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

——宋·赵升《朝野类要》卷2《两制》

绪论

　　幼时，读《水浒传》，其中“武松斗杀西门庆”一节，当武松为兄复仇，杀死西门庆到官府自首后，有一刀笔吏因同情武松，在案情报告中，将武松杀死西门庆，有意记为“斗杀”。一个“斗”字，即把杀人性质由故意杀人变成了斗殴误杀，便使武松罪不致死[1]。手中笔如刀，一两拨千斤，要死要活，皆在笔下。真不愧为“刀笔吏”之谓。故而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稍长，又了解到孔夫子把一部鲁《春秋》删删改改，居然令其后几千年“乱臣贼子惧”[2]。继而又读到，魏收撰《魏书》时，口出狂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3]的确，除了战乱动荡的年代，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情形之外，在有序的文明社会中，文人手中的笔，往往胜过武夫的刀枪剑戟，一介文弱书生，有时敌过数万雄兵。

　　以上叙及的不过是历史上的下层胥吏的舞文弄墨和史官的道德毁誉，那么，在历史上，在中央政治的核心，皇帝周围的高级文人们的作用又如何呢?以笔杀人或许用不着他们，不担任史官，也不用他们去曲笔寓褒贬。在常人看来，这些人不过就是秉承圣旨，起草诏令而已。“江山代有才人出”，除了李白、杜甫之流以作品名世以外，地位崇高的皇帝的秘书官们，最终也不过是老死文牍。从表面看，或许如此。其实，深入到历史的幕后，便可以看到，这些人同下层的胥吏、秉笔的史官一样有为，而且是大有为。从拨弄是非，操纵人事，到控制朝政，决定政策，左右皇帝，可以说是无所不为。固然，同样是皇帝的秘书官，亦因人因时而异，并不是所有的皇帝幕僚都是上下其手的师爷，正象不是所有的宰相都是权相一样。本文不过是想通过史实来揭示一下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一部分高级文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是发展的，同时，历史又是相似的。因此，作为研究方法，有时统计归纳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正如滴水映日，管中窥豹，个别往往能反映一般，演绎的方法同样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有鉴于此，本文拟主要撷取宋代真宗一朝的翰林学士这样的皇帝的秘书官们的活动，来看一下他们的政治作用。与以往侧重于制度本身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我的考察重点在于这些高级文人的实际活动，特别是隐藏于幕后的活动。

一、关于宋朝制度以及真宗朝翰林学士的若干统计

　　皇帝秘书之职，由来已久，汉代即有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4]。但翰林学士之名，则始于唐玄宗时期。一经创制，便为后世所继承。宋朝的翰林学士制度，同五代一样，承自唐代，而有所发展和完善。《宋会要辑稿·职官》6-46引《两朝国史志》载:“学士院: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侍读侍讲学士。承旨不常置，以院中久次者一人充之。学士六员，掌大诏命。凡国有大除拜，晚漏上，天子于内东门小殿，遣内侍召学士赐对，亲谕秘旨。对讫，学士归院，内侍锁院门，禁止出入。夜漏尽，写制进入。迟明，白麻出，阁门使引授中书。中书授舍人宣读。其余除授并御札，天子不御小殿，不宣学士，但用御宝封中书熟状，遣内侍送学士院锁院门而已。至于赦书德音，则中书遣吏，持送本院，而内侍锁院如除授焉。院在宣徽院北。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阙，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其侍读侍讲，春秋二时，开延义、迩英阁，则执经史以侍讲侍读。常日则侍奉以备顾问应对。”这里的“大除拜”，《宋史》卷162《职官志》记作“拜宰相及事重者”。此外，《宋史·职官志》较《宋会要》为详者有:“凡撰述皆写画进入，请印署而出，中书省熟状亦如之。若已画旨而未尽及舛误，则论奏贴正。宫禁所用文词皆掌之。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献纳则请对，仍不隔班。凡奏事用榜子，关白三省、枢密院用咨报，不名。”关于知制诰，综合宋制，则是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为内制，他官加知制诰衔，则为外制。二者合称两制。同掌王言的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路径，是先除知制诰，再由知制诰进为翰林学士。在真宗朝，二十二人的翰林学士中，就有二十人曾担任过知制诰。元丰改制后，外制则由中书舍人执掌。这一事实，也标志着代王言之职已经名正言顺地纳入到政府的控制之下[5]。因此，在对翰林学士诸种行为的考察时，把作为外制的知制诰与中书舍人也一并收入考察视野。

　　从上述记载看，翰林学士可以称之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凡属从宫中发出的大大小小的文件，大都由其草拟。但并不是被动地起草文件。接受的指示如有不当之处，即使皇帝已经作了批示，翰林学士也可以“论奏贴正”，提出不同意见。同时，其职责又不

　　仅仅是单纯地为皇帝起草各种文件，还具有顾问性质，可以无须与其他官员排队等待就可以见到皇帝。在中央的官员中，翰林学士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将真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列表作一统计。

表1《真宗朝翰林学士表》

　　（此表据《翰苑群书》所载《学士年表》编制，其中梁颢《年表》全脱，据《宋会要辑稿·职官》6-46补。此外，个别系年等错误亦有所订正[6]）

　　根据传记资料考察，表中的翰林学士多为当时的有名文人，并且往往与皇帝有着一定的特殊关系。许多人曾是真宗的潜邸旧僚。如杨砺，真宗为襄王时是记室参军，为开封府尹时是推官。粱周翰，真宗为太子时，被征为左庶子。梁颢也做过开封府推官[7]。而杨亿在真宗为开封府尹时，“邸中书疏，悉亿所草”[8]。

二、士大夫阶层的翘楚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云:“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作为国策，可以说太祖、太宗朝有这样的倾向。但当时为了政局的稳定，除了以所谓的“杯酒释兵权”的方式，亦即用赎买政策解除了可能对政权造成威胁的高级将领的军权之外，地方上武臣知州主政的状态还很普遍，并且一直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后来逐步用文臣通判佐政等方式，让一代武臣随时间的推移而退出了舞台。另一方面，宋初两朝，从中央到地方，对大大小小的后周、南唐等前朝旧臣，也采取了安抚留用和再任用的方式，使其效忠宋王朝。至于宋朝本身的士大夫阶层，则是在太宗大规模开科取士之后，乃至真宗朝才真正崛起。有人说过，“政治的本质是权力”[9]，在这里我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政治的稳定形态则是权力均衡。当士大夫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阶层真正崛起之后，宋代才开始形成“与士大夫治天下”[10]这样权力共享的政治局面。

　　翰林学士是士大夫当中的翘楚，在当时多负盛名，为士大夫们所倾慕崇拜。他们之中的多数，也积极奖掖后进，拥有为数不少的门生。《宋史》的文苑第一传《宋白传》，就说长期担任翰林学士的宋白“后进之有文艺者，必极意称奖，时彦多宗之。如胡旦、田锡皆出其门”。他们主导着当时的文坛，领导着文坛的走向。如杨亿、刘筠倡导的“西昆体”，就在宋初文坛风靡数十年。皇帝用这些文坛闻人掌机要，不光有闻其名，爱其才之意，也包含有笼络士大夫层的目的在内。反过来，一入翰林，位于尊贵清要之职，则更意味着其文坛地位的被肯定，也更为士大夫所宗仰。

　　我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真宗朝主持或参与主持前后九次科举考试的官员全部是翰林学士或知制诰。请看下表。

表2《真宗朝翰林学士、知制诰知贡举表》

（此表据《宋会要辑稿·选举1》6-8编制）

　　皇帝选择翰林学士主持礼部贡举，大约既考虑到这些文坛翘楚具有人才鉴识的能力，选拔结果易服众心，又考虑到让他的秘书官来选拔天下人才，即是代表皇帝来选拔，有益于树立士人都是“天子门生”的观念。这是自唐代以来的传统。在真宗朝，将皇帝亲自参与的殿试制度化，也正是出于此一目的。殊不知高高在上的天子，实际上很难与士大夫结成牢固的门生故吏的关系。因为殿试虽称是皇帝亲试，但实际上还是由词臣们来考核选拔。并且词臣参预殿试的规模比礼部贡举还大，几乎是词臣总动员，全体参预。如真宗咸平三年殿试的考官中，为首的就是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此外接下来的还有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吕文仲和知制诰梁周翰、师颃、朱昂[11]。传统的观念与习俗是顽固的。这种以翰林学士主持科举的做法，在客观上反倒给翰林学士这批文坛大儒提供了扩充势力的极好机会。在派阀政治特征极为明显的宋代，不仅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同榜进士大都结为一体，互称同年，在政界互相提携，而且对擢拔其科举及第的主持贡举官员，也是终身奉为座主，在政治斗争中往往保持坚定的一致性[12]。

　　翰林学士这种势力背景，以及本来就有的文坛上的地位，再加上位处天子身边的清要尊贵，无形中使得他们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代表。对他们的言动，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都不能小视。《宋史》卷267《张洎传》记载了张洎任翰林学士时太宗说的一句话:“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从权力地位上讲，如果说宰相可称之为人臣之极的话，从精神地位上讲，翰林学士则可以称之为文人之极。

三、翰林学士同皇帝、执政集团的关系

　　前面说过，在中央的官员中，翰林学士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在这一表述中，我只用了“中央”，而未用“中央政府”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并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而是一个独立的隶属于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班子。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但又与以执政集团所领导的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制度规定看，除了宰相拜罢是直接接受皇帝的指示之外，其余均须依照中书拟定的熟状来起草诏制。与皇帝和三省、枢密院均有公文往来。有人把皇帝、宰相、台谏用三角形加以表示，严格说来，台谏也是以宰相为首的中央政府官员的一部分，这三者构不成一个三角形。反过来说，介于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翰林学士，倒是与其他二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所谓的三角形，也仅仅是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在实际的动态的政治中，各种势力总是有分有合。还有人把台谏形容为反映舆论的一种管道[13]。这虽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用管道来形容的话，翰林学士则正是沟通深居宫禁的皇帝与外界政府之间的管道。

　　深居九重宫禁的皇帝，从表面看去，位崇权重，至高无上，实际上相当孤独，没有温馨真切的亲情，没有推心置腹的友谊。作为一个常人，他渴望这些。历史上反反复复出现的宦官或外戚专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皇帝那除不去的孤独感所致。他需要有可以依赖的亲信，甚至需要寂寞时有人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而这些，往往并不是后宫嫔妃与已非常人的宦官所能替代的，而对骨肉兄弟有着本能的戒备，任用外戚又有干政之患。所以，皇帝渴望的是，能在士大夫中找到自己的亲信挚友，既有知识层次，又可问政决策。《玉壶清话》卷2记载真宗在侍讲侍读之外，又找到查到、李虚己、李行简三人为他讲读经书，“日俾陪读，喜曰:‘朕得朋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文牍之职，行政所必需，哪朝哪代皆不可或缺。但就皇帝来说，翰林学士这样一种角色的出现，当是有上述这一层的因素在内。我们似乎难以否定皇帝把翰林学士作为自己的耳目喉舌、亲信顾问来任用这一意图的。真宗朝的翰林学士，除了宿儒闻人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真宗的做太子时的潜邸旧僚。因此，他们同皇帝也就自然多了一层特殊的亲近关系。这种任用，当然也体现了真宗的个人用心。

　　然而，翰林学士问世不久，守持着儒家道统的士大夫就从理论上无情地打碎了皇帝这一企图。唐人李肇在《翰林志》的开篇，就引用前人的话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意即皇帝不应有私人性质的事情。《翰林志》又引用陆贽在唐贞元三年的奏疏说:“元宗末，方置翰林。张垍因缘国亲，特承宠遇，当时之议，以为非宜。然止于唱和文章，批答表疏。其于枢密，辄不预知。肃宗在灵武、凤翔，事多草创，权宜济急，遂破旧章。翰林之中，始掌书诏。因循未革，以至于今。岁月滋深，渐逾职分。顷者物议，尤所不平。皆云学士是天子私人，侵败纲纪，致使圣代亏至公之体，宰臣有备位之名。”这里，陆贽抨击了皇帝把翰林学士当做天子私人，致使架空宰相的现象。看来，基于“王者无私”的理论，皇帝是无法将翰林学士视为自己的私人工具的。与时代的变迁似乎关系不大，历代的皇帝，独裁也好，不独裁也好，最无法抗拒的，就是士大夫所集体恪守的历代传承的儒家道统。独裁的皇帝可以罢免具体的某个官员，却无力对抗整个官僚层，因而就不得不遵从道统。从陆贽奏疏的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翰林学士登场后，便在实际上侵犯了宰相的一定权力。这一事实，从皇帝的角度看，无异象征着皇权的延伸。但从中央政治的全局看，则是从皇帝与宰相这两极之中，又硬是生出一极来。权力制衡，又多出一个因素。翰林学士地位重要，无实职而有实权，以至在唐代已有“内相”之称[14]，宋代仍沿用这一俗称[15]。实际上，也不能说翰林学士无实职。除了主持科举考试外，在宋代，从太宗朝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同勾当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铨这样的“学士领外司”开始[16]，单纯做翰林学士的很少，往往都兼有一些其他政府的职事。我们来看一下根据《长编》编制的下表。

表3《真宗朝翰林学士兼任外务表》

　　此表仅据《长编》编制，并不完全，实际上翰林学士所兼外务比表中所列要多得多。此表仅为管中窥豹的例示而已。除了上述某一翰林学士的个人兼务之外，，临时让翰林学士集体与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一起议政和推荐官员之事也屡见于《长编》记载。从上表可以看出，翰林学士不仅务虚掌文事，而且还务实掌吏事。翰林学士的吏事，除了主持科举考试之外，多为推荐、选拔、管理官员，如判吏部流内铨、知审官院等。再就是领通进银台司，掌管文件的上通下达。这也是朝廷中的一个喉舌位置。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太宗朝开始，翰林学士还多兼知开封府事。我根据《宋史》的《宰辅表》与列传做了一个很不完全的统计。在北宋，李穆、陈尧佐、吴育、曾公亮、吴奎、程琳、杨察、王珪、韩维、冯京、王安礼、滕元发、元绛、许将等翰林学士都曾权知开封府。还有不少先成为权知开封府，而后进为翰林学士的例子。在考察中发现，即使不是以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也多是以枢密直学士或龙图阁直学士等侍从之职来兼任的。在地方行政中， 知开封府大概要算是最重要的职务了。习惯上，皇子如果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则意味着被选定为皇位的继承人。而翰林学士等侍从兼知开封府事，则有双重意义。一是代天子管理京畿之地，二是进入执政集团前的演练。

　　从前面列出的《真宗朝翰林学士表》，我们可以统计出，在真宗朝的20人翰林学士中，直接进入执政集团的就有9人，占了将近一半。反过来看，真宗朝的宰相有过翰林学士等侍从经历的也不乏其人。如李沆、毕士安、王旦、王钦若等。翰林学士可以说是执政集团的预备队。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了皇帝试图通过自己的亲信来控制执政集团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翰林学士与执政集团在总体上是并不矛盾的统一体。入主中书，为参政，为宰相，可以说这也是每个翰林学士在政界奋斗的最终目标。翰林学士钱惟演，尽管作到了枢密使，“虽官兼将相，阶勋品皆第一，而终不历中书”。所以，他在晚年不无遗憾地说:“吾平生所不足者，惟不得于黄纸押字耳。”[17]从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完成的不过是从士大夫的精神代表到权力代表的角色转换。由练熟宫府两方面事务的翰林学士来充当执政，既是适任的，又是众望所孚，名至实归。但翰林学士出任执政，亦多出于宰相等执政集团成员的汲引。《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条载:

　　翰林学士李宗谔与王旦善，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尝以告王钦若。钦若唯唯。旦曰当白上。宗谔家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甚多。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谢日，所赐之物几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闻。上变色，不许。

　　这段记载表明，翰林学士进擢执政，往往由宰相提名。至于宰相将谁提名，则往往由谁与宰相的关系远近决定。当然关系的远近，与政治立场直接相联系。在真宗朝长达十余年为相的王旦，史书记载”事无大小，非旦言不决”[18]，拥有极大的权力，与真宗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为何这次推荐李宗谔而没有成功呢?从这条史料的记载看，是由于同为执政的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的从中作梗。这说明了政治斗争纷纭复杂，同一执政集团，亦非铁板一块，党中有派，派中有党，援引谁为执政，无疑是为自己增强势力，必然要遭到反对势力以各种形式的阻挠。

　　就翰林学士来说，从距离上看，他们离皇帝近，从身分上看，他们又与宰相同属于士大夫层。这一特点，决定了翰林学士在政治上具有多重取向。在维护士大夫道统上，他们与宰相站在同一战线上抗拒皇权。在抵制权臣上，他们与皇帝站在一起，维护皇权。

　　翰林学士由谁来选定?这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皇帝的侍从秘书，自然是由皇帝选定。在史籍中，的确有皇帝提名御笔亲除的事例。我们相信，从名义上、程序上看，的确是由皇帝任命。但从古至今，人事任免一直都充满着幕后运作，这是事实，也是常识。考察史籍，翰林学士的入选，大体上说，一是来自在任翰林学士的推荐，二是来自执政集团的指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都掺杂有派阀党援的性质。如《宋史》卷294《王洙传》就记载“陈执中、刘沆在中书，喜其助己，擢洙为翰林学士。”皇帝任命翰林学士，往往需要执政集团的认可。如果执政集团中有个别成员有异议，任命也有搁浅的可能。《宋史》卷316《吴奎传》载:“诏除(王)陶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奎执不可。”同样，执政集团的意旨，也足以罢免翰林学士。《宋史》卷327《王安石传》载:“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宋史》卷410《徐经孙传》载:徐经孙”忤丞相贾似道，拜翰林学士、知制诰，未逾月，讽御史舒有开奏免”。

　　从职任上说，翰林学士具体负责起草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公文。但从史料记载来看，他们的更重要的使命则是“以备顾问”。清人卢文弨在《翰苑群书》序中就指出:“君以朝夕启沃望其臣，臣以随事纳忠效于君。……其任不在职事之末，而其长亦并不在文字之间。”中书舍人韩驹也对徽宗说过:“若止作制诰，则粗知文墨者皆可为。”[19]既然“不在职事之末，不在文字之间”，那么，翰林学士则主要在于启沃君心，即作为皇帝的咨询顾问。《翰苑群书》所收《次续翰林志》载，太宗时，翰林学士“虽处内署，而两地政事，多所询访”。真宗在即位不到两年的咸平二年(999)七月，就效法太宗，设置翰林侍读及侍讲学士，“寓直禁中”。“自是，多召对询访，或至中夕焉”[20]。从皇帝本人讲，是在寂寞之中多了个可以说古论今的陪伴，了解朝政的耳目。从士大夫来讲，则是接续上从皇子开始的儒家伦理的引导，获得了对皇帝施以再教育的机会。这也未尝不是以当时李沆为首的执政集团的用意。皇帝一旦有了这样一群人陪伴，便须臾不可或离了。不仅垂询于宫中，而且就连外出也离不开。《长编》卷52咸平五年七月甲寅条记载了真宗的诏书:“每行幸，翰林学士、侍读侍讲、枢密直学士并从，不须临时取旨。”

　　翰林学士利用自己可以接近皇帝的特殊身分与便利条件，经常把自己的意志加之于皇帝，来左右皇帝。翰林学士这些人的政治行为，主要在于以自己的言论来影响皇帝。而影响的方式，不仅仅是说古，更直接的是论今，议论朝政，臧丕人物。《长编》卷56景德元年七月乙酉条载:“上召翰林学士梁颢夜对，询及当世台阁人物。颢曰，晁迥笃于词学，盛元敏于吏事。上不答，徐问曰，文行兼著，如赵安仁者有几?颢曰，安仁材识兼茂，体裁凝远，求之具美，未见其比也。既而颢卒。乙酉，以知制诰赵安仁为翰林学士。”这条史料，表面上看，是真宗赏识赵安仁，但未尝不是梁颢推荐赵安仁。至少是真宗拿不定主意，而夜询梁颢。《宋史》卷310《王曾传》亦载:“(王曾)迁翰林学士，帝尝晚坐承明殿，召对久之。既退，使内侍谕曰:‘向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见卿，卿勿以我为慢也。'其见尊礼如此。”皇帝越是勤于问政，则越是易为臣下所利用。《长编》卷43咸平元年十月乙酉条说真宗“夜则召儒臣询问得失”。这样，儒臣也就更容易以自己的思想来影响真宗。

　　历史上，谏官制度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劝纠正君主的过失。但这仅仅是一种过失业已出现的纠正，属于战略上的消极防御，而且还要看君主本人能否从谏。如何能防患于未然，则更有意义。用南宋理学家陈亮的话说，就是“谏身不如谏心”[21]。从历代王朝自皇子开始的保傅制度，到宋代臻于完备的翰林学士和侍读侍讲制度，就是对皇帝实施教育的谏心之制。通过他们的教育引导，使皇帝提高自律性，遵循士大夫所规定的道统。《宋史》卷281《毕士安传》载，在朝廷决定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时，有人认为“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真宗拿不定主意。担任翰林侍讲学士的毕士安对真宗说:“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这里，毕士安就校勘史书之事，对真宗实际上进行了一番儒家自《春秋》以来的传统教育，言外之意，也是在警告真宗勿作恶事，以免在“善恶备载”的史书上留下恶名。《宋史》卷305《晁迥传》记载翰林学士晁迥被真宗召对于延和殿“帝访以《洪范》雨邙之应。对曰:‘比年灾变荐臻，此天所以警陛下。愿陛下修饬王事，以当天心，庶几转乱为祥也。'”儒家理论，不语怪力乱神，但却讲天人感应，神道设教。把天加之于天子头上，来实施精神管制。《宋史》卷336《吕公著传》还记载了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吕公著与宋神宗论治道的一段对话:

　　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权智御臣下。”

　　对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从谏尔。”

　　听到吕公著这样说，神宗不得不表态，“善其言”。这里，吕公著断然纠正了神宗欲效法唐太宗以权术驾驭臣下的意图，而按照有利于士大夫管理的方向，强调了唐太宗“屈己从谏”的一面，意即要求神宗也必须“屈己从谏”。

　　翰林学士等人对皇帝除了以儒家道统和历史借鉴来教育皇帝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施政方针上影响和左右皇帝。如王安石以翰林学士兼侍讲入朝，神宗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回答“择术为先”[22]。哲宗时，范百禄“进翰林学士，为帝言分别邪正之目。凡导人主以某事者为公正，某事者为奸邪，以类相反，凡二十余条”[23]。徽宗时，徐勣为翰林学士，“上疏陈六事，曰时要，曰任贤，曰求谏，曰选用，曰破朋党，曰明功罪”[24]。史载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时政多所论建”[25]。

　　对于皇帝的旨意，恪守儒家道统的士大夫，“不欲用媚道妄随人主意以害国事”[26]，该从者从之，该拒者拒之。作为士大夫代表的翰林学士，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欧阳修《归田录》卷上记载了一个有名的逸事:

　　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日，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事情不大，但作为一代文豪的杨亿大约有些感到受辱，便提出辞职。真宗只好尴尬地自我解嘲，感叹杨亿性格倔强。看来，翰林学士写下的文字，连皇帝也不是能够轻易改动的。这一记载应当说是真实可信的。这里还有一条史料，可以作为佐证。宋陈鹄《耆旧续闻》卷5载:“杨文公亿有重名于世，尝因草制为执政者多所点窜，杨甚不平，因即藁上涂抹处以浓墨傅之，就加为鞋底样，题其傍曰:‘世业杨家鞋底。'或问其故，曰:‘是他别人脚迹。'”由此可见，杨亿不仅不愿让皇帝改动他所起草的文告，也反感中书的执政们改动他的文字。在真宗后期，后来做了翰林学士的知制诰刘筠，当让他起草丁谓复相制词时，“筠不奉诏”。真宗去世，刘太后辅佐年幼的仁宗垂廉听政，权势显赫。《宋史》卷286《蔡齐传》载:“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内侍罗崇勋主之，命(翰林学士)齐为文记之。崇勋阴使人诱齐曰:‘趣为记，当得参知政事矣。'齐久之不上。”由此可见，蔡齐敢于无视代表皇权的刘太后的命令，并不为高官厚禄所动。神宗即位之初，吕公著为翰林学士、知通进银台司，御史中丞司马光以言事被罢。吕公著封还神宗的词头说:“光以举职赐罢，是为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也。”神宗在吕公著这里行不通，就“诏以告直付閤门”。吕公著得知后，又说:“制命不由门下，则封驳之职，因臣而废。愿理臣之罪，以正纪纲。”对于吕公著以辞职相威胁，神宗只好安慰他说:“所以徙光者，赖其劝学耳，非以言事故也。”即使如此，吕公著依然“请不已”，不给神宗面子[27]。南宋孝宗朝，中书舍人林光朝对一项“命从中出”的人事任命，也是“立封还词头”[28]。在维护儒家道统这一原则问题上，连皇帝身边的侍从也敢于与皇权抗争。这种抗争，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同皇权的抗争，普通官僚士大夫同皇权的抗争，乃至于未入官的太学生同皇权的抗争都是同一性质的。而当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假皇权以行其私时，翰林学士等词臣抵制皇权，就明显地带有对抗相权的政治斗争色彩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熙宁三年(1070)当破格任命依附王安石的选人李定为御史时，遭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三个知制诰的强烈抵制，“封还词头，不草制”[29]。而前面说的林光朝抵制“命从中出”的皇帝批示，实际上这项人事任命的背景也是出于权臣曾觌的旨意。可以说，表面上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大多是反映了执政的政治集团的意志。下面我想集中考察一下派阀政治下的翰林学士的作为。

四、派阀政治下的翰林学士

　　在派阀政治之下，翰林学士又无时不处于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他们的政治态度以及容易接近和影响皇帝的有利地位，使他们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取或是打击的对象。特别是当他们与执政集团的成员这样的政界主要势力的代表形成对立之后，他们既是政治斗争中的主要攻击力量，又是首要被攻击的目标。《宋史》卷256《赵普传》记载，早在太祖时期，“卢多逊为翰林学士，因召对屡攻其(赵普)短”。而枢密使李崇矩，也曾被人指为“私结翰林学士扈蒙”[30]。每种政治势力，都是一定政治力量的集结。翰林学士的任免，往往体现一定政治势力的意志，而并不完全取决于皇帝本人。因此，一些文人向某个集团靠拢，成为某个集团的成员之后，也有成为翰林学士的可能。这一点，当时人已经看得很清楚。《宋史》卷299《李垂传》载真宗末的文人李垂因不依附丁谓，而贬放外任多年，仁宗明道年间还朝，閤门祗侯李康伯对他说:“舜工(李垂字)文学议论称于天下，诸公欲用为知制诰，但宰相以舜工未尝相识，曷一往见之?”李垂回答说:“我若昔谒丁崖州，则乾兴初已为翰林学士矣。”从这段对话可知，知制诰乃至翰林学士的任命，主要取决于宰相的意志。而宰相是不会选任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来掌管皇帝喉舌的。所以，李康伯让李垂去走一下宰相的关节。

　　翰林学士的任命尽管主要取决于宰相的意志，但一旦成为翰林学士之后，利用与皇帝的密切关系，依仗自己势力的加大，逐渐形成适足与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抗争的政治势力。史载，吕臻在仁宗朝“入为翰林学士，疏论宰相陈执中奸邪”[31]。翰林学士与执政集团形成紧张的关系后，翰林学士也便成为执政集团攻击的目标。《宋史》卷316《唐介传》载:

　　中书尝进除目，数日不决。帝曰:“当问(翰林学士)王安石。”(参知政事唐)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岂可使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宣谕某事问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体也。必以臣为不才，愿先罢免。”

　　“中书政事决于翰林学士”的状况，遭到了执政集团的激烈反弹。参知政事唐介不惜以辞职相要挟。翰林学士所代表的学士院与中书争权的现象，真宗朝已很明显。《长编》卷52咸平五年七月戊午条记载了翰林学士粱周翰建议:”今后稍关机密，乞下本院，先具诏本进呈取旨可否。”这是学士院向中书夺权的举动。学士院与中书形成互相牵制的局面，这虽然与士大夫间的政争有关，但无疑也是皇帝所乐见的。《长编》卷48咸平四年五月庚辰条载朱昂“非公事不至两府，故骤加褒进”。除了事务上的互相协调之外，皇帝并不希望自己的机要秘书与政府有太密的过从。

　　结党为君主所大忌，因而派别斗争以攻击对方结党为理由，则最易为皇帝所接受。许多翰林学士之所以被罢免，都是背上了这一罪名。如翰林学士钱惟演，在大中祥符八年，即“坐私谒事罢之”[32]。

　　翰林学士虽然与执政集团时有冲突对立，但更多的时候是互为党援，结为一体。因为翰林学士中的多数，本来就是根据执政集团的意见所任用的。所以，两者互为党援也就是自然而然之事。《宋史》卷471《吕惠卿传》载:“为翰林学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党变姓名日投匦上书留之。”《宋史》卷328《黄履传》载:“哲宗即位，徙为翰林学士，履素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即排击之。”《宋史》卷351《张商英传》载:“崇宁初，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学士，蔡京拜相，商英雅与之善，适当制，过为褒美。”同样，当执政集团中同一派阀的人被罢免时，翰林学士起草制词时，亦曲为回护。南宋宰相汤思退被罢免，翰林学士洪遵“行制无贬词”[33]。

　　翰林学士并不仅仅代王言起草诏令，大多还代宰相执政等权贵书写各种表奏书启。这也许是一种出于私交的个人行为，但却也是翰林学士并不掩饰的公开行为。我统计了《武夷新集》，杨亿书写的”代中书”“代枢密”“代参政”等表奏就达七十余篇。真宗末仁宗初担任过知制诰、翰林学士的夏竦的文集《文庄集》内，这样的代人书写的表奏也有二十余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文集内，前面是代宰相写的表奏，后面就是为皇帝写的批答。两方面的意志都通过翰林学士的一个大脑来表达。这种现象在事实上也使翰林学士同样成了执政集团成员的笔杆子，而不仅仅是属于皇帝本人的秘书官。

　　诏令制词，虽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但也部分体现有执笔者的意向与爱憎。《长编》卷43咸平元年正月丙寅条载，“砺性刚狠傲僻，为文多无师法。在翰林，制诰迂怪，大为人所传笑”。士大夫们嘲笑的并不是皇帝的文告，而是起草文告的人。现在流传下来的皇帝的文告，多数已经难以辨别具体是谁起草的了。但在当时，应当说是人所共知的。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词臣的人，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也毫不客气地把以皇帝名义撰写的诏制作为自己的作品收入文集。这样，处于政争中的文告，有多少是皇帝本人的意志，有多少是执笔者的私货，当时人无疑也是清楚的。挟私的皇权也是皇权，但是否能反映君主独裁呢?《能改斋漫录》卷11载:“杨文公亿以文章幸于真宗，作内外制。当时辞诰，盖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愿除其手。”显而易见的是，出自不同翰林学士之手的制诰，大不一样。这里不仅有文采因人而异的因素，还存在个人关系亲疏远近与政治立场的问题。对这种夹杂着政治斗争私货的文告，其实皇帝本人也并不是不清楚。宋徽宗就曾忿忿不平地说过:“近年为制诰也，所褒必溢美，所贬必溢恶，岂王言之体?且盘诰具在，宁若是乎?”[34]

　　南宋文人洪迈在《容斋四笔》卷12中就说:“宰相拜罢，恩典重轻，词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他以太宗朝李昉罢相为例，比较了李昉前后两次罢相制词的褒贬。其云:

　　李文正公昉，太平兴国八年以工部尚书为集贤相。端拱元年，为布衣翟马宗所讼。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草制，罢为右仆射，令诏书切责。黄中言:“仆射百僚师长，今自工书拜，乃为殊迁，非黜责之义。若以均劳逸为辞，斯为得体。”上然之。其词略曰:“端揆崇资，非贤不授。昉素高闻望，久展谟猷，谦和秉君子之风，纯懿擅吉人之美。辍从三事，总彼六卿，用资镇俗之清规，式表尊贤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复归旧厅。四年又罢，优加左仆射。学士张洎言:“近者霖霪百余日，职在燮和阴阳，不能决意引退。仆射之重，右减于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劝?”上批洎奏尾，止令罢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诋。

　　从洪迈所举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词臣在起草文告时上下其手的情形。这并不是个别现象。政治斗争往往与个人恩怨搀杂在一起。因而皇帝的制词也成了词臣们泄私愤的工具。《渑水燕谈录》卷２载:“(张齐贤)于上前短公曰:‘张咏本无文，凡有章奏，皆婚家王禹偁代为之。'禹偁代前在翰林，作《齐贤罢相麻词》，其词丑诋。”

　　政治斗争纷纭复杂，同为执政集团内部，因政见或利益之不同，各成派系之事亦屡见不鲜。此时，翰林学士也往往因立场与态度而卷入其中。《宋史》卷470《王黼传》载:”进翰林学士，(蔡)京与郑居中不合，黼复内交居中，京怒。”

　　上面，我不仅限于真宗朝，其他朝翰林学士的作为，亦略有涉及。但作为典型的个案，我下面还是打算以真宗后期的一场政治斗争为例，来更为具体地观察一下翰林学士是如何在其中上下其手的。

　　天禧三年(1019)，放闲已久的寇准，在宰相王钦若政治上失意的背景下，玩弄了奏天书这样的小手段，取代王钦若，再次入相。寇准的势同水火的对头王钦若在朝廷已经经营了好几年，虽然你来我走，在寇准任相的同时王钦若被罢相，但此时的朝廷，已无往日的平静，非昔日王旦任相时可比。更糟糕的是，寇准赖以支持的真宗在此年患了中风，神志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从此皇权逐渐向素有问政野心的刘皇后转移。不谙权术的寇准，早在真宗立刘氏为后时，便提出过反对意见，使刘皇后怀恨在心。这次任相后，又因法办刘氏族人，再次深深地得罪了刘皇后。不仅如此，在执政集团内部，又先后得罪了参知政事丁谓和枢密使曹利用。从而使作为宰相的寇准在朝廷处于不利地位。当矛盾愈加激化之时，寇准为了把握局面，利用真宗清醒时尚能起到的作用，找真宗单独谈话，试图说服真宗让年幼的皇太子监国，或是让位于皇太子，以便利用皇太子的名义来制衡刘皇后及反对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长编》卷95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条载:“准尝请间曰: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上然之。”此时，身患重病的真宗，并不满意刘皇后渐预朝政。《五朝名臣言行录》卷4载:”天禧末，真宗寝疾，章献太后渐预朝政，上意不能平。”有鉴于此，寇准在清楚了“上然之”的态度之后，无疑是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便开始了他的政变计划:“废章献(刘皇后)，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如果政变成功，不仅会打败敌手，平弥朝廷政争，而且寇准也会因此而成为拥立两朝君主的元勋。这对他的权力的稳固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寇准联络了不少人，“引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助等协力”。在上述寇准联络的人中，就有杨亿和盛度两个人为翰林学士。在“处划已定”之后，“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亿畏事泄.夜屏左右为之辞，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不料如此隐密的计划，被寇准醉酒后走漏。“且将举事，会公(寇准)因醉漏言，有人驰报谓。谓夜乘犊车往利用家谋之”。第二天，“利用入，尽以公所谋白太后。遂矫诏罢公政事”。前引《长编》详细记载了寇准罢相始末，从中即可看到翰林学士的表演。其云:

　　谓等益惧，力谮准，请罢准政事。上不记与准初有成言，诺其请。会日暮，召知制诰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职也。乃召惟演。须臾，惟演至，极论准专恣，请深责。上曰，当与何官?惟演请用王钦若例授准太子太保。上曰，与太子太傅。又曰，更与加优礼。惟演请封国公，出袖中具员册以进上，于小国中指莱字。惟演曰，如此则中书但有李迪，恐须别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误召，因言恐泄机事，臣不敢复出。遂宿于学士院。及宣制，则非殊畴昔所见除目。

　　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翰林学士钱惟演在寇准罢相一事上，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他与晏殊不合作的态度截然相反，为纣助虐，不仅对寇准大加攻击，并且罢相授官和封小国公都出自他的提议。他还试图说服真宗，把丁谓推上相位。据宣制与晏殊最初所见除目不同这一点看，钱惟演在其中又搞了名堂。

　　寇准虽然被罢相，但事情并没有完。从真宗对寇准回护的态度上，丁谓一党担心寇准会卷土重来。因而加强了对寇准的攻势。《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癸亥条载:

　　是日，惟演又力排寇准曰:准自罢相，转更交结中外求再用。晓天文卜蓍者皆遍召，以至管军臣僚，陛下亲信内侍，无不著意。恐小人朋党诳惑圣听，不如早令外出。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闻准已具表乞河中府。见中书未除宰相，兼亦闻有人许以再用，遂不进此表。上曰:与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谕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长者，无过，只是才短，不能制准。因言中书宜早命宰相。上难其人。惟演对，若宰相未有人，可且著三两员参知政事。上曰:参政亦难得人。问:今谁在李迪上?惟演对，曹利用、丁谓、任中正并在李迪上。上默然。惟演又言:冯拯旧人，性纯和，与寇准不同。上亦默然。既而曰:张知白何如?惟演言:知白清介，使参政则可，恐未可为宰相。上颔之。惟演又言:寇准宜早令出外。准朋党盛，王曙又其女婿，作东宫宾客，谁不畏惧?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准矣。

　　钱惟演一方面夸大其辞，耸人听闻，必欲贬寇准于朝廷之外，一方面极力做真宗的工作，让丁谓成为宰相。这时钱惟演还没有公开提出让丁谓为宰相。又过了五、六天，当他再次见到真宗时，就直接了当地提出:“中书不当止用李迪一人，盍迁曹利用或丁谓过中书?”当真宗问他谁可以时，他说:”丁谓文臣，过中书为便。”至此，葫芦中的药全部抖出。其结果亦如其所愿，“从钱惟演之言，擢丁谓首相，加曹利用同平章事”[35]。

　　钱惟演这个前吴越国王钱椒之孙，不仅满腹文才，还极善搞裙带关系。《长编》卷95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条载:“翰林学士钱惟演，见谓权盛，附丽之，与讲姻好，而惟演女弟，实为马军都虞候刘美妻。”刘美，实为刘皇后前夫，刘氏入宫后，以兄妹相称。由此可见，王室出身的钱惟演深知皇权的重要，也谙熟朝廷的政治斗争，懂得投靠最有势力的一方。钱惟演利用婚姻，搞裙带关系，下结权贵，上结皇室外戚，可谓用心良苦。不仅如此，他还把女儿嫁给后来成为翰林学士的知制诰盛度，试图利用联姻的方式，在秘书班子内建立同盟。不过，赔了女儿，也没赢得盛度的支持。后来在起草钱惟演的落平章事以节度使知随州责词时，盛度痛斥了钱惟演以联姻拉裙带关系的无耻行为:”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两所迎，皆权贵之子。”[36]

　　对政治行为实际上很难作道德评判。我们姑且置钱惟演个人善恶不论。从上面引用的史料可见，翰林学士钱惟演在幕后说服真宗，一手导演了贬黜寇准，举荐丁谓，设计执政班子的种种节目。这尽管是钱惟演的个人行为，并且是处于真宗晚年的非常时期，但特殊也能反映一般。翰林学士在政治斗争中上下其手的作用决不可低估。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翰林学士是皇帝的公的代言人，不如说他们是某一政治势力的私的代言人。

　　钱惟演是丁谓党中之人，所以极力维护丁谓。反过来，前述杨亿，属寇准党，自然就竭力维护寇准。《梦溪续笔谈》载:“寇忠愍拜相白麻，杨大年之词，其间四句:‘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准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此外，《五总志》载:“寇莱公贬时，杨文公在西掖，既得词头，有请于丁晋公。公曰:‘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罪也。'杨深不平之。及晋公去位，杨尚当制，为责词曰:‘无将之戒，深著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一时快之。”[37]

结语

　　与下层的胥吏并没有本质区别，翰林学士是一群高级的“刀笔吏”。关于翰林学士，最初使我震撼的是真宗朝翰林学士起草制词的一件事。翰林学士宋白曾向宰相向敏中借钱，未借到手，便怀恨在心，在起草向敏中罢相制词时，宋白极力诋毁，写下了“对朕食言，为臣自昧”的话，向敏中面对这样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制词，“读之流涕”[38]。不过，若是把翰林学士的作用，仅仅看作是在应制文章中寓褒贬、泄私忿，就过于小看这群高级文人了。这些人才华出众，在士大夫层有着广泛的影响，从主持科举考试，到考核官吏，奠定了他们的“座主”地位，成为官僚中的颇有势力的一群。他们地处天子身边，无时不在教育和影响着君主。在史籍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对皇权的的左右。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以翰林学士为首的皇帝的高级侍从们对皇权的左右。他们以一尺笔，用三寸舌，来将自己的意志加之于皇帝。说白了，表面上是皇帝在行使皇权，但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他身边的侍从们，以及政府的宰相执政大臣们在行使皇权。

　　翰林学士的有利地位，又使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投下的筹码举足轻重。作为皇帝的幕僚，他们的任免，却并不完全取决于皇帝。他们中的多数是执政集团的预备队，而能否进入执政集团，则要看各派阀间角力的结果。宋代翰林学士的活动值得充分注意。正如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唐而盛于宋一样，翰林学士也是滥觞于唐而盛于有宋。翰林学士在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权力高涨的宋代，成为介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另一极。他们的活动既服从于皇权，又制约着皇权，既依托于相权，又抵抗相权，最终以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为某一阶段的标志，合流于相权。宋代这种翰林学士与执政集团分权的形势，到了明代，以明太祖废除宰相一职为契机，彻底合一为内阁大学士，完成了政府的权力整合。历来，研究翰林学士时，多注重于制度本身，却不大注意了人的活动，显得有些本末倒置。今以翰林学士的行为为视点，试作探索。

注释：

[1]见《水浒传》会评本第26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2]见《孟子·滕文公》下。

[3]见《北齐书》卷37《魏收传》。

[4]见《翰苑群书》所收唐李肇《翰林志》。

[5]见《宋史》卷161《职官志》。

[6]如据《宋史·宰辅表》，赵安仁由翰林学士除参知政事在景德三年，《年表》误作二年。据《宋史》卷317《钱惟演传》，钱惟演于大中祥符八年即已除拜翰林学士，坐私谒事罢。《年表》失载。晁迥以右谏议大夫除翰林学士，《年表》右误作左。又，《宋史》卷281《毕士安传》记毕士安于咸平初“复为翰林学士”，不确。据《长编》数处记载，当为翰林侍读学士。故不入此表。又，杨果先生的《中国翰林学士制度》，统计真宗朝翰林学士的人数为二十三人，比我的统计多出“孙近”一人。检《宋史》卷299《孙近传》，的确记有“迁翰林院学士”一语。但这一记载颇值得怀疑。检之《长编》及《宋会要》中关于孙近的记载，均未有其任翰林学士的记录。仅在《长编》卷119记载孙近的官职为“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而其时已为仁宗景德二年了。疑《宋史》本传所记“翰林院学士”，当为“集贤院学士”之误。

[7]以上分别见《宋史》卷287《杨砺传》、卷439《梁周翰传》、卷296《梁颢传》。

[8]见《宋史》卷305《杨亿传》。

[9]见(美)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第３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见《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所记录宰相文彦博与神宗的对话。

[11]见《宋会要辑稿·选举》7-6。

[12]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１９９４，中华书局。

[13]三角形与管道的提法，分别见日本富田孔明的论文《对宋史学界君主独裁说的再认识》(《东洋史苑》第48·49合刊，1997)、《宋代的政权结构与太学生的上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4期，1999)。

[14]见《翰苑群书》所载《续翰林志》。

[15]如《青箱杂记》卷6记翰林学士盛度“时为内相”。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6记“宋元献(庠)为内相”。

[16]见《宋会要辑稿·职官》6-47。

[17]见《宋宰辅编年录》卷4。

[18]《长编》卷66景德四年九月己卯条。

[19]见《宋史》卷445《韩驹传》。

[20]见《长编》卷45咸平二年七月条。

[21]见《群书考索·别集》卷18《人臣门》。

[22]见《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23]见《宋史》卷337《范百禄传》。

[24]见《宋史》卷348《徐勣传》。

[25]见《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26]见《宋宰辅编年录》卷3。

[27]见《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28]见《宋史》卷433《林光朝传》。

[29]见《宋史》卷161《职官志》。

[30]见《宋史》卷274《刘审琼传》。

[31]见《宋史》卷320《吕臻传》。

[32]见《宋史》卷317《钱惟演传》。

[33]见《宋史》卷373《洪遵传》。

[34]见《宋史》卷445《韩驹传》。

[35]见《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戊辰、辛未条。

[36]见《东坡志林》卷2“记盛度诰词”。

[37]这条史料在时间上有些问题。在丁谓再次罢相时，杨亿已卒，草制者当为仁宗时的翰林学士宋绶。不过，即使是记载有误，也毕竟反映了翰林学士在制词中上下其手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五总志》作者吴炯是把杨亿看做是寇准一党的，故而致误。

[38]见《宋宰辅编年录》卷3。

(原载《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