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学无论有着何种差异，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对天生丽质的惊叹与赞美。欧洲最早的荷马史诗渲染美貌的女性使男人们心神荡漾，而我们的诗歌鼻祖《诗经》描写窈窕淑女弄得小伙子们辗转反侧；法国的《红与黑》说于连深夜爬窗，而我们的《西厢记》早演过张生月下跳墙；美艳绝伦的海伦让两个部落争战十年，而我们的《汉宫秋》里匈奴单于竟扬言道：如果不把貌若天仙的昭君送给他，他发誓将汉朝宫殿夷为平地。

　　古代中国十分注重道德教化，礼仪教规多得令人透不过气，可奇怪的是同道德礼教背道而驰的文学作品却又相当可观。在古板的道德家面前，美丽的女性是没有多大市场的，稍有不慎就会被骂作狐狸精，然而她们在浪漫的文学家笔下却可以扬眉吐气，搔首弄姿。三千年来，我们多彩的古代文学世界里一直活跃着不受道德礼教约束的美丽女性，比如《西京杂记》中的卓文君不愿意守节寡居，毅然私奔了司马相如；《浣纱记》里的西施让夫差死在她的石榴裙下，然后与潇洒豪迈的范蠡比翼双飞；《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在勾引董卓的同时又去勾引了董卓的干儿子吕布；而《骊山记》中的杨玉环做了风流天子唐明皇的爱妃之后又让那位北方猛男安禄山魂不守舍，安禄山在出征渔阳离开长安之际居然抱着玉环的双腿泣泪涟涟……。以古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些天生丽质的红颜，那无论如何是算不得好女子的，但文学家却不大理睬这一套，对她们的赞赏之情往往溢于言表。文学就是文学，人类社会需要道德规范，但文学追寻的是天真浪漫，自由联想，假若文学满纸道德教条，整天板着面孔说话，那还不如丢进阴沟里冲走。所以，道德严格要求世人循规蹈矩，而文学却不断地犯规，世人并不拒绝犯规的文学，这也许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文化现象。

　　文学的浪漫与犯规还集中地表现在仙女故事的想象编造上。那位大名鼎鼎的西王母在《山海经》里本是一口虎牙、一条豹尾的似人怪兽，可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作品中却被想象成了一个“容颜绝世”、美不可及的天仙，以致滑稽多智的东方朔也忍不住跑到南窗下去偷窥。这样的美女当然不能没有丈夫和情人，于是，在文学家们的安排下，她先嫁给了远古的黄帝，之后又嫁给了汉朝的东王公，最后嫁给了天上的玉皇，而周穆王、汉武帝则是她的两个情人。西王母从远古嫁到汉朝，从地下嫁到天上，西周有情人，西汉有相好，连她自己都搞不清谁是丈夫，谁是情人，实在是开放浪漫之至，她当然不会寂寞孤独。但天上到底还有寂寞的美女，李商隐赋诗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独守月宫的嫦娥日日夜夜面对碧海似的青天，孤寂寡欢之情难以排遣。不过，嫦娥的孤寂怪不得别人，《西游记》上讲，多情厚意的天蓬元帅向她示爱，不知她是思想封建还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她竟然跑到玉帝面前告御状，结果天蓬元帅被罚下人间做了猪八戒，在八戒看来，这是何等的失策！倒是银河岸边的织女思想开窍，唐人张荐的传奇小说《郭翰》说，织女与牛郎远隔天河，翘首相望，一年仅有一次短暂的相会，本是坚贞不渝的爱情象征。秦观词云：“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但苦苦的相思使织女终于忍受不了，她觉得还是人间长相守好，于是不顾周围的非议而背弃牛郎，私下凡间另寻新欢，上演了一曲颠覆道德规范的浪漫剧。而唐人沈亚之的《秦梦记》更是异想天开地安排了自己的天仙配，在这里，没有守节的公主，也没有死抱礼教道德的家长，惟有作家的浪漫情怀：那位年轻美丽善于吹箫的女仙弄玉在丈夫萧史死后，其父王秦穆公便招了沈亚之为驸马，二人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生活，弄玉无疾而终后，沈亚之为她写了一曲动人肺腑的挽歌，表达了对天地姻缘的无限眷恋和对红颜凋谢的深深悲悼之情。

　　严肃的面孔是道德的禀性，轻松浪漫的情调是文学的神韵。道德家就像球场上的裁判，他要求人们按规矩比赛，而文学家犹如球场上无视规矩的球员，他只想随心所欲地打球，就异想天开的创造性而言，球员比裁判更受观众青睐。这就是三千年来的古代文学屡屡犯规却长盛不衰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