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霍松林先生的古文今译，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往往与原作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本文探析的是其中的两篇，即《祭十二郎文》和《祭鳄鱼文》。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古文今译的一般原理，第二、三、四部分分别为《祭十二郎文》的惊叹号、疑问号，分段与重点词句，第五部分为《祭鳄鱼文》的分段及重点字句。为了更清楚地显示霍译的神采，本文有关部分还与李永祥先生及葛晓音先生的译文进行了必要的比较。

　　关键词：霍松林；韩愈；古文今译

　　作者简介：段留锁，1963年生。1991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武警工程学院基础部语文教研室教授。发表过论文《〈呐喊〉、〈彷徨〉的命名艺术》等。

　　霍松林先生的古文今译，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往往与原作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本文仅对其所译韩愈《祭十二郎文》和《祭鳄鱼文》（均见《名家精译古文观止》，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60—364页）二篇作一管窥，以见先生译文神采之一斑。

一

　　古文今译，在语言学家看来，“就是把古书里的文言文在尽可能保持原来意义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用准确通顺的现代汉语表述出来，使没有学过古代汉语的人也能由此了解和掌握古书的内容。”“在这方面，近代学者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概括归纳了三项翻译原则‘信、达、雅'，可作为古文今译借鉴的标准。……所谓‘信'，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的意思，要准确；所谓‘达'，指译文的表达要通顺、晓畅。这两条可以说是古文今译的最基本要求。至于‘雅'，则指译文的语言要典雅，能反映原文的语言风格。这是对今译的语言表达提出的更高要求，应成为我们不断提高今译技巧所追求的目标。”（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下》，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91页。以下简称“郭本古汉语”）

　　在编辑家看来，“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翻译并不容易，……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时，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名家精译古文观止·前言》，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以下简称“前言”）

　　以上两“家”，角度虽不同，但把古文今译与外文翻译类比以显其相通之处，倒是一致的。下面谨以鲁迅翻译《死魂灵》为例，来看看作家是如何“信”“达”“雅”而“臻于化境”的：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题未定”草》，《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50、352-353页）

　　伟人就是伟人！前引所谓“前提”、“标准”，“基本要求”、“更高要求”以及“粮仓”、“钥匙”之喻，“转运”、“投胎转世”之比，似乎都被鲁迅先生这儿的“削鼻剜眼”、“开箱子的钥匙”以及“旅行外国”、“兼顾两面”包举无遗，而且“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足以使人有“想见其为人”（司马迁《屈原列传》）之感。也许正是由于有如此之人，如此之文，鲁迅的《死魂灵》才不仅信、达，而且“雅”至“化境”，──巴金就赞誉此书“自然是”五四以来文学译本名作第一。

　　霍松林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古典文学专家，又是蜚声海内外的当代诗人，其“韩文杜律”造诣极高，1940年代末，陈颂洛先生曾有诗云：“西球何必逊东琳，太学诸生孰善吟。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试读霍先生《韩文阐释献疑》（《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其“平理若衡，照辞如镜”（《文心雕龙·知音》）而又“参差历落，曲折变化”（评韩《送石处士序》语）之妙，几令人有“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王安石语）之叹。如此“名家”，“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自然毋庸置疑；翻译自己专长的韩文，理应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似乎不必“一直弄到头昏眼花”，不用狮子搏兔之力，但事实却不尽如此。在《古典文学与素质教育》（《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月，第32卷第1期）中，霍先生有这样的剀切之言：“古代文学研究门类颇多，不宜一概而论。但有些研究者急于出成果，即使写作家作品研究、风格流派研究一类的论文，也忙于翻检资料，无暇精读重要作品，更谈不上熟读全集。我多年前主编《历代绝句精华鉴赏辞典》，曾约请一位唐诗研究专家撰稿，他寄来的鉴赏文章真可谓旁征博引，文采斐然；但对于他鉴赏的绝句来说，不仅隔靴搔痒，而且南辕北辙；不难看出，他对那首绝句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根本未曾弄懂。正如《文心雕龙·知音》篇所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研究唐诗而只找材料、不研读大量作品，即使出版了专著，号称专家，却连一首言浅意深的绝句也吃不透。”由此可见，理应如此，未必事实如此；霍先生是这样“责人”的，是否也是这样“律己”的呢？“博爱之谓仁，仁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原道》）。“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韩愈《原毁》）。作为“二十解为韩杜体”的“美才”，先生“激言”如此，除隐约可见韩文之流风余韵外，更能反映出先生坦诚为人，严谨为文等精神底蕴之或一侧面，而这其实是与鲁迅“一直弄到头昏眼花”等作风并无二致的。

二

　　《祭十二郎文》，古人概评，一云：“通篇情意刺骨，无限凄切，祭文中千年绝调”（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二云：“满眼涕洟，无限伤神，情真语真”（明郭正诚《韩文杜律》）。三云：“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清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其细论则一曰：“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耶'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宋费衮《梁溪漫志》）二曰：“以痛哭为文章。有泣，有呼，有诵，有絮语，有放声长号。此文而外，惟柳河东《太夫人墓表》同其惨裂。”（清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三曰：“写生前离合，是追述处要哭；写死后惨切，是处置处要哭。至今犹疑满纸血泪，不敢多读。”（清过珙《古文评注》）四曰：“自始至终，处处俱以自己伴讲。写叔侄之关切，无一语不从至性中流出，几令人不能辨其是文是哭，是墨是血。”（清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

　　今人概评，一说：“文章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实，抒写委曲，恰如长歌当哭，动人哀感”（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6页）。二说：“这篇祭文，写幼年情事和生离死别的悲哀，于萦回中见深挚，于呜咽处见沉痛，语语从肺腑中流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以下简称“朱东润作品选”）。细论或以为：“一是行文质朴自然，情深语切，感人至深。……二是语言运用上的复沓重叠，回环转折，变化多姿。……最后……是，这篇祭文在语助词的运用上，也颇见功夫。……靠助语的穿插缀合以示抑扬顿挫。”（《古文鉴赏辞典·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6-967页。以下简称“《古文辞典》”）或以为：“其一，是内容上多为家常琐事，且不避细碎，一一数说，从寻常事中见出极不寻常之情。其二，是行文中自始至终关合叔侄双方，既显示了叔侄俩枝叶同根、多年唇齿相依的深厚亲情，又表明了自己愿与韩老成‘相养以生、相守以死'的心迹，为作者在文中所抒发的深悲剧痛构筑了坚实的情理基础。其三，是形式上采用散文笔调和对话形式，变千里遥祭为当面凭吊，语语朴实，如泣如诉，显得格外自然真切，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和感染力。”（徐中玉等主编《大学语文·第八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以下简称“徐本《大学语文》”）

　　以上种种，是原文的绝妙之处，也是检验译文的试金石。

　　原文是如此之绝，霍先生又是如此“名家”，因而“精读”、“熟读”、“研读”而达至“弄懂”、“吃透”的高度，确非笔者能力所及，故以下仅管窥其三：概评仅惊叹号、疑问号（一）；细观仅分段（二）与重点词句（三）。

　　先看（一）。概观原文及译文，最引人注目且催人泪下的，是遍布全篇的“！”与“？”。为进一步分析之便，现将原文及译文字数和所有标点符号统计并比较如下（原文本无新式标点，为便于比较，姑且以《古文辞典》标点为准；以下统计及引文，如无特别注明，皆源自此书）：

表2.1　原文、霍译字数和标点符号统计及比较

　　如表所示，韩文字数1263（含标点），“！”22，“？”18，共计40，约占全文3.17%，这在韩愈同类文章中是罕见的（《祭河南张员外文》，字数750，“！”3，“？”0，共计3，约占全文0.4%；《祭柳子厚文》，字数314，“！”2，“？”7，共计9，约占全文2.87%；《祭田横墓文》，字数217，“！”0，“？”5，共计5，约占全文2.3%；《祭鳄鱼文》，字数551，“！”4，“？”0，共计4，约占全文0.73%），在别人同类文章中也是少有的（例如，欧阳修《祭石曼卿文》，字数352，“！”5，“？”2，共计7，约占全文1.99%；王安石《祭范颍州文》，字数559，“！”1，“？”2，共计3，约占全文0.54%；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字数382，“！”2，“？”3，约占全文0.79%）。所谓《祭十二郎文》“情意刺骨”，“满眼涕洟”，“当面凭吊”以及“一面哭，一面写”，“有泣，有呼……有放声长号”，不正是由这3.17%的惊叹号及疑问号表明且强化的么？而霍先生的译文，字数1965，“！”28、“？”17，共计45，约占全文2.29%，大致与韩愈《祭田横墓文》的2.3%持平；《祭田横墓文》，其情感的浓烈程度，当然不及《祭十二郎文》，那么，霍译还能与原文一样“情意刺骨”么？阅读直感与这儿的“量化”是否矛盾呢？其实，在注意到原文的3.17%与译文的2.29%之后，还应注意“！”、“？”的多与少：霍译“！”比韩多21%，“？”比韩少6%，这一多一少15%的反差，正足以弥补3.17%到2.29%之间0.88%的不足，因为在该祭中，“！”相对于“？”，当然更能表明且强化“刺骨”的情意。此外，原文“！”、“？”40与其标点总数203之比约为19.7%，霍译“！”、“？”45与其标点总数230之比为19.6%，几乎持平。这是译文之与原文不即不离，亦即亦离的表征之一，也是译文之所以能像原文一样，“如泣如诉”，“感人至深”，“于萦迴中见深挚，于呜咽处见沉痛”的原因之一。

　　标点符号，郭沫若1934年曾说：其“之于言文有同等的重要，甚至有时还在其上。言文而无标点，在现今是等于人而无眉目”。（转引自吴邦驹编著《最新标点符号用法》，华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黄伯荣等主编《现代汉语·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以为：“是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它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和理解书面语言。”把这儿的“眉目”，“有机组成”等移用来评说霍译的“！”、“？”，倒是再合适不过的。那么，别人的译文，是否也有这样的功效呢？恐怕未必。

　　这儿姑举二例。一例是李永祥先生的译文（见《古文观止今译》，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472-474页。以下简称“李译”），一例是葛晓音先生的译文（见《唐宋八大家──古代散文的典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55-58页。以下简称“葛译”）。为便于比较，再将李、葛译文字数与标点统计并与霍译比较如下：

表2.2　李译、葛译、霍译字数及标点符号统计与比较

　　如表所示，李译字数 1892，“！”24，“？”19，共计43，约占全文2.27%，葛译字数1692，“！”18，“？”21，共计39，约占全文2.3%，这与霍译的2.29%并无显著差异。但“！”，霍比李多14%，比葛多36%；“？”则比李少11%，比葛少19%，这一多一少，正是霍译之所以能像原文一样引人注目且催人泪下的原因之一，也正是李、葛译文稍逊霍译而“刺骨”不深的原因之一。

三

　　再看（二）。标点之外，如何分段，大概是古文今译另一项基础性工作。王骥德在《曲律·论章法》中说：“作曲者，亦必先分段数，以何意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此法，从古之为文，为辞赋，为歌诗者皆然。”为“整整在目”起见，先将原文（仍以《古文辞典》为准；葛译分段与此书同）、李译、郭古汉语及霍译分段列表如下（表中字、句、标点，皆以各自版本为准）：

表3.1　原文（葛译）、李译、郭古汉语、霍译分段及比较

　　如表所示，霍译8段，从数量看，居李9、郭7之间，从变动次数看，却是李、郭各1之和，如此“允执厥中”却非“无过而无不及”，相对于原文（葛译）之段落及字数，是否也有如前“！”、“？”之妙呢？

　　值得一提的是，原文分段，尚不如标点，几乎因人而异，甚至言人人殊；本表据以为“原文（葛译）”之段落及字数，并非独《古文辞典》及葛译如此，其他如朱东润作品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大学语文》等都是这样。这样分段，其优势在于：第一，时间顺序醒目（②少—③十九—④、⑤去年—⑥今）。第二，中心突出，层次清晰。④为全文中心，字数397，是其前①、②、③字数410及后⑤、⑥、⑦字数463之合873的46%，且以两个“呜呼哀哉！”（全文总计3个“呜呼哀哉！”，另一个在结尾即⑦的最后）断后，可谓“三分天下”而雄霸中央，既能使人有“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之叹，又能给人“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王维《终南山》）之感：按照郭本古汉语“【段意】”的说法，就是，①交代告祭的时间、人物和对象。②追叙叔侄自幼孤苦相依的身世。③记叙叔侄二人少年之后多次分离的情况，未料暂相别离，竟成永诀。不著一哀字，但字字悲哀。④以十二郎和自己对比，抒发对十二郎年富力强而夭殁的极度悲痛的心情。⑤记叙十二郎不知究竟死于何病和死于何时，平平中愈见真切的哀情。

　　但接下来，郭本与原文（葛译）分段却不同。郭本将原文（葛译）“⑦”一分为二：前一部分“呜呼！……曷其有极”划归⑥；后一部分“自今已往”独立成⑦。“【段意】”是：⑥以善后诸事告慰死者，并对死者的去世痛责于己，哀念之情往复萦回；⑦写十二郎的死给自己精神上带来的极大冲击，言虽终而哀不尽。这样以来，与原文（葛译）分段比较，时间顺序变为，①年月日—②少—③十九—④、⑤去年—⑥今—⑦自今已往，不仅醒目，而且井然有序，大有首尾一气，前后贯通之妙。此其一。其二，“呜呼”划归到⑥，不仅使全文（除①外）段段有“呜呼！”（②、③各1，④2另有2“呜呼哀哉！”，⑤、⑥各1，⑦1另有1“呜呼哀哉！”），而且使②1“呜呼！”，一以贯之，一气旋转，顿显韩文大气包举，浑浩流转之大家风范。而原文（葛译）两个“呜呼！”，看似前后照应，实则“貌合心离”：第一，前面的“呜呼！”（“②”）如果是领起全篇，则后面的“呜呼！”（“⑦”）理应收归全文，但事实上后面的“呜呼”收束的仅仅是“汝病吾不知时，……曷其有极！”并不包括②即“吾少孤，……亦未知其言之悲也”等追叙内容。第二，如果后面的“呜呼！”不是收束而是与前面的“呜呼！”一样，是领起，那么，领起“汝病吾不知时……曷其有极！”的确如影随形，“文从字顺各识职”（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但要领起“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馀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则显得格格不入，文不从字也不顺，大有不伦不类，相形见绌之嫌。

　　以上是原文（葛译）与郭本7段之短与长。

　　李译9段，分“⑦”为三。就⑦“呜呼！……曷其有极！”来说，确有郭本之长，但也确有原文（葛译）之短。但“呜乎哀哉！尚飨”独立成段（⑨），却使人大有只有其短，未见其长之嫌：第一，⑧、⑨之间的“呜乎，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呜乎哀哉！尚飨。”本已天衣无缝，看似脱口而出，实则极具“豹尾”之力，“撞钟”之韵，足以惊风雨，泣鬼神；若强行剥离，容易给人“形单影只”之感，“为文造情”之嫌，难以肩负收拢全文之重。第二，结尾仍含血带泪的祭文，一般不宜把“呜呼哀哉！尚飨”这样惯用的套话单列成段：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君其奚憾，不余鉴衷！呜呼哀哉，尚飨！”），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呜呼哀哉，尚飨！”），在《古文辞典》中，都未（也不宜）单独划段。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如果说郭本7段的顺序井然，中心突出，层次清晰是“得之于遥眺，而不能得之于逼视”（“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是“立足‘中峰'，纵目四望之状”（“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另，引语是霍先生的原话，见《唐诗鉴赏辞典》，2004年版，第161页、162页），那么，霍译8段，则不仅“遥眺”，而且“逼视”，不仅“立足‘中峰'”而“纵目四望”，而且“凌绝顶”而“一览”无余，大有“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韩愈《调张籍》）之气魄。谨以其“④”分为④、⑤，略窥如下。

　　前已说过，郭本、李译，短长不一，但皆以“④”为中心，且尽其孤高则无异。霍译截断“④”为④、⑤，仅以这两段来看，一者可使④集中突现全文高峰（实际上是第一次高潮，详见下文）；二者可使⑤（虽然，吾自今年来……）既承上又启下，既是第一次高潮的后波，又成再次高潮的前波。而从全文来看，其巨刃磨天、乾坤摆荡之势就更为明显了：首先，全文总体结构由原来的“①”、“②”、“③”—“④”—“⑤”、“⑥”、“⑦”，成为现在的“①、②、③—④—⑤；⑤、⑥—⑦—8”，变全文高峰独立（“④”）为双峰对峙（④、⑦），突现了全文的第二次高潮：字数与④即第一次高潮大致相当（④字数275，⑦字数215），起落与④基本一致（①、②、③—④—⑤；⑤、⑥—⑦—⑧），而且潮头足以与④“试比高”，借用前引储欣的话来说，就是“二哭”而非“一哭”（高峰独秀），即“写生前离合，是追述处要哭；写死后惨切，是处置处要哭。”或者借用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的话来说，就是④为“痛时”⑦为“痛定”，即噩耗传来，如雷轰顶，只能呼天抢地；创痛既深，“痛定思痛”，当然“痛何如哉！”

　　其次，“呜呼！”（②）总领，“虽然”（⑤）承转，“呜呼哀哉！”收束，尽现韩文“千里一道，冲飚激浪，汗流不滞”（皇甫湜《谕业》）之势。

　　最后，从“年、月、日，季父愈闻汝”（①），“呜呼！吾少孤”（②），“吾年十九”（③），到“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④），经“虽然，吾自今年来”（⑤），再到“汝去年书”（⑥），“今吾使建中祭汝”（⑦），最后到“自今以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其农村哭祭般“对话形式”，“当面凭吊”以及“复沓重叠，回环转折，变化多姿”等等，不也是“整整在目”，“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的么？原文如此，霍译亦然，随物赋形，曲尽其妙，“投胎转世”如此，不也“信”、“达”、“雅”而“臻于化境”了么？

四

　　最后看（三）。前人曾言，“学腔调似难实易，学语言似易实难”，把这句话套用于古文分段与逐字逐句翻译，也大致不差。如果说段落划分好比“腔调”，细心体察，尚不难把握，那么，好的翻译，要“臻于化境”，尽显其人、其文，那的确“难”，而且是难上加难！鲁迅先生所谓“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必须兼顾着两面”以及“削鼻剜眼”等，主要就是针对这逐字逐句而言的。下面谨以费衮细论的“三十句”中的语助（1）以及开头（部分）、结尾（2）为例，作一探析。

　　1.费衮所谓“大率皆用助语”的“三十句”及霍译如下：

　　（原）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者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

　　（译）这是真的呢？还是做梦呢？还是传信的弄错了真实情况呢？如果是真的，我哥哥的美好品德反而会使他的儿子短命吗？你这样纯洁聪明却不应该承受先人的恩泽吗？年轻的强壮的反而夭亡，年长的衰弱的反而全活，这是万万不能相信的啊！这是在做梦，这是传错了消息。可是，东野报丧的信件，耿兰述哀的讣文，为什么又分明放在我身边呢？唉！这是真的啊！我哥哥的美好品德反而使得他的儿子夭亡了啊！你纯洁聪明最适于继承家业，却不能承受先人的恩泽了啊！所谓“夭”（应为“天”——笔者），实在测不透；所谓“神”，的确弄不清啊！所谓“理”，简直没法推；所谓“寿”，根本不可知啊！

　　虽然如此，我从今年以来，花白的头发有的已经全白了，动摇的牙齿有的已经脱落了，体质一天比一天衰弱，精神一天比一天衰退，还有多少时间不跟随你死去呢！

　　两厢比较，原文诚如费衮所叹的：“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耶（邪）'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译文连用的语气助词为“呢”3，“吗”2，“啊”5，共计为10，与费衮所叹的17个相比，一下子裁减了7个，可谓大刀阔斧，但精、气、神丝毫未减；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衣裳”虽改换，“鼻子”、“眼睛”却“丰姿”依旧：对比一下著、译双方的语助阵形，这一点将会一目了然。

　　原文和译文的语助阵形，可简化如下：

　　（原）邪3——也1——乎3——----也4——-----------呜呼1—矣7——-----也1

　　（译）呢3——□1——吗2、□1——啊1、□2、呢1——唉1——啊5、□2——呢1

　　由此可见，霍译连用的语助虽比原文少了7个，总的（包括非连用的）语助数14也比原文20少6个（□），但基本框架（原型）并未改变，即前后“工对”（邪3─呢3；也1─呢1），重心归一（呜呼—唉），此其一。其二，从所用语助相对数量来看，原文“邪”、“也”、“乎”、“呜呼”、“矣”共5个，译文“呢”、“吗”、“啊”、“唉”共4个，相差为1，区别也不很大。其三，缺少的、没用语助的译文，“空处传神”，似更能见霍先生古文今译的深厚功底，这无论从“唉”（“呜呼”）前还是“唉”后看，莫不如此。

　　从“唉”（“呜呼”）前看。原文被“空”掉的语助是：“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代替这些语助的是：“如果是真的，我哥哥的美好品德反而会使他的儿子短命吗？你这样纯洁聪明却不应该承受先人的恩泽吗？年轻的强壮的反而夭亡，年长的衰弱的反而全活，这是万万不能相信的啊！这是在做梦，这是传错了消息。可是，东野报丧的信件，耿兰述哀的讣文，为什么又分明放在我身边呢？”如此大刀阔斧而又丝丝入扣，真可谓“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举起显著者，大概有二：一是“如果”，“这是”及“可是”，假设，肯定再否定，扣出了韩愈此时此刻真邪梦邪，信也不信的茫然与错愕，也扣击着读者“同其惨裂”，“不敢多读”的心弦。二是三个“这是”，第一个裹1“乎”，第二、三个挟2“也”，本已飞流直下，中间1“啊”阻隔，更加“怒涛惊湍”，直与“可是”对撞，落差何其大焉！作者的心跳、译者的心潮，不是赫然在目么？与此同时，三个“但是”，还把韩愈此情此景的音容“哭”貌和盘托出。试读（而不是看）“这是万万不能相信的啊！∕这是在做梦，这是传错了了消息。”其捶胸顿足，口颤手抖，语句连贯而语义杂乱等，不是活灵活现么？──人在横祸飞来，创痛酷烈，悲痛欲绝或欲狂之时，不正是常有这种如梦似幻，如痴似醉之情形么？

　　如果再对照李译和葛译，霍译之独绝，虽不敢妄言“第一”，“臻于化境”，当毫不为过。李译为：“如果是真的，我兄长具备高尚德操，而他的子嗣却会夭殇？你纯真聪明，而不能继承、蒙受他的福泽吗？年少者、身强者夭亡，年长的、体弱的存活，确实不能信以为真啊！是梦吗？是传的消息不可靠吗？东野的书信，耿兰的丧报，为什么会在我的身边呢？”葛译为：“如果是真的，我的长兄有这样的美德，难道就该失去后嗣吗？以你的纯正明达，而竟不能蒙受他的德泽吗？年少者强壮者夭殁，年长者衰病者反倒保全吗？这不可能是真的。要说是梦，传来的音讯不是真的呢？东野的书信，耿兰的报告，又为什么在我身边呢？”

　　这两位先生的译文，看似更接近原文，但给人的感觉是有点“隔岸观火”，远没有霍译“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七卷》，第118页）的酷创与烈痛，文势、文脉皆弱，很难给人神完气足，动荡开合之感。此外，或许正由于更接近原文，反而给人形似有余，神似不足之感，如译“蒙其泽”为“继承、蒙受他的福泽”（李），“蒙受他的德泽”（葛）等。

　　从“唉”（“呜呼”）后看。原文7“矣”连用，很容易给人“一意贯串，一气呵成”（胡应麟《诗薮·近体中》）之感，但在前5“矣”与后2“矣”之间，有“虽然”相隔，“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所“矣”的，远没有前5“矣”（其信然矣！……而寿者不可知矣！）悲惨凄切，故霍译断“虽然”以下为下段（详前），而且2“矣”全部空缺，以“了”替换：“花白的头发有的已经全白了，动摇的牙齿有的已经脱落了”。李、葛此译与霍基本一致（李：“苍白的头发有的变成全白了，动摇的牙齿有的脱落了”。葛：“苍苍的头发有的已经变白了，动摇的牙齿有的已经脱落了”）。所不同的是，霍译前5“矣”，全部译为“啊”，与“唉”前的一“啊”，共6“啊”，句句都能给人农村哭祭般哽噎、哭诉等“惨裂”感，而李译把这5“矣”译为1“吧”、2“了”、2“啊”，葛译为1“啊”，2“了”，2“呵”，都难敌霍译5“啊”之绝。

　　2.开头（部分）、结尾，李、葛、霍译文如下表（其中标号，为笔者所加）：

表4.1　李译、葛译、霍译开头（部分）与结尾译文比较

　　如表所示，就开头（部分）而言，“ 呜呼！……惟兄嫂是依。 ”霍译破空而来一“——”（参见表2.1），既舒缓了语气，又使其前后回环掩映而成相互阐释之势；译“惟兄嫂是依”为“惟一的依靠，就是哥哥和嫂嫂”，也有如此“一分为二”，前提后顿之妙，这就比李、葛译文更有“追叙”之感，更能使人有深长慨叹，情深意惨，苦楚倍增之感（结尾部分译“如此而已！”为“我想要做的，不过如此罢了。”类此）；译“尤小”为“更小”，也比李“很小”、葛“太小”更“信”，更“达”。此外，葛译“呜呼！”及“‘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未译，似乎不“达”也不“雅”，尤其是后句，读起来有点“阻隔”，与其译文前后行文风格也不大协调（结尾部分的“呜呼！”及“呜呼哀哉！尚飨。”类此）。

　　就结尾而言，同样的“！”，霍译“从今以后，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语势强劲，确能尽传“十二郎的死给自己精神上带来的极大冲击”，而李“兴趣”、葛“已经”，似乎都未尽此意。此外，霍译“当”为“打算”，也比李“应当”、葛“要”更准确，更通畅。至于葛译“我和你的儿子”，“我和你的女儿”，虽比霍、李“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等精炼些，但却容易产生歧义，给人“子女”或许是“我和你”“结合”而生之感（葛译“伊、颍之上”为“伊水颖水之间”也有此嫌）。

五

　　《祭鳄鱼文》（或题《鳄鱼文》），当然远非“千年绝调”，但在整个韩文中，仍不失为佳作，诚如李译“【解题】”所说：“文章不仅斥责了鳄鱼的罪行，而且晓之以理，谕之以情，有刚有柔，有理有节，气势磅礴，笔力遒劲，表现了韩愈为民除害的坚定决心。”但从分段（1）及重点字句（2）看，真正“传达了”原文“神韵妙味”的，还是霍译。葛译未见此文，下面仅以李译为参照，试析如下。

　　1.原文、李译、霍译分段见下表（字句、标点皆以各自版本为准）：

表5.1　原文、李译、霍译分段比较

　　如表所示，原文4段，突出的是时间顺序（①年月日——②昔——③今），但结尾④却无法贯通；李译4段，起段杂乱（①年、月、日——②昔先王既有天下——③刺史受天子命——④潮之州），收段（包括标点）整齐（①告之曰：——②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③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④其无悔！）。霍译则有集大成之势：第一，从起段看，“①年月日——②昔——③刺史——④鳄鱼”，时间顺序清晰，“祭”者（刺史，“我”）、被“祭”者（鳄鱼，“敌”），“阵”线分明。第二，从收段看，“①告之曰：——②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③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④其无悔！”既一气贯注，又一波三折，段意如此，标点“：——！——。——！”亦然。

　　2.霍译“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之妙，也如译《祭十二郎文》一样，这只要从6个“有”字句，即可见出大概。为一目了然起见，再将原文、李译、霍译6个“有”字句一并照录如下（其中标点，为笔者所加）：

表5.2　李译、霍译5个“有”字句译文及比较

　　如表所示，就“有”而言，霍译为“拥有”（①）、“维护”（②）、“统治”（③）、“有”（④、⑤）、“讲”（⑤），共计为5，显然要比李译同样总数为5的“统治”（①、②）、“据有”（③）、“有”（④）、“放到心上”（⑤）、“讲”（⑤）更为准确、流畅。

　　就句子而言，原文、霍译自如驱谴长句的魄力均令人叹为观止。与《祭十二郎文》农村哭祭般撕心裂肺，气断声吞的短句不同，《祭鳄鱼文》引人注目的多是军事檄文般摧枯拉朽，气吞山河的长句，以上①、②、③原译双方皆是。就①、②而言，“昔先王（在古代，有贤德的帝王）……”，“及后王（到了后代，有些君主）……”，追源溯流，“洞视万古，愍恻当世（李汉《昌黎先生集序》）”，早已高屋建瓴；③“今天子（当今的天子）……”，折笔回锋，横出锐入，“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刘勰《文心雕龙·檄移》）”，更加势如破竹，其政治家的胸怀，军事家的韬略，甚至纵横家的权谋与机诈，几乎如闻似见。这的确既“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的确会使人大有“方望洋兴叹，五体投地，而敢以一言半句相益乎（杭世骏《李太白集序》）”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在《祭十二郎文》及以上④、⑤译文中，霍译总比李译字数多（祥见表2.2、4.1），而在以上①、②、③译文中，却一概比李译少。——这是霍译之所以胜似李译而酷似原文，同样能给人“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而又“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刘勰语，出处同上）之感的原因之一。也是霍译随物赋形，“臻于化境”，时而“少陵诗法如孙吴”，时而“太白诗法如李广”（严羽《沧浪诗话》）的表征之一。

　　此外，霍译还能给人“祭”的身临其境之感，比如④“鳄鱼啊！你们……”及⑤“我这个做刺史的”等；而李译如⑤的“刺史……他”，“鳄鱼……它”等，就与“祭”的氛围等不大协调，无论是读还是看，总有别扭之感。（附带说一句，李译②、③关于“潮州”定位，恐怕是不小的疏漏）

　　总之，霍先生的译文，的确如韩文般“渊然”，“苍然”，以上所见，也的确是管窥蠡测；贻笑大方之处，肯定多有。文中指出的李、葛译文缺憾之处，或许正是本文有过而有不及之处，好在面对的是与杜诗比肩的韩文和坦诚为人的霍先生及素来为人敬重的李先生、葛先生，仰止无力，景行无能之处，当会海含地负吧？

（定稿于20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