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基本行政区划与《元典章》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大汗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是为元朝之始。至元十三年灭南宋，三年后奄有全宋之地，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大一统。在同一过程中，因军事政治行动的需要，而在各地设置行中书省，并渐渐变为相对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表明地方性的加强。

　　元代中期，渐渐将地方一级行政区划调整为一中书省和十行中书省的格局。其中十行中书省具体为陕西、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河南江北、辽阳、岭北、甘肃等。

　　又，西藏地区归中央宣政院所下，甘肃以西又有哈密力、北庭都元帅府、和喇火州之地，皆不属行省。

　　元代政区层级既多，又采取复式统辖关系，因此而形成一套繁琐的行政区划体系。其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可参考周振鹤教授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一表，如下：

　　可以说，元代基本行政区划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也很可能是绝后的繁复的典型。

　　下面说说《元典章》。《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三十九·政书类存目一”叙述“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五卷数”目，曰：

　　“不著撰人名氏。《前集》载世祖即位至延祐七年英宗初政。其纲凡十，曰《诏令》，曰《圣政》，曰《朝纲》，曰《台纲》，曰《吏部》，曰《户部》，曰《礼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其目凡三百七十有三，每目之中又各分条格。《新集》体例略仿《前集》，皆续载英宗至治元二年事，不分卷数，似犹未竟之本也。”内容、体例介绍得很完整。

　　不过，目录又指出：“此书”虽然“於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固宜存备一朝之故事。”是优点；“然所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

　　因此，史学家陈垣在校勘近刻于元刻本《元典章》时，系统地利用其成果总结概括了校勘学普遍现象与方法，写成《校勘学释例》一书，影响很大。

二、对“元代地名误例”条的分析

　　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元代名物误例”章目中“不谙元代地名而误例”条分为五个条目：

　　1.所误为历代所无之地名，一望即知其误者也。

　　2.所误为元时所无之地名，略一考究，即知其误者也。

　　3.所误为元时所有之地名，而隶属不相应，亦已察觉者也。

　　4.所误为元时所有之地名，而未指明隶属，则非用对校法，莫知其误也。

　　5.地名误作非地名，有时亦非对校不可。

　　其实，这五条可以概括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后人刻抄时将元地名改成其它地名，弄错了地方；第二种将元地方改错了，成了当时不存在的地方或其他名物。第一种可从释例中举一例：“户五五濮州知州元作‘滁州'”，这两地元时都在，只不过相差千里之遥。第二种举“户十八江省行省元作‘江西行省'，”“江省行省”当时或后世都不存在的地名，搓得很明显。

　　另外统计了几项东西：

　　第一条十六例，第二条十例，第三条五例，第四条五例，第五条二例，共计三十八例。

　　在这三十八例中，五例为行省名之误，府、路、州二级行政区划有八例，县、府下散州三级行政区划二十三例，基层地名为两例。

　　由仅此校释类例大略可知：后本较元本错谬颇多，而且比较广泛，大至省、府，小至县及以下，都出了些问题。而其中，而其中，以县一级较小行政区划地名似占错谬的多数。当然，以政令为主体的《元典章》记载必先还小的地名不会很多，而有元一代十大兴盛也会刻错，可能就不应该了。

　　三十八例中，涉及《元典章》中五纲，具体有：吏部、户部、兵部、刑部、礼部，占了“十纲”中的一半。这些纲目涉及具体公文、诏令，多是上、下层，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公务往来，恐占《元典章》篇幅较大，所以错谬也就不少。“工部”无例，不影响这个结论。其他“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多是中央文书，皇帝诏命，自然准确性较高。

　　再分析一下这三十八例中地名南北之误例的出现情况。三十八例中，南方地方为十九例，北方地方为十九例，基本一致。不只是陈垣释例拣选时兼顾各地情况，还是《元典章》中本身就“采掇颇详”，汇总全国的政书之要而成。另外，北方地名十九例至少有十一例属于腹里（今山西、河北、山东、京津一带），毕竟政治中心在此，汇编书的作者，与校勘释例者——陈垣，想必也是有意无意地多编了一些罢。

三、造成元代地名谬误的诸因素

　　有因必有果，有果方有因。《校勘学释例》对于造成元代地名错误的原因归那只是从文献角度所作的探讨。我想，这种产生许多谬误的现象应该是方面的。

　　首先，应该是刻本不精，简单的刊刻错误导致一些不该出现的谬误。另个角度说，这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如：元本“栾城县”，沈刻是“奕城县”；元本是“邵武路”，沈刻是“郡武路”；等等。这些都是明显的错误，自然是错字、别字，可以肯定。

　　其次，由于传抄或负责刊刻者对元代史地情况不了解，却妄自窜改，或想当然的去“斧正”。如：元本“湖广行省”到沈本为“广东行省”，后者当时不存在；元本“江南浙西道”到沈本则为“江南淮西道”，后者显然不是当时史实。这种情况，既反映出印刷业存在的一些版本问题，也能看出明清两代的不良学风与某些乱改古籍的陋习。

　　这种谬误，最可笑的例子是把元本“自李二寺至临清”两地名夹一段运河，改成“自李二等至临清”，或疑为人名，可谓改得简直是莫名其妙。当然，以上这两种错因也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历史原因。朝代更替，时间间隔，尤其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征服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被推翻后，由于民族隔阂、文化差异等原因，不了解、不熟悉这个王朝乃至淡视它，都算是正常的事情。再加上时间推移的作用，出现如此一些不该出现的谬误也是在所难免。

　　具体的一些典章制度的差异，不同时代的约定俗成，也正是这样产生的。比如：明清两代省下是府，称府已是习惯；而《元典章》中略同于“府”级的路，后来的刻本也称其为“府”。如“重庆路”便称其为“重庆府”。而同路级官职“彰德辅宕”也自然而然地变为“彰德府宕”。

　　末了提一下，可能还有种简文的想法在里面。“漷州”的“漷”元时用，也许后来想规简一下，就是“郭州”。文字的简化，或用字的流变，在细节上应该也有影响，却是误而有理罢。

　　总之，分析“元代地名误例”条，对于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自我探究，是有益的。考虑一些材料，与材料背后的制约因素，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