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召南·摽有梅》是一首反映西周婚嫁礼仪风俗的诗歌，诗以第一人称方式，表达了一位逾越婚嫁年龄女子盼望出嫁的急切心情。一般都解读到这个意思而已，殊不知这首诗的背后有着特殊的婚俗文化和礼仪背景。全诗文本如下：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诗中“摽”为“落下”；“有”为语助词，无义（清·王引之《经传释词》：“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庶士”就是众男子，一般的男子；“迨”字为“趁着”或“等待”的意思；“顷”同“倾”，《笺》云：“顷筐取之於地。”“倾筐”就是斜筐，也可解释为把所有落梅一筐子全部揽取；“谓”，《疏》曰：“谓者，以言谓女而取之，不待备礼。”这首诗以落梅为比兴，含蓄又热切地表达了一位过了正常婚嫁年龄的女子叹息青春流逝，盼望早日婚嫁的心情。这是一般的解释，但这种文本字面意义上的解释未免有些简单，因为这首诗背后有着特殊的婚姻礼仪制度和文化风俗，那就是在西周时，男女双方一旦超过礼制所规定婚嫁的年龄，在适当的时间可以“不待礼”而“相奔”，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私奔”。

　　在封建宗法制度非常严格的时代，为什么允许“私奔”呢？《毛诗正义》：“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虽未备，年期既满，则不待礼会而行之，所以藩育民人也。”原来，礼制有如此特殊的许可，是为了繁衍人口，这对于以农业为主业的封建社会来说，可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在现在看来，这种规定合情，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则是合情合理又合《礼》。

　　据《周礼》规定，男子“二十为初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而笄”，这是对一般婚嫁年龄的规定，贵族子女的婚嫁年龄往往更加超前，“《左传》说人君十五生子，礼；三十而娶，庶人礼也。”“《礼·文王世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继嗣。”当时，婚嫁年龄从速不从迟，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增加人口。

　　《周礼》规定：“仲春之月，奔者不禁”。这里的“奔者”必须符合礼制规定的条件，那就是：男子超过三十岁，女子超过二十岁。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等到“仲春”（农历二月），男方向女方打一声招呼（即诗中第三段“谓之”），就可以不经过严格繁琐的礼仪程序而成就婚嫁。

　　再回到诗歌文本本身来看。第一段说梅子落了三成还剩七成，意思是女子年龄超过二十岁还不太多，季节正是孟春（农历正月），在这种情况下，女子以企盼的口气说：“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意思是如果有符合条件（合乎礼制要求）的男子，只要给她说一声，就可以在下个月（仲春）选择一个吉日成婚（其实就是礼制所许可的“私奔”）。

　　到了第二段，梅子还剩三成了，这意味着没有合适的男子来过问她，季节也到了最关键的仲春，所以她更加急切地说道：“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只要有合适的男子来求我，在这个月之内的任何一天可以随时成就婚嫁。因为到了暮春三月，就过了礼制规定的时间，只好等明年仲春了。这女子能不着急吗？！《正义》：“今，急辞也。”

　　第三段说梅子全部落地，可一筐尽取。然而季节到了暮春，就算这时候有合适的男子来求娶，也只能等到明年的仲春才能“相奔”，所以女子无可奈何地说：“求我庶士，迨其谓之！”——喜欢我的男子，我等他向我说一声，约定明年成婚。诗歌至此，文本虽然结束，但“有余不尽之意”令人遐思，徘徊再三，咏叹不已。

　　试想，如果暮春时节的约定，到了第二年有了变化，比如那男子改变了注意，那么，这女子是否又该重赋一首一唱三叹的《摽有梅》呢？千古而下，这种“迟暮”之感，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毛传》在解释《摽有梅》时说：“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这里的“时”，就是《周礼》所规定的仲春“吉时”；“文王之化”，正是《周礼》之风化。古人解读，言简意赅，深得诗旨；后来的读者，多疑且菲薄，如有人质疑《关雎》为“后妃之德”、《葛覃》为“后妃之本”、《卷耳》为“后妃之志”等《诗经》的根本旨意，竞相以私意解读；又如有人把“衷而不伤”误抄为“哀而不伤”，根本就没有把握儒家的“忠恕”和“中庸”之道，以讹传讹，渐伤斯文。却不知孔子删诗，正是为了弘扬《礼》义，诗歌只是《礼》的文化形式，《礼》为本，《诗》为末。况且，《诗经》中的篇章最早也是依《礼》而采的。所以说，不知《礼》而读《诗》，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其精髓，这样的文人“文而未化”，不能算真正的文化人。

200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