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横山先生之至文，余心慨然。其众言之妙，诸论之长，非但能通能合于己，亦能融于己也。为己所用，左右逢源，运斤无痕，正劣遂辨，而终发一家之言，读之无懈可击。
诗体流变，根深叶茂，华而实者，灿落之别，论之至详。古今众家，人心百态，发于毫端。其思之严且慎，其理之顺而畅，辨之明矣。肆逸流动之语，密不泄风之思，守乎中庸，不正不倚，不偏不激，娓娓而道，时有兴感，涵泳其间，理谨而情宜，无可论也。
余读之抚手称快，每有神思遘合之会。善哉，斯文之美且深也如此。
横山先生谓“其所为才，皆不以理、事、情而得，为拂道悖德之言”，余有感焉。才于何处得？于理于事于情处得之，实于识于胆处得之矣。溯其祖源，自识处得之矣，以胆生于识也。盖谓才人者，于人不知处能知之言之者也，加以博通广采之识，如庖丁之解牛，游刃其间，纵横捭阖，贯通古今之识囿，正其法眼，养其心智，而情来似箭，待而发之者，意象兴感自在其中，韫而藏诸怀也。及其触物感事，发怀吟咏，百感遂聚，兴随笔驰，则其文也滔滔，其情也郁勃，而其兴之所寓皆神交而相会于心矣。如此之为文也，必真文也；如此之为诗，必真诗也。识、胆既饶，无亚先贤，亦为后世师也。
故曰：惟识能生才，惟胆能使才也。
胆也者，非狂妄恣肆而为者也。胆生乎识，斯为胆矣。为诗为文，必先博识通融，修以情性，振其心气，其作必佳。如前所论。苟心惟法是效，识之尽丧，心手不应，藩篱尚多，是为局促，不能进矣。苟以之进，强进也，文必生涩，诗必寡味，不能曰才，斯妄才也。善诗善文者，博识广通，自圆其学，而有自立，学此而不宥于此。追之手笔，发而成作，意与境谐，情同韵俱。不必比于先贤，其才也不让矣。
所谓不宥于法者，不纯心于法而法自备焉。识、胆使然。心思者，识与胆之用也，情与理谐，物与我通而应者也。其作诗为文之时，则为众思之源而安排者。法者，横山谓之“主乎外以言才”者也。实宣情感发之馀也，随情而生，以其泳于法而不为法所没也。于其外观者，品评以之，不善学学此者，以为效取之材。故为诗有法，斯法得于无意。无意者，实识之化也。前所谓泳于法而不以法死者也。昔东坡论书曰：无意于佳乃佳耳。今移之诗文，亦通矣。作诗为文，于无意间有法，此法随心随性随识随笔而生。及于是者，才也。斯亦可为后世法矣。
故近世白石先生云：似我者死。于治印然，于诗于文亦然。盖言因法守法宥法而不能通变自主者也。是为止通其外，不通其内。外者，观者所离剥之法者也，以其剥法于文心之外也。故所得非真，得其躯而不得其灵，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舍本而逐末，知此而失彼，徒有文字之迹，尽无文韵之气。
宋之江西氏，号曰得诗法，其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者，不过极尽使事之能耳。遂以才学以议论为诗，诗之意兴，至于殆矣。其所得不为不有，有之则其用事化工无痕，俨如天成，斯妙矣。然其失也多矣。前贤已有所评。其于篇什，每截前人之句，动辄以典，揉乎一章之内，似无己言，佥为人语，故为后人诟。其流也日至于枯竭矣。吕氏本中，江西之后学也，归先人之总要，探其补救之法，命曰“活诗”，有其得。诚斋受其益也匪浅，其作每有清新可诵之处，不愧“四家”之誉矣。明之前后七子，横山先生亦论之矣。其曰“文必先秦，诗必盛唐”，亦有其得，然其失也多。而每有妄才自谓超乎宋人，远登诸家之右，至于今日，孰才孰不才，明矣。
少得诗昧者，矫首举目，心气横人，得一二子之赞，则自比于李、杜，以为千百载后，名若耀星。以此，不以参悟广识为务，而以夸才伐己为事，徒为世名所累，至于蹇足不前，画地为牢。
之二者，于为诗，未能称正。一曰诟于书病，一曰师心自用。如斯代不乏人。
是以内外无分，妍媸不明，主次难逮矣。内者，其繁复之甚不可一言而概之也，本乎心者也。本乎心，是其作文之心。心物交感，变化万端，要之以心会于博识，体察万有，搜其端倪，妙而会之，圆而融之，以至兴来而挥于笔下，则文章焕采，神如鬼契。斯既论矣，是称常谈。
今微剖细析，以明才之于不才也。才者，内外交通，合度而用，自能成品。不才者，本自无识而不求进，食古不化，囫囵其用，或支离其作，徒得其躯，竞而效之。遂作东施之颦，卒而又似黔地之驴矣，行之不远。而以为得，斯不可喻者也。
故曰：非但作诗为文如是，必要内外相谐，其品文论诗，析文赋诗亦以此。苟不知作文者之心，枉曲其意，裂章割句，穿窬诸论，似旁征而博引，取其一义，凑泊于斯，擅自嫁接者，似是而非，似明实惑矣。而以为据足理深，赫赫乎如巨擘之椽之不可移也。悲夫哉！貌似品鉴，实乃割章，至于诡辩矣。其旁征也，莫不外于伐耀其才学，以为能通古今，学贯宇内。即妄自为尊，以引征之典，肆以转义，以冀人服其煊炫乎俨然大家之风也。
论诗品文而至斯，其道也亡矣。而文之美也如故，奚以斯论而劣为？抑奚以斯论而善为？要在忠乎本，亲其心，切其真，然后可以味其妙与不足矣。用典使事，不为不可，要在可使宜使矣。离其本心，臆撰其思，徒枉口舌，未之可也。能明其心，体其用，会其意，发而广之，博而绎之，则足以为论。当用处用之，不当用处不用，惟其畅乎情，顺乎理，益乎论则可矣。故以为，作诗为文，品诗析文，大不必滥使坟典，句摘众家，而无己之见，徒增文字，虚有其表，卒招矜伐之嫌矣。
余读横山，其论也博，其理也密，其文也善矣。读之未竟，稍至先生之境矣。喟然兴怀，万千言语顿聚于前，引管驭毫，不可遏止。每有暗合之论，则心自慰藉。及其“无意而出之”“近人之过有二”之论，盖余未尝卒读而心夙有此念矣。于斯妙合，少喜之馀，自勉耳。
然亦有不合之处。横山谓“统百代而论诗，自三百篇后，惟杜甫之诗，其力也能于天地相终始，与三百篇等”，余未敢苟同矣。兹以先生之道论之。虽先生所论惟在才力而已，不在他处，曰识曰胆曰才者。其说也似歉善。余未敢割裂其篇，臆度其义，亦就才力论之。统百代而下，三百篇后，其才力可于天地相终始者果子美一人乎？余未敢曰然。才力能盖十代百代千代万代者，先生已论之，斯不为论。与天地相齐者，其作夥矣。汉之乐府，苏、李古诗，建安风骨，正始之音，陶谢佳作，太白之歌，其皆诗中神品，直可与日月同辉，与天地齐寿，信亚于子美乎？及其识也不亚乎子美，其胆也不亚乎子美，其才也不亚乎子美。然则，其力亚于子美乎？未之敢言。
或曰：横山之论，以其诗人之力而论者。余曰：横山所谓力者，盖自识而生，随胆而至，识至胆至，然后才至，然后其力亦至矣。识与胆者，咸言之于诗人之养与气者也。二者至，则才无不至。而其力也，非关乎此矣，是为识胆与才之馀也。何谓其馀也？以风人之致，涵于才，才涵于识胆，斯三者实归于一也。曰风人之高下升降，妍媸雅俗，尽于此矣。奚以力为？力者，效也。斯就其于后世之效而言者也。效者，果也，非因者也。非因，则品诗析诗不能以者也。所以者，本也，斯识胆才三位者也。故论诗者，毋以末为本，以馀为主矣。风人之定位，其关也在本，非馀矣。所谓馀者，本之所附者也，是为末。论诗不以本而以末，吾未之闻也。故横山先生曰“统百代而论诗，与天地相终始者，惟杜甫之诗”，余以为偏矣。有识有胆有才者，其必有力，力之强弱，其主在识胆才之强弱，其次固有百世定之，非以一家之论而定矣。其所倡识胆才力四者，惟力为前三者之所附，故未可以此定百代风人之位矣。
或曰：横山先生尊杜一家如此，盖杜诗合其理、事、情三者也，且枚举以析，莫不美哉。余曰：诚然。先生所重，在三者兼胜，故尊之也如是。然则余所列诸家，汉之乐府，及之太白之歌，岂无是乎？有也。愚以为，横山所推，杜诗一家，其妙在理之融于腔也深且微，亦实亦虚，两不相遗。而于事则为通情达理之用，为其兴感之傍者也。概言之，杜诗所尚，多在于理，次在以情化之。然此固佳，但以之为独尊，未尝不失于偏矣。杜诗之理之事之情者，以理为主脑，而情在其中，介之以事。太白之诗，恃情薄发，自然天工，即以物接情化情，壮思如飞。清季王静安所言“其物皆著我之颜色”，品太白以此，妙矣。及其物我遂合，参以放逸，辄以夸饰，其诗目似失理，其实得之，以理涵于情矣。于歌咏之中初觉失其常，细味之，信然哉。
兹譬其句喻之。其曰“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余逐以解之。其妙也，尽在其情，固不失其理矣。“狂风”者，违我之风、摧我之风者也。于“我心”何干？直摧我心，其烈也如刺，于我心独有怀矣，非于人也。是以诗人独解此风，良有以也。何则？曰“西挂咸阳树”。奚以咸阳之树而云为？咸阳者，京师长安之比称也。何至于斯耶？奚不以他者而言为？是以心有耿耿焉，戚戚焉，此不得志之啸语也。一“挂”字，境界见矣！读之莫不以为一残帛于萧然朔风中卷而飘矣。不伤之乎？奚言“挂”为？“挂”也者，吾心之忐忑耿耿如悬之半空也。曷至于斯耶？吾壮志之不能施，斯世不与者也，是为进退维谷者也。惟此一字，情理俱在。何则？以情化于物，即有物之态也。物我之化，虚实出矣。其情目之似虚，实实也；其物目之似实，实虚也。何则？以其超乎象外，遂与情俱化，成其名目而已，徒为其表征也。故情之所之，虚实变幻，相参相演，得人情物理之玄妙矣。
斯貌似无理，理自在其中；貌似徒作啸呼之状，其理暗涵其中矣。初读以情胜，次读以理深。于其事也，物我两忘，我即为物，物即为我，我之情于物之理涵而泳焉，往行不悖，相倚相生。之情之物之理，三者岂无贯乎？斯明矣。如斯类者不可穷举。其“我且为君捣碎黄鹤楼”、“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如一杯水”，斯不情物理有而谐之乎？未见其陋矣。
故曰：子美奇才，其诗主理，兼情而胜；太白奇才，其诗主情，兼理而胜。之二者各有所偏者也，心性使然。若夫论诗，惟偏一科，独杜是尊，其颇也显矣。而谓百代而下，独此一家，亦知未妥矣。
余慎思之，原其因，则彰矣。盖横山论诗，惟在宗经尊儒，惟务折衷，而撇众家。愚以为不可也。近人有论及此者，兹不为赘。
然横山先生之论，亦先生一家之言，余虽有不合者如是，亦未能伤其大雅矣。先生亦百代之才，立其不朽之言，不为时流所淹，彪然自卓，高蹈于俗，不才服而敬之矣。再三而拜焉。
右之所述，盖余观书之感，少作刍评，绎其旨要，与时论之，亦有自立之言，其皆出乎本心，以为稍有所得矣。日后闲暇，则复观之，详演其旨矣。
戊子端午后三日，于西塞山麓之浸心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