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以为促使徐渭中年以后的疯狂的原因众多，但主要有四个方面，徐渭的性格、思想、师从以及不幸的人生经历，促使徐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关键词：压抑；痛苦；性格；经历；疯狂

　　对徐渭中年以后疯狂，诸多学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仍然争论不休，文章欲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徐渭的疯狂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促使他疯狂的是他独特的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奇异的思想。文章欲探究徐渭疯狂的原因，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性绝警敏”——压抑的童年、少年和锋芒毕露的才华

　　徐渭的早年：畸形的出身与奇异的才华。心理学认为，童年体验是人心理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中介，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童年的体验，特别是那些印象深刻地体验，往往给人的一生涂上了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在个体的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1]徐渭为侍妾（后为“侍妾”,当时为“婢女”）所生，始生百日而父死，依继嫡母苗宜人而居。在他十岁那年，因家道衰落，苗宜人竟遣散他的生母和一批仆人，这都在徐渭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十四岁那年苗宜人死，他又不得不改依同父异母的正出的长兄徐淮，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从小形成了独特的压抑与反抗，拘束与放纵性格。徐渭小时候就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六岁时“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听。”（《畸谱》）八岁为文援笔立就，“君子缙绅至有宝树灵珠之称，刘晏、杨修之比。”十几岁时为文，“指掌之间，万言可就。”（俱见《上提学副使张公书》）连庶出都算不上的家庭地位，未百日而丧父、亲母被卖、嫡母早逝的痛苦，没有一件顺心的事，这种经历使年幼多才的徐渭很小就行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这种童年的坎坷的经历，尴尬的家庭、社会地位，深深地刺激了徐渭幼小的心灵，使他“性绝警敏”（陶望龄《徐文长传》）遇事多疑，渐生病态，以致后来发展神经分症。

二、“十谒九不见”——屡屡败北

　　徐渭的青年时代和科举。徐渭早年是一个功名心很强的人物，由于他生在一个科举至上的社会里，他也曾着意科举几乎半生，希望走上仕途，一试身手，本来似乎在科举之途上易如反掌，结果却一再败北，从他自著的《畸谱》来看，他二十岁中秀才后，从二十三岁始参加科考，直到四十一岁，连考八次，却屡屡败北。什么原因？他在十九岁时因童试再次落第愤而上提学副使书中自己作出解释：“再试有司，皆以不合规寸，摈斥于时。”（《上提学副使张公书》）所谓“不合规寸”即是不符合当时的封建思想，那对当时来说就是异端思想。四十四岁时还想参加考试，因故未能成行，此后即废考。他热切向往功名顺遂，以便一展身手，他很自信，“男儿抱策满万言，殿头日炙研水干，今朝一得龙颜笑，明日金鞍摇马鞭。”[2]此诗虽是写给友人的，但也表明了自己的理想。徐渭的自我价值始终得不到实现，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基本的动机，人类都具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各种潜能的趋向。”[3]他在《省试周大夫赠篇罢归赋此》中说：“十谒九不荐，那能长作儒，江光凌弃璧，关色黯归繻。薇蕨求新主，羹汤问小姑，风雷亦何限，终是恼凡鱼。”为脱离在长兄徐淮哪里乞食的生活，这位兄长对徐渭并不好。徐渭在《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中自叙处境时说：“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长兄那里生活不下去哪。后来不得不入赘潘家，五年后妻死搬出潘家，赁房开馆授徒，以后长期困顿，时不时入人幕府求食。一次次痛苦的科考失意极大地震撼了他，使他非常伤心。他的《桑枝半月一蝉振羽》说：“饮露自怜留月伴，吟秋谁解倚风听。人间梦想冠缨贵，唱断清声唤不醒。”对痴情进入社会上层的某些人物，借秋蝉的鸣声巧妙地提出了讽谏。从热中功名到淡薄名利，这是徐渭思想的一个巨大转变。徐渭的思想最终可归结为一句话：法乎自然。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虑而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读龙惕书》）它把顺应人的血肉之躯而全其自然天性视为人生的基本要义，这就是“中”，所谓“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论中》）。徐渭推崇自然天性的认识和当时另一位思想家李贽反对禁锢“人欲”达到了殊途同归。

　　从幼年到壮年，徐渭经历了人生中种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幼年失怙，青年丧偶，家园零丁，科场顿挫。他所遭受的不幸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人的心里发生严重的畸变，何况是一次次的遭受打击，何况徐渭的自我意识又是那样强烈，这些都埋下了精神病变的祸根。[4]

三、徐渭的师从与异端思想

　　徐渭幼年从陆如刚学习“时文”，二十八岁师“季长沙”，后又从表兄王龙溪，而季王皆王守仁门人，为王学左派，将“良知”引向禅学，对徐渭有较大影响。王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徐渭的一生：“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脱洒，本无挂碍系缚。尧、舜、文、武之兢兢业业，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体不失此活泼洒脱之机，非有加也。“（《明儒学案》）明代中叶在理学解体的过程中产生了心学，人的价值得到了日益重视，人的欲求得到了肯定，在美学上出现了背离礼乐传统的趋势，表现真性真情的主张。对日常生活的肯定，对男女性欲的表现以及对自我个性的张扬。徐渭的《论中》认为“自上古以至今，圣人者不少矣，比多矣，自君四海，主亿兆、锁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把“圣人”的范围扩大化。这实际是对道学文人为维护纲常而代圣人立言的猛烈抨击。他还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指责朱熹“只是要人说他是个圣人，并无一些破绽，所以做别人者人人不中他意，世间事事不称他心，无过中比求有过……”矛头直接对准理学大师，揭其“小人”面目。徐渭这种早年的异端思想不仅没有因为科举的失意而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如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二岁再赴乡试时，提学副使薛应旗在他的试卷上批云;“句句鬼语，李长吉之流也。”（陶望龄《徐文长传》）徐渭的思想儒道释兼而有之，徐渭在对他少年时的朋友萧翊的评价中说萧：“独喜秦汉古文，老庄诸子，仙释经录及古书法”（《萧女臣墓志铭》），这是他自己的表白。

　　徐渭除学习王学左派思想外，后来又得禅宗高僧玉芝和尚（比“玉通”如何）的指教，这就是“既而慕于道往从长沙公究王氏学。谓道类禅，又去扣于禅”。（《自为墓志铭》）。他说：“人心之惺然而觉，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已者，非有思虑而启之，非有作为以助之，则亦莫非自然也。”它把顺应人的血肉之躯而全其自然天性作为人生的基本要义。徐渭终身追求适心任性，放情恣情，不为心违，不为性拘，维护自己的天性。然而，徐渭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间或籍气势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言”，这就导致“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陶望龄《徐文长传》）晚年又多次自戕，“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然而“竟不得死”（袁宏道《徐文长传》）。徐渭的生命中儒道释侠思想兼而有之，而历史上各家思想兼收并畜，得到完美表现、淋漓尽致的发挥的大作家恐怕只有唐代的李白，而在徐渭身上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揉合，而是畸形的发展。这和徐渭痛苦的人身经历一起共同导致了徐渭的疯狂。

四、极端崇尚自由与多次寄人篱下的痛苦的幕府生活、党争和杀妻

　　为报效祖国、养家糊口、一展才华，使自己的理想得以实现。当科举之路不通情况下，徐渭不得不走上了“代人歌哭”的幕府文人生活。这种生活也曾一度使他快乐，但大多却是失意与痛苦，是导致徐渭“疯狂的重要原因”。

　　曾得浙江总督兼兵部侍郎胡宗宪支助买一处宅院，晚年贫困又搬出借居（《见李子遂》信）。他最后的归宿非常凄惨：“有书数千卷，后斥卖殆尽。畴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寝。”（陶望龄《徐文长传》）似乎命运在跟他始终开玩笑，他平生崇上自由任性，最不能忍受寄人篱下，却一生不得不多次入人幕府，这大概是她最痛苦的事情。他曾随会稽典史参加抗倭战斗，到福建顺昌寄居内兄潘伯海驿丞署，在平湖县署讲授经文，骑驴冒雪入浙江总督胡宗宪幕府为书记，没舟北上京城入礼部尚书李春芳幕。至宣化入总督吴兑幕，至马水口入参将李如松幕。徐渭《狂鼓史》杂剧里弥衡所谓：“拜帖儿长拿，没处儿投纳”，正是他亲身经历的痛苦写照。

　　徐渭以文士入人幕府，就要替人舞文弄墨。不得不屡屡替胡宗宪谄媚他一直坚决反对的严嵩，讨好严嵩，一应《贺严公生日启》等书札都出自徐渭之手。食人之禄，为人尽力，这才是一代才子徐渭的最痛苦之处，正是：“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隐不显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抄代集小序》）尽管徐渭的《献白鹿表》、《再进白鹿表》迎合了喜好神仙的明世宗，“上又留心文字，凡俪语奇丽处，皆以御笔点出，别令小臣录为一册”（《万历野获编》卷十四）使他大获名声，在胡府中地位极高，也是他曾一度得意，但这无法改变他的社会地位。徐渭后来把他代胡撰的文章结集，竟有百篇之多，十分惭愧，只取其半，他说：“其他非病于大谀，则必大不工也。噫，存者亦谀且不工矣。”只是他仍希望世人理解他的不得已：“然有说存焉。余不能病公（胡宗宪），人亦不能病余也。此在智者默而得之耳。”（俱见《幕抄小序》）既然胡宗宪做这些事是不得已，希望人们也能原谅我。这种现实的压抑与徐渭心中追求自由的渴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导致徐渭心中的无比愤怒，而这种愤怒又导致徐渭对传统和现实的反叛，他在《题内兄家所藏画鹿》一篇中写道：“知君本是旷荡流，懒束带钩事官守。正如麋鹿困樊笼，终想长林悦丰草。”《雪竹图》题诗曰：“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万恨难消。”借被大雪压折的竹子咏志，抒发心中无可遣释的愤恨。年轻时他曾说：“生无以建立奇绝，死当含无穷之恨耳”（《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但结果事与愿违，他苦苦抗争命运，只能抱恨终生。

　　徐渭多负才略“多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袁宏道《徐文长传》）他想在金戈铁马中一展才华，从军入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胡非常看重徐渭，能够包容徐渭狂放的作风，但这也助长了徐渭的傲气，使他以后结交其他权贵时放不下架子，动辄甩袖而去，这给他以后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1561年（嘉靖四十年）迎娶张氏应该是猜疑鬼神作祟。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胡因结交严党而被罢免，礼部尚书李春芳托杭州查某给徐渭六十两聘银，请他入幕，李是当时严党的反对派，入其幕府本来是徐渭渴求的，他欣然答应，但李不是胡，李春芳要求于门客的文字非常多，“诸撰繁多不能概及……收散文目，类有掌管，胡约轮转入侍，则又寝处内城，临日挥毫，甚至聚食一所。”[5]徐渭不能忍受其苛刻的待遇，他觉得这种没有自由地日子是对他个人尊严的极大蔑视，而李也不能容忍徐的散漫任性，徐渭请求辞去，李春芳不同意，徐渭就断然拂袖而去。惹怒了李，习惯于颐指使气、身居一品的李春芳认为是对他的大不敬，派查某上门，责令徐渭立即回府，徐渭变卖家产得银六十两，要查某退回李春芳，查某不受，不久徐渭不得不勉强回京最终得翰林院编修诸大受等人从中斡旋，徐渭才得以脱身。此事使徐渭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随之，胡宗宪下狱，使徐渭内心掀起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的波澜，他认为自己不应在活在世上，于是写下了《自为墓志铭》，随即设法自杀，1565年胡宗宪瘐死狱中，作《雪压梅竹图》，病发。次年，狂病发，杀张氏，入狱。

　　总之，由于徐渭独特的童年生活，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为以后埋下了病根；才华横溢而又屡试不中，使他承受着炼狱般的心灵痛苦；他极度可望自由却又不得不数次寄人篱下，忍受着无法摆脱的捆绑与束缚；再加上他本人儒道释侠多种思想兼而有之和不幸的人生。这一切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都加在了徐渭身上，使他患上了现代意义上说的“精神分裂症”。

注释：

[1]参见王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23页。

[2]徐渭：黄鹄歌送冯君（鸣阳）会试[A].徐渭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9页。

[3]高楠：《艺术心理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21页。

[4]参见陈仲庚编译《变态心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5]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0－1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