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朴是一个热衷革命思潮的作家，他将《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全面刻划中国从1870年直至民国前夕所经历的政治动荡。他不愿意采纳传统的叙事形式，更在刻划赛金花——故事中的傅彩云，表现其对这风尘女子形象的刻划上，故意对其传统作出颠覆和背叛。《孽海花》被鲁迅列为谴责小说，因其主要的着眼之处是为折射和批判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但因着傅彩云的角色，无庸置疑《孽海花》是包含了“狎邪”的成分。[1]本文会尝试阐析其中风尘女子形象，对传统的转变和颠覆，针对在角色的塑造上。

　　首先就是孽海花中傅彩云的角色对男主角金雯青的背叛，先后认识瓦德西和名伶孙三等。而传统上，由唐传奇《虬髯客传》的红拂女，至清初《桃花扇》李香君等妓女，是男主角倾情至相恋。如《虬髯客传》中红拂女对李靖的一见倾心，私自投奔：“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未有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桃花扇》中弘光皇帝即位后，起用阮大铖，阮趁机陷害侯方域，迫使其投奔史可法，并强将李香君许配他人。李香君决不从，撞头欲自尽未遂，血溅诗扇。而《李娃传》较特别，李娃虽曾参与抛弃荥阳书生的骗局，但之后亦是辅其科举。而傅彩云对男主角的关系是建基于买卖的，为妾侍，她本身根本不可作出选择。而可成为状元的妾侍，也是阶层的跳跃，可以脱离青楼的生活。她本是年轻，十五之年岁，自有浪漫好奇的追求，如瓦德西将军的权力和魅力令她迷倒。主角互相的关系根本不是爱情而是买卖的关系，是传统纳妾制度[2]对女性之不平等。所以傅彩云的背叛是情有可原，更与传统女主角倾情至相恋不同。

　　此外，一般妓女的社会地位甚低，但其因脱离传统妇女的礼教，真性情也表现了个人主义。而孽海花故事里西方的语境，也是确立了个人主义的先例。历代故事中妓女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认同，但孽海花因时代处于中西冲突的局面，傅彩云代表的个人主义于西方却得到鼓励。她聪明地学习德语和社交礼仪，很快的进入柏林上层的社会。她甚致结织俄国革命者夏雅丽，更结下友情。维亚太太更笑道：“不瞒密细斯说，我平生有个癖见，以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都是有龙跳虎踞的精神、颠干倒坤的手段，你道是甚么呢？就是权诈的英雄与放诞的美人。……如今密细斯又美丽，又风流，真当得起‘放诞美人'四字。”（第十二回）有论者指出，这种评价不仅使彩云作为吸引中心欲望眼光的“身体”特质暴露无疑，而更重要的是，它清晰地指示了这放诞的东方“美人”之身所具有的无穷颠覆力[3]。这种颠覆是要在西方的社会语境，才能展示傅彩云放诞美人的形象，推倒传统上放荡无礼的评价。反观传统妇女，已受礼教所碍，金雯青夫人曾经说过：“闻得外国风俗，公使夫人，一样要见客赴会，握手接吻。妾身系出名门，万万弄不惯这种腔调……”（第八回）傅彩云好动聪明，不拘泥的个人解放特质，在本土则视为有失体统的事。

　　最后，传统上看好新情欲的女子视为倾覆国家的红颜祸水，可是傅彩云的角色却颠覆了道德和政治的关系。有论著指出，爱欲与政治，女性气质，与男性主导的国民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需重新描划，以回应时代的大变化[4]。傅彩云好于情欲的交往和浪漫的追求，但她对国家的命运不是盲目地一无所知，反之她运用她的身体，在卧寝上劝服瓦德西元帅，使中国免于更加难堪的羞辱，这是她牵于国家衰亡的觉醒，和她能力之内的做法。对于中国新女性的塑造，其文本的角色亦扮演关键的作用。

　　在五四的话语下，谴责小说含有狎邪成分的不复多见，只可在鸳鸯蝴蝶派找到一些继承,如毕倚虹的《北里婴儿》和《人间地狱》。《人间地狱》中心内容是柯莲荪与清倌人秋波之恋。清倌人即妓中之处女，当然是一种精神之恋。有论文指出，“在何海鸣和毕倚虹的笔下，高等妓院还是一种社交场所。到男女社交公开后，再加上抗战后的经济的崩溃，这种交际场所的‘堂子'很快沦落为‘性交易所'；因此，从那种写‘清游'、‘精神之恋'到写‘私娼'、‘暗娼'的题材也势所必然。历史认为，狭邪、倡门这一曾经是题材大户至此应该画上一个大大的休止符！”[5]而鸳鸯蝴蝶派对传统风尘女子的颠覆却不复见了。

注释：

[1]王德威著，宋伟杰译：〈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页151。

[2]王祖献：〈孽海花论稿〉（安徽：黄山书社，1990），页134。

[3]吴曣：《孽海花》与晚清语境中的民族主体建构（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二十二期，2004）

[4]王德威著，宋伟杰译：〈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台北：麦田出版2003），页149。

[5]〈现代言情小说的先驱者们〉（苏州：苏州大学现代中外文化关系研究所www.zwwhg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