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作为我国诗歌源头的两部巨著《诗经》和《楚辞》已经为许多学者所潜心钻研，成果之多、著述之丰可谓惊人。然而这些汗牛充栋的著作多是专就《诗经》或《楚辞》进行研究的，其中涉及修辞学的论述一般局限在其修辞格上，而没能从总体上把握它们的修辞全貌。将《诗经》与《楚辞》作比较的学术作品较少，而且着眼点往往放在证明“风”与“骚”的纵向传承关系上，其中虽也有进行横向比较的地方，但却零碎而不成系统。《诗经》和《楚辞》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修辞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拟以对原始语料(《楚辞》中以无争议或争议较少的屈原作品——《离骚》《九章》《九歌》《天问》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解读为基础，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分别总结出《诗经》《楚辞》的修辞特点并进行比较，尝试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本文所引《诗经》篇章文字皆从朱熹《诗集传》[1]，解释参考周振甫《诗经译注》[2]；所引《楚辞》篇章文字皆从董楚平《楚辞译注》[3]。
《诗经》句式以四言体为主，305篇中全篇四言到底的有150多篇。“雅”诗大部分是长诗，也以四言体居多。《大雅·桑柔》全诗112句，是《诗经》中篇幅较长的诗篇之一，只有“予岂不知而作”一句六言，其他全为四言。“雅”中最长的一篇《大雅·抑》有114句，其中只有8句五言句，2句六言句，其他全为四言。“颂”中最长也是《诗经》中最长的一篇《鲁颂·閟宫》有120句，其中只有12句五言句，其他全为四言。
向熹做过统计：《诗经》305篇共计7284句，其中6667个四字句，占全书的92%；617个非四字句，占全书的8%。非四字句中二、三、五、六、七、八字句分别有8、157、340、88、19、5句[4]。
夏传才也做过统计：《诗经》全书305篇，共有7248句，其中四言句有6591句，约占总数的91%；五言句共369句，约占总数的5%；三言句有158句，约占总数的2%；再次为六、七、二、一言句，分别有85、19、14、7句，而八言句仅有5句[5]。
《诗经》中的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而以两个单音节词连用为常态，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节奏音步。《诗经》中诗句绝大多数是四言偶数句，原因也在此。以《邶风·击鼓》为例，全诗20句，共80字，除“孙子仲”是人名，“契阔”有人以为是“偏义复词”[6]仍存争议之外，其余都为单音节词。
当然，跟一般的先秦诸子说理散文相比，《诗经》的双音节词所占的比率相当大。《诗经》里有很多联绵词（包括双声、叠韵、双声兼叠韵以及非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和叠音词。许威汉指出：“联绵词的大量使用，这是《诗经》用词的显著特点”[7]。《诗经》中双声词如“参差、踟躇、辗转”等，叠韵词如“窈窕、崔嵬、匍匐”等。叠音词在下面会有详细讨论。
《诗经》中除“笙诗”有题无辞之外，最短的只有5句，如《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维周之祯”5句共用18字。6句的也有，如《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卢重鋂，其人美且偲”6句24字、《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6句24字、《周颂·赉》“文王既勤止，我应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於绎思”6句25字等。《国风》中最长的一篇《豳风·七月》有88句，而《诗经》最长的一篇《鲁颂·閟宫》也只有120句，相比《离骚》的373句，《诗经》的篇幅明显短小。又因为四言居多，双声、叠韵、叠音词的运用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可谓用词凝练，俭省而不失生动。
《诗经》中用兴很多，这些起兴涵义广泛，使语句简短而不乏内涵，更增添了简洁而含蓄的意味。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以茂盛的桃花来兴起女子出嫁。桃花的色彩与形态和女子的艳丽联系在一起；桃花结实，有多子的象征意义；桃花盛开在阳春三月，新婚之喜和明媚春光融为一体。单用“桃”就涵盖了众多意思。
《诗经》多以四字成句，大都两音节一停顿。以《周南·关雎》为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可以说每一句都以两音节为一停顿。这种整齐的偶数字句式使语音铿锵有力，明快爽朗，节奏呈现出平稳凝重的特点。
笔者曾对上古汉语中词头、词尾问题的研究作过综述，各家的归类主要如下：词头有“有、其、斯、思、彼、伊、薄、言、于、曰、爰、聿、於、不”等；词尾有“家、其、斯、如、若、然、而、耳、尔、焉、兮、矣、言、诸”等。这些语言成分，尤其是词头一般只在《诗经》中出现，这与《诗经》的特殊文体及表达需要应当不无关系。
笔者在《试析〈诗经〉中用在动词前面的“于”字》一文中又详细分析了《诗经》中动词前“于”字的用法。《诗经》中“于”字用在动词前的例子有“（黄鸟）于飞”（《周南·葛覃》）、“（之子）于归”（《周南·桃夭》）、“（之子）于苗”（《小雅·车攻》）、“（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穀旦）于差”（《陈风·东风之枌》）、“（从公）于狩”（《秦风·驷驖》）、“（昼尔）于茅”（《豳风·七月》）等等。与单一的动词形态相比较，加上了“于”字后，这些动词由单音节变成双音节，变得更合韵律，句子也更显整齐。
《诗经》中的叠音词十分丰富。摹状的如《周南·葛覃》中的“（维叶）萋萋”、“（维叶）莫莫”，《卫风·氓》中的“（氓之）蚩蚩”、“（泣涕）涟涟”、“（淇水）汤汤”、“（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唐风·鸨羽》中的“悠悠（苍天）”，《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等；象声的如《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周南·葛覃》中的“（其鸣）喈喈”，《郑风·风雨》中的“（鸡鸣）胶胶”，《唐风·鸨羽》中的“肃肃（鸨羽）”，《小雅·鼓钟》中的“（鼓钟）将将”、“（鼓钟）钦钦”等。这些叠音词除了摹状拟声外，还起到凑足音节的作用。
《诗经》中多以四字成句，两句一顿，又以词头词尾、叠音词来凑足音节，促成这种节奏格局的形成，使节奏变得平稳凝重，句子变得齐整和谐，这给《诗经》赋予一种和谐中正的修辞色彩。 2.1.3 平实自然
2.1.3.1 取材平常
《诗经》被认为是失传的《乐经》，除了因为《诗经》的节奏感很强，还和《诗经》的内容有关。先秦初民以生活内容入诗入“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诗经》中的《国风》是各地民歌的汇总，最贴近生活。朱熹《诗集传·序》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豳风?七月》将农耕之事表达得那样亲切有味、自然而不做作，既反映了作者有长久耕种的经验，也展示了《诗经》取材的家常化、平民化。
2.1.3.2 语言平实
《诗经》语言平实、朴素。《国风》和《小雅》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如此。称为“雅言”的《大雅》和《颂》中有些篇章也使用了平实的语言，如《大雅·抑》“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唉小子，告你旧的章程。听用我的谋划，近乎没有大悔恨”），《大雅·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人家有田地，你却反去占有它。人家有家奴，你却又是去夺他。这人应该没有罪，你却反去逮捕他。他应该有罪，你却再去解脱他。……妇人有长舌，是败坏的祸殃”），《周颂·潜》“潜有多鱼”（“水里柴堆上有多鱼”）等。
另外，《诗经》的许多诗句被历代文人加工沿用之后，逐步成为脍炙人口的固定词组。如《召南·草虫》的“忧心忡忡”，《卫风·氓》的“信誓旦旦”，《小雅·天保》的“万寿无疆”，《小雅·鹤鸣》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小雅·角弓》的“绰绰有裕”，《大雅·大明》的“小心翼翼”，《大雅·云汉》的“兢兢业业”，《周颂·敬之》的“高高在上”等等。这些语言反映了原始民朴素的语言特点，平实之中更感自然。
2.1.3.3 不事雕琢
《诗经》不使用刻意修饰的语句，而是选择准确、生动的语言刻画事物，尤其是通过比的手法，用具体生动的形象寄托复杂的感情，形成朴实自然的特点。
《唐风?椒聊》是赞美一个妇人的。第一章开头和结尾的“椒聊之实，蕃衍盈升”、“椒聊且，远条且”，虽是以椒聊作比，言其香、美和善于生育，但未有夸饰。“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亦是用朴素、恬淡之语来赞誉“彼其之子”的外表之美，以表现妇人善于生育，既无一点夸张，也不着秾艳色彩，朴实而无丝毫雕饰。又如《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意思是“只是天上有银河，看上去也有光。分歧地看那织女星，整天搬迁了七场。虽则搬迁了七场，不成织锦的纹章。看那牵牛星，不能用来背车箱”，“只是南方有箕星，不可以用来簸米糠；只是北方有斗星，不可用来舀酒浆”，这一串比喻用现代语表述之后仍觉得非常朴实，没有任何雕琢修饰的成分。
总之，取材生活、语言平实以及为文的不事雕琢使《诗经》呈现出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
2.2 《楚辞》的修辞特点
2.2.1 铺张渲染
2.2.1.1 六言为主
《楚辞》中的句式以六言为主（加上句末“兮”、“也”等字为七言），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除三言句穿插文间，绝大多数句式比《诗经》的四言为主的句式加长。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指出：“战国时代的修辞，实（原文如此，疑为“突”之误）出的是纵横家的游说夸张，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称《楚辞》的‘炜炜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认为《楚辞》的创作，受到纵横家的影响”[8] 。《楚辞》的创作是否受到纵横家的影响姑且存而不论，就《楚辞》六言为主的句式以及后来汉代的诗赋，还是能够看出《楚辞》时代渐趋铺张的迹象。
2.2.1.2 多状貌语
与《诗经》语言的平实自然不同，《楚辞》里更注重对状貌语的运用。如“嘉（名）”、“修（能）”、“耿介”、“猖披”、“幽昧”、“险隘”、“峻茂”、“（信）姱”、“浩荡”、“侘傺”、“昭（质）”、“缤纷”、“茂（行）”、“偃蹇”、“委蛇”、“要眇”、“婵媛”、“潺湲”、“荒忽”、“陆离”、“儃徊”、“愠惀”、“耿著”、“从容”、“崴嵬”等等。这些状貌语的运用渲染了气氛并赋予《楚辞》华丽的气质，使之更具修辞色彩。
2.2.1.3 多用虚字
《楚辞》多用虚字。廖序东曾指出，《离骚》“几乎每句都有一个虚字，《离骚》句子的散文化，就表现在虚字的运用上”[9]，又说“用得最多和比较多的虚字有九个：之、以、於（于）、夫、与、其、而、乎、此……这些虚字大多数是用在句子的倒数第三个字的位置，这是标准位置……《离骚》的虚字，是诗人屈原有意识地这样地用在句子中的”[9]。这种“有意识”使用在“标准位置”的虚字使《楚辞》句子变长，少了诗歌的精练性，多了散文的铺张特点。
2.2.1.4 篇幅较长
与《诗经》为文的俭省短小相比，《楚辞》的篇章呈现繁华的风貌。屈原在《楚辞》中不断重复咏唱自始而终难以消散的愁绪。尽管重复中有递进、引申和一再的比喻，表达的却是类似的意思。张炜指出，“从修辞学意义上讲，重复是为了强调。强调，一再地强调，更深的意味也就在这种重复强调之中蔓延，以至于将人团团围困，不能自拔”[10]。这种不断咏唱、不断重复形成了《楚辞》繁丰铺张的修辞特点。
2.2.2 恢弘奇丽
2.2.2.1 气势恢弘的长句
《楚辞》虽以六言长句为主，但以“兮”结尾的六言句并非一个完整的句子，它要和下一六言句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陈述。如《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里“日月忽其不淹兮”和“惟草木之零落兮”两句虽然意思已经表达明白，但结合“春与秋其代序”和“恐美人之迟暮”两句来看，日月与春秋，草木零落与美人迟暮分别构成了两组意象，四句结合成为两个大长句。这种大长句的运用使《楚辞》显示出恢弘的气势。
2.2.2.2 平中求变的节奏
如上所述，《楚辞》以六言为主，六言句成三个音步一个间歇。廖序东指出：“句子倒数第三个字用一个虚字，就构成了这种短长、短长的节奏”[9]。任翌曾谈到：《诗经》时代之后“出现五言、七言的‘三字尾'，句式末尾节奏变为‘二一'或‘一二'”[11]。《楚辞》也具备这种五言和七言的“三字尾”，例如《离骚》中五言句“字余曰灵均”、“忍尤而攘诟”、“继之以日夜”等都是句末节奏呈“一二”的三字尾句，《楚辞》中七言句“三字尾”更多，凡六言加“兮”、“也”等字结尾的句末节奏都是“二一”，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摄提贞于孟陬兮”，《九章·惜颂》“所非忠而言之兮”、“羌众人之所仇也”，《九章·哀郢》“民离散而相失兮”、“去故乡而离远兮”等句中的“苗裔、孟陬、言之、所仇、相失、离远”分别与句尾“兮”或“也”字构成“二一”的节奏。不带句尾语气词的七言句如《离骚》“恐年岁之不吾与”、“夫唯捷径以窘步”，《九章·惜颂》“又莫察余之中情”，《九章·涉江》“被明月兮佩宝璐”、“吾方高驰而不顾”等句中“不、以、之、佩、而”与“吾与、窘步、中情、宝璐、不顾”构成“一二”的节奏。此外，《楚辞》中除六言句之外，三、五、七、八、九、十言兼有，长短交错成文。这种平稳中求变化、整齐中求错落的语言形式使《楚辞》区别于《诗经》的和谐中正，呈现出不规整的美。
2.2.2.3 楚地方言的使用
《楚辞》使用了诸多楚地的方言词语。易祖洛指出“中土语音，向分楚夏”，“若乃书楚语、作楚声者，盖自鸡次大典既亡，当以三闾之辞为最。缅彼屈原，孤臣孽子，履行忠洁，遭国艰危，流谪江南，阅时匪暂。观其述造，或贲饰民谣，或直抒愤懑，冀启国人敌忾之思，作三户亡秦之气。恉求共晓，因采方言”[12]。他还总结了《楚辞》中的方言词语，有“龍、些、留、江、要眇、搴、摇、、傺、敦、佳、謇、姱、化、羌、曼曼、馮、頩、、紉、睇、壇、摶、泭、潭、訑謾、燠、巒、欸、邅、當、判、董、封豨、咍、逴、莽莽、蝮、蹇、臑胹、諑、紛”[12]等。这些方言在《诗经》中难以见到，它们的运用使《楚辞》呈现出楚地独特的风貌。
2.2.2.4 奇特艳丽的描写
与《诗经》的平实不同，《楚辞》有琳琅美玉、琼池瑶席，有“江离”、“辟芷”、“秋兰”、“申椒”、“菌桂”、“杜衡”、“香草”、“兰芷”等奇丽花草。《楚辞》用奇特而艳丽的花草展现着楚国的奇幻景色，呈现出奇丽的风貌。
总之，富有恢弘气势的长句与短句交错，使《楚辞》文句富于变化，其间夹杂楚地的方言词语和奇花异草，呈现出恢弘奇丽的修辞特点。
2.2.3 激奋沉郁
2.2.3.1 感情激奋，又用语气词“兮”缓冲
《楚辞》多长句，且两句一韵。董楚平说“《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都隐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系列斑烂（原文如此，疑为“斓”之误）陆离、而又完整和谐的象征性的艺术群像”[3]。这种“象征性的艺术群像”是屈原激奋热烈情感的喷发。屈原“喟心而历兹”，“揽茹蕙以掩涕兮”，“曾歔欷余郁邑兮”，他告诉自己“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他决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些话虽然出自诗篇中“灵均”这一人物形象之口，但都是屈原内心激奋情感的真实吐露。
《楚辞》激奋恢弘的气势无法压抑，于是运用语气词“兮”字加以缓冲。《离骚》共373句，下句末用韵字，上句用语气词“兮”收尾，这样的“兮”字有185个，几乎每两句就用一个“兮”。情感喷薄而出后，用“兮”字在两句中起停顿、舒缓、调节语气节奏的作用，这是《楚辞》“兮”字区别于《诗经》“兮”字的用法，充分体现《楚辞》激奋却不失庄重的修辞特点。
2.2.3.2 语法规则固定，于激奋中见沉郁
姜亮夫指出，“从语言学的角度、文学的意味、修辞学等方面看，楚辞要比《诗经》讲究得多、活泼得多，情感也浓厚得多”[13]，他认为“从语言角度看，楚辞的语言结构、修辞方法要比《诗经》进步得多，成为中国文学的主干……楚辞与人们的合理语言比较接近”[13]。
其实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楚辞》恪守语法规则的现象。除姜亮夫以外，上文所举对《楚辞》虚字作研究的廖序东也注意到了。廖序东认为“《离骚》中‘於'字句必为上句，‘乎'字句必为下句”，“《离骚》中‘於'字均用作介词。‘乎'字有用作介词的；也有用作语气助词的，相当于‘兮'字，用于句中表示语气的延缓”[9]。他还指出，“《天问》有176个疑问句，除了四句之外，句句都用了疑问词：疑问代词、疑问数词”[9]。此外，上文谈到的《楚辞》语气词“兮”的用法也有其规律。廖序东说“《楚辞》‘兮'字使用方式有三种：（一）两句一韵，‘兮'字用于上句末，下句末是韵字。《离骚》通篇如此。……可称《离骚》型。……（二）两句一韵，‘兮'字用于下句末。《九章》中之《橘颂》如此。……可称《橘颂》型。……（三）两句一韵，两句都用‘兮'字，而且用于句中。《九歌》十一篇，篇篇如此。……可称为《九歌》型”，他认为“可以说，读一篇《楚辞》，从开头几句‘兮'字怎么用，就知道了通篇都怎么用。这就是说《楚辞》使用‘兮'字是有规律的”[9]。另外徐仁甫在《〈楚辞〉解难》一文中也谈到，“《楚辞》通例，‘也'字无单用者……凡偶用‘也'字，上句读‘也'如‘耶'，为反诘句，必有反诘词，应用问号；下句读‘也'如字，乃判断词，为感叹句，应用感叹号”[12]，又举例“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认为“可为此类句法之标准”[12]。《楚辞》情感丰富却不乱章法，而是恪守语法规则，可见其庄重沉郁的一面。
总体而言，《楚辞》感情激奋，但却恪守语法规则，并使用语气词“兮”字舒缓、调节热烈的语气节奏，显示出既激奋又沉郁的修辞特点，从中也可看出屈原深厚的语言功力。
2.3 《诗经》《楚辞》修辞特点比较
综上所述，可将《诗经》和《楚辞》的修辞特点作如下比较：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篇幅短小，用词凝练且多单音节词，兴的手法运用等使其呈现出简洁精练的修辞特点；《楚辞》句式以六言为主、篇幅较长，多状貌语、运用虚字等使其呈现出铺张渲染的修辞特点。
《诗经》运用词头词尾、叠音词等凑足音节使节奏平稳凝重，呈现出和谐中正的修辞特点；《楚辞》运用楚地方言词语，取材奇花异草，气势恢弘的长句与短句交错，平稳中求变化的节奏使其呈现出恢弘奇丽的修辞特点。
《诗经》取材生活化、语言朴素平实以及为文的不事雕琢使其呈现出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楚辞》感情真挚热烈却不乱章法，以“兮”字作语气的缓冲且恪守语法规则使其呈现出激奋沉郁的修辞特点。
3 《诗经》《楚辞》修辞特点产生的原因
3.1 《诗经》修辞特点产生的原因
3.1.1 写作动因
3.1.1.1 作者
《诗经》作者身份繁杂。洪湛侯指出“诗的作者，有农奴，有役夫，有兵士，有官吏，有平民，有男人，有妇女，还有众多无名诗人的作品”[14]，《诗经》的写作脱离不开这些人的遭遇，这也决定了《诗经》“里巷歌谣”[1]的特性。
“‘国风'保存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们在最后写定时，虽可能有所润色，有的甚至还被窜改，但依然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15]。这些“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虽经宫廷乐师的润色，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平实自然的特色。
3.1.1.2 目的
农奴耕种劳作时喊口号振作精神，闲暇时总结耕作经验；役夫、兵士因生活艰苦枯燥而发泄怨刺；男人和女人的情感生活需要叙述等等，这些构成《诗经》各篇不同的题旨。洪湛侯将诗篇题旨概括为十个大类：祭祀诗、颂祷诗、史诗、宴饮诗、田猎诗、战争诗、征役诗、农事诗、怨刺诗、情诗婚姻诗[14]。这十类既是《诗经》的题旨、目的，又是《诗经》的内容。
《诗经》中的“国风”是经过官方采集的。“统治阶级采集诗歌的目的，除用以教育自己的子弟和娱乐外，主要是为了了解人民的反映，考察其政治的效果，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15]。
《诗经》是配乐歌唱的。而风、雅、颂的划分，也是由于音乐的不同。作为配乐歌唱的“诗”，必经过乐师整理，这也必然要求修改后的《诗经》节奏平稳凝重，便于歌唱。
3.1.2 写作背景
3.1.2.1 时代
“《诗经》的时代，最早为西周初期，最晚为春秋中期或末期，持续时间前后约五百余年”[14],春秋时代呈现“简约、质朴、温婉、叙述”的风气[16]，《诗经》的“朴实、自然、简洁”等修辞特点受着春秋时代氛围的熏陶。
3.1.2.2 地域
中国文化向分南北，《诗经》属于北方文化系统。洪湛侯在《诗经学史》中谈到：十五国风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最南到达长江流域；《大雅》《小雅》产生在镐京(西安)和洛邑(洛阳)；《周颂》的产生地在镐京(西安)，《鲁颂》的产生地在山东曲阜，《商颂》的产生地在河南商邱[14]。可以说《诗经》属于黄河流域文化，北方中原平和包容的风土人情给了《诗经》温婉、中正的养分，因此《诗经》虽有怨刺却不偏激，而是在和谐的节奏中平实倾吐。
3.2 《楚辞》修辞特点产生的原因
3.2.1 写作动因
3.2.1.1 作者
A、出身教养
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年轻时丰资秀美,才华超群。他有极高的天赋,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文学修养很深。“他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17]。良好的出身教养使屈原具有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忠君致治的思想情感，也成为他人生中悲剧的起点。
B、文人姿态
与《诗经》的作者众多不同的是，《楚辞》中的主要作品是作者屈原在吸收民歌基础上进行的再加工和个性创造，是融入了他个人生命色彩的文学作品。屈原文学素养很高，他是以一个文人的姿态在写作，所以他的作品语法规则更为固定，铺张渲染的色彩更为浓厚。
C、情怀遭遇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这样评价屈原以及他的《楚辞》：“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嚳，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18]。
屈原是忠诚的，他对楚怀王的忠诚在被贬谪之后依旧坚定。其实很难界定屈原究竟是爱国还是忠君，在他的情感中，楚王已经成为楚国的象征，二者融为一体，他的忠君等于事国。
屈原是文人沦感伤怨的始祖，他对国与君纯粹的忠诚使他遭遇了那些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而只图取宠的佞臣的嫉恨，先君后己让他在贬谪后更感失落与哀怨。《楚辞》不断铺展、不断渲染这种失落和哀怨的气氛，屈原用激奋的文字记录他的爱国情怀与贬谪遭遇。虽然屈原的作品经纬纵横，包罗万象，却始终带着他自己的影子，让人摆脱不了这样一个丰满完整的人物形象。读《楚辞》其实是在读屈原的心路历程。
3.2.2 写作背景
3.2.2.1 时代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战国时期的纵横风潮呈现出“繁丰、夸饰、峻切、议论”[16]的特点，《楚辞》或多或少受到这种纵横风潮的影响，也呈现出“纵横铺张”的修辞特点。
3.2.2.2 地域
历史上的楚国，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重庆的东部等地。屈原所活动的范围大致在湖北湖南一带。楚国属于南方文化系统，拥有与中原文化相异的荆楚文化，楚地的风土人情给了《楚辞》区别于《诗经》的独特养分。
A、楚地民歌
楚地有丰富的民歌，以《采菱歌》《凤兮》《沧浪歌》等为代表的民间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屈原正是在借鉴了这些民歌并运用楚地声调的基础上才创造出楚辞这一文学新体式的。他的《九歌》，参考的就是楚地民间的祭歌；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民歌的语言和表达技巧一经他的处理，便成为亮丽之笔。
B、巫风巫术
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楚人的鬼神留恋人间、与人相亲，不像北土之神那样森严可怖、怪诞不稽。楚人的祭祀用蕙兰、桂酒、椒浆等芳物，主持祭祀的是彩衣姣服的巫女。屈原《九歌》里，河神是南浦的美人；山神是‘既含睇兮又宜笑'，可亲可近的少女……自然与人在和谐中共处。
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
C、楚地传说
神话和传说不等同于历史，但历史却蕴藏在神话与传说之中。屈原的作品里有很多神话和传说，并且很多时候这些神话和传说是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九歌》基本是在写神话传说：东皇太一、云神、湘水神、太阳神、河神、山鬼等，而在《诗经》中，则仅有《生民》所记姜源生后稷有点神话成分。《天问》里数不清的问号重重叠叠，如张炜语“掌故、流言、国运，纯粹的神话和神仙异术，囊括一体，表现了一种伟大的迷茫和洞察”[10]。这种分辨不清的神话或传说或历史成为了屈原笔下瑰丽奇特的文字，使《楚辞》变得奇丽。
4 结语
《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呈现出不同的修辞特点。古朴的春秋时代氛围和温婉的北方风土人情给予了《诗经》众多平民作者纯朴的思想意识，他们用最简洁最通俗的语言创作出最和谐最自然的诗歌；纵横风潮洋溢的战国时代氛围和奇异的楚国风俗地貌给予了屈原丰富的想象力，他怀着对国与君的诸多复杂情感写下《楚辞》。
《诗经》简洁精练、和谐中正、平实自然的修辞特点和《楚辞》铺张渲染、恢弘奇丽、激奋沉郁的修辞特点筑成两座文字的丰碑，屹立于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国修辞学的园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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