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曙光初现之际，如何才能以经济影响世界的同时，以文化与价值观影响世界，增强“软实力”，如何才能以更为良好的姿态融入世界，尽量降低因大国崛起带来的经济、文化、军事、心理的冲撞和不适，实现和平崛起，如何才能保证大众拥有坚实的精神支撑，做到理性、坚韧、不迷失，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建立科学而又稳定的核心价值观。
说在前面的话
——每一世界大国崛起之时，由于打破了既有的国际格局和运行秩序，导致政治生态发生巨变，因而必然产生多方面的不适，甚至是心理上的抗拒和排斥，这也是每一大国崛起之时，往往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要避免“中国威胁论”成为阻抑中国前进的力量，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必须放弃冷战思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要与世界接轨。
——当今中国尚未确立起全民族普遍持有的核心价值观，所拥有的只是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执政理念，这为创立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有如今天这样的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没有生长的土壤便不会结出硕果，就如同孔孟教化理想在列国争霸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实现，只能是苏秦这样的纵横家，孙武这样的军事谋略家受到重视和欢迎一样，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立竿见影的功效，前者却需要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
——拥有数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华民族，曾经建立了与政治和社会特征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但这种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核心价值观，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开始主导社会的情况下，已经不相适应，必须构建新的核心价值观。
——进入现代社会，中华民族也曾经试图构建一个符合全民族需求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的“三民主义”，“五四运动”产生了“民主和科学”的诉求，但由于政治与社会诸方面的原因，理想目标终未得到实现。
——存在于社会中的信仰危机、道德紊乱、腐败难以遏制，原因可以找出许多，但最根本、最深层的还是没有一种永恒的大众普遍遵循的用以进行自我规范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标准，即核心价值观。
——网骂成灾，多见粗俗，少见理性之光，久而久之，只能造就大国小民，而非文明国民。此现象之成因，貌似单个人文明程度所至，根本的还是缺少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导致了社会上较为普遍的信仰失重，行为失规，制度失矩，道德失范，心理失衡。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体现于：当一种最根本的价值体系确立起来后，共同的准则才会产生，共同的约定才会形成，和谐社会构建才会化为真实可感。相反，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共同的追求和精神支撑，一个时期的表面的经济繁荣可以出现，但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精神危机最终要反映到经济生活中来。
——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并社会化、大众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赖于执政党的推动，然而当其真正进入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层面，必将强力影响着价值判断和行为，进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走向，影响着制度设计、规则制定和外部交往。
——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满足五个基本条件：普世性、民族性、政治性、崇高性、时代性。
——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是：民主、自由、人权。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应当是：民主、平等、公正、互助。
…………
今天的中国，正以强劲的经济发展震惊世界，影响世界。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曙光初现之际，如何才能以经济影响世界的同时，以文化与价值观影响世界，增强“软实力”，如何才能以更为良好的姿态融入世界，尽量降低因大国崛起带来的经济、文化、军事、心理的冲撞和不适，实现和平崛起，如何才能保证大众拥有坚实的精神支撑，做到理性、坚韧、不迷失，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建立科学而又稳定的核心价值观。
一、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及其作用
价值是人类生活实践的理论抽象，哲学范畴的价值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及其变化对一定主体需要和发展的一致性反映。价值观则是主体以需求为基础，整合主客体间关系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观念形态（即思想和思想体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价值观是通过人们日常的习惯、技能和行为反映出来的人类的品行和美德。”由此，价值即为 一系列基本的信念和人对周围事物的是非、善恶和重要性的评判，或者说 是人从 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对 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活动作出的判断及选择，包括价值标准、价值判断 、价值取向、价值实现等等。由于对同一事物不同人得出的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因而又反映出每个人价值体系与价值观念的区别。这里强调的 核心价值观，则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个人、一个集团，乃至国家和民族长期秉承的一整套根本原则。这一部分支撑和左右着人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属于稳定的和相对永恒的，一切判断标准都据此而规范。它从更深层次影响着一个人、一个集团，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
就单个人来说，所持的观点可以不断改变，但处事的原则不能变。一个人有了不移不易的原则，清晰的形象便产生出来。如何保持原则不改变？最重要的是拥有并坚守核心价值观。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要保证拥有不移不易的处事原则，进而在世界上显现出清晰的形象，大众共同坚守核心价值观是基础。试想，作为一个大国，如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没有基本的原则，所有的处事方法都是以一时的利益需求为着眼点，为取舍予夺的原则，很难为他国和他民族所接受，即使是一个大国，形象亦不会高，更难得到世界的尊重。从政治集团的角度看问题也是如此，政策面的内容可以随着社会形态与政党轮替不断变化，但核心价值观却是不变的。比如，西方社会秉承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观，已经存续了一、二百年的历史，至今未有变化，因为谁改变了它，谁就会被主流社会所抛弃。再以我们党为例，所坚持的政治信念是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能变更的，否则这个党就没有存在的政治基础，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处在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这个发展变化不能长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有所遵循，有所参照。毫无疑问，核心价值观应当是最根本的遵循与参照系。
一般来说，核心价值观所影响的主要是本民族的思想和精神构成世界，是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如果是一个大的国家和民族，尤其是一个对他国、他民族有着占有冲动者，其核心价值观便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影响世界，影响他国。比如前苏联的输出革命，今日美国的输出美国式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中国是一个大国，尤其是经过 20 多年来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其影响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这种情况下秉承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内部事务，一定意义上也是世界共同关心的事务，因为这种核心价值观一定会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显现出来，并发挥作用。 换言之，当中国处于软弱落后状态，对世界影响很小时，持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并不会受到过多的关注，如果中国崛起于世界，一行一动直接影响它国和它民族的利益时，这时的核心价值观就具有辐射作用，因为这种价值观必然地通过对内对外政策反映出来，进而反映到他国他民族的生活中去。 回顾人类发展史，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冲撞，表现为直接和激烈的多为利益，而表现为持久而深刻的，是文化、宗教及其蕴含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是巨大的，以核心价值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为例，为什么我们的人力物力投入那么大，效果并不理想呢？诸多原因中最根本的是立足点出了问题，进一步说是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由于没有核心价值观奠基，所有的努力目标皆表现为短期利益，而这个短期利益又是随着时态的变化而变化，多变则无以积淀为永恒，每当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或社会形态发生变化，以往所作的努力皆付于流水，甚至还有可能将已有的建设成就摧垮。这里我们也可以借助道德价值观的载体雷锋精神分析问题，在弘扬雷锋精神过程中，最鲜明最具广泛意义的提法是学雷锋做好事，从目的和初衷看没有问题，但从实际表现看却需要修正。比如，我们往往把人的一切善良的行为都以此囊括和涵盖，所起的作用就未必是正向的与初衷相一致的，因为这往往异化和矮化了人性的光辉，毕竟人们的社会行为，尤其是一种最为自觉的下意识的社会行为，并不都建立于某种政治理念之上，许多原本就是人性的自然反映，包括怜悯等等，就不是政治教育的结果，如孟子所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既然如此，你把人性范围内的行为都归结到某一标签化价值判断之上，那么不愿往标签上靠的人，或者不想把自己纯朴的思想行为政治化的人，必丧失了原本具有的人性化行为冲动。除此之外，由于我们在雷锋精神宣传上存在着过于强调直接的表达政治理念，同时过于强调为短期目标服务，未能立体的揭示其精神实质，尤其是没有注意发现其身上存在的最普遍、最感人、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人性光辉，结果每一次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发生变化，社会出现转型，雷锋精神的构成要素便需作出部分剥离，比如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阶级斗争的理论便不再成为主调，雷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的观点和特征，便不能再起引导社会的作用。总是在改变，或者“雷锋精神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结果便不会在人们心目中产生永恒感、崇高感、亲切感，其作用也就打个折扣。造成雷锋精神内涵和表现形式多变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确立起全民族的永恒的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不是直观的立竿见影的，而是靠长期积淀而成的，这也是当年孔孟思想并未得到春秋霸主们欣赏的根本原因，但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又是可以感知的和恒久的，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这也是孔孟思想一旦在民族文化中确立起来，必然的毫无疑义地统治一个民族的思想长达两千多年，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这个民族。有人或许会说，假如我们社会有了核心价值观，是否包括腐败现象、机制制度上的不完善都会迎刃而解？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核心价值观产生的作用并非以强制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通过对人的价值判断产生影响的方式表现出来，是间接的无形的。虽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是间接的无形的，但只要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作用即发挥出来，一方面它向人们明确何为崇高应予弘扬，何为法则应当允许，何为丑恶必须取缔。另一方面，它也会激励和引导全社会的人们去实现共有的理想，并为人们的精神提供依归。简言之，当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大众的心灵深处，也就不会发生一则笑话所云：国家要出台一个产业政策，专家拿出征求意见稿后，到各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及至意见征求完毕，仅 “此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这句话未改。因为每个人心中有了核心价值观作行为导向后，虽不能完全超越利益，但也不会形成利益超越一切。我们必须清楚，法规是由人来执行的，人类的终极目的一定不是为建设制度而制度，最大的希望还是自律，是道德的提升。
全民族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确立和形成过程，这个过程长短决定于几个方面：一是价值观本身是否科学先进，是否呼应了时代，满足了民族的内在要求及其世界的互动；二是执政党是否持久不懈地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地遵循；三是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是否处于稳定状态。
二、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考察和现实判断
在分析该问题之前，可以首先作出如下判断：一个是中华民族封建时期有过核心价值观，并以此维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数千年。历史发展至现代，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导致了核心价值观出现缺失。另一个是，构建核心价值观较以往更迫切，同时，我们面临一个最佳的核心价值观创建时期。
有关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提法很多，有人认为“以人为本”、“和平和友谊”、“国家统一”，等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有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这些要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要么是一定历史时期或某一侧面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而不能称之为支撑民族崛起的核心价值观。严格来说，现实的中国并没有建设起一个全民族拥有的核心价值观，之所以社会上屡屡出现恢复儒学，借助宗教，移植西方价值观，等各种思潮或呼声，即印证着这一点。
现实没有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产生过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强调的把“仁义礼智信 孝悌忠恕诚敬 ”作为了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把“忠孝节义”作为了鉴别一个人处世的标准，即为维系封建统治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核心价值观以仁爱为中心展开。只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民族核心价值观进入了虚无的状况。
面对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我们民族也作出过不懈的努力。比如，辛亥革命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五四运动中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等等。这既是口号，也可以视作欲建立的核心价值观。它反映了人们从西方核心价值观中接受了为我所用的成分，同时认识到中国的富强必须通过思想和精神的变革开始，包括核心价值观。此后，由于中国出现了一个长期的军伐混战，这时秉承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可能产生科学而又稳定的民族共有的核心价值观。至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最高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因而不可能产生永恒的在不同时代皆可发挥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尽管其中有许多原本就是科学的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后， 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的 指导思想 ，因而价值观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即为：“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由此延伸出许多东西，包括 爱党、爱国、牺牲、奉献、助人为乐等道德价值观，但由于内外部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秉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僵化的二元价值观，短期行为过重。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我们在价值观的探索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经历过转型期的道德紊乱，人们普遍感受到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并试图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之所以当前核心价值的构建较以往更为迫切，原因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大众的思想和文化心理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中国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正在发生着大幅度的拓展，这一点完全可以由胡锦涛总书记为军队确立的使命任务之一“为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加以说明。当我们尚处于落后状态时，或者利益尚未与其他国家发生磨擦时，这个问题并不突出，然而，当我们与世界关系出现调整，核心价值观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既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决定着世界如何看待我们，进而决定着我们是否做到和平崛起，甚至决定着我们能不能崛起。比如，中国经济已发展成为出口引导型，而强劲的出口增长却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享受了贸易自由化的大餐后，必然有一个义务和责任承担的问题。如何做到不回避责任，并且形成共识？有赖于科学的核心价值观作支撑。
不可否认，由于我们长期未形成科学稳定的核心价值观，造成了严重的功利主义意识，行为方式多为短期政治需要，这难免不造就紊乱的价值观。举例来看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最值得大力宣扬的是 1940 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对日军进行的“百团大战”，然而从战役作战发起至今，很多人认为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想一想，我们党一直强调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看问题，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这种牺牲就是有价值的，而不存在过早暴露实力的问题。如果每个党派都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愿作出牺牲，全民族抗战不就成了空话吗？！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在 云南腾冲反攻战役中，国民党远征军一个连据守于交通要道，日军找来一村民带路，绕道将全连近二百人全部打死。解放后肃反，那个带路村民被举报，审讯时村民辩称，他带日本人杀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让坏人来杀坏人有什么错。审讯者想了想就把他放了。后来这个村民还当了生产队长。从后一个事例中，可以说已经不存在永恒的价值标准，仅剩下功利主义和扭曲的政治图解。 我们认为，所谓的核心价值观，就应是不移不易，不因某一短期功利所改变，更不能依据好恶而丧失根本原则。比如我们要警惕日本右翼势力，但同时也应看到，日本人民中还有人为南京大屠杀而与政府打官司数十年。我国东北出现毒气事件后，日本律师援华团立即提出帮助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假如我们国家出现了类似的人，大家是否容忍呢？！笔者未必赞成原《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的“对日新思维”，但更不赞同为此而大骂其为汉奸。抗日战争时期，狼牙山五壮士从棋盘砣跳崖，道长李海忠亲眼看到攻上山顶的日军排成几列，随着指挥官的口令向牺牲的八路军战士鞠躬，同样，令日本关东军头痛的杨靖宇牺牲后，日本人剖开其腹部发现全是棉絮、杂草，所有人都向其肃立鞠躬致敬。大概当时没有人认为有人亲华，是日奸。我们是战争的受害者，因而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正因为此而应当有比日本人更宽广的胸怀，更大的包容度，更辩证的思维，更稳定不变的核心价值观。
正是由于核心价值观没有确立起来，没有了根本的标准，导致了部分人弄不清何为真正的爱国，何为民族的成熟。结果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真诚的投入从事“爱国”行动之时，到头来却是在伤害国家和民族。仍以具体事例说明问题。 2004 年 4 月 13 日， 7 名在伊拉克遭绑架的中国劳工经全力营救获释，当天新浪网发出的“中国驻伊外交负责人详解遭绑架公民的获救过程”的报道之后，网民结合日本人遭绑架的事，跟贴 213 条，其中前三位的是： 23 条称赞中国政府， 14 条埋怨福建人去他国， 11 条庆幸日本人倒霉。再看美国的“ 9 · 11 ”事件，传我一记者团因美国遭恐怖袭击而鼓掌，为此被驱逐出美国。这些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两个事例中表现出的倾向值得思考，一个是最应谴责的恐怖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抨击，另一个是不幸者未得到应有的同情。的确，美国人的霸权，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固然让人厌恶，但无辜生灵遭涂炭，不为宝贵生命的丧失而生同情之心，却幸灾乐祸，何言人性的光辉，何能以为世人所接受？！由此而言，我们相当一批人缺乏基本的是非观，这是不成熟的表现，进一步说是尚未确立起成熟的核心价值观。
为什么说今天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最佳时期？在于我们党正在造就一个构建核心价值观的肥沃土壤。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没有适宜的土壤，便不会结出文明的果实。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世界两大文明的发展过程看出。我们知道，主导中华民族发展两千多年的是孔孟思想，其在产生之初并不受重视，孔孟都周游过列国，以推销自己的思想，但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时期，帝王们忙于争霸，需要的是立杆见影的功利效果。因此，像孙武这样的直接给帝王带来开疆拓土的军事将领，像苏秦这样的能够改变政治和军事实力布局的纵横家，更能得到帝王们的青睐，而需要一代代人努力方见成效的孔孟教化思想，自然屡屡碰壁。可以说，假如没有大汉统一中华民族，建立稳定的政权，相信也就不会形成孔孟思想一统天下。再来看造就西方文明的希腊罗马文化，其由辉煌到淡出历史再到复兴，也说明着这一点。由于最初的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童年”，因而自身虽然辉煌，但却一直处于蒙昧包围之中，这时人类尚未得到整体的启蒙，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十分肤浅，人们更多的是顶礼膜拜，因而希腊罗马的理性之光便很难存续。这也是后来文明被野蛮征服，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的根本原因。文艺复兴所以再度使希腊罗马文化再放光芒，无疑决定于欧洲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改善。
认识了两种文明中的发展脉络，再来看我们今天具有的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今天，我们党正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开始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还明确要求全党：“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提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进行战略思维的水平。”“主动顺应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加快熟悉和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的磋商和制定，充分反映合理主张，坚决维护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权益。妥善回应国际社会对我国情况的关注。”这其中反映的是我们的战略思维和思想方法的变化，进而反映的是与世界接轨，是核心价值观寻求一致，避免发生直接冲撞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奠定了构建新的科学的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各民族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能不能在这个交往中树立良好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核心价值观一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想一想，为什么在美国飓风灾害后我国决定捐款，许多人在网上提出疑问，认为中国比美国穷，不应当提供援助，这也属于没有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错误思想，在我们许多人的理念中，互助还是停留于富人帮助穷人，甚至是杀富济贫，没有考虑到相互帮助中显现的人性的光辉，它是人类走向和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其实我们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是像征性的，也正是像征性而表达的是一种人性化的东西，而非政治化的内容，这也是美国得到上百个国家援助（包括其反对者）的背后原因。在此之外，还有一点需要认识，我们与美国存在矛盾和斗争，但除了看到斗争的一面，还必须看到一致的地方，比如反恐、繁荣世界经济、维护地球自然环境，等等。如果只看矛盾而不寻求一致，只能造就一个好斗的形象。要真正从思想深处认同这一点，没有核心价值观做支撑是办不到的。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已经进入了建设核心价值观的最重要时期，同时也拥有更为扎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三、西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发展及其表现
西方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民主、自由、人权”。这种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的背景。正如人们所知，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的源头，一个是科学，另一个是宗教，或者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另一个是基督教文化。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并没有道德上的评判标准，只能说是巨人与巨人，英雄与英雄间的争斗，是霸权与霸权的角力，谈不上正义与非正义，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人的行为才被赋予正义与邪恶，道德与价值标准才真正产生出来。这是否说此前就没有善与恶的标准？当然不是，只是说清晰的标准是由此而渐渐成熟和稳定下来。正是因为此，西方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基本上源于基督教的教义。因为被西方国家民众所广泛信奉的 基督教所倡导的就是博爱、正义和人人平等，是每一个人负有对抗世界不公正的义务与责任，并且每个人都应当勇敢地站出来与专制和邪恶政权作斗争，只有大众都起来维护公理与正义，这个世界才会变得充满爱和善。可以说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西方国家现有政治文明和核心价值。
西方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以民主为例，作为一种理念，它萌芽并尝试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作为一种制度，则包含于 1215 年签署的英国大宪章，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作为一种成熟完善的思想，进而成为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则是二十世纪的事。因为在十九世纪时，人们议论的还是哪个国家适合民主制度，而到了二十世纪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成为不合时宜且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时已不存在是否适应，仅存在实施民主制度需要多长的时间，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再来看自由和人权。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对文化的摧残和人性的束缚，解放了人对世界，对宇宙的看法和了解。而启蒙运动中，则使人发现了自己，开始思考包括良心和社会正义，自由平等和理性等根本问题。可以说，启蒙运动改变了人对自然的理解，对自身的理解，改变了西方的价值观。未必不可以说，启蒙运动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人权思想，并使人权思想成为人类社会走向进步、健康与文明的主流思想的里程碑。虽然在后来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受到各种邪恶势力的挑战，但启蒙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人权理念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世界人民，并鼓舞了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 · 杰弗逊，在他主笔起草的《独立宣言》中，突出强调了民主政治的理念，同时使人权第一次得到法律上的保护。人权理念成为了普世的共识与真理，并以此来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是否进步与文明的标志。
具体来看， 美国的《独立宣言》讲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变成了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则人民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种新的政府，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之上，并按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其权力机构，以便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则主张“主权在国民”。包括《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公约》所主张的也是人人平等，强调人民有自决的权力。
在坚守这种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许多思想者留下了厚重的一笔。以美国为例，除了开国元勋杰斐逊的自由理念充分体现在美国《独立宣言》之中。还包括 1775 年亨利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不自由，毋宁死！”
1776 年亚当斯作了《美利坚的独立》的演讲，提出美国人必须在独立与奴役二者中作出选择，他主张要让美利坚各州获得永久的自由与独立。 1837 年菲利普斯以《新闻自由与对赖夫乔伊谋杀》为题进行演讲，他主张新闻必须自由。 1854 年道格拉斯以《七月四日与奴隶制》为题作了一次废除奴隶制度的著名演讲。 1863 年林肯在《解放黑奴宣言》中指出：任何一州或人，若将他人视为奴隶者，将被视为背叛联邦政府的行为，所有的奴隶从即日起，将获得永久自由。在《盖茨堡演讲》中，他还特别强调了自由献身的精神。 1963 年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 · 路德 · 金以《我有一个梦》的演讲，感动并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民，他明确提出非暴力抵抗原则，同时倡导种族平等，也正是这次演讲而导致了席卷美国的平权运动。 1965 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就职演说，题目为《美国公约》，这篇演说指出，美国公约所强调的，首先是公正，包括允许所有迁徙到这里的人，共享土地的成果，其次是自由，或者说是自治。此外，罗斯福在《四大自由思想》中阐述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等。之所以今天西方国家的人民都清晰地确立起人人平等、主权在民、人民是统治者、政府是受人民契约所成立的、民意代表应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政府里的公职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法律是人民保护人民权益与限制政府及公职人员的工具，等价值理念，原因在于长期的不懈倡导。当然，以上所提及的政治和思想理念，至今也未必真正实现，但作为标榜和宣扬的内容却一直处于进行中，并且也确实影响了民众的价值观念，其中许多人的行为一再印证着这一点。
举例来看， 1993 年，美国得克萨斯州政府人权委员会为了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白人激进组织“ KKK 骑士团”交出其成员名单。原因是该组织在联邦法庭要求得州一小镇结束住房方面的种族隔离后，仍然不断威胁和骚扰进住的黑人。面对该要求，“ KKK 骑士团”组织者劳艾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寻求法律援助。后来任务落到美国黑人民权律师格列芬身上。由于格列芬的辩护，最后得克萨斯州最高法院裁定， KKK 骑士团没有必要公布自己的成员名单。同样是由于为“ KKK 骑士团”辩护，格列芬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比如，美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取消了他的成员资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格列芬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很值得思考的价值观或理念。他说：“这个案子和种族分歧没有关系。这个案子和我是不是喜欢劳艾，或者劳艾是不是喜欢我，也没有关系。这个案子涉及他是否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原则。”他还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 KKK 是说过很多邪恶、凶狠、丑恶的话。但是， KKK 有说出这些话的权利。如果你问这样的问题：他们有没有权利组织、集会、自由的言论？答案只能是，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如果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也就是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其间，格列芬还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给那些我们所喜欢的组织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这是非常容易的，这使我们感觉良好。对那些令我们愤怒的人，那些我们恨不得令其闭嘴的人，实行同样的原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不是为了针对某些人，保护另一些人，而是为了针对政府，保护我们大家。举例说，如果你开始剥夺 KKK 的第一修正案权利，那么接下来吃苦头的就是我们黑人了。那些强迫他们沉默的法律就会把我们团团围住，强迫我们沉默。”这一思想，对于追求公正的人很重要。此事例说明的正是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有了核心价值观，可以有效地避免有人假借或打着正义的旗帜做非正义的事情。
四、构建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必须遵循的原则
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决非单一要素或单方面需求作用的结果，必须以最基础最本质的综合的因素作支撑，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敢言科学，才敢言进入世界主流价值观的行列，才能为世界所接受。进一步说，中华民族要构建科学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满足五个基本要素或条件。
第一，核心价值观必须具有普世性。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撑和影响着所有价值判断，因而应当是对整个人类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向的总概括。所以，只有将整个人类文明积淀的优秀价值准则结合进去，只有将各民族相通相溶的要素结合进去，属于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够化为世界共享的，只有成为世界共享的，才算是一个民族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才具有普世性，才能保证吸引和号召更广泛的人们遵循和坚守，才能不会因时因事因人而随时更易，进而溶于大众的思想深处，血液之中。同时，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只有具有普世性，才不会因其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或价值观差异过大而发生排异反映，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崛起中的大国来说尤其重要。世界发展史已经证明，每一大国崛起之时，由于其打破了既定的秩序，导致既有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大变，因而必然产生一定的不适，至少在心理上的抗拒和排斥，这也是每次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往往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正因为此，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问题，自己在崛起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把冲击降到最低限度，保证与世界的和谐共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一股持续时间较长的“中国威胁论”。本质上讲，威胁他国家和民族的帽子是不能戴到中华民族头上的，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属于生性平和，不具有攻击性。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分析概括，中华民族“温顺和平，耻于用暴，重文轻武，文雅而不免纤弱，特喜调和妥协，中庸及均衡，不为己甚，适可而止。”这种文化特征熏陶出来的人民显然不具有攻击性，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出现了中国威胁论呢？不能不认为政治制度、冷战思维、核心价值观的差异皆为影响因素。所以，我们要求别人改变思想观念的同时，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也应有所突破，增强普世性，以适应中国新的角色和担当的责任。
第二，核心价值观必须建立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之上。 中国社会由封闭到开放，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维系封建统治两千多年的核心价值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构建新的核心价值观，这是确信无疑的，但同时还应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久远的伟大民族，过去、现在和将来，核心价值观都不可能完全由外来文化重塑，只能在历史文化积淀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以西方的核心价值为例，民主自由人权成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发展，其内在因子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文明，并且可以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找到影子，即所谓没有基督教便没有西方的现代文明。由此而言，我们要建设科学的核心价值观不能切断历史文化的血脉。当然，对于历史文化必须持以科学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不行，民粹主义也不行，惟一可行的就是在寻找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结合现代文明，予以发掘、归纳和整理，力求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第三，核心价值观必须满足政党政治的要求。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要形成主流的精神，没有执政党的倡导和推动是不可能的，同时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必然有其执政的合理性，这是民族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既然如何，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一定不能脱离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假如新构建的核心价值观与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相左，不仅难以确立起来，甚至加剧社会价值观念的紊乱。 不能否认，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都是统治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利益的集中反映，因而必然具有意识形态性。但这里需要清楚的是，政治性一定是最好地反映出这个政党最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理念，而非狭隘的理念，更非短期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利益，是适应全民族不同的阶级、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的需求，而非某一个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否则不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进而也不可能是先进的。其实，这里的政治性内涵越是具有本质意义，越能为集团内成员塑造一个精神的灯塔，指引一个政党的前进方向。
第四，核心价值观必须拥有崇高的精神因子。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文化的升华，因此只能是崇高而非媚俗，实践证明，任何媚俗的东西都可能导致一个民族的衰败。从价值层面分析问题，一个社会往往存在着弘扬的、要求的、允许的、抑制和取缔的五个层次，作为支撑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理应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而号召力只能建立于崇高之上，所有媚俗的东西，都不可能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欲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影响世界，或让世界接受的民族，惟以崇高精神内涵才能产生道德优势与道德感召力。
第五，核心价值观要关照时代的最强音和大众的现实需求。 为什么说构建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是揭示最本质的永恒的精神要素，避免为短期目标服务，同时又提出了关照时代和大众的现实需求呢？在于这里强调的时代与大众现实需求，是建立于历史是现实的积淀，没有一个个现实，便不存在历史这样一个基本规律之上，思考判断问题。同时，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和作用的发挥一定与现实相衔接，才存在意义，假定我们构建的核心价值观不能以现实需要为基础，并为大众所感知，所接受，这个核心价值观则只能存在于书斋之中，而不是实践之上。
为什么把普世性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因素提出来呢？一方面，普世性价值观是整个人类原本存在的，必须坚守的价值内容和行为规范，只有拥有共同的基础，才能保证各民族相通共溶。美国“ 9 · 11 ”事件使全世界认识到，恐怖主义是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只有真正解决公正，合理地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才能消除各种潜在的矛盾冲突，才能保证人类走出“文明冲突”的怪圈。为此，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要和谐共存就必须在各种政治、宗教和文化价值观之中寻求一个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作为认知的基础。比如人类天性中或宗教与文化中无一例外地主张“博爱”，这种超越种族、文化和宗教的精神就应当成为核心价值观的要素，惟此才能避免出现因利己主义、民族主义或极端爱国主义而导致无尽的冲突。另一方面，政治具有阶级性，同时是功利的，最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则具有泛民族性、全人类性，作为执政集团，只有把普世的价值观结合到自己的执政理念中来，才能证明我们这个民族和政党是成熟的堪负重任的。即使从政党利益考虑问题亦是如此，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党主动地把自己的价值观超越直接利益，最终获得的恰恰是政党的最大利益，因为这使人更能感知执政党的伟大，那种只讲执政党现实和短期利益的价值理念，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效益，但由于不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因而号召力有限，这一点相对于信息传播方式和人的思维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了的今天的人们来说，尤其重要。
有人或许会担心，强调了普世的价值观是否会使民族的和政党的内容有所丧失，就像世界上有些国家因为担心经济全球化而失掉自己，进而持反对态度一样。其实，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没有核心价值观则无行为标准和参照，而没有标准和参照，必然造就有奶便是娘的功利价值观。看一下世界政党发展史，一些政党改变了自己原有政治目标，表面看是放弃了核心价值观，实质上并非如此，他们放弃的只是政党的政治目标和努力方向，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一定是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而非逆时代和社会而动，且也会向普世的价值观靠拢（除个别情况与短期表现外），倘若从一开始就逆历史而动，转一圈后一定回归。核心价值观强调普世性，不是一种价值观向另一种价值观妥协，而是寻找原本的自己，是塑造和成就自己，虽然一些核心价值观的构成要素在我们民族历史上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而西方文化中很早就存在着这样的精神品质，但只要我们将这些价值观与民族文化很好地对接起来，深入挖掘已有的因子，并不会失去根基，丧失自我。这里还需要把握的是，正是由于中国正在强大起来，中国的利益正处于拓展过程中，因而更需要彰显我们党的胸怀和驾驭力。
五、民主·平等·公正·互助——支撑民族崛起的核心价值观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符合全民族需求的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应确定为民主、平等、公正、互助。
关于民主。 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准则，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不独享于某个国家、民族和政党。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是一种运动的过程和状态。民主制度完善于西方，但民主的传统，尤其民主的因子并不都发端于西方。东西方政治典范的共同特点都是民选政权，西方以雅典城邦民主时期为标志，而东方的中东以四大哈里发时期的议会民主为标志，更早的中国以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民主为标志，民选是这些地区民族在先圣先贤时代确立领导人的普遍原则。可见民主并不只是西方的独有价值，也是东方的价值，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标，具有普世性。当然，自从中国进入漫长的封建时期，政治体制便成为以皇帝为中心，这时再无民主可言。进入现代，中华民族的民主诉求便逐渐强化起来，影响巨大的 “ 五四运动 ” 打出的旗帜便是民主和科学。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从一开始就重视和强调民主。 1944 年 6 月 12 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讲到： “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 这就说明，我们党认识到了民主的重要性，并且也知道这属于普世的价值观，虽然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我们对此问题解决得不够好，但作为一种价值观，作为努力的方向，却如何都不为错。提出将民主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依照西方人的观点，一个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以后就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即包括追求民主。中国社会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是没有饭吃的，所以没有太多的人关注民主，当中国逐渐走向富裕后，物质的增长逐渐保证了相当一部分人有时间来谈论民主的问题，同时国家的开放也使民众看到了多元的世界，开始对民主有了全新的认识，由此政治也不再是小部分人进行的圈子里的事情。正因为此，决定了我们必须面对大众的民主诉求，进而鲜明地打出民主的旗帜来。其实，从不久前中国首次公布民主建设白皮书，便能清晰看出我们党主导的民主趋向。
关于平等。 平等是普世的价值观，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世界各个民族不管是本质上还是口头上，都倡导人与人的平等。比如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所强调的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理念，等等。平等也是共产党理论的精髓所在，即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倒剥削阶级，为的就是寻求社会的大同，人与人的平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心理的，不坚持这一点，共产党便失去了革命的意义和价值。平等不是封建历史的主流，但却是一代代人矢志以求的。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明确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若重起来，其基本表现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当然，这种思想从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中国的封建历史最突出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也是人民反抗此起彼伏，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平等既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概念，也是一个泛民族的概念，其中至少要包括个人与个人间的平等，国家与民族间的平等，文明与文明间的平等。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决定了人与人的不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已经进入大众文化和心理之中，进入了价值评判系统。举例来看，我们社会中经常出现强势阶层持强好胜，而社会的调节机制甚至大众的认知都觉得是合适的，这种情况在西方很难存在，因为人与人的平等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制定的各种法规制度很大一部分具有抑强扶弱的特征。如有人所说，如果在美国以自己的富有来持强好胜，法律会使你破产，哪怕你再富有。这也是社会有效运行的重要原因。 可以肯定，只有将平等作为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才能保证执政集团中的每个人自觉作公仆而非老爷，同时也才能保证每一个公民平等对人，因而保证社会人与人间的和谐。
关于公正。 公正即为公平和正义，它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法国思想家皮佑认为：“正义是人民的最迫切的义务，同样也是人民的最神圣的权利，因为正义是大自然赋予人民的万世长存的遗产。”（《皮佑选集》第 68 页）假如一个社会仅有效率（一定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缺乏公平和正义，这个社会再富有，物质生活水平再高，都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并且这种效率也不会持久。换言之，当一个社会的发展过多地倾向于强势阶层，而弱势群体不仅得不到政策制度上的救济，甚至不能得到起码的同情，这种社会形态就不能认定是理想的，一定程度上还会抑制社会发展。世界银行关于《 2006 年世界发展报告》就认为，公平性与追求长期繁荣是相辅相成的，高度的经济和政治上不平等，将导致在经济体制和社会安排上系统地偏袒更有权势的群体的利益，这样的体制将破坏国家的经济增长，并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在世行报告中，公平性的基本定义是机会人人平等。报告起草人弗朗西斯科 · 费雷拉说：“不公平的体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如果中间和较贫困的群体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社会就丧失了创新和投资的机会，会造成经济代价。”由此，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更应强调这一理念，惟此才能求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关于互助。 互助是人类的美德，也是天性使然，并且这种天性伴随于人类发展始终。当我们评价国家、民族和社会在每一历史阶段的成败得失时，往往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进入当今时代，如果评价一个社会的人居环境，同样不能脱离该内容，因为只有互助才能使人感知社会的和谐与温馨。这也是互助一直被认定为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所在，是任何国家民族努力追求所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理想目标是共同富裕，尽管这种目标属于终极的，但作为一种制度的本质体现，不可能消除。要共同富裕，无疑涉及到强者对弱者的帮助，先富对后富者的帮助。互助既是人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因而必然地要进入核心价值观的范畴。
或许有人认为，确立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似乎与我们生活有着一定的距离，比如没有直接反映诚实、守信、怜悯、友爱……等道德品质。其实，道德领域鲜活的东西很多，但都是核心价值观的引伸之意，且都能够从核心价值观中找到答案和标准，而当一个人坚守了最核心的东西，那么每一新产生出来的精神或道德也就不难找到答案，比如，有了民主和平等，便会有尊重和协商，封建的依附关系，等级制度就不会存在。再比如，坚守了公正，诚实和守信必能实现，而坚守了互助，怜悯、友爱必定能够产生。不仅如此，民主、平等、公正、互助原本就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联的，民主的基石是平等，只有平等主体之间才能产生民主，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不会也不可能实现民主。同样，公平的实现也离不开平等。
我们认为，当中华民族真正构建起以民主、平等、公正、互助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持久不懈地坚持下去，进入到全民族的心灵深处，血液之中，一个伟大的民族便矗立于世界。
作者：北京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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