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纪晓岚试帖诗《赋得绮丽不足珍》，集中对李白论诗诗中是否轻贱建安诗人，及其诗论与创作实践的矛盾等疑难问题，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其穷源而竟委、 “ 了解之同情 ”、辩证以求真的诗学解读方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由此可见，对试帖诗的潜在价值也有转换视角、重新考量的必要。

　　关键词：纪晓岚；试帖诗；李白；诗论

　　试帖诗，又称赋得体。它始于唐人试律，至有清一代，与八股文一起，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文体之一。对其价值评判亦如同八股文一样，历来多从文学标准考量，而为文士所鄙。但从试帖诗的创作实际来看，若一概而论并例行抹煞，则显然也是不可取的。试帖诗中亦有佳作，并且大多具有某种特殊价值，惜其长期为人所轻忽。如清代乾隆朝大文人纪晓岚《我法集》中《赋得绮丽不足珍》一诗[1]，即包蕴着很多值得探究的东西。其诗云：

　　谁居天宝末，敢薄建安人。
　　才自归文苑，心原溯圣津。
　　尊王昭衮钺，正始述雎麟。
　　屈宋非年辈，曹刘岂等伦。
　　遗经方独抱，丽句漫为邻。
　　肯舍渊源古，而夸纂组新。
　　斯言虽莫践，所论未无因。
　　正似歌周鼓，兰亭不见珍。

　　这首试帖诗,题目出自李白《古风》第一首[2]：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纪氏试帖诗以李白此诗中诗句为题，对其进行阐释，表明了他的独特见解。作为一家之言，具有释疑解难的特殊诗学研究价值。

一、李白是否轻贱建安诗人

　　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一诗，可以分为两部分。从开头至“绮丽不足珍”，俨然一篇诗歌史论。后半部分，盛赞当代，提出了诗人的诗美理想。此诗前半部分中“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两句，古今人对之解释颇为纠结不一。其关键在于“自从建安来”一句，是否包括“建安”在内，即诗人对建安诗人的态度究竟如何，其本意是什么。

　　宋严羽批本《李太白诗集》云：“以建安为绮丽，具眼。”认为李白此句意思包括“建安”在内，并以“绮丽”目之。今人王运熙、詹锳、罗宗强等即主此说。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二云：“‘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谢眺楼饯别》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一语可证。”今人苏仲翔、郁贤皓、徐仁甫等人主此说。

　　纪晓岚在这首试帖诗的开头即说：“谁居天宝末，敢薄建安人。”明确提示了李白“自从建安来”是包括“建安”在内的。梁章钜《试律丛话》卷二说，纪氏在此诗后有一段自注：“太白此诗，人多不解。以建安为绮丽，语颇难通。沈归愚曲为之说曰：‘所指乃建安以下如齐、梁之类，故曰自从建安来。'‘来'字似有著落，而‘自从'二字究不知作何安放。然则由周而来，为除周不论乎？此由逐句论诗，而未理会其全篇也”。[3]

　　纪氏首先是从字词句式层面着眼的。他认为，沈德潜说此句指“建安以下如齐、梁之类”，“来”字似乎讲得通，但“自从”二字却又讲不通。意思是说，“自从……来”的表述方式，就应包括“建安”在内。这一解释是颇富启示意义的。它告诉我们，要注意诗的细部，以准确把握其意义。持不包括建安说者，也注意到字句训释问题。徐仁甫《李太白诗别解》谓：“‘自从建安来'，‘来'非来去之来，‘来'当训‘后'，谓自从建安后，乃绮丽不足珍。建安本不在‘绮丽不足珍'之中，读者不可不辩！'”[3]这是否受到古人启发，不得而知。但从这一方面释疑，却是古已有之的。将“来”字训为“来去”之“来”也好，还是训为“后”也好，都有各自的根据，而难以定案。

　　纪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从整体上探求破解之道，即摆脱“逐句论诗”之弊，而要“理会其全篇”。其《赋得绮丽不足珍》一诗，即贯穿着这一精神。归纳起来，大体包括本原论与流变论两方面。下面分别述之。

　　所谓本原论，指的是从返乎其本的理路来探求其持论的最终根据。纪氏诗中的“心原溯圣津”、“尊王昭衮钺，正始述睢麟”、“遗经方独抱”、“肯舍渊源古”诸句，即提示了李白诗论宗圣返本的诗学归属。

　　李白诗首二句为一篇大旨。“大雅久不作”，与后面“绮丽不足珍”相贯通，而“吾衰竟谁陈”，是以孔子删诗自命，与后面“绝笔于获麟”相照应。前者属于正变论，后者属于本原论。

　　李白论诗而“心原溯圣津”，其着眼点即非同凡响，直溯孔子，而心接宣尼。“吾衰竟谁陈”，是以一种文化担当者自任的。“孔子删述诗书，名为维系周文化，其实是创造新文化，可算文化史上一件大事”。[4]早在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即系统发为“原道”“征圣”“宗经”之论，所谓“道沿圣以垂文”、[5]“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6]“征于周孔，则文有师矣”。[7]刘勰所称之圣，指的即是孔子。李曰刚《斟诠》云：“彦和此篇（指《征圣》）所称之圣，即指孔子，虽曾有‘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焉'之言，特叙笔偶及公旦耳。故篇中独孔子之言论述为多。两谓夫子，屡称文章，皆指仲尼。况征诸《序志》‘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等句，则实属意于孔子无疑矣”。[8]李白言诗而溯“圣津”，是渊源有自。

　　李白由“心原溯圣津”而历览前贤，对诗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他的颇富个性的“正变”论。由于他把孔子作为论诗之大本大源，所以他必然也以孔子删订《诗经》的风雅传统作为诗评准则，而以之为“正”，认为战国之世，正声即已微茫，难乎为继。此后颓波流荡，古诗之法度沉埋衰歇，诗道不振，疏离于“正”而发生了变化。“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就是基于这样的正变诗史观而得出的一个结论。纪氏在诗中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认为李白“心源溯圣津”“尊王昭衮钺”“正始述睢麟”，所以连屈宋曹刘亦加以贬斥，以“丽句”“纂组”为非，而薄建安诗人的。这一看法，是可以自成一说的。

　　从纪氏全诗看，他并不认为李白一概否定建安诗人，而是因为宗圣，有意尊之而俯瞰建安诗人的，所谓“正似歌周鼓，兰亭不见珍”，即是说“犹之昌黎咏石鼓而举出史籀，则不得不以羲之为俗书耳。”[9]这就较为客观公允地揭出了李白论诗之用心，而避免了简单轻率的评判。

二、李白诗论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

　　纪氏推求李白论诗之心，委曲切当而立论超卓，值得注意。他同时也进而指出了李白创作实践与其诗论的矛值，即“斯言莫践”的一面。这又触及了李白此诗的关键。

　　如上所述，纸氏认为李白并不全盘否定建安诗人。但以“绮丽”论定建安以来诗歌为不足珍，毕竟表明了他的价值取向。那么，李白是否在创作实践中对建安以来的诗歌多有疏离拒斥，而做到了直承风雅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有的论者根据王琦注本，对李白引用历代诗人作品（语典）的次数作了如下统计[10]：

　　鲍照133次，谢灵运110次，江淹106次，《诗经》93次，屈原87次，曹植70次，谢朓62次，陆机60次，张衡52次，《古诗十九首》47次，陶潜47次，沈约42次，宋玉41次，左思35次，萧纲35次，司马相如34次，颜延年31次，潘岳30次，吴均28次，班固、扬雄、郭璞各25次，陈子昂24次，苏李诗22次，木华22次，庾信20次，阮籍19次，张协19次，嵇康、傅玄、王粲14次，曹操、江总13次，刘琨、谢庄12次、梁元帝、宋之问11次，王褒、枚乘、曹丕、刘桢10次，张华、孙绰、谢惠连、任昉9次，贾谊、张载、何逊、徐陵、刘孝绰8次，刘安、王融、谢瞻7次，马融、陈琳、卢思道、王勃、沈佺期、刘孝威6次，陆云、卢照邻、张景阳、刘铄5次，王逸、孔融、丘迟、王僧达、薛道衡、骆宾王、欧阳建、殷仲文、王筠、班婕妤4次。（以下不录）

　　由这一统计，至少从一个方面看出了李白诗歌转益多师的基本事实。再从其“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地扇邹鲁学，诗腾颜谢名”。（《离别金陵诸公》）“君即刘越石，雄豪冠当时”。（《宣城送刘副使入秦》）等诗句看，他对南朝诗人也是推许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李白诗论与其创作实践确实存在矛盾。对这一矛值现象，古今学人都有一些个人的解释，其中以“夸饰说”占主导地位。元刘履《风雅翼》卷一一：“‘自从建安来'五字浅俚，……且太白所论夸大，殊过其实，其亦孔子所谓狂简者欤？”裴斐《李白与历史人物》说：“诗中对《诗经》以后历代制作之贬抑，与平时言论亦多不相合。窃疑此诗当属早期‘大言'之作。”[11]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亦云：“在李白看来，战国以来，诗赋的发展背离了《诗经》正声的传统，每况愈下。”“这种言论，表明了李白亟思变革南朝浮靡诗风，恢复《诗经》雅正传统时的偏激态度。”“李白气质、性格狂放。说话往往很夸张。”王运熙、杨明进而从唐代前中期文坛的复古思潮求得解释，最后总结道：“面对楚辞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片面追求形式美的诗风，为了改变风气，他参与了当时文坛的复古思潮，在某些言论中强调要恢复《诗经》古雅的传统，对《诗经》以后的作品存在笼统贬抑的偏激倾向。但在更多场合却不是这样。他不但对屈赋、建安风骨给予极高评价，而且还对南朝一些杰出诗人发出由衷的赞美。李白没有写过有系统的文学评论，他的文学批评意见，大抵在某一场合即兴而发，显得零碎，加上他性格狂放，说话夸张等因素，有时甚至显得自相矛盾，使人难以理解。因此，必须对其有关言论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审慎的分析，才能获得较为确切的认识。”[12]

　　学术研究往往后出转精，如上述的诸家解说，就以王运熙、杨明的见解较为全面深入。但另一方面，后人的探索显然也离不开对前人研究的接受继承。就前人研究的情况而言，纪晓岚对此一问题的看法仍有独特的价值。

　　纸氏在其诗结末四句说：“斯言虽莫践，所论未无因。正似歌周鼓，兰亭不见珍。”在这里，纪氏既指出了李白“斯言莫践”的事实，也探究了李白以建安以来诗歌为“不足珍”的原因，即因崇尚“周鼓”，以形出“兰亭”的不足珍。纪氏似乎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李白论诗，指归《大雅》，志在删述，由于标格甚高而睥睨一切。这实际就有“大言”的意思在里面了。但说得似乎较为审慎、婉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古代学术传统与文化传统特色之一。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五《诗话篇》中说：“论诗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春秋战国之际，诸子蜂起，他们大多采取“托古”的方式来立说。“更由于孔子的出现，使这一性格愈加突出、明显，并造成深远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古代学术重视传统、重视源流、重视师承的特色得以确立。”[13]李白的诗论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学术传统。纪晓岚在其试帖诗中所说的“才自归文苑，心原溯圣津，”即揭示了李白诗论的这种传统品格。

三、纪氏诗学解读的方法论意义

　　纪晓岚是乾隆时期的著名学者、文人。他学识博洽，以汉学名世，为当时一学术重镇。由其“笔削考核，一手删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为一代学术巨献，至今嘉惠士林。他出其余绪，编为《唐人试律说》、《庚辰集》，撰作《我法集》，为科举之试帖诗垂范立极，成为科举士子揣摩效法的重要书籍。其试帖名作《赋得绮丽不足珍》一诗，不但在李白诗论疑难破解上具有特殊意义，其论诗的方法亦足以启迪后人。总括而言，其方法主要有穷源而竟委、“了解之同情”与辩证以求真三个方面。

　　（一）穷源而竟委

　　上文已涉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学术批评传统。如果说李白诗论具有了这一学术传统特点，那么纪氏对之的阐释也同样具备了这一特点。这一批评方法的建立，与纪氏的学术品格密切相关。“溯其源流，考其正变”，以史家眼光“穷源竟委”，成为《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学术方法。《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云：“四部之首，名冠以总序，撮其源流正变，”即明确揭示了以此种方法把握学术流变的趋向。这种趋向也同样体现在纪晓岚的这首试帖诗中。

　　纪氏在解读李白的诗论时，首先抓住了李白诗论的“复古”特征，是“心原溯圣津”，是“渊源古”。而这正是李白诗论的一个关键点。“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杜勒鲁奇语）。纪氏揭示其渊源，也就揭示了李白诗论的本质。李白标举风雅，希图恢复“正声”，是以复古为革新，以建立一代古朴清真的诗风。纪氏全诗即以此为主线，较为切实地分析了李白继风雅、崇宣尼、复古道的诗论核心，并以此解释了他鄙薄前贤的原因。这一解释方法与路线，十分符合李白诗论实际，因而自成一说，不同凡响。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纪氏一贯的学术路径密不可分的。

　　（二）“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中指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14]所谓“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解释说：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这段话阐明了“了解之同情”的内涵，大致包括：注意古人著书立说之“有为而发”，明了其环境与背景；藉仅有之材料，以艺术欣赏眼光与精神窥测其“全部结构”；通过神游冥想，揭出其委曲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文学解读。

　　纪氏之试帖，首联“谁居天宝末，敢薄建安人，”既点明了李白所处的时代，又用一“敢”字揭示了李白诗论的才逸气高的特点。接着分析其“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立论委曲，是由于“心溯圣津”、尊经复古、心仪风雅，而薄建安，而贱绮丽。纪氏进而分析其“所论未无因”的委曲苦心、孤怀伟抱，那就是取“周鼓”而贱“兰亭”的诗人特定心态。纪氏在这里，充分把握了李白不得不如此的、“有为而发”的原委，又能探测李白立言倡论的特定诗心。“敢”、“肯”等词的运用，推测、体贴诗人立言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之态度，确实做到了真了解，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隔阂肤廓的弊病。

　　纪晓岚能够在解读李白诗论时做到“了解之同情”，与其学术批评方法是有一定联系的。《四库全书总目·<然疑集>提要》就提出了“原情准势”的批评原则。所谓“原情”，“便是去察究、体察作者的审美思辨方式和相关心理机制，寻求‘两个意识的遇合'。”所谓“准势”，“便指的是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环境，这同样是在寻求与作者创作心理的契合。由此可见，‘原情准势'的指向，正是追求理解和认同。”[15]这一学术批评方法，与陈寅恪先生所标举的“了解之同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三）辩证以求真

　　辩证以求真，不但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而且在具体的实践中又成为一种学术批评方法。《周易》创建了阴阳矛盾运动而达致互补的辩证发展观。《周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这组矛盾是宇宙变化的最终根据和动力。阴阳矛盾，对待又互补，无所不在，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在认识与把握事物时，就应看到“穷则变”、“极则反”的运动规律，而达到对立面统一的动态平衡。《老子》也充分发表过矛盾对待转化平衡的意见。如长短、上下、高低的依赖，“反者道之动”的矛盾变化，等等。

　　纪晓晓岚这首试帖诗，就注意到了对立双方的矛盾、对待关系。这首试帖诗，从尊古与贱绮丽的总的对立关系入手，很恰当地解析了李白睥睨屈、宋、曹、刘，反对丽句纂组的绮靡之风的总精神。正是从这一对立关系中，探求李白力振古朴清真诗风的用意。因为崇圣，所以历诋前贤；因为崇古，所以力荡绮丽。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对待关系，“周鼓”古朴，而“兰庭”不见珍，是在这种对待关系中的定位；“兰庭”又自有其价值的。这种辩证的阐释，就揭示了李白诗论之“真”；而所谓真，即指李白真实心态与动机，及其诗论的客观内涵。当然，这种“真”是纪氏阐释系统中的特定之真，但却不无启示意义，而使我们尽可能接近李白的那颗诗心。

四、余论：试帖诗的价值重估

　　清人试帖诗分为科场应试与文人拟作两类。作为科举考试文体之一，历来对之评价不高。其问题在于，诗艺平庸，佳作罕觏。我们认为，如果拘执于这一视角而不加以改变，试帖诗的研究将难乎为继；也就是说，转换视角，别觅新途，势所必行。通过对《七家诗》、《庚辰集》、《我法集》等著名试帖诗集的研读，我们觉得，研究视角的转换极有可能，并由此可能发现一片崭新的价值天地。这篇文章，就是基于上述想法的一点粗浅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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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梦溪．学术思想与人物[A]．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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