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炎以一曲《南浦·春水》,获得了“张春水”的美称,而作为这一作品本身,也一向被视为是诗人早期“寄情山水,流连风月”[1]的代表。但在不同的版本之间,这首词的面目并不一样。有的本子(下称“通行本”)这样写: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记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而另一些的本子(下称“别本”)中,它却这样写:
溪燕蹴游丝,漾粼粼、鸭绿光动晴晓。何处落红多,芳菲梦翻入嫩冥深藻。一番夜雨,一番吟老池塘草。寂历断桥人欲渡,还见柳阴舟小。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伤觞事杳,茂林应是依然好。试问清流今在否?心碎浮萍多少。
在这两种版本之间,当年张惠言曾经认为:“前本似在宋作,此本(指“别本”)入元以后作。或晚年取少作改之,托意遂别”[2]。显然 ,在他看来,“春水”为张炎早期作品,这种说法也一向为词学家所接受。《南浦·春水》究竟是否作于宋亡之前?在两种版本之先后,又是否真像张惠言所说?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助对这两首词艺术手法的比较,展开问题的分析。
词家论词,十分注重词的开头。强调起句“不宜泛写景,宜实不宜虚。便当笼罩全阕,它题挪移不得”[3]。作为同样是词论家的张炎也说过,填词须“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方始选韵,然后述曲”[4],由此足见他对起句的重视。对于“春水”的起句来说,虽同样是波光、飞燕,可“别本”中的“溪燕”、“游丝”、“晴晓”写得泛泛,说它是江南水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未尝不可。而“通行本”就不同,虽说也是从波光、燕影落笔,可是,“苏堤”两字突出了作品所描绘的是南宋的都城杭州,这样一来便一下子就把作品笼罩在特定的气氛之中。
此后的两个层次中,作品由情入景,借助有情之人(作品主人公)感官、视觉,借助这眼中之景,抒发一己之深情。虽然两首词都是从对流水、落花的感触落笔,但相比之下,“别本”文字杂沓、平淡,却又显得有些费解:“芳菲梦”指的是什么?“嫩冥深藻”又是在指什么?诗人借此又想抒发点什么?一切令人摸不着头脑。而“通行本”,“鱼没浪圆”四个字已是珠润玉圆的天生好景语,“翻笑”两字,更分明见出主人公对吹落残红的春风的那一份不屑。这种“笑语歌哭”笔调,与宋亡后以“乐笑翁”自居的张炎风格笔调恰恰相吻。
此后,诗歌两种版本都有是借助人物的视觉,拉出了柳荫、孤舟的大远景。但相比之下,别本“断桥人欲渡”与“扁舟小”只给人以泛泛之感受(此处方才以“断桥”点明地点,相对说就不容易引起读者注意)。而通行本就不同,柳荫“撑出”扁舟静中见动,就显得细腻生动。它与对流红“翻笑”相呼应,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况味。“荒桥断浦”画龙点睛,更与开头点明的杭州西湖形成一种呼应,顿时给人一种物是人非的世事沧桑之感,从而“醒明本旨”地点出此词非同寻常的内涵。作为南宋小朝庭的京城,西湖曾以纸醉金迷的“销金锅”而闻名于世,它的病态的繁华曾令人惊叹。可是,在张炎笔下,西湖竟变得如此地荒凉,这只能是在告诉人们:一切发生在宋亡之后!难怪当年 沈祖棻 女士也曾指出:“‘荒桥'两句,暗指荒凉,其宋都沦覆以后之作欤?”[5]
至于这里的“回首”、“梦中”云云,诗人又坠入到内心感受之中,这就使作品多出一个层次,从而形成了一种由情入景,再由景入情的多生波折,从而更令人生一唱而三叹之感,至于“别本”,只是由情入景两个层次,而前面一口气抒情,反而使作品令人感到费解。
两首词的下片一开始并无不同。从“和云流出空山”,到“洗尽花香不了”都是在写“春水”,以及由春水而发的感慨。到“新绿乍生时”“犹忆那回曾到”,则已进入叙事,即诗人对耿耿心头的那件往事的回忆。在这里“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与“伤觞事杳,茂林应是依然好”,粗看意思相同,都是在用王羲之兰亭流觞的典故。但是如果结合“荒桥断浦”、结合诗人经历,以及当时曾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在向人叙述一段悲怆的历史。原来,入元之后,绍兴的宋陵曾被元僧盗发,帝、后的骨殖竟与猪狗的骨头混杂,情况惨不忍睹。有一批遗民,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进行重新安葬。后来,他们又以结诗社、同题分咏的形式,以咏物为掩护,悲歌哀悼,寄托他们的哀思,并结集编成《乐府补题》。作为南宋名门的后代,张炎也参与了这种题咏,恰恰正是这一活动,才是“觞咏”真正含意所在,明白了这一点,那么“茂陵”的含义也清楚了,它是喻指那批遗民所偷偷建成的“帝陵”。一旦明白了此中的奥妙,那么,“别本”中那段“伤觞事杳,茂林应是依然好”的意思也清楚了,它显然是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那段刻骨铭心往事的追怀,以及对帝陵的关心和祈祷。作品也因此在“余情渺渺”的追怀之外,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失落与悲痛,它所表现的内涵,也因此要比“别本”更加深沉。
由于所表现的情怀、感慨不尽相同,所以,词的结句也显示出了两者间的差异。“别本”在“试问清流在否”的发问中,更多地是表现了诗人对当年的那批志同道合的关切。“心碎浮萍”更多地抒发了由此而触发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这里还涉及到了另一个典故问题:“刘郎”、“碧桃”,最容易令人联想起的是刘禹锡的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6]。而将“春水”词视为是张炎早期作品,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此。其实,这里所谓的那个“归去”的“刘郎”,是喻指业已倾覆了的南宋小朝庭。从历史上看,南北朝时的刘裕曾于江南一隅建立过一个小朝庭,史称刘宋。而从文学修辞中的借代角度看,将刘裕所建立的刘宋王朝称之为“刘郎”,也未尝不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刘宋、赵宋两个王朝,虽然姓氏不同,但国号却相同。舍其不同,取其相同地将“刘郎”比作南宋小王朝,正反映了作为遗民的张炎用心之良苦。值得指出的是,张炎不止一处将亡宋喻作是“玄都”观里的“刘郎”,在另一首《还京乐·送陈行之归吴》曲子中,诗人便以“休忘了玄都前度”,劝人不要忘记前朝。至于“溪上碧桃”,这里显然倒是用了刘禹锡诗意,借以讽刺那些降元的小人(对这种冷嘲热讽,在张炎词中更为常见)。所以,对于“通行本”来说,在“刘郎”“碧桃”的别出心裁的典故运用中,诗人在对先朝的缅怀、对遗民友人的怀念的同时,更流露出对降元小人的不屑与讥刺。这种含意,显然也是“别本”所缺乏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和前面的“翻笑东风”相呼应,无疑使“通行本”无论在作品的结构技巧,还是在主题的提炼上都要高出“别本”一筹。
从“春水”一词两种版本之间艺术表现手法差异的分析,借助对其中典故含义的发掘,我们发现,“通行本”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有要比“别本”显得更成熟、凝炼。所以,在这两种版本之间,它们的问世先后,与传统说法恰恰相反。正确地说,应当是“别本”写成于前,“通行本”改定于后,而两者又全是作者在入元之后所作。关于这一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其它遗民词人的同题作品中找到旁证。比如,王沂孙就也有一首题为《南浦·春水》的词,而这首“故国之思甚深”[7]的曲子词,与张炎的“春水”词,在意境与思想感情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可能是“同题觞咏”中同时所作。
注释:
[1]杨海明《张炎词研究》,齐鲁书社本,第79页。
[2]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卷一,中华书局本,第2页。
[3][4]《词源·乐府指迷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第55、13页。
[5]沈祖棻《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169页。
[6]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诗。
[7]周济语,广东人民出版社本《艺蘅馆词选》第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