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看来，20世纪的中国史学是值得不断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因为此阶段的无论历史本身还是历史研究的剧变都持续了整整一百年。而就历史研究而言，无论是历史学界内还是界外，“重写中国历史”成了一种强势的呼声。
本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重写中国历史”话题的简单梳理，认识历史研究中不断之变迁，更重要的是使“重写历史”成为大家反思的一个话题，进而使“重写历史”成为一种慎重的行为。
其实，关注“重写中国历史”的作品也不乏，但作为专题予以关注的数量是极少的。笔者仅见李学勤先生《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为类似专题作品。史学研究领域的“重写中国历史”的关注显然是缺乏的。值得一提的是，史学领域对“新史学”或“史学革命”的关注只能够简单弥补这一不足。本文着重关注的是通过此二十年“重写中国历史”来观察当时史家之心态，与李先生的大作不敢雷同。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历史也随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于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
一、关于“重写历史”的几个应该明确的话题
古人不满于《三国志》，故有注解诠释之书。这是在重写历史。
今人不满于《清史稿》，故有修清史之工程。这是在重写历史。
无论是诠释注解还是推翻重修都是在重写历史。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司马谈将逝，告子长曰：“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而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由此见得，史家有责任书写历史，以资治当世来者。对既有历史写作的不满，促使历史学家重写历史。因此重写中国历史是早有的事情。
然而，围绕着“重写历史”这个话题，却实在是没有多少人对这个行为本身进行过思考。进而导致“重写历史”的呼声此起彼伏。“重写历史”本身没有对错没有优劣之价值色彩，然而一味的高呼“重写历史”既是对既有历史研究成果的高度不尊重，也是不加以自我反省的肤浅表现。
（一）什么是“重写历史”？
英国学者E.H.Carr在他的《What Is History？》中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这种对历史的不断观察与反思，或许就可算是“重写历史”。
（二）“重写历史”是什么？
为何这种行为被称呼为“重写历史”？照这样说，难道历史是写出来的？历史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制造？如果历史是客观存在，还需要重写吗？重写能成功吗？因为已经有一个客观历史事实存在，“重写历史”就显然徒劳。如果历史是主观制造，“重写历史”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就无须大呼小叫。
（三）为什么要“重写历史”？
现在多数历史学家已经看到历史学家无非就是在从事整理材料与解释材料的工作。因而，从这个意义上出发，“重写历史”的两大原因就在于：
1．材料的新发现
显然，这里的新发现显然不仅仅指新的地下材料的发现，而广泛的指先前并未被人们所见到或说见到而被忽视的材料的重新发现。
新的材料的发现或材料的再发现，往往对既有见到的历史材料给与补正或反驳，这势必引起历史学家对既有历史书写或研究成果的反思，进而促使“重写历史”的行为发生。
2．范式的新提出
新的范式不仅仅指新的解释理论的提出，也指并存的解释理论被相互的运用，包括意识形态的转移。
德国历史学家Droysen在其著《Historik》中提到：“研究者之所以能有所见，是因为他有一定的观点看法；这观点、看法也正是其社会各状况所以产生的原因。研究者所见的历史活动，实际上正是他对时代理解的反应。”这不免让人想到意大利史学家Benedetto Croce在他的《Histor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中同样宣告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调。
新范式的提出或意识形态的转移显然比新材料的发现更能引起“重写历史”。一种理论给一种理论造成压力，新的范式对旧的范式造成冲击都能促使人们“重写历史”。其实，当处在社会变革的大环节中的“重写历史”的呼声，不属于新材料的发现，而属于新范式的提出。
历史不断，历史事实就不断，而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历史写作也将不断。面对不断层出的历史材料，历史学家们总是本能的执笔书写他认为的有价值的事实。历史诠释与历史材料这两大因素的变化促成了“重写历史”。
3．时代的新要求
除开史学本身的两方面，外界的因素不容忽视。学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使命，学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意识，学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题，故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
（四）如何“重写历史”？
在没有弄清楚前面几个问题之前，任何有关本问题的回答都是值得怀疑的。故存而不论。
二、简述20世纪的“重写中国历史”
本文不应局限在对“重写历史”问题理论层面的纠缠。无可质疑，20世纪中国史学逐渐进行着转型。事实上，这个转型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线条的存在。
历史研究最终要表现在史学写作上来，史学的转型必然会出现“重写历史”的现象，可以这样说，一部20世纪的史学史近乎一部不断“重写历史”的历史。
以下的描述只为图方便（不少人也在如此这般的工作），依据本文的相关话题将20世纪史学分为五期。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划实在毛病太大，本文的目的也不在精确化的讲述20世纪的历史学界的全部状况，但描述轮廓，挑拣重点于本文意图是无伤大雅的。
（一）1901—1920：史界革命
1901年，梁任公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
1902年，任公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一文。“新史学”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发端。文中梁指出传统史学之“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恶果”（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并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汰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偏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着，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这一呼声，实乃20世纪要求“重写历史”之第一声；
1914年，“甲寅年始设清史馆”，最后一部“正史”《清史稿》在此时代背景下编修；
1920年，“庚申，初稿略备，始排比复辑。”《清史稿》于丙辰（1928年）定稿刊刻。《清史稿》的刊刻代表传统史学走向终结。
就在这一立一亡的，在冲破传统的史学写作和观念的形势下，几近所有史家开始着力“重写历史”。专业历史学家如梁氏等自不必说，而《清史稿》的参与者也大多投向现代史学的研究，刘师培与夏曾佑就是典型代表。非专业史家的学者文人对历史书写的关心也同样证明着此时代史学革命之不凡影响力。关于这一点，刘师渠先生在其《晚清国粹派的新史学探讨》中指出：“20世纪初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渐次形成的重要时期…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异军突起，也构成了其时资产阶级史学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们不仅同样高举“史界革命”旗帜，猛烈批判旧史学，而且于新史学身体力行，研究硕果累累。”国粹派在“重写历史”上尤为用功。
此时期，“重写中国历史”的代表作有：
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
此时期，新材料的发现实为“重写中国历史”做出了一定努力。但事实上，这一阶段的“新材料”发现还只是处在起步阶段，真正大规模的新材料还是在下一阶段产生的。
因而，这一阶段的“重写中国历史”主要还是受到新范式的影响。传统史学思想已经步入死胡同，新的带有一定批判色彩的历史思维在逐步起到瓦解传统史学的作用。
（二）1921—1940：百花齐放
1921年，梁启超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梁氏指出：“夫旧史既不可得徧读，即徧读之亦不能养吾欲而给吾求，则惟有相率于不读而已。信如是也，吾恐不及十年而中国史学将完全被驱逐于学问圈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则史之改造，真目前之急迫之一问题矣。”在这里，梁氏依旧一贯坚持其“史之革命”，可见在前一阶段，“重写中国历史”的效果还有待提高。然而，此阶段的“重写中国历史”的要求，不仅仅来自上一阶段尚未完成之要求，而更多的是新史家提出的新要求。
1921年，李守常著《史观》一文，明确提出：“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学者的责任。”李大钊看到，随着新材料与新史观的出现，必然会要求史学的重写，不过他所强调的是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因此在他看来，唯物史观是“中国历史”的最好指导思想。
在随后《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他指出：“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平民的时代”就与梁氏所陈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传统史学的弊端予以回击，这个“平民的新历史”显然是契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因为似乎唯物史观就是主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因而，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被李氏大量提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新范式的提出，进而要求运用该理论系统来实现“重写中国历史”的。这是唯物史观的初步呼声。
1922年，顾颉刚撰《与钱玄同论古史书》。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七册，煌煌巨著。古史辨的发表，奠定了“古史辨”派的成就。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论及相关历史背景时，顾指出：“要而言之，古史研究兴起的背景，是（一）史学上寻源心理的发达；（二）西洋的科学治学方法和新史观的输入；（三）清代中叶以来疑古学的渐次兴起；（四）考古学的抬头。”由于“古史辨”派所用力处正是在古史，而，此二十年的中国的史学又重点在古史，因此可以说，古史兴起的背景即是“古史辨”派崛起，又是整个时代史学的共同背景。可以见到，“古史辨”派在古史研究方面做出极大努力，排除部分至今看来实在是不确切的研究，“古史辨”派所做的研究确确实实是“重写中国历史”的。他们的重写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依靠新材料的帮助，顾颉刚指出：“研究史学，第一步的工作该是搜集史料和批判史料。”应该说，全部古史辨的研究，其全部“重写中国历史”都建立在史料的运用之上。
民国史家大都重视史料，重视历史新材料的运用，已被今人注意到。罗志田先生在《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事实上，史家们不满于传统史学，又鉴于特殊历史环境，“重写中国历史”是势在必行的。而重写总是离不开新材料与新观点的发现。在那一辈史家那里，史观的争论当然必不可少，可现在看来，真正的好成果的往往是那些依靠新史料的运用得到的成果。出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与“重写中国历史”的要求是存在极大关系的。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谈到：“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史语所派”将“新材料的发现与应用”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新材料在其历史研究工作的分量几近全部，在《史学方法论》中傅氏自己就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又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与“史语所派”有着大致相同的善于考证的史家也甚为注重新材料。在《史学方法论》中傅斯年大赞王国维、陈寅恪等人运用间接史料与直接史料互证所得到的成果，如王氏《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陈氏《吐蕃黎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等。陈寅恪先生在多处提到新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在传统史料的再发现的“史料的尽量扩充”以及伴随着重大而众多考古学成果不断涌现，诸多新史料的“发现”为“重写中国历史”提供可能与方便。在史语所及此辈史家的不断努力下，许多历史问题得以改写，诞生了一大批新的学术成果，“重写中国历史”成果显著。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正如《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提到史语所“第一条宗旨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搜寻金石刻文以考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又遗有“考据”之旧风；此类史家受传统旧学，对传统史学有报着一定同情态度，故能极大重视材料考察。但此时代毕竟已经走出传统，大部分对材料的考察已经带上了“科学论证”之系统。又加之在“实证主义”等史观的影响下，此时代之材料已与传统考据相去甚远，否则，要实现“重写中国历史”就实在困难。因而，此时代的“重写中国历史”对材料的运用不仅在内容、形式上而且在贯穿材料考察的思想方面均有大的转变。
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此书被视为第一次系统将李氏所倡的唯物史观运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中。郭氏在书中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又认定了中国历史发展之各期。这部运用唯物史观“重写中国历史”的尝试固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但其所代表的新历史观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随着政治层面的变化，史学领域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影响。中共力量的不断成长使该派“重写中国历史”的要求与条件日益成熟，许多成果陆续呈现。然而，这毕竟是下一段历史的事，在顾氏1945年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中并未给与该派关注就体现了这点。
此时代史学界无论是偏于新史料，还是重于新范式，都与社会的变革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史家“重写中国历史”，不仅着力于新材料与新范式的发现运用，也存在新时代的要求。此时代不仅中国内部改朝换代，外部日寇侵扰，学者使命不可推，史家责任不可灭。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言：“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在“引论”中又对“传统”、“革新”、“科学”三派史学予以扬弃，又言“继自今，国运方新，天生我华，国史必有重光之一日，以为我民族国家复兴前途之所讬命。则必有司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刘、范诸君子者扶翼之，又必有贤有力者奖成之。而此书虽无当，终亦必有悯其意，悲其遇，知人论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许其心之所欲赴。有开必先，若使此书得为将来新国史之一马前卒，臃篲而前驱，其为荣又何如耶！”在钱先生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同样提到：“我们须得有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于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他还指出，“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由此观之，此时段“重写中国历史”的部分原由是与史家强烈使命感分不开的。
由于此时代史学成果的百花齐放，因此在总结此段“重写中国历史”的成果前，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此时代所有史学著述均视为是“重写”的。“重写中国历史”本是部分或主流史家的行为，部分或少数史家是沿着传统路径在行进的。可以看到，这些少数的没有参与或说无视“重写中国历史”以及埋头学问的史家，他们的成就是难以与“重写”派相媲美的。
此时代，“重写中国历史”的代表作有：
张荫麟《中国史纲》；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钱穆《国史大纲》；
《古史辨》（七卷）；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专史的开拓等。
值得一提的是，首先，专史的开拓本身就是在“重写中国历史”，因为在古代专史只是零星的，不成为系统。而现在来分门别类专写一类之历史，显然是需要重新书写的。
其次，由于此时代的“中国近代史”领域尚在酝酿之中。具有现今中国近代史雏形的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作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已经据此时代的主流较远了。因此，此时代的学者用功之研究主流在中国古史。古史名家辈出，古史名著涌现，实乃后学难以企及。
复次，其时史家对研究状况未必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乐观。当时之成果却已斐然，然而，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与清华之责任》中指出：“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传会之整理，尤待今后之努力。”可以窥见，其时“重写中国历史”尚有不足之处。
（三）1941—1960：一统天下
1941年，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出版。接着，大批类似作品不断涌现。1941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1941年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出版；1942年吴泽《中国社会简史》出版；1943年翦伯赞《中国史纲》出版。
事实上在之前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就和几位同志合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现在看来，此文奠定了后来历史研究的诸多基本观念，影响较大。
在短短几年内，这批史著大量涌现。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具有部分共同点。一是，这些作品均是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思想；二是，这些作品都是通史型作品；三是这些作品都是古代史、社会史。关于这些共同点的出现，现在难以识别是否具有较大偶然性。但从大处分析，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些或多或少的因素，有些或者确实影响着“重写中国历史”，有些或许是间接影响了这些史书的撰写。
首先，经过前一时段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了。美国学者Arif Dirlik在其著《Revolution and History：Origins of Mark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中认为：“在1927年之后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处于其革命最低潮的几年中，马克思主义却浮现为中国社会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潮流。”又说“1927年，经历了革命的失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历史研究，试图以此证明自己革命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可以这样说，随着革命形式的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不断深化，而对史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运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酝酿的。而革命家的推动，无疑加加速了这一进程。桂遵义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中提到以上论著时指出：“这些著作，是我国第一批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通史著作。他们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其编撰方法，摒弃封建主义正史的一切旧体例，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那种形式主义的章节编排，而是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从纵横两个方面辨证地来编纲目，纵的大纲体现历史发展的阶级性，横的细目反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多方面的结构。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内容到形式一摆脱了旧史学的体系，逐渐趋于成熟。”诚如此言，马克思主义史观被深入运用到史学领域就是以这批著作为代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来“重写中国历史”的真正起步也是在此时期，相比而言，郭沫若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创性是单一而相对粗糙的。
1942年郭氏发表《殷周奴隶制度考》、《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和1945年之《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就提倡周代奴隶社会说，对先前的社会分期做了修改。与其说这是郭氏自己学术的不断成熟，还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史观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不断成熟。然而，这中间显然存在一种隐藏的妥协。虽然各家均用着马克思主义史观来指导“重写中国历史”的工作，然而，涉及到的一个大问题就在于“中国历史分期”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乃至有“五朵金花”之笑称。而各家之观点到现在还被当时各家学者的后学所持有。虽然争论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但一个好处在于，原来的许多模糊看法得到澄清。在争论中使许多史家认识到，绝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而是要与中国自身历史的特色相结合。
其次，这些作品都是通史。一个原因即在于，马克思主义史家通过着力进行历史阶段的全局展望，企图寻求到或论证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存在具体分期的差异，但其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所谓“殊途同归”。另一个原因即在于，前一阶段百花齐放所积累的大量古史研究之成果。在排除理论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重写中国历史”，实在是不能不借用前时研究之大量成果的。史观可以不一，但史实确实一致的。只是后人用其不同之价值观看到不同的情感色彩罢了。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宏观性以及初步运用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要求，也是促使通史产生的理论因素。
再次，这些作品既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指导，那么，唯物史观就必然融入其间。关注人民、关注经济领域、关注社会变迁就成了其作品不可缺少的内容。所以，其作品大都冠以“社会”之名就不足为奇了。
进入四十年代以来（或者较早的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虽尚未取得一统天下之局面，但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这个日子不远了。革命家与史学家的相互造势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带来“福音”。正如桂遵义所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研究成果累累，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和全面发展大下良好的基础。”
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一个标志性年份。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家因为在战争年代的贡献，在建国后很自然的成为史学界的权威。史界其他各派在先前的异词，通过所谓改造或批判，逐渐销声匿迹，只存在局部地域。马克思主义史观在此时真正实现了“一统天下”。这显然为“重写中国历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环境。
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倡了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方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然而，此刻的学术研究的事实与愿望之间存在的极大矛盾，正如美国学者Joseph.R.Levenson在其著《Confucian china and modernfate》指出那样，“如果思想的解放导致了人的解放，那么，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意义上的‘矛盾'。事实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他指出“1956年5月，当毛泽东号召百家争鸣时，它似乎预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主要套在中国和知识分子头上的要求他们绝对一致的紧箍咒将被摘除掉。例如，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上的垄断权，宣布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但是，经过六年残酷惩罚的普通知识分子，人小心翼翼地不敢大鸣大放。”
我们知道，毛泽东本人对历史的兴趣是很高的。这就不可避免的使其对史学研究的相当的关注，因此，“百花齐放”也成为一个史学研究的好方法。可以感知，这样的关注对史学研究之作用是较大的。应该说，百家争鸣确实是贯彻到史学研究中的。可是，须知这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适用领域是有限的。在本阶段初的中共文献中能很好的解决这一“矛盾”所在。那就是1940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文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发地反封建的文化。”这一思想应该说极大影响到后来的文化领域。因此，可以说，百家争鸣是真，提倡在共产主义思想内去百家争鸣是真。但是，这样的百家争鸣真的能否实现百花齐放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前提就已经存在局限了。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战争年代使命的完成以及史学领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前一阶段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争论掩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矛盾凸显出来。此时代的“重写中国历史”面临的问题在于细线条该如何勾画。由此而来，史学界的理论探讨和论战打得火热。
一个现象就是，此20年的历史研究不可避免的又存在前后两期之差异。简单说来，前期“重写中国历史”成就大于后期。尽管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不成熟，但由于其目的性强烈与百花齐放的余韵还在，因此前期较后期而言，“相对实干”就与后期之“相对空疏”形成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家与史学家的相互造势给中国史学的命运带来的却未必是“福音”，甚至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也未必是。到接下来的时段，史学研究走向灾厄就已经无法避免了。“重写中国历史”即将陷入泥潭。
（四）1961—1980：空白时期
历史上往往发生史学的空白时期，此时段的人着实见证了没有历史的时代。“重写中国历史”在此时段持续存在。毫无讳言，此时段的“重写中国历史”总体而言实在是比较混乱，有背通常意义上的重写，故略而不谈。
在笔者与人谈及此时段相关问题时，提到此时段没有诞生史学大师，但还存在史学大师，尽管其被边缘化。此时段之重大考古成就为后来时段“重写中国历史”奠定一定基础。
（五）1981—2000：开放刷新
“1977年春我首次访问中国时，还没有一位中国史家在美国从事研究，也没有任何美国史家在中国进行研究。我们彼此不读对方的著作，甚至也互不了解姓名和工作机构。这种情况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变化，而且此后变化之快及其程度之深卖足令人惊愕。在我1986年春写此前言时，已有成百的中美中国史专家在对方的国家里进行过或长或短的研究。彼此交谈，一起参加专业会议，在同一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甚至其中有些人，尽管彼此观点分歧，却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总之，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离了。”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写道。
可以见得，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转向就在此刻时期。伴随着政治层面的改革开放，历史学界也着力进行刷新重建。
一方面，是史学界的自我反省。王学典先生在《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将史学发展分为前四十年与后十年两期。他认为，“将1949年至1989年近四十年的史学划分为一个阶段，正是因为史学界在这40年间一直都在这一系统（指“社会史论战”的话语系统）内思考问题。”其实在划分史学阶段时从不同角度得到不同结论，不必拘于一个方向或标准。就是在王文中也提到：“‘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1979年中国有又一次向‘现代化'重新定向之后，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痛苦的自我反省阶段”。
1982年，胡如雷发表《时代赋予历史学家的心中使命》一文中指出：“强调大量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并不意味着对乾嘉以来的校刊、考证之学可以弃若敝屦。用一定的人力、物力校点和整理古代史籍是必要的，考辨史书的真伪、版本，对对史实进行考证，都是不可少的。即令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来说，史料学也是一门必需的辅助学科，考证史书、史事也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因为运用理论研究历史必须以信实的史料做基础。单纯在理论的高空盘旋而不在史料上站稳脚跟，或者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引用了伪书和上了史料的当，同样都不能做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史学界也着力对既有研究进行或激烈或和缓的批判与反思。一定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被马克思主义史观派所笼罩，围绕的“社会史论战”成为史学界之主题。对史料派相对轻视在所难免。这是史界开始反省的一个表现。
一方面，又是外界学术的影响。学术交流机会的不断增长实乃前所未有之状况。许多理论与价值判断不断涌入中国大陆。或许这个方面的影响才是本期最重要的影响。理论范式的引入，让中国学者自愧不如。所谓的“新社会史观”、“年鉴学派”、“后现代”主义史观等一波又一波冲击到中国史学界。中国史家们虽不至于眼花缭乱，但却实在应接不暇。
新史观的不断冲击，使中国史家们看到了新的研究范式，对新范式的合理接受使其看到既有的中国史学研究是如此苍白与枯死。于是不断学习、移译、运用新史观来“重写中国历史”成为热潮。一个现象是，国外新的范式层出不穷，国内学者尚未对原有史观加以融合消化，新的史观已经进来。这就导致中国学者难以接上世界之轨迹，学术差距在此刻刺痛学者之心。
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许多被忽视领域得到发展。一个现象是，先前史学领域的研究与争论大多局促在古史领域，在此时代近代史研究活跃起来。一方面历史时段的后移使得近代史的研究大加方便；另一方面，国外学者研究重点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国外研究范式主要关注点在近代。因此，不可避免的造成近代史研究的发达。关于近代史的争论逐渐在此时段盖过了古代史的争论，历史研究关注点不断后移本身就是在“重写中国历史”。所谓的“冲击—反应模式”、“中国中心观”等着眼在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模式不断涌进，就大致体现了国外关注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内研究的转向很大意义上是受到国外研究重点的影响的。“重写中国历史”在这种意义上说，受到了国外的较大影响。这种被国外牵着研究之重心走的现象是前所未有的。这与国内学术长期封闭的状况分不开的。
就在不在研究范式的不断刷新下，“重写中国历史”也不断的刷新。可以想像在这理论不断变更的情形下创造的历史是多么的脆弱。不过，通过中国学者不断学习与创造，这样的情形是有着较大改观的。逐渐与国际史界接轨成为新时期的史学的一大目标。
另一个改观是，中国学者冷静下来后逐渐思考到自身研究的独特性。理论范式在“重写中国历史”方面受到较大压缩，伴随而来的是一些回归的声音。这些回归的声音一方面在文化热、国学热；一方面是在前些时间受到忽视的史家受到“礼遇”。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回归确实是难得的，能继续下去是最好的。可是，这样的回归有显得来的较迟。
整个史学界主流声音已经不再如先前那般慷慨激昂。由于学术观点相互吸引包容性真强，加之史学研究者观念趋于理性，使得史界主流呼吁“重写中国历史”不再如先前强烈。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史界着力进行了本世纪史学研究的回顾工作。可以想见，这些总结强调变迁与成果，而成果以上半叶为多。我们大致可以认为，20世纪“重写中国历史”的呼声一直持续着，但大势在于呼声愈来愈弱；重写关注方面时间不断后移。
（六）20世纪一个非主流的“重写中国历史”的呼声——大历史
独辟蹊径的黄仁宇一直以来坚持其所谓的“大历史”观。不管旁人对“大历史”作何等评价，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按照黄的观念写出的历史很好看。
“大历史”观究竟为何被黄仁宇一直强调，这应该源于大历史观本身的意义。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野》里认为大历史的一个好处是“在长时间大环节的规模下看历史，必以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群众运动为主题，不全部依赖领袖人物的言行。”
黄仁宇自己实践着“大历史”的写作，同时也极力主张用“大历史”观“重写中国历史”。在他的《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一文中的结尾向我们传达了他大历史的基本观点和“重写中国历史”的要求。他指出：
中国近代历史包含了很多群众运动，不能片段的处理。很多问题的因果关系，延伸到我们短视界及狭窄的专科范围之外。在中国近数十年空前的掀动之下，我们不得不作出一种综合检讨，将历史归结到今日为止。在这情形之下，我建议：
1.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向后推转五百年，包括明朝。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遇困难的渊薮，同时也看到清好多问题互为相连锁的情形。
2.中国最近百年来的奋斗在历史上的主题为完成国家社会构架上的改造。虽说这庞大的改造史无前例，在“解剖”的方面看来，和英国17世纪的情形有相似之处。英国在1689年完成光荣革命时，改造了高层机构（议会至上，皇室只有象征的意义，事实上政教分离，雏形的两党制度及内阁制度），再造了低层机构（逐渐废除“抄本产业人”，土地集中，属有权明朗化），以及加强这两者间有组织的联系（过民权利、普通法庭接受公平法和商业习惯）。这中英方大小不同，事隔几个世纪，其机动及程序不可能相同。只是从技术观点看，两方面都不自觉的取得一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地位，因之从过去以农业背景为组织的基础蜕变而为以商业习惯为组织的基础，则在两方面都讲得通。这样一个主题，要比凭空辩白资本主义出生与封建制度更有意义。
3.从上述路线修撰一部“大历史”，如能集思广益的集体创作固好，不能则个人单独工作，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定和20世纪20年代有不同之处。那么已经收有成效的在什么地方？原因何在？这重要问题的尚待解答。历史家伸张他们的眼光深度并放宽世界之后，应当能够报告读者何种变化为短时性的，何种改革有永久性。
4.大学教程内加入大历史课程。这种路线采取归纳法，与普通用分析法如做博士论文的行径不同。但是这不是说后者要废止。宏观的研究可以为微观的研究开出路，有待微视的研究纠正错误。
有些同事可能认为这种建议过于急躁，过于浮泛。而我所恐惧的乃是与他们顾虑的相反。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前无古人的环境里。世界的变化如斯的迅速，今日有很多政治家、战略家以及企业家甚至旅游者都不待我们的真知卓见采取行动。我们若在犹豫，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把这大段话引用于此，因为这些话不能细想，只要细想就会发现我们原来所在的环境存在这诸多问题。黄仁宇处在海外观大陆，处在大处察细节。黄氏用其一生去“重写”“中国大历史”。他无疑是成功的。
2000年，也就是20世纪最后一年黄仁宇去世。可是，问题在于他的成功不是主流的。至少，他个人的成功未能得到极大的响应。谁能沿着“大历史”走下去，也许不失为实现“重写中国历史”的一个途径。
（七）余论：2001—2020清史工程
2002年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标志清史编纂工程的正式启动。
1914年，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编纂清史，与1928年修成《清史稿》。《清史稿》弊病丛生，实在当时就已经不令人满意。国民党败退台湾，对《清史稿》作了修订工作。但始终不能得到普遍赞誉。这不禁让人怀疑，究竟是传统修史穷途末路已到，还是今之修史者技不如古？传统修史要不要继续下去？传统修史如何与早已大变的历史时代结合？结合是否可能？
清史编撰工程也正是在这样的质问背景中开始的。清史的编撰的学术背景还包括，目前清史研究的不断成熟，而且也得益于清代材料的大量整理。社会背景有缺乏优良的清代国史，中国的不断和平崛起，这些都促使重修清史的发生。因此，毫无讳言，清史工程就是“重写中国历史”。事实上，很早就有人提出重修清史了。（1959年周总理委托吴晗考虑清史编纂方案，吴晗征求了史学界很多人的意见，并以吴南星之名发表文章“论修清史”，提出了“用十年八年时间写，十年八年时间改”的设想。）现在这一工程紧锣密鼓的开展，关于最后修出的结果，谁也不能预测。
清史工程投入巨幅资金，专家学者，浩繁材料。可以看到，在运用新材料的方面，清史修编者们确实投入相当大的力量。而在新思想方面，中国学者已经能娴熟运用唯物史观了。事实上很难言说，“重修中国历史”到底是官方的责任还是史家的使命?而对清史工程而言，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模糊了。
而问题在于，是否能将这个传统史书所不具有的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和传统史书（即思想与形式）完美结合起来？修国史与撰私史从来就存在天壤之别。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重修中国历史”还没有向清史工程这样浩大的关乎国运的情况发生，就连“清史稿”也无法相提并论。私史可以写的很好，也可以写的很烂，但国史必须写好。在“重写中国历史”方面，20世纪告诉我们，总体上私史是成功的；但国史却不存在借鉴。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明史》最后定稿，进呈刊刻到今天中国人已近300年没有写过国史了。唯一可资借鉴的《清史稿》显然是不成功的例子。中国官方在之前，已投入较大精力关注“夏商周年代”的问题了。其结果应该说是不无成绩的。在“重写中国历史”方面，起到一定的精确效果。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是否修要重修清史”了，而是“怎样把清史重修好”。已经着手的工作就应该干好。重修清史，众人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