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时常会在学术史的叙述中论定某位学者、某部著作、某种思潮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当我读罢由钱理群、袁本良两位先生编撰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以下简称《注评》）时，由衷地感到，其实“但开风气即足矣”。

　　建构新的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往往是由自发到自觉的生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师”的刺激，固然能够起到某种程度的催化作用（譬如，王国维之于中国新史学，赵元任之于中国现代语言学，等等），但终究无法取代学科或者研究领域自身的演进与成熟（譬如，在学科建构的进程中熔铸学风的培养、学术本位的确立和学术梯队的布局，在研究领域开拓的进程中孕育学术意识的锻炼、学术视野的独辟蹊径或者独上高楼和学术方法的推陈出新或者辞旧迎新，等等）。学术史已经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当然，这里的“学术史”是“注重进程，消解大家”的“学术史”，而不是“文苑传”、“诗文评”或者“学案”，等等。）

　　无论是否“为师”，“开风气”的学术举动都是应当受到我们的欢迎、得到我们的喝彩和赢得我们的期待。在当前的学术生态中，“但开风气即足矣”本身就是一种务实的风气。“务实”不是“爬行现实主义”。在《注评》中，我们透过字里行间可以读到一具“务实”的灵魂，这既是文学史家的灵魂，也是知识分子的灵魂。

　　我们无意高估《注评》在20世纪中国文学学科史中的地位，仅就其在“文学现代性”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评价。钱、袁两位先生除了将这部辑录了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精华的著作作为他们的“友谊的纪念”，更旨在以此对“旧诗词创作与文学史叙述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二

　　在《注评》的首尾，钱理群先生的序《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和袁本良先生的跋《老树春深更著花》以一贯之，揭示了“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在他们的思考中所占据的位置。简而言之，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形象地展现出了他们“合作的结晶”中那道最深邃，同时也是最耀眼的光泽。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部著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待开拓的‘老树春深更著花'的研究领域”，也记录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工作中对“文学现代性”进行梳理的大胆尝试和勇敢推进，这是《注评》最具“开风气”意义之所在。

　　显然，“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应当隶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1985年起，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位先生合作陆续推出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正式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作为这一文化事件的亲历者，钱理群先生无疑是认同他们所归纳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四大特征的，即“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有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细考四大特征，“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并没有获得相应的生存空间，更不用说客观的文学史坐标了。

　　“旧体诗词”不入“新文学史”不但是建国以来文学史家在研究工作中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譬如王瑶先生的《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而且是部分文学史家竭力维护的“清规戒律”（譬如唐弢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上世纪80年代，启蒙者们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对建国以来被政治认定扭曲了的现代化进程做着正本清源的工作，寻找着属于东方的“文学现代性”。当“旁采泰西”的渴望超越“上法三代”的追求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外延局限性也便在情理之中了。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定位于“亚洲的觉醒”的格局之中，这种国际视野值得推崇，但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无疑应当与之并重。承认“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的创作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学实践，并将其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家庭中，这是建立在“现在文学”这一概念与生俱来的排斥性之外的、冲破了现代/传统、新/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开拓。《注评》所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涅磐。伴随新世纪的曙光，钱、袁两位先生的工作已从别有幽怀升华为别有用心，他们正在着力为“重建现代文学”的补天工程炼石。

三

　　被钱理群先生称为“研究新诗人与旧体诗词关系的最好的文章”的刘呐的《旧形式的诱惑》可谓促成《注评》的重要起因。此文在序中被再三征引，钱先生发凡刘氏的观点，提出了“新诗与旧诗是只能互补，而不能相互替代的”。在新文学史上，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老舍、郁达夫、田汉、朱自清、王统照、聂绀弩等人皈依旧体诗词的“忤逆”之举说明了“旧诗在表达现代人（现代文人）的思维、情感……方面，并非无能为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占有一定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旧诗词在现代社会不会消亡，仍然保有相当的发展天地”；在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的发展史上，辛亥革命前后、40年代抗战时期和接近世纪末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的消化时期成为并峙的三个创作高峰，启示了我们：“特定历史情境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旧诗词形式的采用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应该是我们考察、研究传统诗词的现代命运的一个较好的视角。”肯定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文学形态的“优势”并考察、研究其“现代命运”，这是《注评》点燃的一把星星之火。

　　在史料中求史识，是《注评》作为一部文选与一部行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边缘上的文本的内在张力。第一，钱理群先生在序中说“通过对现代旧诗词的写作实践（作品）的具体分析，找出‘现代社会的特定情境'、‘作为现代人的诗（词）人的特定情感、思维'与‘旧诗词的特定形式'这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并在大量的细读分析的基础上，对旧体诗词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余地（意义、价值）、限度、困惑与前景作出科学的总结。”建立在《注评》基础上的“科学的总结”显示了钱、袁两位先生的学术雄心，但从中不难读出更多的是他们“有待于少年之努力也”，对后学在此领域深入研究的谆谆教诲与殷殷期待。他们不仅“俯首甘为孺子牛”，为来者编撰了这部工具书式的大观；而且“示来者以轨迹”，将研究的肯綮无偿地捐献给了有志青年。“开风气”得益于看得远，看得远来源于站得高，站得高是惟有学术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学者才能做到的。第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谱系中观察“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在“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的蕴藉中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者相得益彰。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降是一个将中国文学这个弃儿送回世界文学的襁褓中去（继续五四未完成的“现代”）的时代，那么80年代末以来便是一段健儿凭借自己的双手，挥洒自己的汗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岁月。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孕育着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在文学创作中，先锋派开启了新的篇章；在文学研究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成长，即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摆脱独语、告别失语、走向对话便是最有力的证明。《注评》正是这方面的“预流”之作。第三，《注评》的切入点——“二十世纪旧体诗词”——恰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阿喀琉斯之踵”，这也决定了此书的“权力”。新诗因其先锋性而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尖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政治认定把持的主流阅读全紧紧地帮定在了一起。建国以后，统治者对旧诗“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的判词与举国唱诵毛主席诗词的壮举既捆住了旧诗的手脚，又留下了让其呼吸的空隙。憋闷但不至于窒息、生存但不能够自由的旧诗在新时期“众声喧哗”，达到了二十世纪旧诗史上的最高峰，这一“怪现状”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注评》的意义在于为深思得我们提供了一条清澈的小溪，“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直达至境。这条小溪流淌的泉水便是回归读者的主流阅读权，便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非政治认定的历史化与经典化的进程。上述三点凝结在一起，钱、袁两位先生那力透纸背的苦心与蓝图便跃然眼前了。

　　《注评》选得精当，注得准确，评得贴切，不失为一部以史家眼光搜集、整理和勘别史料的典范。尽管较之此前刘呐、汪晖、吴晓东、王富仁等人在“旧体诗创作与文学史叙述的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并无重要理论创获，但其系统化的建树还是告诉我们：但开风气即足矣！如果说此前的著作是鼓风气之作的话，那么继这部开风气的《注评》而来的，就应当是我们的得风气之作了！

　　（《二十世纪诗词注评》，钱理群、袁本良编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