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说新语》和《后汉书》均产生于南朝刘宋初年，其所参考的材料大体相同，但对相同材料的比较表明，二书在取材和文字风格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说明，《世说新语》的编撰旨趣一开始就与史学传统大异其趣，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学性和雏形期的小说面貌。

　　关 键 词：《世说新语》 《后汉书》 比较

　　作者简介：刘强（1970－），男，河南正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研究，现为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

　　一般而言，最具时代性的文化产物势必会与同一时代的其它文化创造发生联系，显示区别，乃至相互影响。在考察《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这部划时代的文化经典时，我们同样看到了《世说》和另一些大体与其同时产生的周边文献，如范晔《后汉书》和裴松之《三国志注》等，有着某种文化上的共生性和相关性。这些文献或者直接有助于《世说》的编撰，或者体现了与《世说》迥然不同的编撰原则和文字风格。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如果说，《世说》对前源文献[1]的取舍能够直接表现其编撰原则和思想倾向的话，那么，对同一材料的不同处理方式，也许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世说》和同时代其它文化产物的“异质性”。沿循这一思路，范晔的《后汉书》几乎可以说是进一步透视《世说》编撰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一面镜子。[2]

　　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卒于元嘉二十二年（445），著有《后汉书》九十卷。今天通行的《后汉书》一百卷，是补入司马彪《续汉书》的十《志》而成。范晔 和刘义庆（403－444）系同时人，二书作年亦相去不远。《世说》最有可能编撰于刘义庆江州刺史任上，即元嘉十六年（438）前后，而《后汉书》大概在元嘉元年（424）前后开始撰写，到元嘉二十二年（445）范晔坐孔熙先事遇害时尚未完成。[3]范晔与刘义庆有无交游，史无明文，但根据范晔曾任彭城王刘义隆参军，后升至尚书吏部郎的事实，可以推测，二人即使没有深交，应该也是彼此认识的。由于作者所处年代大体相同，那么，我们说《后汉书》和《世说》在撰述过程中，面对的文献材料基本一致，因而二书对同源材料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将《世说》与《后汉书》相关材料加以比勘，至少有以下几个作用：（一）通过排比分析，掌握二书在编撰过程中面对的同源材料有哪些。（二）通过二者对相同材料不同处理方式的考察（异文对校），进一步认识《世说》的撰述原则和审美旨趣。（三）通过对《后汉书》及注释的考索，可以解决个别《世说》条目的取材来源问题。

　　由于《世说》所记“起于后汉，止于东晋”，有不少东汉历史人物的言行见于该书。今查《世说》正面描写的后汉人物如下：陈蕃（字仲举）、徐稺（字孺子）、黄宪（字叔度）、袁阆（字奉高）、周乘（字子居）、郭太（字林宗）、荀巨伯、李膺（字元礼）、陈寔（字仲弓）、陈纪（字元方）、陈谌（字季方）、荀淑（字季和）、荀爽（字慈明）、钟皓（字季明）、边让（字文礼）、孔融（字文举）、祢衡（字正平）、杨修（字德祖）、马融（字季长）、郑玄（字康成）、服虔（字子慎）、崔烈（字威考）、桥玄（字公祖）、蔡邕（字伯喈）、谢甄（字子微）、许劭（字子将）、许虔（字子政）、袁绍（字本初）等，共二十余人。其中，除荀巨伯、陈谌、许虔、崔烈、谢甄等人外，《后汉书》皆有传。这些人物在《世说》中穿梭出现，围绕他们的条目近40条。毫无疑问，刘义庆和范晔掌握着这些人物的大致相同的文献材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人物的言行事迹，在二书中重出互见的情况也十分有限。考索之下，同一事件在二书中均有记载、且确实属于引用同一材料的情况仅有十例，见下表：

《后汉书》与《世说新语》互见人物及本事对照表

　　上表非常清楚地说明，尽管二书同时涉及的人物达二十余人，这二十余人的各类文献材料想来不在少数，但同被《世说》和《后汉书》采用的却仅有10条；换言之，《世说》所津津乐道的（如另外30条），《后汉书》大部分付诸阙如；《后汉书》源源本本、老实交代的，《世说》则根本不感兴趣。如《世说·文学》第1条：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此条本于裴启《语林》而稍有增润。其事真假莫辨，特别是“礼乐皆东”以后文字，被刘孝标斥为“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诸书无考，故《后汉书·郑玄传》将其“腰斩”，其文如下：

　　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筭，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而《世说》竟置诸《文学篇》首条“隆重推出”，《后汉书》求信实而《世说》好新奇，二者编撰旨趣于此判然。至于《世说·文学》第 2、3条所记郑玄听服虔注《春秋》，引《诗经》与家婢问答等逸事，《后汉书》本传则根本不予理睬。

　　不仅如此，即便对待同一人物的同一材料，二书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多有不同。比如桥玄题目曹操之事，《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和司马彪《续汉书》均有记载，如《魏书》载：

　　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4]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

而裴注引《世语》则谓：“玄谓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许子将。'”又引孙盛《异同杂语》说：

　　（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据此可知，桥玄或曾题目曹操，但“能臣”“奸雄”之语，则有可能出自另一位“月旦”行家许劭。这些材料范晔著书时当容易见到，辨明真相也不是太难，他的处理方式也不外是“就事论事”。先是在《后汉书·桥玄传》说：

　　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然后又在《许劭传》中说：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应该说，这种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相比之下，《世说》就有些“不负责任”。《识鉴》第1条载此事云：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完全将此事属之桥玄，故而引起刘孝标的不满，特加按语说：“《世说》所言谬矣。”其实，《世说》作者未必在乎什么真假对错，只要好看而不违撰述宗旨就行。余嘉锡在论及郑玄家婢引《诗》之事的虚实时说：“特《世说》杂采群书，不皆实录，……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①《世说》的“小说”气质，于此又可得一佐证。

　　不过，《世说》比《后汉书》更顶真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比如“平舆二龙”的记载，《后汉书·许劭传》只说：“（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至于语所出何人则语焉不详。而《世说·赏誉》则非常清楚地交代：

　　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 平舆之渊，有二龙焉。 ”……

此事本自《汝南先贤传》，范晔不可能没看过，但史传的记述方式决定了他只能突出传主许劭，对其兄许虔尚且只能一笔带过，再将谢甄拉进来就更属“节外生枝”了。《世说》则无此顾虑，它先是对材料“化整为零”，然后又要“以零为整”，因而在细节的真实性上比史传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也是《世说》给人以“征实”印象的原因。

　　比之《后汉书》，《世说》在遣辞行文上更为口语化。以孔融见李膺的故事为例，二书所本材料当是《孔融别传》，《后汉书·孔融传》这样记载：

　　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勅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曾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小人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而《世说》则作：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相比之下，《世说》此条显得明白晓畅，特别是后两句对话，针尖对麦芒，妙到毫颠；而舍李膺赞语代以“韪大踧踖”的白描，增强了故事的戏剧色彩，因此，“小时了了”反倒后来居上，成为一个脍炙人口的典故。

　　此外，对《后汉书》及其注释的考察，[5]还有助于找到《世说》个别条目的材料来源。如《德行》第3条：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刘孝标对此条的注释主要是补充交代人物背景，分别引《续汉书》介绍郭林宗，引《汝南先贤传》介绍袁阆，[6]又引《泰别传》补充郭泰对袁奉高的评价云云，因此，从刘注中我们很难坐实这一条记载的原始出处。而《后汉书·郭泰传》李贤注引《谢承书》则言之甚详：

　　初，泰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闻天下。

很显然，这条故事主体当来自《谢承书》；至于“车不停轨，鸾不辍轭”及“弥日信宿”等语，其实是《世说》中的“人问其故”的那个“人”所说的话。据《后汉书·黄宪传》李贤注引《郭泰别传》可知，这个人乃是薛恭祖。今本《世说》刘注亦引《泰别传》，却正好删掉了薛恭祖所问的原话。于此可知，此条故事乃《世说》作者综合《泰别传》和《谢承书》编撰而成。

　　综上言之，如果说《世说》对前源文献的取舍，业已表明其对既往正史材料的漠然态度的话，那么，作为同一时代、同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且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两部著作，《世说》和《后汉书》在取材上所表现的如此重大的差异，也许更能说明，《世说》作者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仰史传之鼻息，仅仅满足于做些“裨补正史”的工作，他在文学正式成为一科，[7]“体有因革”且日益“讹而新”②的宋初文坛，显然有史学之外的抱负。以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只好说，那是一种基于文学的抱负。

参考文献：

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第193－194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M]·明诗篇.[J]通变篇[J]。

注释：

[1]这里的所谓前源文献，正是指《世说》编撰过程中所“纂辑”的那些“旧文”，即《世说》所取材的各种原始文献。这些材料的背景情况，在刘孝标的《世说注》里有较充分的展示，但刘注的目的，主要在察漏补缺、考订纠谬；要了解《世说》取材和编撰的具体情况，还必须在刘注的基础上按图索骥，从史籍、类书及其它文献中寻绎钩稽。概而言之，《世说》的前源文献无外乎正史、杂史别传、志人小说以及诗赋杂文等其它文献。笔者另文详加论述。

[2]《后汉书》虽记东汉历史，属正史一途，然作者范晔（ 398－445）和刘义庆（403－444）系同时人，二书作年亦相去不远，加之刘义庆亦曾著《后汉书》五十八卷，则二书所记一部分相同人物之事迹究竟孰先孰后，谁引据谁，实很难说。况且当时流传的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共有十五家，故本文不将范晔《后汉书》视为《世说》的前源文献，二书记载重出互见者，均视为对其它私家后汉史书的采撰引录。

[3]参见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卷首《校点说明》。

[4]按：此条刘注多“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此数句见《三国志·武帝纪》，疑刘孝标合《魏书》与《三国志》而注之。

[5]按：最早注释《后汉书》的是梁代的刘昭，大多亡佚；这里主要是指唐代的李贤注。

[6]今本作袁宏，非是，考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983年版，页5。

[7]南朝刘宋初年，设置儒、史、文、玄四馆，文学正式从学术中独立出来。

（此文系“同济大学文科科研基金资助”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原载《天中学刊》 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