，恰恰是与原文有矛盾。原文本无矛盾，经冯先生一改，反而有抵牾。项羽说：“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哉？”“今无一人还”，正说明项羽自愧之因。他的部从怎么还有想过江的呢？再说，虽然还有寥寥几个，但“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又怎么会想渡江呢？

　　冯先生说：“我设想这个乌江亭长只能是二十六人之一。我的这一猜测，当然没有任何根据，但二十六人以外，不可能多出一个人来，因为东城离乌江还有二百四十华里，是无论如何来不了人的。”我们实在弄不明白，既然没有任何根据，为什么还要说呢？这种设想与猜测又有什么意义呢？“无论如何来不了人的”，这种凭空推断有什么依据呢？司马迁明明写了项羽已来到乌江，不但来到，而且还与乌江亭长对话！

　　因为冯先生想说项羽死于东城城堡，不死于乌江，而这段材料不但不能佐证他的观点，反而与他的观点相抵牾，于是就大胆地假设这个材料不可靠，有矛盾，是传说，不是事实；但是他又举不出有力的史料。而《史记》其他材料因为与冯先生观点不矛盾，于是就认为是可靠的，是正确的，不是传说，是历史事实。这种治学精神怎能使人信服呢？

　　秦汉时代与今天相隔两千多年，其中的历史地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河流，有的消失，有的改道，已非原来面貌。怎能用今天的地貌地形来论述古代地貌地形呢？如果要论述，就必须结合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成果，考虑到地形地貌（包括山川河流）在各个朝代变化的情况去研究。对于古代所谓的遗迹，也要仔细辨别，不能因为有一个坟墓，就断言某某。譬如昭君墓，蒙古就有三处，能不能说这三处都是真的？对于传说的考察，不能问一两个人就下断语，因为人们的文化、兴趣、爱好不一样，问不同的人，说法就不一样。而且，用今人说古人当时的情景，可能也不合乎逻辑，我们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要说到证据，地下的文物倒是有力的证据，譬如能发现《史记》的古竹简，而文字有与现在流传的本子又不一样，那倒是一个好证据。可惜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