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说：关于《朝野类要》

　　《朝野类要》是南宋人赵升编纂的一部笔记。与普通的文人笔记不同之处，是这部笔记具有的辞书特征。历来的书目著录，或是将其归入史部政书类、故事类，或是将其归入子部杂考类。这些归类都反映了《朝野类要》的这种特征。这部笔记的篇幅不大，只有两万余字，然而却分门别类地对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做了扼要的介绍。《朝野类要》所记述的制度、习俗与用语，有不少就连当时的人都不甚清楚，很少言及。《四库提要》在介绍和评价《朝野类要》时指出：

　　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时吏牍之文与缙绅沿习之语，多与今殊。如朝仪有把见，科举有混试之类。骤读其文，殆不可晓。是书逐条解释，开卷釐然，诚为有功于考证。较之小说家流资嘲戏、识神怪者，固迥殊矣。[1]

　　因此，《朝野类要》对于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不可不读的资料。尽管《朝野类要》不像许多有名的笔记小说那样生动有趣，大多是近于枯燥的词条解释，但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从辞书编纂看，3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2]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80年代出版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3]也是最大限度地引述了《朝野类要》的条目。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4]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此外，翻检《宋史》点校本[5]的校勘记，发现在整理《宋史》时，当时的学者们也广泛利用了《朝野类要》。不仅限于比较专门的历史研究和辞书编纂领域，《朝野类要》所解释的词条，也被各个领域的学者和文人所重视。比如，“新闻”一词的出处、依靠妻族而得官的“裙带官”、形容长篇奏疏的“万言书”、防止官僚间结党营私的“禁谒”，以及“脚色”、“爵禄”“清要”等，包括30年代的鲁迅在内，迄今为止，不断被反复引用。以上所述，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然而，《朝野类要》自南宋端平三年(1236)由编者赵升刊行后，几乎就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不仅《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大量的现存宋代类书和笔记也不见引用的痕迹，宋以后的元代也没有记录。到了明代才见到著录、引用、刊刻，而且也为数不多。到了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刊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朝野类要》才像新出土的文物一样，广为人知，并得以广泛传播。

　　《朝野类要》的这种遭遇，实在与编纂者赵升的出身和生平有着极大的关系。流传至今日的笔记小说，多为官僚士大夫所作。而《朝野类要》，则是一部少见的士大夫阶层以外的人的作品。在士大夫成为支配阶层的宋代，一生没有进入仕途的赵升，人微书轻。在刊刻过后，岁月很快就将《朝野类要》一书，连同赵升的生平事迹一并湮没了。知人论书，了解赵升的经历，对了解他编纂《朝野类要》的动机和经过，对于了解《朝野类要》的成书和流传，都是必要的。因此作为《朝野类要》综合研究的第一步，我想对几乎从来没有认真触及过的赵升的生平事迹，根据仅有的少量资料，钩玄索隐，试加考证，以期给赵升勾勒出一个基本的影像。

二、必也正名——关于赵升的名字

　　关于赵升的的生平，就连素称长于考证的四库馆臣也束手无策，在《四库提要》中，以“其始末亦不可考”一语，无可奈何地带过。的确，在现存的历代文献中，关于赵升其人，没有留下任何记载。除了《四库提要》以外，清代的宫廷学者著录《朝野类要》，在提及赵升时，不仅没有提供新的资料，而且还对已知事实的记述出现了错误。乾隆年间编纂的《续文献通考》[6]，在卷168《经籍考》的史部故事类著录：

　　赵升《朝野类要》，五卷。昇，字文昌，里贯无考。

　　然而，同书又在卷176《经籍考》的子部杂考类著录：

　　赵升《朝野类要》，五卷。升，字向辰，仕履无考。

　　同一部《续文献通考》，对同一部《朝野类要》，不仅著录重出，而且对编者的名与字的记载各异。这里，根据赵升本人《朝野类要序》的自署，可知记作“字文昌”是明显的错误。但是，赵升的名究竟是作“昇”，还是作“升”呢？

　　既然这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人物考证就应当从最基本的人物名字入手。从文字看，“昇”与“升”是字义相同的异体字。两个字都是识蒸切，平声，韵部属于蒸韵。“升”本来是指计量器具，后来作为假借字用来表示上升之义。如《诗经》《小雅·天保》就有“如日之升”之句。“昇”则是后起字，是日形升声的形声字，专门用来表示上升之义。昔人的名与字之间，有一定的意义关联。然而，“昇”与“升”却字义相同。那么，怎么确定孰是孰非呢？只能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来判断了。可是我们在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赵升本人的亲笔署名了，又如何判断呢？看来只能根据《朝野类要》中出现的赵升的名字为依据了。在《朝野类要》的《四库全书》本和由其衍生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中，对赵升名字的表记是混乱的。两本在书前刊载的四库馆臣所撰的提要，均将赵升的名字记作“赵昇”，而在刊载的赵升自序和各卷卷首则均记作“赵升”。我认为《四库提要》所记的“赵昇”的“昇”，是四库馆臣自做主张改写的，而赵升自序和各卷卷首所记作的“赵升”，则反映了《朝野类要》的原貌。即赵升作《朝野类要序》时，自己署作“赵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比四库系统本时代要早的明刻本中得到印证。在明刻本中，赵升自序和各卷卷首均记作“赵升”。从而可以断定，《朝野类要》编者的名字应当作“赵升”，而不是“赵昇”。名字的写法问题，看上去是细微末节的小问题，但对于人物本身来说则是重要的，从研究求实的意义上说也是重要的。我想明代的杨慎杨升庵，一定不会高兴别人将他的号写作“昇庵”吧。提出赵升名字的问题，我实在是受日本学者对欧阳修的名字写法较真的影响的[7]。由于《四库提要》表记的影响极大，尽管在简体字中“昇”与“升”都被统一为“升”，但受其影响，一些辞书在写赵升的名字时，还专门使用了“昇”字[8]。

三、有关赵升生平的唯一的原始资料

　　对于笔记小说作者生平的考证，人们往往有这样的经验。即遇到资料匮乏的情况，从笔记小说本身还可以挖掘出一些有用的资料。因为作者常常与书中的内容相关，点滴地叙述一些自己的经历。这些叙述可以说是考察人物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二十多年前，我在考证《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的生平时，主要就是利用罗大经在书中的“夫子自道”[9]。然而，考察赵升的生平却不可能幸运地利用到这样的资料，这完全是由于《朝野类要》的辞书性质。无论是今天的辞典，还是古代的类书，都是很难从中找到“我”的。考察赵升的生平，唯一的最直接的史料，就是赵升本人的《朝野类要序》。由于对不少问题的考证都是以这个序为线索的，所以，全文移录如下：

　　仆自幼入京都，观公朝仪刑政事名理，及闻夫缙绅间众所称谓，皆蒙然无所知识。求之于书，甚为简略，或无载记，后历闻诸师友老先生指诲。岁月浸久，虽曰强记，终不如弱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类要。逮今岁自九江归舍，而旧所记述，间为鼠蠹之余，弃之可惜。又以好事者来需，第须别录。既病且懒，遂移书札之费，增而锓之于木。不独有以应酬，亦足以广四方之见闻。惟其宫禁内职，不复纪录。非曰缺文，实不敢也，观者当察焉。

　　端平丙申重九、文昌赵升向辰识于双桂书院。

　　这篇序文对于考察赵升的里贯和大体的游历范围，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然而，这里的序文是依据明刊本和明抄本抄录的。因为四库本系统的通行本对序中提供的最重要的线索地名“九江”，脱去了“九”字。只剩下一个“江”字，是无法确定地域坐标的。幸亏还有明代的版本存留于世，给我们保留下了这条线索。九江，自然就是今天江西省九江市，在南宋时期隶属于江南东路，当时叫江州。由于江州在秦代和隋代称九江郡的缘故，宋人习惯上使用旧名。九江在南宋时期是由长江水路进入都城临安的必经之地，在当时是一个繁华的重镇。由九江这个地名，我们可以推测江西是赵升的活动范围之一。

四、“文昌”何在？——关于赵升的出身地

　　序文说“自九江归舍”，这个“舍”为何处？前面引述的清人的《续文献通考》，明确断言“里贯无考”。但是，我不甘心相信清人的断言，把视线投向了序文中赵升自署的“文昌”。从“文昌赵升”的署名方式上看，这个“文昌”似乎就是赵升的里贯或者是其地望。那么，这个“文昌”究竟是何处呢？《四库提要》审慎地说“文昌未详何地”。不过，今人往往比古人胆大。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朝野类要解题》就没有四库馆臣那么小心翼翼，直接指出：

　　赵升，字向辰，文昌(今属广东)人。

　　的确，作为地名，在宋代的广南西路琼州设置有文昌县，今天的海南省依然保留着宋代的建制，还是名为文昌县。不过，海南在宋代属于边远的烟漳流放之地。从海南的地理位置看，不仅四库馆臣不敢使用这一现成的结论，我也不敢首肯。于是我试图从其他途径来寻找线索。首先，我查阅了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有关地望、郡望的资料，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在地上的考察不得要领之后，我将视线投向了天上。

　　从文献记载看，文昌不仅与地名有关，更与官署名有关。在唐代光宅元年(684)武则天把尚书省改名为文昌台，又进一步改名为文昌都省之后，文昌就作为尚书省的代称被广泛使用了。将尚书省改名为文昌，是出于天象的根据。文昌本来是星座的名称，是斗宿中南斗六星的总称。《史记·天官书》说“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尚书省改名文昌，大概是像其尚书省领六部之意。不过，跟官署名无关，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天上的星辰都与地上的州郡相应。在天之天象叫分星，在地之地理叫分野。那么，文昌星与地上的何处相应呢？

　　清代雍正十年(1732)修纂的《江西通志》[10]卷1《星野》分别援引旧志《临江府志》和《抚州府志》云：

　　临江，为《禹贡》扬州之域。按，《汉·地理志》、《晋·天文志》，当星纪之次南斗之度。

　　文昌在北斗之首。……《淳熙志》：临川有文昌堰，上值文昌星。不知何所本。宋守家坤翁云：上通辰次，各著分野者，诸州之所同。上通天垣，正应文昌者，吾郡之所独。

　　此外同志卷5《城池》还记临川县有文昌门、文昌桥。关于《江西通志》所提及的宋守家坤翁，《宋诗纪事》[11]卷68小传云：“坤翁，号颐山，眉州人。景定三年，以户部郎中知抚州。”

　　以《江西通志》的记载为线索，进一步翻检了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修纂的《抚州府志》[12]。在明修《抚州府志》的卷首，载有宋代知州家坤翁写于咸淳元年(1265)的《景定临川志序》。据此可知，明修《抚州府志》是在宋人所修《景定临川志》的基础上编纂的。由于地方志的这种不同于其他文献的递修方式，即使编修的时代是在较晚明清时代，其史料的真实性一般是可以相信的。在家坤翁的序中有“坤翁以景定壬戌(三年)被命来守”之自述，可以印证《宋诗纪事》小传所记家坤翁于景定三年(1262)担任知州之事无误。《抚州府志》卷1云：

　　考占星土，历代皆斗牛须女之分，而《晋·天文志》及《元史》及《大一统志》则有专主斗分。临川旧有文昌堰，故《淳熙志》又云上直文昌星。

　　此外，在《抚州府志》卷7，记载了景定四年知州家坤翁“摭《晋志》文昌星之义”，修建明润阁之事，并收录了家坤翁的文章《明润阁记》。在《明润阁记》中，有“郡乘云是邦上应于文昌，质诸史，其星在北斗魁前，大小明润，齐则天瑞臻”的记述。

　　在《抚州府志》中还有一些与文昌星有关的记载。如在家坤翁任知州之前与之后，嘉定丙子(1216)，有知州费埏，曾建文昌轩;咸淳八年(1272)，有知州黄震，曾建文昌楼。黄震为此专门写的《文昌楼记》，也收录在《抚州府志》中。

　　根据明修《抚州府志》和清修《江西通志》的记载，可以断言的是，把与文昌星相应之地域抚州、即昔日的临川郡称为文昌，可以上溯到《晋书·天文志》，至少这是从宋代到清代当地人的共同认识。根据以上的考证，《四库提要》所称“未详何地”的文昌所在，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从而，赵升的里贯是江南东路抚州、即临川的事实得以确认。

五、“双桂相传久”——关于双桂书院

　　赵升的里贯，经过上一节的考证，已经清楚了。这就为我们进一步考证赵升的活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指示了一条思路。我们还必须利用赵升自序透露出的些许信息。赵升在序的最后说“识于双桂书院”。可见这个双桂书院是赵升一生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双桂书院在哪里？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证清楚的。利用上一节考证赵升里贯所展开的思路，我把双桂书院的所在假定为江西。翻检《江西通志》，在卷22《书院》“饶州府”的下面，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双桂书院，在德兴县游奕坞。相传朱子赠程韡、程燧兄弟诗有“君家构屋积玉堆，两种天香手自栽。清影一帘秋淡荡，任渠艳冶斗春开”，书院之名由此。

　　根据这一记载，可知双桂书院在南宋隶属于江南东路的饶州德兴县(今江西省德兴县)，是因朱熹的诗而得名的民间书院。朱熹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这个时间与赵升自序所记的理宗端平三年(1236)并无大的出入。双桂书院在元代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记载。金代文人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卷首，载有王复翁写于元大德三年(1299)的序文。其后自署：“双桂书院王复翁谨书”。大约这所双桂书院与以朱熹的诗命名的双桂书院是同一家。

　　然而，以“双桂”为名的书院并不止此一家。北宋的熙宁年间，在浙江淳安也设立过，叫做“双桂书堂”。这家双桂书堂，后来与也朱熹产生了关系。南宋时期，朱熹曾三次去过那里讲学，并且在那里写下了题为《泳方塘》的名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遗迹也被今天的淳安县政府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这两家同是设立于宋代、又都与朱熹有关的双桂书院，究竟哪一家是赵升所在的双桂书院呢？仅仅根据以上的资料，实在难以断定。此外，在清代，广州和台湾的美浓，都有以“双桂”为名的书院。其实，“双桂”作为书院名、地名、街道名等，在过去常常被使用，是极为普通的名词。把“双桂”作为关键词，试着在因特网上输入，居然出现了1800条之多。因此，考证双桂书院的所在地，必须与赵升的里贯直接联系起来。

　　在《江西通志》卷152《艺文》中，我发现了一首宋人赵汝燧题为《临川县治古桂两大株与叶潜仲邬文伯饮花下》的诗。其中有“双桂相传久，百年殊未衰”的诗句。据此可知，赵升的家乡临川县衙的两棵古桂树，在当地是有名的。从而临川的书院以“双桂”命名，可以说也是至极当然的事。因此，赵升所属的“双桂书院”，极有可能与朱熹涉足的双桂书院无关，而是不大知名的临川当地的小书院。

　　进一步，我想分析一下赵升自序中的“自九江归舍”这句话。“归”这个动词所连接的宾语，多是人所寄身的归属地，一般是指家或者故乡。因此，这句话中的“舍”，也不是与赵升完全无关，我认为是指故乡的家或者是故乡的学舍。并且自序中还提到了《朝野类要》原稿由于长期放置，已“间为鼠蠹”。由此推测，原稿可能由于职业改变之类的某种原因，没有带在身边，一直放在了故乡。到了晚年，才重启箱箧，董理旧文。

　　整理以上的考证，可以简单地勾勒出赵升的履历轮廓。赵升与王安石是同乡，同是出身于江西临川，自幼去了南宋的首都临安。从他的自序看，自幼去临安，并不是像普通的士子那样，为了科举应试去的，而从事某种职业。并且由于职业的关系，在那里长期居住了下来。后来又去了江西九江，端平三年(1236)回到故乡临川。根据自序中“既病且懒”的描述，大约此时的赵升已进入晚年。又由自署的“识于双桂书院”推测，回乡后的赵升，就到了这所民间的学校执教。一生没有步入仕途的赵升，可能就这样作为下层文人了却了一生。除了青少年时代曾经住在首都临安之外，赵升的主要活动还是在江西。

六、关于赵升的职业与活动范围的推测之一

　　那么，一生不曾为官的赵升，以何为生计呢？对此，记录一切皆无。然而，观察《朝野类要》的内容，似乎可以有一个大致的推测。为了清楚地观察《朝野类要》的内容，我为这部虽然篇幅不大却条目很多的笔记做了一个卷目表(表见文末)。

　　观察这个卷目表，可知《朝野类要》主要是对宋代朝廷的各种典章制度、政策法规以及与此有关的习俗和用语进行的解释。其中重点是科举和职官。进一步深入考察《朝野类要》的内容，发现赵升在介绍各种典制时，尽管也叙述沿革，但主要是以南宋为重点。看了《朝野类要》所解释的内容，可知赵升熟知当时的现行制度。这种熟知，据赵升自己在序文中讲，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刻苦学习过程的。这就是自序中的这些话：“仆自幼入京都，观公朝仪刑政事名理，及闻夫缙绅间众所称谓，皆蒙然无所知识。求之于书，甚为简略，或无载纪。后历闻诸师友老先生指诲。岁月浸久，虽曰强记，终不如弱文。遂寄之毫楮，姑目曰朝野类要。”对《朝野类要》内容观察的结果，不禁使人浮现出一个疑问。就是说，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职业，有必要熟知这些知识呢？从“蒙然无所知识”，到编成翔实的官场小百科，赵升究竟长期不倦地学习这些知识的必要性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涉及到赵升所从事的职业，必须要有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答案。

　　既然前面考证说赵升不曾做过官，那么，也许有人会猜测，是不是赵升做的是吏呢？就是说有没有在中央一级的官衙做胥吏的可能性呢？从常识来判断，这一点似乎不大可能。因为不光是胥吏，即使是官员，也没有必要、更没有可能像赵升这样如此全面地了解各种典章制度的。无论是官员、还是胥吏，只要熟悉自己所管辖或从事的本职业务就足够了。有资料表明，不少宋代的官员，连自己职位升迁转徙时的文书都需要假手于他人，不劳自己亲为。南宋后来做到宰相的赵汝愚，曾经在一篇奏疏中指出了当时的这样一种现象：“换授官资之人，并注添差差遣，至易得也。书铺以其不知吏部格法，百计邀阻，所须货赂，数倍常人，至有数月不得调者。”[13]就是说连与自己息息利益相关的典制知识官员都不具备。正因为有这样代劳的机构，所以官员也懒于去了解，也不需要学习。而大多是文化程度不高又不需要负很大的行政责任的胥吏，就更不需要全面掌握朝廷的典章制度了。

　　然而，在宋代有一种人，或者说从事一种特殊职业的人，需要具备这方面的知识。这就是上面提到的以使用《朝野类要》所记载的这类知识为生计的书铺经营者或从业者。这里所说的书铺，并不是指在宋代已经出现，历经元明清而至近日的书店。在宋代，还有另外一种与普通的书店性质迥然不同的书铺存在。业务内容为诉讼代理与事实认定，并且包揽士人科举考试以及官员的人事迁转文书写作等。赵升在《朝野类要》卷5专门列有《书铺》一条。其云：

　　凡举子预试并仕宦到部参堂，应干节次文书，并有书铺承干。如举子乏钱者，自请举至及第，一并酬劳书铺者。

　　书铺是政府认可的民营机构。其性质与职能，类似今天的公证处和法律顾问处。从《朝野类要》所收录条目内容的广泛性看，赵升作为书铺的经营者或是从业者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前面考证赵升的里贯为江西临川。江西在宋代素有健讼闻名。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25记载：“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舞文。舞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14]到了南宋，江西依然保留着这样的传统。南宋末年的周密在《癸辛杂志》续集卷上中记载：“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15]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江西出身的赵升成为书铺的经营者或是从业者，则是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的。

　　此外，《朝野类要》序中有“旧所记述，间为鼠蠹之余，弃之可惜。又以好事者来需，第须别录。既病且懒，遂移书札之费，增而锓之于木”的记载。这里的“好事者”，我认为不像是出于兴趣，只是想了解典章制度的一般人，而是赵升的书铺同行。许多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在当初肯定都像赵升开始所经历的那样，“公朝仪刑政事名理，及闻夫缙绅间众所称谓，皆蒙然无所知识”。所以赵升所整理的笔记就显得格外宝贵了。这一点也间接地证明着赵升的身分。

　　其实，对于赵升为何在《朝野类要》编成之后长期放置而没有立即刊行的原因，赵升在序中是不便讲的。按照我的猜测，这部《朝野类要》是赵升在从事书铺职业时辛苦做成的一件秘密武器，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当他还在从事这项职业时，出于同行是冤家的考虑，是不会轻易示人的。但许多同行都知道他有这样的东西。当赵升晚年从书铺这一行当退出的时候，对他来说，也就没有继续秘不示人的必要了。因而他也乐于为人誊写和刊刻。《朝野类要》的刊行经过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赵升职业的秘密。

　　本来，作为对一个问题的考证，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然而，可以说是节外又生枝，新的史料的发现使我们对赵升的生平不得不做出另一种推测。

七、关于赵升的职业与活动范围的推测之二

　　在南宋人编纂的《重编详备碎金》的卷首，刊载有这样一篇序文：

　　碎金一书，虽非文章华丽，然童稚发蒙，与夫涉世逐急日用事字，皆不可阙。旧本刊已岁久，而其间有重复不必传习者，有切于用而漏略者。今京华张君云翼，以近来公私事用增广编类，校勘详备，去其舛讹丛杂，其有济于初学。今求到真本，重行订正，改作中册刊行，以便检寻读授。收书君子必有藻鉴者。嘉熙戊戌中秋日，双桂书院谨识。

　　在这篇序文中，出现了或许与赵升有关系的“双桂书院”。不止如此，在这部书中，还出现了更让人惊讶的内容。在上卷的卷末，有如下两行二十字的刊记：

　　临安府清和坊北街西面
　　东双桂赵宅书籍铺刻梓[16]

　　编者不详的《重编详备碎金》，分为上下两卷，是分门别类的日用语汇集。据序文所记，原本有《碎金》一书，后来开封人张云翼在旧本《碎金》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语汇，并且删繁就简，订正了讹误。嘉熙二年戊戌(1238)，南宋首都临安的书坊赵氏双桂书院找到这个增订本，又在此基础进行订正后加以刊行。这就是《重编详备碎金》一书的刊刻经过。《重编详备碎金》一书，不见于国内的古籍书目著录，仅见于日本天理图书馆收藏[17]。由此也可见，此书的流布范围不广。书的封面被后人题有“宋椠”二字，的确版式行款字体均类宋刻，但后来被日本的汉籍版本专家鉴定为仿宋刻的日本五山版[18]。

　　值得注意的是，《重编详备碎金》由双桂书院刊行的这一事实。根据书中的刊记，双桂书院又称双桂书籍铺。这个双桂书院不是学校，双桂书籍铺也不是前面所述的专营诉讼和公证的书铺，而是地地道道的刊印书籍的书坊。以“双桂”命名的书坊并非仅见于稀睹书《重编详备碎金》，《中华印刷通史》[19]第7章第2节《元代的刻书事业》在叙述坊间刻书时，也提到过一个叫“双桂书堂”的书坊。元代的这个双桂书堂究竟刊刻过什么书籍，尽管在《中华印刷通史》中没有述及，但一定是有记录或者是有实物现存的。此外，元代双桂书堂的所在地为何处，虽然也未见明确记述，估计在昔日临安的杭州的可能性较大。

　　那么，《朝野类要》赵升自序中的“双桂书院”与《重编详备碎金》序中的“双桂书院”，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这是一个必须考证清楚的重要问题。

　　经过考察比勘，在这两篇序文之间，有三个共同点。第一，写作时期看，《朝野类要》赵升自序作于端平丙申(1236)重九(阴历9月9日)，而《重编详备碎金》序则作于嘉熙戊戌(1238)中秋(阴历8月15日)，两者相隔未满二年，非常接近。第二，从时间的表述方式看，两序都用干支纪年，用节令纪月日。第三，在过去，与“记”字相通的字还有“志”、“识”，使用哪个字，完全是因人的喜好和习惯而异，但两序都用不约而同地一致使用了“识”字。这也是一个共同特征。此外，从两部书的内容上看，小型百科辞典的《朝野类要》与日用语汇集的《重编详备碎金》，都属于实用书类，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

　　以上所指出的两部书的共同点，似乎并非偶然，也许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两序文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并且如果我们再把《重编详备碎金》的刊记中的“赵宅”与《朝野类要》序的“赵升”放在一起看，那就不仅仅是暗示了。同样的“双桂书院”，同样的“赵”姓，同样的序文表述方式，以及相近的序文写作时期，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把《朝野类要》同《重编详备碎金》联系起来，把“赵宅书籍铺”同“赵升”联系起来。如果说两者完全没有联系，仅仅是出于一种偶然，那么这种偶然也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从而，关于赵升的生平，又有一种新的可能性浮现出来。

　　在上一节“关于赵升的职业与活动范围的推测之一”中，根据若干史料，推测赵升《朝野类要》序中所记的“双桂书院”，是位于江西临川的赵升晚年寄身的学校。然而《重编详备碎金》序中所记的“双桂书院”，则明显是书坊。因此，作为新的推测，《朝野类要》序中的“双桂书院”与《重编详备碎金》序中的“双桂书院”，同是南宋临安的一家书坊，与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无关。这家书坊也叫“双桂赵宅书籍铺”，经营者就是《朝野类要》的编者赵升。

　　根据这样的推测，必须对有关赵升的史料进行重新解释。

　　如果把《朝野类要》序中“仆自幼入京都”的自叙，与嘉熙二年临安府清河坊北街的双桂赵宅书籍铺刊行《重编详备碎金》之事联系起来考虑，江西临川出身的赵升，自幼就进入了首都临安，一生几十年的光阴都是在临安度过的。其间，因故一时去了江西九江，根据序中“逮今岁自九江归舍”的自叙，端平三年回到了“赵宅”。

　　上一节“关于赵升的职业与活动范围的推测之一”，根据《朝野类要》的内容，推测赵升的职业为从事公证及诉讼的书铺经营者或雇员。然而根据上述的考证，则浮现出赵升的书坊经营者、也就是出版家的形象。从端平三年到嘉熙二年不满两年的期间，赵升至少刊刻了《朝野类要》和《重编详备碎金》两部书籍。并且，如果可以把《中华印刷通史》记述“双桂书堂”与“双桂赵宅书籍铺”看做是同一家书坊的话，那么这家书坊直至元代还在经营着。

　　对于赵升作为书坊的经营者，即书籍出版业者的推测，在宋朝官方的典章制度汇编《宋会要》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支持的旁证。《宋会要辑稿·刑法》2～67“禁约”载：

　　（政和七年）七月六日，臣僚言：臣窃惟朝廷大恢庠序，养士求才，每患晚进小生蹈袭剽窃，不根义理。顷因臣僚奏请，尝降御笔，明行禁绝书肆私购程文，镂版市利。而法出奸生，旋立标目，或曰“编题”，或曰“类要”，曾不少禁。近又公然冒法如昔，官司全不检察。乞令有司常切检举，缉捕禁绝。从之。[20]

　　这条史料记载表明，在宋朝科举规模的扩大和应试士人增加的背景之下，坊间书肆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搜求科举应试用的范文，加以刊刻贩卖。在被朝廷立法明令禁止之后，书肆又改头换面，巧立“编题”或“类要”等名目，重新刊刻贩卖。从这条史料的时间看，至少在北宋后期，这种事情已经是很普遍，并且是屡禁不绝。到了南宋，地狭人众，科举竞争愈加激烈。因而，在商品经济活跃的背景之下，这类科举应试参考书的刊刻也愈加普遍，昔日的禁令也成为一纸空文。宋人赵性之的《中兴遗史》载：“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陕西陷没，岳避地入蜀。途中得进士举业时文一册。读之曰，我平日习举业，实不及此，遂珍藏之。”[21]后来，这个姚岳有了这本时文，居然考了个第一名。此外，元人王恽《玉堂嘉话》卷2也记载：

　　辛殿撰小传：弃疾，字幼安，济南人，姿英伟，尚气节，少与泰安党怀英友善。肃慎氏既有中夏，誓不为金臣子。一日与怀英登一大丘，置酒曰，吾友安此，余将从此逝矣。遂酌别而去。既归宋，宋士夫非科举莫进。公笑曰，此何有，消青铜三百，易一部时文足矣。已而，果擢第。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蚨博吾爵者耶？[22]

　　这两条史料表明，在南宋前期，作为科举应试参考书的“时文”，便到处可以用相当便宜的价钱买到了。并且后一条史料讲述宋孝宗见到及第后的辛弃疾，打趣他说，你就是用三百个铜钱来换我的官爵的那个人吧。这一记载很有意思，它反映了政策法令的改变。即北宋后期的禁令到了南宋前期已被取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经营书肆的赵升沿用众所周知的“类要”这样的传统叫法名书，既与书的内容相关，又有商业效果，也是至极当然之事。

八、没有结论：对赵升生平推测的归纳

　　以上，对《朝野类要》编者赵升生平事迹的考证出现了两说并存的状况。

　　【推测之一】在考证赵升的本籍为江西临川的基础上，继而考证出作为赵升晚年的托身之地的“双桂书院”，所在地也是籍贯地临川。并进一步依据《朝野类要》的内容，推测赵升当为从事公证和诉讼的书铺经营者或从业人员。

　　【推测之二】根据《朝野类要》和《重编详备碎金》的两篇序文，加上后者的两行刊记，推测赵升自幼年起，一直居住在首都临安。作为刊印贩卖书籍的书坊经营者度过了一生。

　　两种推测，除了本籍地为江西临川这一点是共同之处以外，对赵升的生平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笔者的考证经历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两说并存，实际上是反映了笔者的困惑。究竟哪一种推测接近真实，笔者只有倾向，不能断定。尽管综合起来看，【推测之二】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准确率，也就不能地将【推测之一】否定掉。

　　特别是详细比较《朝野类要》序和《重编详备碎金》序，还是感到有内容不合，甚至是矛盾之处。根据《重编详备碎金》的序文，赵氏书籍铺得到了张云翼校订本《详备碎金》之后，判断这是一部好书，便立即加以订正，并改为便于检索携带的开本，很快就刊印了。另一方面，根据《朝野类要》的序文，《朝野类要》是赵升痛感于自己的知识不足，长期学习，根据长期积累的笔记而编成的。编成之后又长期放置下来，直到晚年，才因经常有人需求，不胜抄录之烦，才决定自行出资刊刻的。从这两部书的刊刻经过看，《重编详备碎金》的刊刻，纯粹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而《朝野类要》则完全不同。按常理判断，像《朝野类要》这样的官场小百科，肯定是畅销的，为什么编成之后要长期放置呢？这明显与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书坊作法大相径庭。从这一点看，《朝野类要》的编者赵升与刊刻《重编详备碎金》的“双桂书籍铺”的赵氏并不是同一个人。并且，尽管《朝野类要》一书的命名，如前述《宋会要》的史料，是沿用历来的“类要”之名。但从内容上看，《朝野类要》与科举应试参考书并不完全一致。作为旁证，《宋会要》的史料并不能完全证明赵升就是书籍出版业者。

　　无论是哪一种推测，都没有把赵升纳入士大夫的圈子。对于一生未履仕途的赵升，《续文献通考》说“仕履无考”，实在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测。当然，这种先入为主也有情可原，因为毕竟绝大多数笔记小说都是出自士大夫之手。

九、因赵升的身分而形成的《朝野类要》的特色

　　考证可资利用的史料尽管很少，关于赵升的生平还是浮现出两种推测。在没有新史料发现的现阶段，要想下一个判断是很困难的。出于无奈，只好将两说并存，供学界参考，并切望对笔者的推测发表意见。如能提供新的史料线索，则甚为有功于赵氏，有功于学界。

　　观察《朝野类要》的表与里，其内容范围与叙述方式，处处都显示出与出自士大夫之手的笔记所不同的体貌特征。本书既不属于编纂者本人叙述亲历的“经历型”，也不属于学究式旁征博引的“考证型”。纵观全书，明确对其它书的引用，只有卷1“驾头”一条引用了《孔毅父谈苑》[23]、《皇朝类苑》[24]、《沈存中笔谈》[25]。辞书式的笔记引书之少，这在宋人笔记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其实，《朝野类要》的这种体貌特征，也隐约地透露了编撰者赵升的身分。

　　根据前面对赵升生平的考证推测，赵升的职业无论是从事公证和诉讼的书铺业者，抑或是书籍出版业者，总之都不属于士大夫阶层，则士明确的。那么，赵升这样的身分，对于《朝野类要》的编撰有什么影响呢？就典章制度而言，官僚士大夫的记述，往往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某种典制的设置与变迁。这种记述是亲历者关于这种典制的第一手原始史料，其价值无疑是宝贵的。然而，官僚士大夫的亲身经历，也往往是个别的、局部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这一点来看，《朝野类要》的百科全书式的广角记述，则全然不同。此外，学者的考证式的记述，往往注重于典章制度的变迁，而未必是以当时所实施的典制为中心。然而，赵升的职业所追求和注重的，则是《朝野类要》这种当代官场小百科的全面、准确与实用。正如前面所引述的那样，当时的许多官僚士大夫对繁冗的典章制度已经不十分清楚，以至于在升迁转徙之际要依赖书铺业者来准备必需的文件。无庸赘言，在诉讼的方面，书铺业者也是此行独擅的专业人士。这也表明，与现代社会一样，在行政与法律制度相当发达的宋代，的确需要依托专业人员来处理某一领域的专业事务了。同样，即使是作为书籍出版业者，为了保证信誉和销路，也一定要追求书籍内容的准确与实用。因此，从赵升的身分与职业来看，《朝野类要》在内容上的准确性，要比同时代的士大夫单凭兴趣所记述的有关典章制度的一鳞半爪的笔记也要高的多。如此说来，由于赵升身分与职业方面的原因，居然为后世留下一部不可多得的制度史的资料集。当时的无意为之，却成为今日的研究宝典，这正可以与成语“郢书燕说”的原意相当吧。

十、余论

　　文章完成之余，我还想对考证略画蛇足。我常常感到，考证有时就像是刑事侦探进行逻辑推理，利用仅有的线索，活用已知条件，进行合理而大胆的想像。同时还须要下死工夫，“上穷碧落下黄泉”，上天入地，竭泽而渔。称不上完全成功的例子，本文对赵升里贯文昌所在地的考证，可以说做到了“上天”，对双桂书院的考证，也部分地做到了“入地”。此外，考证的资料之于考证者，至关重要。不掌握资料，再高明的学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掌握了资料如何利用，如何解析，也是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特别是遇到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就要动用一切知识手段，从各个角度，峰岭横侧看，反复咀嚼，披沙拣金，不遗余力，不留余地。本文对关于赵升的仅存资料的利用，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以上所言，只是笔者写作这篇考证文字的感想，愿与学界师友共勉。

注释：

[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21子部杂家(标点本,中华书局,1997年)。

[2]《中国法制大辞典》,东川德治编。初名《典海》,1930年由法政大学出版部出版。1933年,改名为《增订支那法制大辞典》,由松云堂书店出版。1979年,再改名为《中国法制大辞典》,由燎原书店出版。

[3]《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

[4]《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

[5]《宋史》点校本,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

[6]《续文献通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十通本,1991年。

[7]小林义广:《是“欧阳修”还是“欧阳脩”》(《东海史学》第31号,1997年)。

[8]如简体字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繁体字版《辞源》等。

[9]《〈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生平事迹考》,刊载于《学林漫录》第5集(中华书局,1982年),后附录于点校本《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2005年此书重印,书后又新附一篇《〈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生平事迹补考》。

[10]《江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11]《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2]《抚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本,上海书店,1990年。

[13]明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94《经国》引赵汝愚《乞抚安归正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

[14]《梦溪笔谈》,胡道静校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癸辛杂志》,《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年

[16]刊记出于印刷上的整齐美观,分为各为十字的两行,但断句似应为:“临安府清和坊北街西面东,双桂赵宅书籍铺刻梓。”

[17]《重编详备碎金》收录于《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第6卷,于1981年影印出版。

[18]五山版是指宋末元初东渡的僧人和印刷工匠在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的禅宗寺院刊刻的书籍。

[19]《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

[20]《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

[21]见《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卷234援引。

[22]《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元代笔记小说》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3]《孔毅父谈苑》，为北宋孔平仲所撰《孔氏谈苑》。

[24]《皇朝类苑》,为南宋初年江少虞所编《皇朝事实类苑》。此书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宋朝事实类苑》,出版了点校本。关于此书,拙作有《〈宋朝事实类苑〉杂考》(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5期)可以参考。

[25]《沈存中笔谈》,即北宋沈括之《梦溪笔谈》。

附表：《朝野类要》卷目表

　　（此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九辑，2007年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