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风月梦》的作者为邗上蒙人，晚清扬州人。小说在鸦片战争的大背景下展示了一个特定地域——扬州城的风俗民情。本文从妓女文化、节日文化、曲艺文化等三个方面揭示了《风月梦》中所蕴涵的浓厚的扬州文化。

　　关键词：《风月梦》；妓女文化；节日文化；曲艺文化

　　问世于鸦片战争之后的《风月梦》能够真实反映那一时代的城市生活，而与普通的世情题材或妓女题材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城市小说当然以写城市为主，写出城市特色，且是特定时代的城市特色。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乃是体现城市小说的世俗性品格。《风月梦》的内容是对19世纪扬州时代生活的记录，也是对扬州风俗文化的弘扬。[9]扬州之风俗特色，从名物到女妓，从节令到风俗，在《风月梦》中都有反映。

　　《风月梦》书前有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邗上蒙人自序，作者当为扬州人，余者不详。[4]“《风月梦》所附的1848年作者自序中表明，该书显然属于写实一类。序作于红梅馆，时间是1848年冬至，作者号邗上蒙人，‘邗上'即扬州，道光年间作品，《风月梦》乃直根于特定地域——扬州城。”①因而《风月梦》中很多运用文字的语言记录着扬州的风俗民情。

　　“一切严肃作品说到底必然都是自传性质的，而且一个人如果想要创造出一件具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他便必须使用他自己生活中的素材和经历。”[7]既然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反观，怜悯和伤感，“不管作家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在作品中投入自己的身影则是理所当然”②。“故事完全设置在扬州城内，清之扬州府含江都、甘泉二县。该书楔子称，书以扬州为背景。”那么作者写实扬州，扬州的风俗文化从其作品中体现出来。

　　本文具有三大主旨。其一，论证扬州地域的妓女风俗在《风月梦》中的体现；其二，证扬州传统节日风俗在《风月梦》中的体现；其三，论证扬州曲艺风俗在《风月梦》中弹词的关系与体现。

一、《风月梦》与扬州妓女文化

　　唐诗中呤咏扬州女子的诗很多，杜牧的三首七绝可算是当时的代表作。他这三首著名的七绝，都是写扬州的妓女。其中，《寄扬州韩绰判官》可位列第一，诗云：“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遣怀》可排第二，诗云：“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嬴得青楼薄悻名。”《赠别二首》中的其一则可列为第三，诗云：“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以后在历代的诗文中，常有提及扬州妓女的，以至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一直把扬州看作是出妓女的地方。直到现代，朱自清先生在《说扬州》中还说到此事：“提起扬州这地名，许多人想到的是出女人的地方。”可见，自隋唐至今的千余年里，都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佳话在流传。

　　扬州一带有贱女之俗，“产者则恶之”。[2]不是说这里人不漂亮，因为素来就有“扬州女子貌美”一说，扬州女子为什么貌美呢？其一，扬州位于长江下游的水网地带，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水乡滋润养育了扬州女子的天生丽质和灵秀之气，其二则要归于扬州女子的梳妆打扮了，尤其是妓女更讲究美容的女子，那就“艳妆人比画图工”，“更将梳理斗春容”了。[5]

　　当时清政府闭关锁国、封建保守，时尚在当时妇女眼里的模本只有标新立异的妓女身上，她们成为一种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因此她们就是当地独特风俗与时尚潮流的集大成者。扬州风俗从妓女的装饰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艳榜远扬的扬州，它肯定有着自己的管理特色——拆帐；还有它的竞争方式——定花榜来品评妓女水准等等，这些扬州风俗可以在《风月梦》中一一得以印证。

　　1.《风月梦》与簪花

　　在传统社会里，扬州女子讲究发式，更讲究发饰。扬州女子一直喜爱用金玉珠宝类的首饰作为自己的发饰，就出土的文物看，早在隋唐时期扬州人就使用金、玉、牙、骨等各种质地的发簪、发钗、步摇和耳环，这些发饰在扬州的隋唐墓葬中都有发现。[5]

　　从风俗的地域特点来说，扬州传统风俗发饰的特色在于簪花。

　　宋人王观在《扬州芍药谱》中曰：“扬之人与西洛不异，无贵贱皆喜戴花，故开明桥之间，方春之月，佛旦有花市焉。”女子簪戴鲜花，则历代都有，并且城市乡村，老妇少女都乐意戴花。由于此俗相当普遍的，所以扬州就有人以种花、卖花为业。[5]在《风月梦》中陆书看见“街市上兰花担”。

　　扬州人簪戴鲜花的品种很多，几乎各种应时花卉都可以采取簪戴，迎春花、茉莉花、柳枝球、艾草叶等等。[5]譬如：

　　只见他（月香）头上乌云盘了一条辫子有二两多；偌大一条元色头条辫线辫须，拖在右太阳[穴]傍边，插了四柄玫瑰花，约有三十几条。（第五回）

　　那一个（巧云）年在二十左右，也是苏塌子鬏，拴了一根烧金簪，面前拴了一根烧金如意插了两柄玫瑰花，刷着刘海箍。（第六回）

　　（双林）梳的元宝鬏，带着金簪金如意，斜插了一根烧金点翠丹凤朝阳耳挖，玫瑰花箍，戴了两柄玫瑰，又斜插了两柄玫瑰花。（第六回）

　　萧老妈妈子喊了梳头的妈妈，代月香……换了簪环，带了时鲜花卉并鲜花箍子。

　　那些村庄妇女，头上带着菖蒲、海艾、石榴花、荞麦吊挂，打的黑蜡……

　　簪髻在扬州十分普遍，在《风月梦》中提到的簪花、戴花八、九次，具有普遍特色，试想三十朵玫瑰有多庞大，茶花女戴一两朵花，王熙凤也替刘姥姥戴了满头花也没三十几朵，就已经是满头了，那么三十朵数量之多，在别处是不曾见的。

　　2.《风月梦》与“扬州脚”

　　小脚，又叫三寸金莲，俗称裹小脚，是把女子的小脚用布帛缠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的一种封建陋俗。自古有“天下美女出扬州”一说，实际上与“苏州头”并称“扬州脚”才是扬州美女的最大魅力所在。[2]“三寸金莲标准：瘦、小、尖、弯、香、软、正。”[2]短小是基本特征，月香、凤林的脚“不足四寸”，桂林有“四寸大的脚”，巧云“有五寸大些脚”，双林“有四寸半的脚”。[4]

　　缠足之所以能够广泛兴盛而且历时弥久，蔓延极广，无疑是宋代以后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对女性禁锢的直接后果。小脚女子不仅迎合了封建统治者与士大夫视女性为玩物的低级趣味，满足了封建时代性变态男子所谓小脚“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明清以来，当男女缠绵之际，女人的小脚不仅能够激发男人的性欲，而且还能够激发女子的性欲，大肆卖弄莲钩三寸。在那时看来，比暗送秋波、眉目传情还要“刺激”。纤纤小脚已成为古代女子的第三性特征，这种病态的性意识与奇特的审美观，而且还成为封建时代禁锢女人走向社会的一种压迫手段。[2]第二十九回中：

　　凤林平空笑道：“我还告诉你句笑话，他爱我脚小，叫我跟他从良回去呢。”

　　奇特的习俗，并且扬州还以“扬州脚”出名！

　　3.《风月梦》与花榜、拆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从而使广大农村的经济和农民的生活面临困境；一方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从萌芽时期进入原始积累时期，从而促使工商业不断得以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近代社会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特点，恰好都有利于妓女的发展。因为娼妓业总是城市经济同步发展的。近代城市工商业的扩展与繁荣，尤其需要娼妓业的辅助与刺激，而农民的破产又为城市妓院的扩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妓女来源。[1]

　　而花榜和拆帐在扬州妓院管理上是十分流行的。花榜往往是由妓院经营者的审美标准来划定，但实际上还是由嫖客的审美标准来决定的女妓等第格局。天启元年，潘之恒在《金陵妓品》中提出四个标准：“一曰品，典则胜；二曰韵，丰仪胜；三曰才，调度胜；四曰色，颖秀胜”，清初花榜大致继及晚明格局。[2]妓女向嫖客讨对联，以抬高身价，“花榜实际上成为了风月界的一种具有权威性的商业广告。”[2]

　　花榜，既然作为一种品评名妓的格式，即品评仍以诗词或评语题写，着墨于音容笑貌、身姿风采、性情技艺等方面。类似扬州的上海妓院，类别繁多，等级森严，头等妓院有书寓、长三等，长三诸妓，呼曰校书；书寓妓则称之为词史，通称先生。嘉隆年间，《莲台仙会品》原榜前三名[1]：

　　仅例三个，可看以评选出来的妓女，以科举功名、花卉来命名，评语属于藏头联，暗含所评妓女名字。《风月梦》没有公布花榜，但是因袭这个传统，简例几个如[4]：

　　显然是对妓女的一种皮里阳秋的恭维，“霜管画眉春睡足，菱花照面晓妆迟”——斥责双林为残花败柳，但是也反应了一种风俗。当然花榜不是一成不变的，月香也被称为“女史”，凤林也被称为“仙史”，主要是由嫖客的审美标准来定，这些花榜仅作为一种扬州现实存在的风俗，在《风月梦》中有所体现。管窥一豹《风月梦》中拆帐，一叶知秋扬州妓院的组合形式与营业方式的完善。

　　爱林是个“分帐伙计”，翠琴是个“伙计”，秀红也是个“新捆下来的一个伙计”[4]，凤林自述：

　　前年将我捆到清江二年，他得到了多少捆价，私房银两，衣饰，进年又将我捆到扬州，才来了月余日子。[4]

　　她们的身份不一，而且从上面表格和书中也可以看出，月香、翠琴、翠云住在进玉楼，桂林、双林、凤林、巧云在强大家，扬州实行大院制，其特点就是规模大，房屋由老板（萧老妈妈子、强大）成片成幢租赁猛然后分别布置出大小不等的房间，各房间摆设不一，月香、桂林也不一样，主要看自身的条件了。自由身自称伙计，本家称他们客师，她们可以自选房间，但家具必须自备。所得收入又妓女（客师）和本家（老板）分成，一般为四六开或三七开，称为“拆帐”。她们的行动较为自由，只要结清帐目，即可离院。另外，还有典押而来的妓女，称为“押帐”；包身而来的妓女，称为“包帐”；“捆来”的妓女（指本家为之代还债务者）称为“退帐”。[1]这类妓院盛行于各地，此类风俗扬州不乏有之，从记实的《风月梦》中可以体现出来。

　　这些扬州风俗的写实素材更反映出《风月梦》的作品的纪实性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艺术性价值，它是一部具有地域特色的狭邪小说，地域风情胜于故事情节。

二、《风月梦》与扬州的岁时纪闻

　　狎妓冶游，选艳征歌，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邗上蒙人是个经历风月场所的扬州文人，他的文章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区域的节日风俗。扬州的风貌通过几次值得关注的乘舟游览进一步得到揭示，这占据了第五回、十三回、十六回书的绝大部分篇幅。十三回中发生在端午节，读者通过陆书和月香的视角体验到当地的独特风俗。另外两次是去庙里游玩，一次是五人结拜，另一次是为庆祝月香病愈。[6]

　　扬州冶游也盛行画舫风流，妓女乘画舫游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游客招邀，即可提前预约，也可临时招携。提前预约则必须先投柬贴。临时招携则可省去此道手续。一种是妓女买棹湖上招引游客。

　　此外，端午节赛龙舟也是扬州的重要民俗。端午节之竞渡竞标的传统在扬州由来已久。《风月梦》第十三回专写小孩子的吊艄，还有端午龙舟，首先是九只龙船斗标抢鸭子，将两笼鸭子送到陆书们的船上，谓之“送标”，意味此活动将由他们开销，拿鸭子的人将鸭子依次丢进河里，而九只龙船也依次快速划过，抢鸭子，这一活动引来了无数游船观看。此外还有多种多样的水上运动，比如“看见有人蹬在龙船头上，一个筋斗跳下河去，多远才冒了上来，名曰跳水头，比抢鸭子还热闹。”

　　第十三回《贺端阳陆书看龙船》中：

　　但见榴红似火，艾绿如旗。……用过午饭，那些大小游船纷纷来往，又听得锣鼓喧天，远望族旗蔽日，各色龙船在水上如飞而至。有两条龙船上有洋楼旗伞，总是簇新，龙船上挂的像生人子，那站龙头的朋友，穿着华丽衣服，腰里接着洋表、小刀、葫包、扇套、手帕等物头，带时式雨缨凉帽，足穿时式缎靴，年纪又轻，夜服又新，站得又稳，出色好看。

　　清代末年，扬州城里以南门钞关运河上的龙舟竞渡最为盛大。当时的富商大户把“赏钱××两”的赏票放在掏空的鸭蛋里，将鸭蛋壳仍到运河中，让划龙舟的水手下河“抢标”。鸭蛋壳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沉浮不定。“抢标”的水手不准用手争抢，一定要用嘴将鸭蛋壳咬住，才算“得标”。

　　斗标共是九条龙船，后面有一只没篷子小船，上面摆了两个篾笼，内里有十几只活鸭。……随后凡有吊艄小孩的龙船，总靠着他们大船。就将鸭子船内两个蔑笼提上大船，摆在船头。那九条龙船总敲起抢标、锣鼓在他们大船前划来划去，那些游船听见这里撩标，总纷纷赶来，团团围绕。那站在陆书们船头上两个人，见有只青龙划近大船，就将蔑笼内鸭子抓了一只往河里一撩，那青龙船上早有一个划船的朋友，精赤着身体，只穿了一条裤头儿，发辫绕了一个咸菜把子，蹬在龙头上，见鸭子一撩，他就跳下河去，将鸭子抢起，复跳上龙船。

　　游客掼鸭，人立龙首，争下捉之，曰“抢鸭”。或猪脬掷水中，曰“抢标”。有采绳系短木于龙尾，七八岁小童，双丫髻，红衫绿裤，立短木上演其技，如童子拜观音、金鸡独立、倒挂鸟、鹞子翻身等名目，曰“吊梢”。初五日端午，午后人往天池看龙船，盐船各帮水手，扎纸龙头尾于脚划，酒后醺醺然，飞棹欢舞而来，曰“癞乌龙船”。必花红爆竹迎之，否则抢鸭、抢标，诸多为暴。此来彼往湖船，船中恐溅水，而岸上人见以为乐。

　　众人敲起吊艄的锣鼓，艄后那小孩在那小红木棍上吊艄，顽的甚么红孩拜观音、鲤鱼三跌子、张飞卖肉……各样花色，总顽过了，袁猷们将钱封把与他们。

　　同时，文中所展示的七八岁小童在船尾短木上“吊梢”的特写镜头，也使我们明白了扬州古运河上“船梢倒挂小童儿”是怎样一幅扣人心弦的神奇画面。

　　乡村里的民风更为浓郁，许多妇女都有自己的特殊打扮，有的喜爱在发髻上簪上一片绿绿的艾草叶，有的喜欢在鬓角上插上一朵红红的石榴花，有的用荞麦叶编成奇妙的虎头花，还有的用绒花编出精美的虎头纹，乡村的五月，是如此地花花绿绿，如此地生机勃勃。[5]

　　今日是端阳佳节，扬州风俗八蛮聚齐，两岸游人男男女女，有搀着男孩，有肩着女孩。那些村庄妇女头上带着菖蒲、海艾、石栏花、荞面吊挂，打的黑蜡，搽的铅粉，在那河岸上靸着一双红布滚红叶拔情五彩花新青布鞋子乱跑，呼嫂唤姑，推姐拉妹，又被太阳晒的黑汗流流。

　　这些端午时节的特殊妆饰，扬州民众统称为“端午景”。清代韦柏森在描写高邮东乡的《菱川竹枝词》中也云：“金炉一瓣降香焚，和以雄黄酒半醺。绝好梳妆端午景，虎花斜插女儿云。”“端午景”一词，应该说概括得十分贴切，再加上端午时节扬州一带裹粽子、吃“十二红”，送“绿豆糕”等礼俗，的确构成了扬州特有的热热闹闹的民俗风景线。[5]

　　月香叫老妈剥了一盘棕子，又拿了一个五彩细磁碟，盛的是上白洋糖腌的玫瑰花膏，请陆书吃粽子。陆书吃了一个、月香用牙箸戳起一个粽子、蘸了些玫瑰花膏，衔了半个在口内，那半个粽子靠着脸，送到陆书口内。

　　平日里扬州有香火，节日时有马披，这些扬州的傩文化在文中都有所体现，这些“神会”，实质上带有半宗教、半风俗的形质。其中，担任主要角色的神职人员——傩有两个名称，即“香火”和“马披”。《扬州画舫录》云：“傩在平时，谓之香火。入会，谓之马披。马披一至，锣鸣震天。”马披善于装神弄鬼，蹦纵窜跳，其行为已略具表演成分。

　　有两个人精身赤足，用银红兴儿布系着青兴布裤，有二尺多长铁椎穿通臂膊，手腕手里各持铁鞭，在大殿天井里热烘烘香堆子旁边乱跳。……双林向袁猷道：“这两人因为何故乱跳？”袁猷道：“他们名为马披，自称师爷，这是阴犯阳谴。”

　　还有跌博，又名跌成，是扬州城里有特色且极普遍的赌博娱乐方式，也是个风俗。小说第二回：

　　见又有些拎着跌博篮子的，那篮内是些五彩淡描磁器、洋络汗巾、顺袋钞马、荷包、扇套、骨牌、象棋、春宫、烟盒等物，站在魏璧旁边，哄着魏璧跌成。魏璧在那篮子内拣了四个五彩人物细磁茶碗，讲定了三百八十文一关。那跌博的拿那夹在夹窝内一张小高板凳坐下，将小苗帚先将地下灰尘扫了几帚，然后将耳朵眼个六个开元钱取了出来，在地上一洒，配成三字三模，递到魏璧手内，用右手将魏璧手腕托住。那傍边站有几个拾博的，向着与魏璧跌博这人嗽嘴，说道:‘叫着!'这人点头答应。魏璧将六个钱在手指上摆好，望地下一跌。那拾博人口数，一一看清了字模，拾起来又递在魏璧手内，魏璧又跌。共跌了五关，只出了两个成，算是输了三关。魏璧道:‘不跌了。'那人也不曾问着钱钞，立起身来拿了小板凳，拎着博篮同那几个拾博的去了。”

　　再如第十三回:

　　陆书、魏璧在跌博篮子上，跌了许多水老鼠、黄烟儿，带回船上，吃酒赏午。

　　由以上的种种描述可以见出，描绘人物的城市生活状态，刻意表现城市娱乐已成为《风月梦》的显著特征。

三、《风月梦》与扬州曲艺文化

　　一直以来评弹相连，但是《风月梦》中，没有提到评书，而是多处提到与苏州弹词并称的扬州弹词。评书盛兴于明清，主要分袍带（讲史及英雄传奇书）、短打（公案侠义书）、神怪（神话怪异书）三大类。说书人表演道具很简单，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醒木、一方帕，却能将中华洋洋五千年的历史传闻表达出来，确属不易。评书的俗语：“砣子”（一个单元故事）、“书胆”（主人公）、“书贼”（反面人物）、“书筋”（书中的福将）。通过阅读全文，本人认为书中涉及弹词而没有评书。

　　弹词的历史悠久，可能是从唐代的有说有唱的变文形式中蜕化而来。变文的唱词格式，大多是七字句，偶尔加三字头或夹杂三三的六字句等，后演变成说唱音乐，说唱音乐就是弹词的前身。扬州弹词——扬州地方曲种，原名“弦词”，流行于扬州、南京及苏北里下河地区。其表演以说表为主，弹唱为辅，与评话大致相同，所不同者一是更加讲究字正腔圆，语调韵味；二是演示动作幅度更小，只重在面部表情。[5]弹词艺术中的说、噱、弹、唱，五到、八技，都是弹词演员所具备的基本技艺。多用扬州方言，扬州弹词唱词安排在书词当中。常用曲牌有“吉祥草”、“离京调”、“满江红”、“叠落”等，以羽调和商调居多。曲调朴实典雅，古色古香，多年来无什变化。唱词有代言体和叙事体，一般为三字句或七字句，可适当增减字，多为偶句押韵。伴奏“上、下手”协调默契，三弦弹骨架音，疏放雅朴，琵琶则润、密多变，跌宕绮丽，谓之“三弦骨头琵琶肉”。[10]扬州妓女，在清代是有分等级的，像双林、月香这些“相公”（清有花榜），也是色艺俱全，技艺方面其一就是弹唱。《风月梦》开篇就写：

　　天凝门水关里面出来的游湖船上面间或有人带的女妓，也有唱大曲的，也有唱小曲的，笛韵幽扬，歌声袅娜。

　　《风月梦》作为写实小说，纪实性强，扬州艺人弹唱水平高，表现在即兴演唱，弹词的演出形式，灵活多变，较少受舞台、布景、道具、人数以及空间和时间等条件的限制。若演出即谓“双档”，就是二人相应配合，以不同人物的口吻、声调对话，一人侧重叙述，一人侧重唱曲。其实弹词很多都是取材于生活，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民间艺术。在第二十九回《背盟誓风林另嫁》中：

　　贾铭向凤林道：‘我意欲屈你唱个小曲，不知可赏光否？'凤林听了，喊高妈将琵琶取来，接在手内，又叫高妈将脚蓝内那一双未曾穿过的白洋结顾绣三蓝鞋子拿出来，放在贾铭席前。凤林弹起琵琶，转动歌喉，唱了一个《离京调》其词曰：

　　洋经花鞋三寸大，未曾穿过送与冤家，送冤家，留为忆念来收下，我没奈何，硬着心肠来改嫁。你若想起我这好，看看鞋子上花。要相逢，除非三更梦里罢，若要想团圆今生不能只好来生罢。

　　凤林唱毕，将鞋子递在贾铭手内道：‘你收起来做个忆念罢。'贾铭接过去收了，向凤林道：‘你代我弹个《吉祥草》。'凤林答应，弹起琵琶。贾铭遂唱道：

　　冤家要去留不住，越思越想越负辜。想当初，原说终身不散把时光度，又谁知你抱琵琶走别路。我是竹篮打水、枉费工夫。为多情，谁知反反多情误，为多情，谁知反被多情误！”

　　如“说，要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噱，要诙谐幽默，恰如其分；弹，要纯熟自如，托唱熨帖；五到，即是表演上要求做到外形动作与内在感情的统一协调，也就是说要心到、口到、手到、足到、目到；描写八技，即是用人声来模仿自然音响的口技艺术。”

　　妓女很少是用画吸引人的，都是弹琵琶唱曲的，因为耳软，从没听过眼软的，故吴珍道：“凤相公可算善灌米汤了。”就因为词曲可以传达心声，于是很多就将心声寄托在曲中，双林是想借弹唱琵琶的弹词歌声觅一个“有情人”跟他一辈子，双林唱《满江红》：

　　俏人儿，我爱你风流俊俏，丰雅是天生。我爱你人品好，作事聪明，说话又温存。我爱你非是假，千真万真，夙世良缘分。易求无价宝，真个少。难觅有情人，何日将心趁。我有句衷肠话，欲言我又忍，不知你有不肯？欲言我又忍，不知你肯不肯？

　　此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诗言志，歌咏言”这是前人对诗歌本质的概括和总结。什么是志？《毛诗序》解释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见，所谓的“志”，就是诗人内心的感情的抒发。诗歌是思想的反映，感情的产物。

　　口技，弹词中的一种，也是杂技的一种。演员运用口腔发声技巧来模仿各种声音。它能同时发出各种音响，这种技艺，清代属“百戏”之一种，表演者多隐身在布幔或屏风的后边，俗称“隔壁戏。”扬州曲艺文化在第十三回《庆生辰月香开寿宴》中一段用很长的语言来描述王树仁的口技，他手拿一柄纸扇，学动物、车马声音，然后进帐子里又说一家人的午休精彩片段。尤其是青年妇人唱“南京调”，文中也有词（略）。表演者运用其熟练的艺术技巧，入木三分地来刻划人物，细致生动地展现作品的思想内容，集中、概括而具体地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同时放映了弹词中是不分技艺的，优秀的弹词说唱艺术都是杂糅各技之长，综合运用，取长补短的。

　　题材丰富多样，月香唱了个拿手的二黄赔罪：

　　林黛玉闷恹恹心中愁闷，听窗外风弄竹无限凄凉。唤紫鹃推纱窗且把心散。想当初进荣府何等闹热。与宝玉日同食夜同炕枕，他爱我我爱他一刻难离。痴心肠实指望终身有托，到如今均长大男女有别。见了面反说些虚言套话，平白的又来了薛氏姨妈。他有女名宝钗容貌端庄，说甚么金玉缘可配鸾凰。痴宝玉听人言心生妄想，可怜我苦伶仃早丧爹娘。无限的心中苦谁诉衷肠，奴只得常垂泪暗自悲伤，最可恨王熙凤拆散鸳鸯。

　　将《红楼梦》这部长篇小说用弹词短短数句口语化的弹唱的方式演绎，别具一番特色。“果是词出佳人口，非但声音柔脆，字句铿锵，而且这词曲清新，令人心旷神也。”（陆书评曲）如第七回中《常随叹五更》：

　　叫凤林、月香两人各将琵琶弹起，又喊污师坐在席旁拉起提琴，袁猷用一双牙著、一个五寸细磁碟产在手中敲着，催促文兰“叹五更”：

　　“一更里，（略）二更里，……五更里，窗前月光沉。可叹咱们不如人，苦难伸，打了门子派差门。接帖田官话，时刻要存神。差来差往闹纷纷，终朝忙碌碌，由处喊掉魂。门印寻银子，看见气坏人。我的天呀，不是大烟家，久已到处滚。天明窗前月光迟，可叹咱们落台时，苦谁知，住在寓所怎支持!行囊都当尽，衣服不兴时，烟癌到了没法施。想起妻和子，不觉泪如丝，寻朋告友。没处打门子。我的天呀，难道跟官人，应派流落他乡死。”

　　贾铭着人将弦子、笛子、笙、鼓板、琵琶、提琴取来，凤林唱了一套‘想当初，庆皇唐'，声音洪亮，口齿铿锵，宛似男子声音。月香等凤林唱毕，唱了一套‘这为你如花美眷'，声音柔脆，细腻可人。那些看十壶牌的朋友，连牌都看错了。

　　这显然有点夸张，但是也从侧面说明这弹词艺术的迷人精妙之处。弹词在相应的环境中，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有其固定的或流动的听众群慢慢流传下来，或口耳相传或写成弹词话本，成为一门传统的具有地方特色风俗的曲种。弹词——明清文苑里的奇葩，是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同样也是扬州的地方特色之一，月香们边弹琵琶边唱，或用于讲述故事，或用于寄托心声，或反映现实的社会，作为一种艺术，它们产生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以其独特音乐文学的艺术方式表现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

结语

　　小说《风月梦》以19世纪扬州城市生活为描写内容，其中穿插了很多扬州的风俗。小说的叙述节奏是缓慢的、平淡的，闲笔较多，叙述时间和小说中的时间即故事时间在许多时候是一致的，这体现了作者闲散的心态和白描笔法。作者关注繁琐的生活细节，风俗礼仪，表现很多的扬州的生活情调。

参考资料

[1]武舟（著），中国妓女生活史[M]，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8

[2]徐凤文，王昆江（著），中国陋俗[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3]朱江，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M]，海洋出版社，1986.12

[4]风月梦，[M]，[清]邗上蒙人（撰），华云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

[5]扬州风俗，[M]，曹永森，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12

[6]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5

[7]（美）托马斯.泛尔夫，黄雨石译，一部小说的故事，北京三联书店，1991

[8]内田道夫，李庆译，中国小说世界（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葛永海，城市品性与文化格调——论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风月梦》[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期

[10]连波编（著），弹词音乐初探[M]，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9

注释：

①韩南（著），徐侠（译），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5

②内田道夫，李庆译，中国小说世界（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