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是继《诗经》、《楚辞》、《昭明文选》、《文苑英华》之后的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其版本状况大致如下：它的初次刊刻约在绍兴初年，南宋一代极有可能存在绍兴本之外的其它宋本。此后从元至正元年（ 1341 ）集庆路儒学重刻《乐府诗集》直至明末，元本通行了三百年。其间经过南监多次修补，以至书板断脱、后来重印者不可卒读。与这种刊印状况相对的是，嘉靖、隆庆以来的文学复古运动大大刺激了《乐府诗集》一书需求量的增长。这种背景要求产生新版的《乐府诗集》。恰逢明末毛晋汲古阁刻书事业之盛与钱谦益绛云楼宋本的出现，二者相结合，为新版《乐府诗集》的产生提供了具体的物质条件。于是，在明末清初的常熟诞生了汲古阁本的《乐府诗集》。

　　崇祯十二年（1639），毛晋凭私交从钱谦益处借得宋本，校以自己所藏的一个无补版的明修本，并于此年付梓。毛晋的这个校本就是汲古阁本的祖本，我们称之为汲祖本。付梓后产生的最初的那个刻本我们称为汲晋本。大约在康熙八年（ 1669 ）之后、康熙四十四年（ 1706 ）之前，汲晋本经过两次订正。第一次校订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我们称为汲本。第二次校订本成为定本，流传最广，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有，我们称为汲扆本。至于三本名称的拟定，主要是根据出版人来命名。汲晋本出于毛晋之手；汲扆本因卷末有“东吴毛晋订正，男扆再订”字样，判其出自毛扆之手；汲本则因不能确定其在毛氏家族中为何人所刊，故暂定名为汲本。

　　汲晋本和汲本流传甚少，康乾以来，无人论及汲古阁所刻《乐府诗集》存在差异颇大的三本，大约与前二本流传不广有关。汲扆本的流传比较稳定，影响颇为深远。在乾隆年间，被采入宫廷，成为抄写四库荟要、四库全书的底本；约在嘉道年间，由于书板刷印频繁，几易其主，出现了印刷质量极差的本子，甚至将书名误为《乐府解题》，同时还出现坊肆的翻刻本；同治末年，湖北武昌崇文书局据汲扆本重刻，书局本流传亦广，在 1912 年还再版了一次；此后，四部丛刊影印了汲扆本，四部备要排印了崇文书局本，使得汲扆本成为 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增湘宋本出现之前最为通行的一种版本。

梳理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的源流是有意义的：第一，它为研究汲古阁刻书事业提供了一个个案，尤其对于汲古阁刻书的剜改现象的研究又增添了一个生动的事例。第二，它在校勘上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汲古阁本源自绛云楼宋本，绛宋本舛误甚多，毛扆的两次重订都是努力在底本是一个背离事实之真的古本的情况下恢复事实之真。第三，它是研究清及近现代《乐府诗集》一书的流传和影响的物质基础。清代及近现代的此书的传播和发生影响主要是以汲古阁本为载体，因此对汲古阁本的流传历史的客观描述就十分必要了。

　　以下我们先从汲祖本谈起。

一 汲祖本

　　（一）概述

　　汲祖本的底本是毛晋所藏的一个明修本，虽无补版，但漫漶缺页情况比较严重，不是明修本中的佳本。卷首周序多残缺，故毛晋刊刻时删却周序。缺页处皆抄补。汲祖本以钱谦益绛云楼宋本对校，绛宋本较傅增湘藏宋本晚出，且多有错漏脱讹；即便如此，汲祖本的最高价值仍然体现在宋本勘定之上。

　　具体负责校勘工作的是毛晋、王咸二人。毛氏校书常延请名士[1]，王咸大约就是这样一位名士。王咸（1591—1676），字与谷，号拙庵。江苏常熟人。咸为毛晋友人，崇祯十五年（ 1642 ）为毛氏画《虞山毛氏汲古阁图》，图上有钱大昕题额，后有朱照廉、段玉裁、陈延庆、吴凌云、善冠等三十五人所书题画诗。可谓以图记毛氏藏书之盛。[2]在校勘分工上，王咸完成了全书绝大多数的校勘工作。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续志》卷四云：“自卷一至卷六《朝日乐章》，毛氏子晋手校，卷末俱有子晋手识校勘时日，其《夕月乐章》以下则长洲王与公所校也。”我们的统计与张氏相同，由是可知毛晋仅校勘了目录和前五卷半，其余部分由王咸完成。

　　全书共有毛晋、王咸校勘手识三十五条，毛晋跋一。分布于以下几卷之末：一、二、三、四、五、九、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三、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二、四十六、五十、五十三、五十六、五十九、六十三、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二、七十六、七十九、八十、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二、一百。手识详细记载了校勘时日，以及校勘时的心态，偶有赏评，是研究汲祖本的宝贵材料。手识之外，卷末还有毛晋的跋，与汲古阁刻本之跋稍有出入。大抵刻本之跋更注意修饰文字，且加入一句总结性的评价——“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辞，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

　　汲祖本现藏国家图书馆。藏印有：“毛晋秘箧”、“铁琴铜剑楼”、“瞿启科印”、“瞿启文印”、“瞿秉渊印”、“瞿秉清印”、“识字耕夫”，卷中还有“毛姓秘翫”[3]、“汲古阁鉴定”二朱印。结合藏印与文献记载可推知此本的递藏状况为毛晋 → 毛表 →？→ 张金吾 → 瞿镛 → 瞿秉渊、瞿秉清 → 瞿启文、瞿启科、瞿启甲 → 瞿凤起 → 国家图书馆。毛氏藏书约于康熙末年散出，至此书入归张金吾之前，递藏状况不可考得。张金吾《爱日精卢藏书志·续志》卷四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汲祖本的一些状况，诸如毛晋、王咸二人的校勘工作的分配、毛晋的跋、王咸的校勘手识等。虽然汲祖本尚存于国家图书馆，但张氏的这些记载还是有价值的。古籍久置后字迹便会黯灭不可辨认，传至今日的汲祖本比之张氏当年所见，又增残损，故而张氏对毛晋跋及王咸手识的记录还可增补一二。张氏藏书于晚年散出，此书遂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收得。铁琴铜剑楼为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肇自瞿绍基（1772－1836），后经子瞿镛（1794－1875）、孙瞿秉渊秉清（1828－1877）、曾孙瞿启文、瞿启科、瞿启甲（1873—1940）、玄孙瞿凤起递传。根据藏印我们判断汲祖本入归铁琴铜剑楼始于第二代传人瞿镛。因为在创始者瞿绍基那里，尚未有“铁琴铜剑楼”之称，瞿氏藏书楼尚名为“恬裕斋”，直到光绪元年为避帝讳才改为“铁琴铜剑楼”。此本上未见钤有瞿绍基的藏印（瞿绍基的藏印有“绍基秘籍”“虞山瞿绍基藏书”“瞿氏鉴藏金石记”“恬裕斋藏”等），且瞿镛所编其父藏书之目录《恬裕斋藏书记》不著录《乐府诗集》，故知瞿绍基在世时尚未收得。在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中，都有对汲祖本的著录和介绍，大抵和张金吾《爱日精卢藏书志》相当。另有瞿启甲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尚辑得毛晋、王咸校勘手识十条。　　

　　（二）毛晋、王咸校勘述评

　　据卷一末毛晋识“己卯二月望日依宋版较正”、卷一百末王咸识“腊月廿四日灯下阅完是夕爆声如雷”，可知二人从明思宗崇祯十二年己卯（ 1639 年）二月至腊月共花了十个月校毕《乐府诗集》。毛晋跋云“手自雠正，九阅月而告成”，实则应为十个月。校《乐府诗集》时距明亡还有五年，此年毛晋四十岁，王咸四十八岁。

　　毛晋、王咸的校勘工作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第一，排列绛宋本的异文。第二，偶有案断。为了便于分析，列举王咸、毛晋部分有代表性的校记于下。稍早于汲祖本，大约在 1637 年以前，常熟还有一个冯班的校本，亦是用绛云楼宋本校元本，冯校本已佚，但在陆贻典校本和劳权校本中尚保留了冯校，我们从陆校和劳校中将冯校辑出，一并排列于下（为便用查找，页数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乐府诗集》之页数。下文诸表所标之页数均依中华本，不再注出）：

　　显而易见，同出绛宋的冯校，与毛、王二人的校记是有一定的出入的。这表现在：首先，较之冯校，王毛之校更为详细。我们曾对全书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从数量上来说，王毛校可能要比冯校多出一倍不止；其次冯出校王毛未出校的情况亦有，但不多，应属于校勘中的自然现象，校勘中人为的疏漏在所难免。惟王毛校倍于冯校这种现象颇难解释。清初陆贻典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做出了解释。陆氏认为冯氏有据而王毛引据他书、忝加臆改是造成冯略毛详的原因：“大要冯氏所校，即未能详，而确有可据。”“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与冯校往往不合。盖冯校失之略，毛校颇详，而末免引据他书，忝以臆改，宜其相去径庭也。”[4]经过对王毛校和冯校的分析比较，我们否定了陆氏的说法，理由是：

　　第一，陆氏此说建立在“毛氏刻本”与冯校的对比之上，毛氏刻本是以汲祖本为底本的付刻本，与汲祖本的差异很大，有较为严重的“忝加臆改”的倾向。（详情参下文）

　　第二，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者，可能有引据他书者，但更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引据他书的。我们在笺校《乐府诗集》的过程中，比较全面地接触了“他书”，诸如正史、野史、杂史、笔记小说、总集、别集等，即使将典籍亡佚的因素考虑在内，我们所涉及的“他书”的范围和数量也不会不及于毛晋、王咸。我们将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之处核之于“他书”，却发现这种异文常常是唯一的，它与各书都不相同。诸如卷八四刘琨《扶风歌》“冽冽悲风起”之“悲”，《文选》、《文选集注》、《艺文类聚》、《初学记》、《诗纪》俱作“悲”，唯有王咸出校为“长”。卷九十李白《横江词》“海鲸东蹙百川回”之“东”字，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清缪曰芑影宋本《李翰林集》、元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丛刊影郭云鹏本《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明鲍松刻影宋咸淳本《李翰林集》、清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俱作“东”，惟有王咸出校为“更”字。再如卷九四刘禹锡《堤上行》“长堤缭绕水徘徊”之“水”，宋绍兴本《刘宾客文集》、丛刊本《刘梦得文集》、《万首唐人绝句》俱作“水”，唯王咸出校为“太”。这些例子说明，王咸所出校的确实只能是绛宋本的异文。这更印证了绛宋是一个晚出的、舛误甚多的本子。

　　第三，王毛出校、冯氏未出校还有一些其它 情况，诸如王毛明确出校为“宋刻作某，误”者，在这种情况下冯氏不出校，可能是因为这些错误太过明显，如卷八二白居易《忆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之“火”字，王咸出校“宋刻作少，误”。再有卷十四傅宋本、元本皆作《上寿酒歌》，冯未出校，独王咸校为《王公上寿酒歌》，实则是根据目录本校得来，亦非据他书增改。

　　总之，我们对王毛之校持肯定评价，我们认为，较之冯校，它更为详细地反映了绛云楼宋本的面貌。

　　王毛校记除了详细地排列绛宋的异文之外，尚偶有按断，如最为常见的“宋刻作某，误。”此外，还有对显误者的判断，有时亦稍有考证。下列几例：

　　卷六一曹植《当事君行》“好恶随所爱增”之“增”，王校曰“应作憎。”

　　同上曹植《当车已驾行》“侍者打觞”之“打”，傅宋、元本俱作“打”，王校“应作行。”

　　卷六二梁刘孝胜《妾薄命》“复传苏国妇”之“妇”字，毛晋明修本、丁丙明修本、陆贻典明修本作墨等。王咸补一“妇”字，出校为“宋缺臆补”。陆校作“宋本缺毛增妇。”

　　同上唐李端《妾薄命》“市里共乘舟”之“舟”字，傅宋、元本俱作“舟”，王咸校曰“市里非可乘舟，疑作 辀 。”

　　上述所列诸例亦同样证明王咸、毛晋的校记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绛宋本的原貌。

　　（三）汲祖本的评价

　　无疑，汲祖本在《乐府诗集》版本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第一，它是用绛云楼宋本校过的，是复原绛云楼宋本的最重要依据。在绛宋亡佚的情况下，它与冯校就是绛宋研究的最宝贵的材料。第二，它是汲古阁本的祖本，是研究汲古阁版本系统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绛宋本与汲古阁本之间的枢纽。

　　汲祖本的底本虽然是一个无补版的明修本，但属于后期重印本，漫漶、断板现象比较严重，这决定了它会不可避免地保存底本的一些失误。用作对校的绛云楼宋本，是一个比现存的傅宋本晚出的本子，脱漏、讹变、臆改现象严重。毛晋、王咸二人的校勘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绛宋本的原貌，虽偶有按断，对绛宋的讹误稍有纠正，但要保留古本之真就必定要不可避免地保留绛宋本的诸多失误。绛宋本和明修本的版本价值在客观上决定了汲祖本的价值，也就是说，汲祖本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版本。

　　虽然它是一个有先天缺陷的版本，但它出现在明末元本将亡的情况下，以宋本勘定，并且是为了刊刻而产生的一个校本，在其基础之上，诞生了一个新的版本系统－－汲古阁本系统。在《乐府诗集》流传的历史上，亦可谓功不可没。

二 汲晋本

　　汲祖本付梓印行，即诞生了汲晋本。汲晋本的刊刻时间也应在崇祯己卯（1639）。我们可以在陆贻典跋中找到确凿的证据。陆跋曰：“余少时同孙子岷自从定远借校毛氏刻本，距今已三十年矣。”陆跋作于“己酉孟夏廿有四日”， 己酉为清康熙八年（1669年），那么三十年前就是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如此则毛晋刻《乐府诗集》于 1639 年应毫无疑问。王咸校毕此书在崇祯己卯腊月——“腊月廿四日灯下阅完。是夕爆声如雷”（卷一百王咸题识），这说明这部一百卷的大书不是在全部校完后才刊刻的，而应该是校一部分刻一部分。卷九十二王咸题识亦称“阅竟前一卷，日将下舂，因付刻催迫，乃复披阅，不谓遂能终之。初九日识。”正因为校刻都在同一年进行，所以才能赶在年底问世。

　　（一）传世汲晋本概况

　　我们发现的汲晋本只有两个：一是藏于南京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题为陆烜校；一藏于上海图书馆，劳权校本。

　　1.南图汲晋本

　　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栏。上鱼尾，每卷首页和末页的鱼尾下题“汲古阁”“毛氏正本”及页码，首页与末页之间的其它页的鱼尾下题“乐府×卷×”。印刷精良，栏线清晰，无断版，有清晰秀美之感，必为初刻初印本。卷首为李序，遗周序。李序上有陆烜黄笔校补。陆烜于李序末题曰：“乾隆己丑三月十八日读李五峰集校补烜”。第二页有丁丙的识语，记录得书始末，“今观汲古跋语，是刻实祖宋本，较元童万元家本为优。经沈文悫藏庋，陆梅谷校叙，余心可珍重，以十番购之。”云云。

　　藏印有：“子书楼”、“快雪斋”、“归愚”、“沈德潜印”、“梅谷”、“陆烜子之印”、“丁丙”、“四库著录”、“八千卷楼”、“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子书楼”、“快雪斋”二印不知为何氏之印；“归愚”、“沈德潜印”为沈德潜藏印；“梅谷”、“陆烜子之印”为陆烜之印；其余为丁丙之印。

　　据丁丙识语和藏印可知此书递藏状况为：沈德潜（1673—1768）→ 陆烜（？1766—？1786）→ 丁丙（1832—1899）。

　　2.上图汲晋本

　　上图汲晋本应与南图汲晋本为同时所印，都是初刻初印本。上图汲晋本同时又为劳权校本，即劳权以元本校汲晋本，关于劳权校勘诸事，参拙著《〈乐府诗集〉版本研究》，未刊稿 。

　　此本藏印有：“下邳余怀字澹心一字广霞”、“蟫盦”、“丹铅精舍”、“沤喜亭”、“学林堂”、“劳”、“襛”等。可知其为余怀藏书，后为劳权所得。“襛”为劳权之女之印。

　　（二）从汲祖本到汲晋本

　　汲晋本基本上是从汲祖本而来。在处理绛宋本和元本的异文上，当二者不能择其一时，通常采用“某，一作某”的形式。汲晋本基本沿袭了汲祖本（元本、绛宋、王毛校）的大量讹误。汲晋本显然在刊刻之前又做过校勘和改动，一方面通过本校或他校订正了汲祖本的部分脱漏讹误，另一方面汲晋本自身又添加了大量的臆改、讹误和脱漏。

　　1.以“某，一作某”的形式反映绛宋本和元本的异文

　　2.沿袭祖本（元本、绛本、毛校、王校）之误

　　3.通过本校或依据他书改正汲祖本的部分讹误

　　4.汲晋本新增的臆改、讹误和脱漏

　　1）臆改

　　2）讹误

　　3）脱漏

　　汲晋本是汲古阁本《乐府诗集》最初的刻本。就其版刻价值来说，它是汲古阁系统内最早刊刻的本子，是善本；但就其内容而言，错误很多。它不仅沿袭了祖本的错误，而且本身之臆改、讹误又不可胜计。但不管怎么说，从汲祖本到汲晋本的刊刻，《乐府诗集》重新有了一个定本。　　

　　汲晋本在刊刻的初始时期，并不为世所重。在清康熙六年（1667）陆贻典重校《乐府诗集》跋曰：“此书毛氏刻本远胜元本，惜乎世无有识之者。”这可能与两种因素有关－－战乱和印量有限。汲晋本《乐府诗集》的诞生，适逢明末战乱，政局动荡，出版印刷业自会受到影响。从汲晋本刊刻（ 1639 年）到毛晋过世（ 1659 年）二十年间正是清军入关后顺治初年的动荡时期。再据古籍印刷常识，一部书的初印约为四十部，这个印刷量是很小的；如果又不经重印，那么其流传有限可知。

三　汲本

　　汲古阁校刻书籍，有其自身的许多特点。汲晋本那种不依底本，多加臆改者，也不乏其例，如《书林清话》卷七载：“元大德本《后汉书》载陈鳣跋云：‘荛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 '” 再有，再版重印时又加剜改，如校本陆游《南唐书》载顾涧 临陆敕先校钱罄室本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然如《读书敏求记》所云‘卷例俱遵史汉体，首行书某纪某传卷第几，而注《南唐书》于下，开卷便见其谬'者，尚未改去。其它沿袭旧讹，可知其不少矣 。”[5]汲古阁校刻《乐府诗集》正属于此种情况 —— 先后产生了在内容上出入相当大的三本：汲晋本、汲本和汲扆本。三本同出于一块书版，款式行格一概相同，不同的是后二本有大量的剜改。诸如卷四十八《襄阳乐》末一首“恶见多情欢，罢侬不相语。莫作鸟集林，忽如提侬去。”汲晋本此首脱，汲本补入。像这种在一块书版中补入一首二十个字的诗，定需将整块书版重刻。这种剜改的结果是产生了内容上差异相当大的三本。三本在内容上的区别大致是：汲晋本不仅沿袭了汲祖本的错讹且自身又增加了许多臆改讹误，汲本订正了汲祖本和汲晋本的部分错讹，汲扆本订正汲祖本和汲晋本的绝大部分的错讹，堪称校勘精审。以下我们先对汲本作一较为全面的论述。

　　（一）传世汲本概况

在我们所见的汲古阁本中，只见到唯一的一个汲本，也就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公文纸印本，清翁同龢、翁曾文跋”本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翁曾文跋中云：“ 此书乃汲古阁主人所刻，纸用残册，岂取其坚洁耶？然此为初印本无疑。内有朱笔评点，共六十四处，其改正者约廿处，系冯简园先生手笔。 ” （我们已将冯氏的评点辑出，虽数量不多，但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有校勘、有赏析、有笺释等等。）藏印有“虞山冯武”、“翁践孙”。据题跋与藏印可推知此书大约一直在常熟一地递藏，其顺序为：冯武 → 翁曾文 → 翁践孙。

近现代著名藏书家莫伯骥（1878—1958）在其《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中亦载有一个“明汲古阁刻本，用公牍故纸印”，当为上图藏本之外的另一个汲本。其判断依据有三：第一，莫氏为广东东莞人，其生平活动笵围在广东、香港、澳门一带。第二，莫氏的藏书来源不包括翁氏藏书，“北如意园之盛、临清之徐，南如揭阳之丁氏、南海之孔氏、巴陵之方氏、江阴之缪氏、茂苑之蒋氏、长沙叶氏之观古堂、独山莫氏之铜井文房、扬州吴氏之测海楼，最近蒙难之聊城海源阁……然其散出之旧椠精抄往往为伯骥所得。”[6]第三，莫氏之书多毁于日寇侵华之战火。故此可知在近现代至少有两个汲本流传于世。莫氏关于他所收藏的这个汲本有一个判断，他认为“此本用前明公牍纸背印，板新墨妙，当是初次雕成所印。”这个判断无疑是错误的，即便不以汲本的内容来判断汲本的刊刻先后，仅据版刻上的特点，也可以判定汲本产生于汲晋本之后。因为我们翻检上图汲本的过程中，发现部分栏线有细微的断版的痕迹，所以它必不是初刻初印本。

　　（二）汲本校改考

　　1．汲本校改在顺治二年之后

　　汲本用公文纸印成。李致忠提出可以从公文纸来推断印书年代：“各级官府的文书档册都要有一段时间存盘保留，不可能随时处理，所以将之用来印书多在改朝换代之后。那种以公文纸正面痕迹作为版刻年份的确证是靠不住的。一般来说，公文纸正面痕迹所反映的年代，可以说明其版刻年份或印刷年份是后朝后代。”[7]汲本用明代公文纸印成，那么它的印刷时间必在入清之后。

　　庞树森《重修常昭合志·沿革志》[8]卷一：“顺治二年六月，安抚使周荃来收邑图籍。闰六月邑人抗薙发，令殴死。陈主簿举严栻起义兵。七月十三日，栻与清兵战南关，败绩，城遂破。八月，知县洪一纬赴任，为乡兵所困。十七日，清兵复至，栻战不利，军遂溃。洪一纬莅邑，颁条教，安民时。何凤祥、芮观等据福山参将萧世忠讨平之。”可知常熟入清是在顺治二年（1645）八月。此年毛晋四十六岁，毛褒约十二岁，毛表约七岁，毛扆五岁，冯武十九岁，陆贻典二十八岁。

　　在明末清初政局动荡的那一段时间里，农商等各项事业都受到了破坏打击，都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变革以后，杜门却扫，著书自娱。”毛晋《重镌〈十三经〉〈十七史〉缘起》：“甲申（1644）春仲……岂料兵兴寇发，危如累卵。分贮板籍于湖边岩畔茆庵草舍中。水火鱼鼠，十伤二三……犹幸数年以往，村居稍宁……”这说明明末战乱确实对汲古阁的刻书事业造成一定的打击，迫使其一度中止。综上可知汲本必定产生在顺治二年以后。

　　2．汲本、汲扆本的校改都在康熙八年之后

　　清初陆贻典在其校元本《乐府诗集》跋中多次提到毛刻：

　　清康熙六年（1667），陆贻典第二次校《乐府诗集》，跋中称“此书毛氏刻本远胜元本，惜乎世无有识之者。”此年陆贻典五十岁，毛扆二十七岁。

　　清康熙八年（1669），陆贻典第三次校《乐府诗集》，跋中提及“余少时同孙子岷自，从定远借校毛氏刻本，距今已三十年矣，亦都不记忆也。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与冯校往往不合。盖冯校失之略，毛校颇详，而末免引据他书，加以臆改，宜其相去径庭也。” 又提及钦远游校本“视冯本倍略。且似错以毛刻。”

　　据上可知，陆氏在1639年与友人孙江（字岷自）合校《乐府诗集》，即以冯校本校毛氏刻本。这里的“毛氏刻本”必是汲晋本无疑，1639年正是汲晋本刊印之年。此后，在事隔二十八年、三十年之后，陆氏两次重校《乐府诗集》的跋中，都又提到了“毛刻”。那么此时陆氏所见的“毛氏刻本”是汲古阁本中的哪一种呢？我们可以据陆校推得。陆校多称“毛刻作某”、“毛氏刻本作某”，我们将陆校中关于毛刻的校记辑出，列举于下：

　　从以上所列陆校来看，大部分的“毛刻”都是汲晋本、汲本、汲扆本三本相同，但也有几条是不同的：

　　卷六十《刘妙容宛转歌》，汲晋、汲本作“低丝”，汲 扆 本作“低红”。——陆氏毛刻同汲晋、汲本。

　　卷七十宋鲍照《行路难》，汲晋作“今”，其它二种作“清”。——陆氏毛刻同汲晋。

　　卷七二唐赵微明《古离别》，汲晋作“远”，其它二种作“违”——陆氏毛刻同汲晋。

　　卷九十唐鲍溶《采葛行》，汲晋、汲本作“贾一作头”，汲 扆 作“头”。——陆氏毛刻同汲晋、汲本。

　　因此，陆氏所参“毛氏刻本”必为汲晋本。也就是说，在陆氏第二次、第三次校勘《乐府诗集》时，汲古阁并未有校改后的《乐府诗集》产生。陆氏在后两次校勘时都有其婿毛扆参入，如果汲古阁有校改的新版本出现，陆氏不会不参。所以我们可以把汲本和汲扆本的产生时间都放在陆校本之后。那么由此也可以确定汲本的刊刻时间在康熙八年陆氏第三次校《乐府诗集》之后。

　　3．汲本亦可能与汲扆本一样同出自毛扆

　　汲古阁的刻书事业持续了百年之久，大致前四十年由毛晋支撑，后六十年赖其诸子延续。毛晋五子－－襄、褒、衮、表、扆，襄、衮早卒，毛褒约生于崇祯四年（1631），约卒于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毛表生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卒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毛扆生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卒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潘天祯《汲古阁主人毛晋诸子生卒年试考》一文描述了毛晋诸子与汲古阁后期的刻书事业：“晋卒后，汲古阁的事业，初虽由褒、表、扆兄弟继续，褒‘天性醇谨'（陈瑚《从游集》），享年不永，办不了多少事；表‘倜傥多能，治家斩斩，早见头角’（陈瑚《从游集》），虽可办一番事业，但志不在此，中年异趣，在医业上成为毛氏名医世家的创始人，也是贡献。独毛扆自始至终从事藏书、校书、抄书及修补毛晋所刻之书版五十多年，是一位汲古阁事业的主要继承人。”

　　毛晋卒于1659年，此年毛褒约28岁、毛表21岁、毛扆19岁。毛晋卒后，将汲古阁藏书及书版分发诸子 [9]，汲祖本《乐府诗集》分与毛表，书板也最有可能分与毛表。那么汲本《乐府诗集》是否出于毛表之手？上文我们已经证明汲本的产生应在陆贻典第三次校勘《乐府诗集》之后，即康熙八年之后；康熙八年，毛表三十一岁，可能已经异趣从医了。“传至奏叔公，有不为良相而为良医之志。于是精研医理，活人无算。”[10]那么汲本的校改极可能亦出于毛扆之手。汲祖本在毛表处，汲晋本的书板也可能在毛表处，毛扆校改《乐府诗集》，可能是从其兄处借得旧版。毛扆从其兄处借版补勘，是有例可寻的。“乡知家刻有《忠义集》，因失去其版，无可得见。甲寅（康熙十三年）六月于伯兄处乱版中得之，喜甚。因令苍头拂尘涤秽，手为甲乙。甲乙甫竟，叔兄走笔来索其版，乃扆与叔兄者也。”据潘天祯考证，伯兄指毛褒，叔兄指毛表。[11]

　　（三）汲本述评

　　总体看来，汲本是汲晋本到汲扆本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版本，它订正了汲祖本、汲晋本的一些错误，但同时又沿袭了二者的许多错误，不及汲扆本校勘精审。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过渡性；第二，注重版本对校，改动多有版本依据。

　　汲本的过渡性明显体现在它对汲祖本、汲晋本都介于改与不改之间。它一方面改正了汲晋本刊刻时产生的大多数脱漏、讹误和臆改，一方面对这些脱漏、讹误和臆改又有所保留。相比之下，它对汲祖本的错讹的改动要比对汲晋本的改动少得多。

　　汲本在校改时有引据他书的倾向，但总体上更注重版本对校。它订正的最多的是汲晋本刊刻时产生的脱漏讹误和臆改，其依据是汲祖本（元本和王毛校所代表的绛宋本）；它对王咸、毛晋出校的地方，一般仅据冯校、陆校补缺，不轻易改动，因为对王毛校的改动就可能意味着对绛宋本的改动。可见，汲本校改的特点是尊重汲祖本。

　　1. 对汲祖本、汲晋本的改动

　　1）改汲祖本的讹误

　　在第一节中我分析过汲祖本的缺陷在于绛宋本和元本的讹误，以及王咸、毛晋校勘时人为的错误，汲本对此都有订正。

　　2）据冯校、陆校改王毛错校漏校

　　第二，祖本脱，据他书补；或祖本与他书有异文，以意去取，据他书改

　　第三，订正绛宋之误

　　这种情况很少，汲本是比较忠实于毛晋、王咸的校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对绛宋本的忠实。只有在毛、王之校与元本不同且毛王校显误时，方才改动。如卷七四梁张率《清凉》，傅宋、元本俱作“ 帐殿霭余晨”，王咸出校“帐”为“怅”，汲晋从王校作“怅”，汲本从元本改回“帐”。

　　3）改汲晋本的讹漏

　　汲晋本最明显的特点、也是其缺点，就是在没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凭空增添了不可胜计的臆改、讹误。汲本对此订正尤多。

　　通过上列事例不难不发现，汲本订正此类错讹的依据基本上都是依据版本，仅需依汲祖本（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元本）将之一一改回即可。

　　2．对汲祖本、汲晋本错讹的沿袭

　　虽然汲本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但对汲祖本、汲晋本的错讹仍然沿袭了不少。

　　1）沿袭了汲晋本刊刻时的脱漏讹误

　　2）沿袭汲祖本之误

四 汲扆本

　　（一）汲扆本概述

　　汲扆本是从清代到1955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傅宋本之前最为通行、最有影响的一个版本。它直接影响了摛藻堂四库荟要本、四库全书本、崇文书局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的诞生。可以说它在《乐府诗集》诸版本中的地位仅次于傅宋本。汲扆本的版式与汲晋本和汲本稍有区别，即全书中大多数的卷末有“东吴毛晋订正　男扆再订”字样。这是判定汲扆本的最为明显的版式特征。汲扆本传世甚多，全国各大图书均有，著录为普通古籍。

　　我在上海图书馆一共看了六个汲扆本。从版刻印刷的特征上可以分作三类：

　　第一类﹕

　　扉页作“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汲古阁藏”。有十册本、十二册本。清晰完好。其中十册本为蒋光焴（1825—1895）[12]藏书，藏印有“盐官蒋氏衍芬草堂三世藏书印”、“臣光 印”、“寅昉”。

　　第二类：

　　扉页作“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汲古阁藏”。有十二册本、十八册本。基本为清晰，亦有字迹、栏线、版片模糊之处。其中有姚椿（1777—1853）[13]藏十二册本。

　　第三类：

　　扉页“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解题汲古阁藏板”。有十册本、十二册本、三十六册本。栏线模糊，字迹漫漶，断板现象大量存在。其中有姚椿藏十册本。

　　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汲扆本至少印行过三次。且至少最后一次印行时书板已不属于毛氏，因为扉页题作“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解题汲古阁藏板”，书名出现讹误，显系坊肆书商所为。以下结合文献记载，对汲扆本的刊印流传状况稍作描述。

　　汲扆本在清代的刊印流传状况大致如此：它产生在康熙八年（1669）之后、康熙四十四年（1706）之前；在乾隆年间重印过，并被采入宫廷；嘉庆以后书板耗损渐多，走向衰亡。

　　在探讨汲本、汲扆本的校改时，根据陆贻典校本所引的“毛刻”将汲本和汲扆本的产生时间都推到了陆氏校书之后，即康熙八年之后。由于所见不广，无法推得汲扆本的确切的产生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汲扆本必定产生在康熙四十四年《全唐诗》开编之前。因为经过对校汲扆本与《全唐诗》的“乐府”部分，我们发现《全唐诗》的“乐府”部分系抄录汲扆本、稍加修改而来。故此可以判定汲扆本产生在 1669 年至 1706 年之间。

　　汲扆本在乾隆年间再版重印过且被采入宫廷。张之洞（1837—1909）《书目答问》卷四著录有：“《乐府诗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编。乾隆刻本。”[14]“乾隆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见载录，我们查遍了各大图书馆，亦不见踪影。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汲扆本在乾隆年间应该再版过，《书目答间》所载者可能就是重印的汲扆本。经过比勘，我们发现四库荟要本和四库全书本《乐府诗集》均是抄录汲扆本而来。因此可以肯定乾隆三十七年（ 1772 ）开编《四库全书》时，汲扆本被采入宫廷。

　　郑德懋作于道光年间的《汲古阁刻板存亡考》载“郭茂倩《古乐府》，板现存江宁。”[15]可证汲古阁本《乐府诗集》的书板在道光年间尚存。但嘉庆以来，重印翻版渐多，汲扆本已走向衰亡。刊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花薰阁诗述》称“琴川毛氏旧有刻本，百年以来，渐亦乖舛失次。”[16]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著录有“《乐府解题》一百卷，宋郭茂倩撰。”[17]这种题名为“乐府解题”的《乐府诗集》应该就是我们在上海图书馆所见的那种扉页题作“宋本勘定郭茂倩乐府解题汲古阁藏板”的汲扆本。孙氏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可见在嘉庆二十三年之前，已经出现了误题作《乐府解题》的本子，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本子断板严重，字迹漫漶。大约在道光年间，还出现了坊间翻刻本。刘喜海（1793－1852）作于道光戊子（1838年）的跋元本《乐府诗集》云：“是书惟毛氏汲古阁盛行于世，尚为精善，近又经坊间翻刻，恶劣颇不耐读，而欲求一毛氏元本殊不易之。”清同治十三年（1874）崇文书局重雕《乐府诗集》张荫桓序亦称“乾嘉而后，藏渐寡，或误乎沧溟之割字为韵；或狃于景陵之某句似诗。”可见在嘉、道、同年间，由于书板损耗这一物质原因，汲古阁本《乐府诗集》已趋衰亡，从而引起《乐府诗集》的流传再次陷入混乱。这也引发了同治十三年崇文书局的重刻汲扆本。这一时期汲古阁本《乐府诗集》虽已趋衰亡，但仍不失为书肆的通行本，极易购得，不为世珍。但大约到了光绪二、三十年，汲古阁所刻之书在流传中均已稀有，初刻就更难觅得了。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三”云：“风气二三十年而一变，古书亦二三十年而渐稀。曩余不喜毛氏汲古阁所刻书，光绪初元，京师湖南旧书摊头插架皆是。余所收得《十三经》，一为白纸初印；一为毛泰纸印，全部为乾嘉间歙县郑文照、郑德仁父子以各家所据宋元善本通校。《十七史》亦毛泰纸初印者。余若《津逮秘书》、《汉魏百三家》、郭茂倩《乐府诗集》、《陆放翁全集》、《唐人选唐诗八种》、《唐诗纪事》、《六十家词》、《词苑英华》、《诗词杂俎》、《六十种曲》，均陆续得之，皆以为寻常之本。”“毛刻书余幸当年随意获之，又悔当年等夷视之，今虽备数而未得选购初印之本，是亦失之眉睫之事矣。”[18]

　　（二）陆贻典与毛扆校改《乐府诗集》

　　陆贻典（1617— ？），字敕先，号觌庵，清常熟人。精校审，富收藏。《藏书纪事诗》称其为“新城令君之才子，汲古季子之妇翁。东涧老人之高足，其友则大冯小冯。”[19]毛扆为陆氏之婿，二人常合作校书。如《楹书隅录》载影宋精钞本《西昆酬唱集》陆贻典跋云“此书出郡人钱功甫手钞，余从毛倩斧季印录者也。”[20]又《文禄堂访书记》卷四载清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陆贻典于汲古阁同毛扆校订《金荃集》。

　　陆贻典曾于1639 年、1667 年、1669 年三次校勘《乐府诗集》（参陆氏之跋），陆校的特点是广参诸校，即集中了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乐府诗集》的主要成果——冯校、赵校（赵均）、王毛校、钱校（钱孙保）、钦校（钦远游）。陆贻典后两次校勘《乐府诗集》，毛扆亦稍有参予。毛扆不仅帮助陆氏搜求校本，且直接加入到陆氏的校勘工作中。1667 年陆贻典从毛扆处借得赵校本：“顷从毛黼季借得亡友赵灵均冯校本，再勘，是正弘多，颇怪向时之粗略太甚也。”1669年陆贻典又请毛扆去借钦远游的宋本：“郡人钦远游，以廉价购得宋本。初未知其佳，自余倩毛子黼季物色嗟赏，遂秘不出。黼季郑重求假，扃藏愈固。”诸本并列之后，毛扆与陆贻典一同开始校勘“余既与黼季校入赵本。”可见，毛扆是陆贻典校勘《乐府诗集》的一个见证人。1669年，陆贻典校毕《乐府诗集》，时年五十二岁，毛扆二十九岁，正当盛年。

　　后来毛扆重订《乐府诗集》是否受了陆贻典的启发，应是极有可能的。陆氏对汲祖本、汲晋本的态度明显是不满意的。虽然他在清康熙六年（1667）第二次校《乐府诗集》的跋中声称“此书毛氏刻本，远胜元本，惜乎世无有识之者。”但在康熙八年（1669）第三次校《乐府诗集》的跋中指出毛校（毛晋、王咸之校）、毛刻（汲晋本）有“引据他书，加以臆改”的特点：“惟毛氏刻本，亦出之牧翁宋刻，而与冯校往往不合。盖冯校失之略，毛校颇详，而末免引据他书，加以臆改，宜其相去径庭也。”陆校的目的是求古本之真——“庶几诸本俱列，以冀少存宋刻之面目也。”从这一目的出发，陆氏推崇的是冯校——“大要冯氏所校，即未能详，而确有可据，今用为主。俱用从朱笔其余从青笔。”可以陆氏对于毛晋校刻的《乐府诗集》是寓褒贬于行动中的。毛扆在参予陆氏的校勘活动中，发现汲古阁刻本的不足，萌生重订之心，应该是极有可能的。

　　陆氏校勘《乐府诗集》不仅仅是启发毛扆重订，而且在汲本、汲扆本的校改内容中，亦不难发现受陆校影响的痕迹。诸如陆氏指出毛刻误的地方，一般都得到改正；再如王咸、毛晋校勘时并未参看冯校本，到了汲本、汲扆本，则多有从冯校而来处。这些在我们下文中所列有关汲本、汲扆本的校记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三）汲扆本述评

　　汲扆本是在汲本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毛扆认为汲本不够令人满意，所以才会有再一次的校订。总体上来说，通过毛扆的这一次校订，产生了汲古阁本《乐府诗集》中最完美的一本，它在内容上相当接近傅宋本。它订正了绝大多数的汲本遗留的、汲晋本刊刻时产生的脱漏、讹误臆改之处，它对汲祖本（元本、王毛校）由于“先天缺陷”（汲祖本的底本是一个后期重印的无补版的明修本，漫漶断板较为严重；对校的绛云楼宋本是一个后期产生的、讹误甚多的本子）所产生的讹误进行了大胆的校改。当然，这种校改的主要依据是“他书”，因为毛扆没有看到过傅宋本，他之所以能够使汲扆本达到与傅宋本基本接近的程度，主要是依靠了他校。

　　1．汲扆本的改动

　　1）通过版本对校订正汲晋本的脱漏、讹误、臆改

　　（按：下表的汲祖本同元本）

　　2）改汲祖本

　　第一，以陆校、冯校订补王校的脱误

　　第二，据他书订正绛宋、元本的讹误

　　第三，对于汲祖本内部、即绛宋与元本的异文，或汲祖与他书之间的异文，斟酌高下，以意去取。取舍之时难免要引据他书。

　　2．汲扆本的缺陷

　　可以说，汲扆本的产生，使得汲祖本、汲晋本的绝大多数的错讹得到订正，但仍难免有所挂漏；不仅如此，汲扆本在订误的同时自身亦产生了一些讹误。

　　1）晋本的脱漏、讹误和臆改

　　2）底本之误

　　沿袭底本之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据版本、其它校本（如陆校、冯校等）及他书可以订正的，一种是不见傅宋本无法订正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毛扆应该校改却未能校改，这属于毛氏校勘的挂漏。如卷七十宋鲍照《行路难》之二，傅宋本作“ 璇 闺玉墀上椒阁”，“璇”字符本作“璇”，陆贻典校曰“元本璇，宋璇。”劳权校曰“冯璇。”这表明绛宋亦应是“璇”，王咸漏校，汲古阁三本沿之。再如卷七五唐李白《独不见》，傅宋本、元本皆作“春蕙 忽 秋草”，王咸校“忽”字作“急”字，冯校作“忽”，王校误，汲古阁三本沿之。但在第二种情况下，毛扆是无法校改的。如卷六五陈后主《前有一樽酒行》，傅宋作“日落绮罗解 ”，元本误为“鲜”，王咸、冯班均未出校，可见绛本亦误，汲古阁三本皆沿元本之误。如卷七二唐顾况《古离别》傅宋、元本有作者名，王校、冯校均删却，即绛宋无，汲古阁三本均遵绛宋，不署作者名。再如卷八一唐齐巳《杨柳枝》，傅宋本、元本作“凝 重 多含雨露深”，王咸出校“重”作“碧”，可能是来自绛宋，亦可能来自王咸的改动，汲古阁三本皆沿之。虽然这个“碧”字大约在意境上更胜，但早期的宋本作“重”，亦说得通，显然不能轻易以晚改早或以他校改对校。毛扆之所以无法出校，是因为他确实没有看到傅宋本。恰如傅增湘所言“若非亲见宋本，又焉能悬断其得失耶？”

　　3）汲扆本自身的讹误

　　上述所列那种“乙一作乙”的情况，其来历是这样的：假设汲晋本、汲本原是“甲一作乙”，毛扆重订时斟酌再三后选定了“乙”，上版时就将“甲”改作“乙”，并在“乙”处补一个墨等，成为“乙一作▓”这样一种形式。但有时因为上板时疏忽，刻工漏修，忘了补一个墨等上去，就成了“乙一作乙”的形式。

　　3．汲扆本评价

　　汲扆本是汲古阁本《乐府诗集》最后的一本，也是内容上最为完善的一本，它代表了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的最高水平。它的出现，是以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乐府诗集》活动为基础的。尤其是陆贻典，他广列诸校－－冯校、赵校、钱校、王毛校、钦校，为毛扆校书提供了可资参校的丰富的材料。汲古阁丰富的藏书，又为毛扆提供了他校的材料。在校本、他书齐备的条件下，汲扆本以求得事实之真为主要目的，从而克服了明修本和绛宋本带来的先天缺陷，成为清代及近现代一个远胜于元本的通行善本。

　　当然，汲扆本克服汲祖本的先天缺陷主要是通过他书校改，这就决定汲扆本亦具有不可避免的版本缺陷。因为他没有见过傅宋本，无法全面反映傅宋本的面貌，也就是说，它无法全面反映一个版本的历史之真。由此更可见傅宋本的可贵，因为它体现了古本之真与事实之真的统一，而绛宋本体现的则是古本之真与事实之真的背离。

五 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评价

　　（一）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的特点

　　汲古阁整理刊刻《乐府诗集》，经过两代人四次校改，最终诞生了校对精良、堪称善本的汲扆本。从汲祖本到汲扆本，这期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校改过程。从汲祖本到汲晋本，错讹不断累加。首先是因为汲祖本使用了后期重印的明修本和后期产生的、讹误甚多的绛宋本，造成底本上的先天缺陷；然后是汲晋本刊刻时又增添了不可胜数的脱漏、讹误和臆改。汲本和汲扆本所做的努力就是校改汲祖本和汲晋本的错讹。相比之下，改正汲晋本的错误相对比较容易，一般只需较为严格地遵照底本，但要改正汲祖本的错误，则非得据他书校改不可。

　　汲祖本的先天的缺陷决定了校改《乐府诗集》的特点。汲古阁校勘《乐府诗集》，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求古本之真与求事实之真的矛盾。如果要求得古本之真，那就意味着保留绛宋本、明修本大量的讹误；如果要求得事实之真，就必须纠误正讹，而要完作这一工作，就必须依据他书、以意去取。这是《乐府诗集》版本流传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一矛盾贯穿于汲古阁校改《乐府诗集》的过程中，使之常常徘徊于“古本”与“意取”之间，斟酌再三，诸如：

　　卷五一李白《上云乐》，傅宋、元本作“ 西 海栽若木”；王咸校作“宋刻作四，误”，陆贻典和劳权所引的冯校亦作“四”，可见绛宋作“四”；汲晋本从元本和王校作“西”，汲本从绛宋改作“四”，汲 扆 本又改回“西”。

　　卷七五《筑城曲》解题，傅宋、元本作“又有筑城睢 城 曲”，“城”字显误，应为“阳”字；汲晋本径改作“阳”字，汲本从底本又改回“城”字，汲 扆 本再校作“阳”。

　　卷八一《杨柳枝》解题，傅宋本作“古题所谓折杨 柳 也”；“柳”字元本误作“枝”；王咸未出校，陆贻典录冯校为“柳”；汲晋本改祖本作“柳”，汲本从汲祖本作“枝”；汲扆本又改为“柳”。

　　一般来说，汲本重视版本校勘，很尊重汲祖本，它的动机可能是想保存绛宋的面貌，但要保存绛宋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保存绛宋的讹误。存在大量讹误的版本一定不能成为通行中的善本，为了求得事实之真，又有了汲扆本的重订。汲扆本重订的特点是据他书他校改动底本。可见，汲古阁两次校改《乐府诗集》，可以说是徘徊于古本之真与事实之真之间。改底本是校勘上最忌讳的事，对于精于校勘毛扆来说，他的一贯主张也是不妄改：“因知校书以阙疑为第一要义，不可妄加涂乙，吾子孙其善佩之哉。”[21]“大抵古人著书，各成一家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鲁鱼后先，焉知孰是？士生千百世而后，而读古人流传转写之书，茍非有善本可据，亦且依样葫芦，须在心领神会，不可擅加涂乙也。顾寡薄自用，致误非浅，恃才妄作，贻害更深，恶似而非者，盖以此也。”[22]毛扆的可贵之处正于他能将“不妄改”这一原则灵活地运用，不是一味迷信底本、迷信宋刻，在其《松陵集跋》中，它对宋刻的优劣作了一个分辨－－“夫书得宋刻可矣，尚有原板、补板之不同，因知先辈读书，必访求古本，良非无谓。”[23]诚如段玉裁所言：“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伪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胶葛如治丝而棼，如筭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24]毛扆正是在定底本之是非的基础上断立说之是非的。这样看来，汲古阁校刻《乐府诗集》，正是做了一个的尝试：在底本是一个背离事实之真的古本的情况下恢复事实之真。

　　（二）汲古阁整理《乐府诗集》与汲古阁的刻书事业

　　据陶湘统计，汲古阁刻书约有六百种有零。[25]其中以刊刻十三经、十七史用力最勤，亦最为著称。《乐府诗集》这部书在汲古阁刻书中的地位，必不及十三经十七史，但亦不是末流，应是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这一方面表现在毛晋对《乐府诗集》这部书评价颇高，另一方面表现在刊印过程中由草率转为精细。第一，毛晋的评价。毛晋跋从乐部诸书的分类说起的：“乐盖六艺之一也，乐部诸书，孟坚著诸经籍之首，贵与列诸经解之后，陈氏直厕诸子录杂艺之间，愈趋而愈微眇。”这说明毛晋倾向于将《乐府诗集》定位为乐书。《乐府诗集》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乐书与诗总集的双重特性，所以从宋代开始，它就既被著录在经部乐类又被著录在集部总集类。这两种不同的著录代表着不同的评价，在正统的眼光中，经部乐类的地位要远比集部总集类高。毛晋不仅将之视作经部乐类之书，且将之拔高至与经部诗类同等的地位上，如毛跋所言“太原郭茂倩集乐府诗一百卷，采陶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词，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在此我们不对毛晋这种评价作是非判断，我们关注的是毛晋的这种评价对刻书的影响。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称毛晋的刻书标准是以经史为源本：“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佚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毛晋将之作为经部书来刊刻，汲古阁刻书又以经史为重，这都说明毛晋对于刊刻《乐府诗集》是颇为重视的。第二，刊刻过程是一个由草率到精细的过程。毛晋校刻《乐府诗集》在 1639 年，适逢明清易代之际，政局突变，汲古阁出版事业颇受影响。王咸在校书过程中受到时局动荡的影响，如卷三十三题识“己卯四月廿六日阅完此本。忆早春，客有自西北来者，言流寇纵横，然所过或有全者，独官军一到，虽鸡犬亦无 □ 类矣，闻之蹙于伤心。兹读戎昱《苦哉行》，“前年狂胡来，惧死翻生全。今秋官军至，岂意遭戈鋋。”乃知振古如斯也，可胜叹哉！与公。”卷五十九又题“己卯七月十四阅竟。闻良招危焉，心曲尽乱，疑有漏处。”不仅如此，初版的整个校刻出版过程都比较仓促。上文我们据陆贻典跋文得知此书在1639年年底就已流布于世，故而推得它是边校边刻的，此点还可以在王咸的手识中找到印证：

　　卷五十九“己卯七月十四阅竟。”

　　卷六十三“己卯七月十三日看完。”

　　卷六十七“己卯九月五日坐宝月堂较完。”

　　卷七十二“己卯八月二十五日坐池上阅竟。”

　　校勘时间与卷数先后不一，这说明王咸校勘不是全部依卷而校的，七月十三日先校六十三卷，七月十四日再校五十九卷，八月二十五日先校七十二卷，到了九月五日再翻回来校六十七卷；这只能是因为在刻书的过程中边刻边校，所以才不能循序校阅。全部校刻时间仅有十个月，而且绝大部分的校勘任务由王咸一人完成，非常紧迫，怪不得王咸感叹“付刻催迫”。[26]这样仓促校刻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人为错误极多的本子，汲古阁的初印本是不佳的，这可能也是引发后来重订《乐府诗集》的一个原因。经过两次校改，由粗率转为精细，最后产生了校勘精审的善本。综上可知，毛晋将《乐府诗集》视为经部之书，较为重视，但由于刻版仓促等客观原因，初印本不佳；后来经过两次校改成为一个善本。因此，在汲古阁所刻之书中，《乐府诗集》应该算得上一部较为重要的书。

　　汲古阁刊刻《乐府诗集》，其间经过两次校改，这在汲古阁所刻其它书籍中亦存在同样现象。形成这种剜改现象的个中原因比较复杂，汲古阁的刻书事业在毛氏家族内部传承了三代百年之久；而书板却至少流传了二百多年。这二百年间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剜改现象，有的是毛氏家族内部的剜改，有的是书板流出后其它人所做的剜改，甚至是一书而兼俱两种剜改，以下对这三种情况分而述之。

　　第一，毛氏家族内部的剜改。陆贻典是毛氏父子二代刻书的见证人之一，陆校本《陆游南唐书》云“汲古阁初刻陆氏《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27]可见汲古阁本《陆游南唐书》据陆氏所见是剜改过一次的。这种情况与《乐府诗集》的重订类似。

　　第二，书板流出汲古阁后为他家剜改。诸如《十三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都在书板流出后经他人剜补翻刻。陶湘《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序》：“《十三经》、《十七史》、《文选李善注》、《六十种曲》，刷印既繁，模糊自易。顺治初年，子晋修补损缺，已至变易田产。康熙间，板已四散。经、史两部归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始而剜补，继则重雕。亥豕鲁鱼，触目皆是，读者病之。窃维毛氏雕工精审，无书不校，既校必跋。纸张洁炼，装式宏雅，如唐宋人诗词及丛书杂俎等刊，均可证明其良善，岂有煌煌经史，反如斯之恶劣耶？于是刻意搜求，得《十三经注疏》原板初印，《十七史》为开花印纸，内府有之。经史之钱谦益序，均未抽毁。《文选》字口如新，与通行汲古本迥判霄壤，而毛刻之含冤蒙垢，遂昭然大白。”[28]

　　第三，更有甚者，是一部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兼具汲古阁内部剜改流出后被他人剜改，这是最为复杂的一种情况。嘉庆二年，段玉裁作《汲古阁说文订》，其序称其得一毛扆亲署的第五次校改本“而据次立剜改，又识见驽下，凡小徐佳处，少所采掇，而不必从者，乃多从之。学者得之，以为拱璧，岂知其缪盩多端哉。”[29]今人潘天祯作《毛扆四次以前校改〈说文〉说质疑》、《毛扆第五次校改〈说文〉说的考察》[30]、《汲古阁〈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31]三文，辨析段说之谬且将汲古阁刊印《说文解字》的源流本末考得甚为清楚。潘氏认为：汲古阁本《说文》经毛晋、毛扆父子二代刻成，在汲古阁内部即有校样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初印本之分；毛扆卒后，书版售与扬州祁门马氏，稍后在扬州出现剜改本；乾隆三十八年又出现了朱筠重刻本；光绪七年淮南书局在初印甲本上伪加毛扆书衣题识，号称翻刻汲古阁第四次校本。段氏误在将他人的剜改之误加之毛扆。

　　可见，汲古阁的刊刻极为复杂，剜改现象的存在为汲古阁刻书的评价带来了困难。我们不能拿到一个汲古阁本就随便定其优劣，必须辨其源流始末。前人对汲古阁刻书多有评价，毁誉不一。康熙年间的陆贻典作为汲古阁刻书的见证人，时常指出某刻多误、某刻佳，大抵不错。乾嘉年间孙从添、黄丕烈、陈鳣、段玉裁，纷纷指责汲古阁刻书功不掩过，贻误后人。孙从添（1692－1767）《藏书纪要》云：“惟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 , 不足贵也。”又云“汲古阁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亦仅数种。”[32]陈鳣（1753－1871）于嘉庆十年为黄丕烈（1763—1825）所藏《元大德本后汉书》作跋：“荛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33]近现代的叶德辉和陶湘对汲古阁刻书有较为全面的研究，以叶氏识见之广，尚罗列孙从添、陈鳣、黄丕烈、段玉裁等人之说，将之视为汲古阁刻书之瑕玷，“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34]当然，为毛氏辨冤、恢复名誉者亦不乏其人，上文所列的陶湘为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文选》洗冤，当代的潘天祯理清了汲古阁《说文解字》刊刻源流，驳斥了段玉裁之说。上述孙从添、黄丕烈、顾广圻、陈鳣、段玉裁对汲古阁刻书之毁，未必公允，究其原因，客观上由乾嘉年间汲古阁本的流传状况所决定的。乾嘉年间，正出现汲古阁初印本逐渐消亡，剜改、翻刻、重刻本流行于世，诸家不知源流，误末为本，不能广收异本，分辨汲古阁刻书之误亦或后人剜改之误，故而有失公允。而陆贻典、陶湘、潘天祯等人能够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正是因为对汲古阁刻书及书籍流传的始末较为熟悉。要公正评价汲古阁所刻之某书，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具体的比勘来解决问题。恰如潘天祯所言“不细读原书，单看著录，轻谈版本鉴定和研究尚有不小距离，此可供古籍整理工作借鉴者也。”[35]

注释：

[1]近人庞鸿文《常昭合志稿》卷三二《毛凤苞传》云：“藏书数万卷，延名士校勘。”清光绪三十年（1904）刊。

[2]参叶昌炽撰《藏书纪事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6 页；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274页；谢巍《中国画学家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

[3]“毛姓秘翫”为毛晋之子毛表之藏印。表字奏叔，号正庵。毛晋第四子。参《藏书纪事诗》卷三，第310页；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中华书局1957年版《书林清话》，第270－272页；潘天祯《汲古阁主人毛晋诸子生卒年试考》，《江苏图书馆学报》 2000 年第6期，第49－51页。

[4]陆贻典跋，见上海图书馆藏陆校本。

[5]上二例俱见叶德辉撰《书林清话》卷七，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 156 页。

[6]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自序，民国二十年（1931）东莞莫氏铅印本。

[7]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载《文史》第十四辑，第145－173页。

[8]庞树森《重修常昭合志》，民国三十七年（1948）常熟县志编纂委员会铅印本。

[9]参毛绥万《元英先生诗集》跋，转引自潘天祯《汲古阁主人毛晋诸子生卒年试考》。毛绥万为毛晋孙，毛表长子。

[10]朱超然《汲古阁毛氏家谱序》，转引自潘天祯《汲古阁主人毛晋诸子生卒年试考》。

[11]毛扆跋《忠义集》，参潘天祯《汲古阁主人毛晋诸子生卒年试考》。

[12]字寅昉，号吟舫，一号敬斋，浙江海宁人。蒋氏先人藏书甚富，多有善本。着有《衍丰草堂藏书目》。参《中国藏书家考略》，第304页；《文献家通考》卷十七，第964页。

[13]字春本，一字子寿，号樗寮生，上海娄县人。师事姚鼐，于书无不窥，好钞书。其藏书处为通艺阁、晚学斋。参《文献家通考》卷十二，第 662 页。

[14]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范希曾补正本，第311页。

[15]《小石山房丛书》，清同治十三年（1874）补刻本。

[16]清雪北山樵《花薰阁诗述》，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17]丛书集成初编本。

[18]第161页。

[19]参《藏书纪事诗》卷三，第329页。

[20]转引自《藏书纪事诗》卷三，第329页。

[21]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五载毛扆校印《中吴纪闻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 册第 425 页。

[22]毛扆校《洛阳伽蓝记跋》，转引自潘天祯《毛扆四次以前校改〈说文〉说质疑》，载《图书馆学通讯》， 1986 年第 3 期，第 87 页。

[23]《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八录毛扆《松陵集跋》，第五册第 1505 页。

[24]《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道光元年七叶衍祥堂刻本。

[25]陶湘《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序》：“明常熟毛晋，字子晋，校刻书籍，起万历之季，迄顺治之初，垂四十年，刻成六百种有零。……予积卅余载之力，得五百四十种零。按之顾刻目目录，已得十之九。”陶氏《书目丛刊》本，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 页。

[26]卷九十二王咸识语：“阅竟前一卷，日将下舂，因付刻催迫，乃复披阅，不谓遂能终之。初九日识。”

[27]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卷二，见《顾广圻书目题跋》，中华书局 1993 年版《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第 620 页。

[28]陶氏《书目丛刊》本，第 19 页。

[29]段玉裁《说文跋》，光绪七年（ 1881 ）淮南书局刻本《说文解字》。

[30]载《图书馆学通讯》， 1985 年第 2 期，第 60 － 67 页。

[31]载《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7 年第 2 期，第 51 － 61 页。

[32]孙从忝《藏书纪要》“购求”，嘉庆辛未（ 1811 ）黄丕烈芷修书屋版。

[33]《荛圃藏书题识》卷二，载黄丕烈《黄丕烈书目题跋》，中华书局 1993 年版《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第 24 页。

[34]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第 156 页。

[35]《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第 54 页。

　　原载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