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水准”的哲学家。他在苦苦地追求“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的学思历程中，也表现出鲜明的人格特征。与很多哲学家相同的是，牟宗三对于做学问和做人都有明确的意识。他认为做人与做学问一样均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需要认真的态度。牟宗三的一生规行矩步，儒雅谦逊，儒者风范。但与此同时，他又常常表现出忧怨与孤愤，具有明显的狂者性格。这又是与很多哲学家不同的一面。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一生以“真人”人格为“型范”，以真诚、不虚伪为做人标准。这种以“真人”为底子、以儒者风范和狂者性格相结合的人格特征构成了牟宗三的人格风骨。
关键词：牟宗三；人格；儒者风范；狂者性格；真人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年——），男，河北武强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
牟宗三一生的追求是“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牟宗三的哲学达至了中国哲学的高峰。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称：“牟先生是当代新儒一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正因为如此，傅伟勋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1](p25)而且，牟宗三也为世界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学者约翰?白诗郎(John Berthrong)称牟宗三为世界水准的大哲学家，而不只是中国的哲学家而已。[2](p58)事实上，牟宗三的一生不仅表现为“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与他一生认真地做学问一样，牟宗三一生也是认认真真地做人的。他曾说：“无论是为人，或者是为学，皆是相当艰难，相当不容易的。”[3](p104)“无论为人或为学同是要拿出我们的真实生命才能够有点真实的结果。”[3](p94-95)与牟宗三高贵的学术品质一样，其刚直不阿的学人风范也是哲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下面，笔者就对牟宗三的人格风骨进行一些探讨，期以此增加对牟宗三的了解。
一
牟宗三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曾因了年轻生命的膨胀掀起了“思想观念的泛滥和浪漫”[4](p30)。那时，“科玄论战”中吴稚晖的一篇文章深深打动了他，使他感到“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没有简别，没有回环曲折，只是一个大气滔滔在那里滚”[4](p30)。从而，其思想文字都受到影响，甚至“粗野放荡，几不可收拾。”然而，假期回家时父亲对此却大为震怒，责问何以如此。牟宗三回答说外面风气即是如此！父亲严辞教训道：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即使风气如此，你也不可如此！父亲的一番顿吓使牟宗三当下惊醒，他“心思顿觉凝聚”，其受吴稚晖影响所形成的“浩瀚和纵横”如同一匹“奔驰的野马”被父亲“赤手搏住”，牟宗三也“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沌中超拔”出来。[4](p31)可见，是父亲的教训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的确，牟宗三的父亲对牟宗三影响很大，其对于儒学传统“义理教训”的秉承深深地影响了牟宗三。牟宗三说，他出生于一个“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3](p2)，但父亲却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中国文化中的那些义理教训，在他身上是生了根的。”[4](p32)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农夫以“义理教训之存在的见证者”的身份，在牟宗三内心确立起养志立身、治学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人格风范，使他慢慢升腾起对儒家文化的尊崇。
事实上，真正使牟宗三回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并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乃师熊十力。从一定意义上讲，牟宗三的父亲只是使牟宗三避免了年轻人的“轻狂”与“无根”，而熊十力却使得牟宗三真正确立其文化生命与文化之根。在读大学时，牟宗三先是浸淫于逻辑学和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多持批评和不屑之态度。不过，在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遇到了熊十力。据牟宗三回忆，1932年冬，在哲学系任教的邓高镜先生向他推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书。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虽然谈不上真懂，但其中的清新俊逸之气引起他的兴趣。在邓高镜先生的引荐下，他得到了与熊十力见面的机会。对于见到熊十力的情形，牟宗三感慨道：熊十力“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3](p106-107)由于某种特定的机缘，这次见面竟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大变化，他自此由逻辑学和西方哲学渐而转向中国哲学。之后，牟宗三从23岁到41岁一直追随熊十力，其中，至少有七、八年亲炙于熊十力左右，因此，无论为学还是为人熊十力都对牟宗三产生了巨大感染。牟宗三自称：“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3](p106)
基于父亲和熊十力这样两个人物的影响，牟宗三虽对西方哲学研究颇深，年轻时也曾梦想过做一个“经济学研究者”，还想成为一位logician，甚至还对文学和数学发生过浓厚兴趣，但其最终还是选定了中国哲学。[3](p102-103)就其一生的学思历程来看，尽管牟宗三埋首于儒释道及西方哲学经典之中，于上述诸家之会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牟宗三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式的，他一生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为儒学开出了一片新天地。就他的日常生活来看，他也表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的土气”：喜欢穿布衣布鞋、宽袍大袖；言谈举止也是规行矩步、儒雅谦逊、风趣幽默。牟宗三一生始终追求良知“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观的、内在的、润泽的表现”，追求良知在自己生命上受用，即智仁勇“收回来安服自己”。牟宗三认为这些不仅儒者的立身之本，而且也是儒者“生命的学问”。他说：“人要做第一等人，为第一等事。”[3](p126)但“第一等事，第一等人，须从孟子所说的‘天爵'作起，绝不是指孟子所说的‘人爵'而言。此须彻底予以了解，方可说立志。”[3](p127)
不过，儒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儒家良知与产生、培育它的社会生活土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因此，其普遍性义理必须经过具体而特殊的身心体验，在现实的伦常关系和伦理生活中才可得到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儒家之价值系统所维系的生活世界已无可挽回地塌陷了，因此，其良知系统也不再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随处体认和落实的东西了。于是，此类问题便成为了牟宗三所面对的人生难题。因此，牟宗三常常感到“内圣”之旅的艰难。牟宗三曾说：“不幸，生在这个崩解的时代，既不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复不能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以自娱，更无大圣人浑化之根器，则其破裂偏倾而有担负之苦，亦势所当然。”[3](p6)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势之下，牟宗三说自己一生不做工夫，只知“君子坦荡荡”。他说，自己一生“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2](p92)事实上，对于处于专业化和学院化的现代教育体制之中的牟宗三来说，写书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甚至就可以说是一种“苦行”。从其一生的学思历程来看，写书就是牟宗三在“困厄”中的苦斗，就是他追求理想的基本方式。从此意义上看，牟宗三实可谓是一位追求内圣的现代儒者，他一生的追求就是通过写书力图让儒家的“天道性命”为中华民族的慧命“做主”。
二
由于秉承了“中国文化的土气”，亦由于有着对“天爵”的苦苦追求，牟宗三与人相处是平易的。牟宗三认为，人不可“孤学寡友”，必须“亲师取友”，唯此方可道义相勉，学问相益。这一点在他与一师一友的相处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而且亦可从他对青年学子的倾心栽培看出。从所周知，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情谊有口皆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检视牟宗三的记载以及其他文字材料，熊十力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师生二人的相契相知，牟宗三均有亲切而诚挚的记述。对于熊十力，牟宗三的感念之情更是经常呼之欲出，溢于言表，十分动人。他说过一句言之凿凿的肺腑之言：“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4](p90)熊十力虽对牟宗三的生命与学问影响至大至深，但以此与生身父母相比，足见牟宗三感念之真情。牟宗三与唐君毅的朋友之情亦可称道。牟宗三说：“除与熊师常相聚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缘会，便是遇见了唐君毅先生。他是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4](p97-98)牟宗三和唐君毅两位先生经常在一起谈学论道，相得益彰，交往至深。牟宗三在上述肺腑之言后还有一句话说：“知我者君毅兄也。”[4](p90)后人对牟宗三与此一师一友的情谊评论道：
先生于大学三年级时，从游于黄岗熊十力先生之门，三十一岁获交唐君毅先生，一师一友，相得最深。熊先生以为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先生一人为可造。而唐先生则于未尝晤面之先，见其文而知其人，之后又谓先生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5](p2)
牟宗三对于青年学子的培养更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1949年渡海赴台后，牟宗三于次年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台湾师范大学前身）。牟宗三认为，师友是人伦关系之一伦，师友之关系是人格与人格相接之关系。因此，彼此要处得亲切、相知，要常见面问学；如此，方能敦品励学，陶铸人才。于是，牟宗三发起“人文友会”，本着开放独立之精神，采取师友聚会之方式，进行课外之人文讲座。对于“人文友会”的讲学情形，牟宗三的弟子记述道：“聚会之人，无分校内校外，自由参加。凡有起趣者，皆敞开心怀，以礼相见。”[6](p1)“友会之聚会讲习，既不同于学校上课，也不同于公开演讲，而是借聚会以提撕精神，激发志趣，凝聚心志。由师友之团聚，进而扩大友道精神；由友道精神之扩大，而通接文化生命，持载历史文化。”[6](p1)在牟宗三的主持下，“人文友会”渐渐成为台湾师范大学学术磨砺和文化探讨的重要形式，当时的许多参加者日后成为了台湾哲学界的核心人物。牟宗三对学生与晚辈总是平等相待，以虚心对之。即使对于学生写就的不成熟的文章，他都认真地“一字字地看，并且能够记住其内容”[7](p16)。
就个人的生命形态及其归趣而言，牟宗三的平易还体现在他的洒脱上。在日常的学思生涯中，牟宗三常常表现出进退有度、顺适平和、风趣幽默、从容洒脱。牟宗三曾极力倡导人生之“幽默”，他认为“幽默是智慧的源泉，也象征生命健康，生机活泼。”[3](p99)当然，牟宗三所讲的这种幽默并不是常人所讲的诙谐风趣，更不是摆噱头式的滑稽，而是担当道统之圣人般的意味深长的智慧。因此，只“有实践行动的人，有担负的人，对此才了解。”[7](p15)他说：
孔子有沉重之感而不露其沉重，有其悲哀而不露其悲哀，承受一切责难与讽刺而不显其怨尤，这就是幽默。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闻之曰：“吾执御乎？执射乎？吾将执御矣！”这就是幽默。说到圣人不要说得太严重，太严肃。孔子自谓只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就自处得很轻松，亦很幽默。[3](p98)
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许多人的尊敬。香港大学哲学系教授E.C.Moore评论道：“他的学术研究之广阔，他的观点之深远，他的同情与理解之范围，他的态度之友善，凡此等等，皆反映于他的许多学生、同事及仰慕者对他之尊敬。”[2](p70)然而，诚如唐君毅所知，牟宗三“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5](p2)，在平易的同时，牟宗三的人格还表现出另一面相，这就是孤傲。他说：“我也是一个孤独深藏的灵魂，对于周围完全是陌生的，忽视的，忘掉我自己，也忘掉世人。万人睚眦，万人侧目，亦有人觉着有趣，我全不知道。”[4](p104)“我常常会把我内外都明白的事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遂形成一种明知他人误会而却不说的委曲。这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这也许是我自己的一种自信。”[4](p6)他还说：
我犹如横陈于无人烟的旷野，只是一具偶然飘萍的躯壳。如一块瓦石，如一茎枯草，寂寞荒凉而怆痛，觉着觉着，忽然惊醒，犹泪洗双颊，哀感婉转，不由地发出深深一叹。这一叹的悲哀苦痛是难以形容的，无法用言语说出的。[4](p135)
这些文字中渗透着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悲苦和苍凉，它们出自一位以继承儒家传统自命的新儒家人物笔下，实是殊可惊异。上面所提及的进退有度、顺适平和、风趣幽默与从容洒脱的牟宗三在此似乎退隐了、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忧怨、无奈和失所归着的灵魂。这种情况曾引来梁漱溟的不满甚至批评。有一天他耐不住了便对熊十力说：牟宗三坐无坐相，站无站相，走路没有走路相，你到底欣赏他哪一点？表达出对牟宗三狂简孤傲的不欣赏。
当传统的生活世界和价值系统走向崩解，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庇护和依托时，往往感到命运既难以把捉亦难以抗拒。不过，在牟宗三身上所表现出的，却是对不被人理解境遇以及艰难时事的抗争。牟宗三说：“就我们所处之时代和我们担负之使命言，人过于规行矩步，注重细节，亦见生命之拘束而推拓不开。现今之所需，是要有风力，要有凸显之气象，要表现观念之方向，否则不足以言担负。”[7](p161)他还说：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无傍依，我脱落一切矜持；我独来独往，我决不为生存委屈自己之性情与好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恃，我黯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气奋发，我正视一切睚眦，我冲破一切睚眦；我毫不委曲自己，我毫不饶恕丑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声至，必反之，甚至嬉笑怒骂，鄙视一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的防线。我无饶恕丑恶之涵养与造诣。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3](p116)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上面几段文字中所表露出来的牟宗三应付世事的方式：“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恶声至，必反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这些都是牟宗三应对“艰难时事”的态度写照。而当牟宗三讲“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的防线”，“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的时候，他是在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狂者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生存勇气。由此而见，牟宗三并非是儒家理想中的中庸、中和之人，而是某种特立独行的狂者型人物。不过，在他的狂者性格中饱含着对现代社会中流行的平庸、卑俗和随波逐流的反抗。牟宗三不是一位普通的学者，他是一位“思想锐敏、独见而近于尖刻、冷峻，自信而近于武断、狂傲，乐于标新立异的哲学家”[8](p1)；比之于唐君毅，“牟的声音更加尖厉、更加逼人，他更愿意说出自己对真理的认识，而不是论析历史典籍。”[9](p36)“牟宗三曾被戏称为‘宋明学理，魏晋人物'，即其为人并不是循规蹈矩、中和温厚的理学先生，而毋宁更近于任性独行的魏晋人物。”[10](p138)由此视之，如此孤傲过甚的牟宗三似乎有违谦让温和的儒者风范。
三
事实上，单说牟宗三平易与单说牟宗三孤傲都有所偏颇。他自己曾说：“普通都说我傲慢，实则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谦虚或傲慢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识的。”[3](p3)牟宗三有意识的是其“真人”的人格“型范”。所以，上述所谓平易或孤傲都只不过是牟宗三“真人”“型范”的方面表现。关于做一个“真人”，牟宗三说：“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一个‘人'。”[3](p1)这种“真人”“型范”，牟宗三是坚持了一生的。他常常回忆自己的少年生活，他对“家庭、乡村、乡村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风俗习惯”[4](p17)都保留着美好的回忆。他写道：清明时节去扫墓，“黄的花，绿的长条，丛集在坟墓上。纸灰化作蝴蝶。……这时没有嚎哭，没有啜泣。生离死别那种突然来的情感上的激动，因着年月的悠久，而进入永恒，化作一种超越的顺适与亲和。”[4](p1-2)少年时代的生活实透显着一种原始的混沌、自然的和谐与诗意的浪漫：“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阳光普照，万里无云，仰视天空飞鸟，喜不自胜。那是生命最畅亮最开放的时节。无任何拘束，无任何礼法。”[4](p3)正因为少年时代生活“无任何拘束，无任何礼法”，所以在“知天命”之年代，牟宗三感叹到：“我现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4](p17)
对纯真的这种深切体验和向往始终伴随着牟宗三的学思历程。众所周知，在同门师兄弟当中，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牟宗三认为，无论从学问看，还是从生命讲，“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3](p106)之所以如此，首先在于熊十力恰就是一“真人”的人格“型范”。牟宗三第一次见到熊十力时就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奇，感到熊十力与一般人直是不同，认为熊十力就是一个“真人”，并从他嗅出了生命与学问的意味，从而看到了自己生命与智慧的方向。请看牟宗三对其初次见到熊十力的情形的回忆：
不一会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在座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当时耳目一振，心中想到，这先生的是不凡，直恁地不客气，凶猛得很，我便注意起来，见他眼睛也瞪起来了，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清气、奇气、秀气、逸气：爽朗坦白。不无聊，能挑破沉闷。直对着那纷纷攘攘，卑陋尘凡，作狮子吼。……我在这里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3](p106-107)
那么，什么样的人格“型范”是牟宗三所谓的“真人”呢？牟宗三认为，他所说的“真人”并不是道家或道家所讲的“真人”，即不是通过道家式的修养而达至的一种理想境界，而是一种有着儒家道统担当的具有真实责任感的理想人格。他自己说：
我这里所说的“真人”，不必要像我们一般想的道家或道教里边所说的那种“真人”，或者是“至人”。那种真人、至人，是通过一种修养，道家式的修养，所达到的一种结果，一种境界。我们现在不要那样说，也不要那样去了解这真人。能够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的责任感，真实地存在下去，真实地活下去，承当一切，这就是一个真人了，这就可以说了解真人的意思了。因此，所谓真人就是说你要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是一个虚伪的，虚假的，浮泛不着边际的一个人。[3](p95)
不过，在牟宗三看来，做一个“真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先简单地、总持地这样说，就是你要想真正地做一个‘真人'，这不是容易的事情。”[3](p95)那么，为什么做一个“真人”并不容易呢？首先，做一个“真人”需要不虚伪，要真实。他举例说，孔子就很真实，不虚伪。当别人问孔子如何评价自己时，孔子自己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是个圣人，我也不敢自居为一个仁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我只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普通人。他还说：“生命之学问，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无真生命与真性情，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11[(p11)其次，做一个“真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磨练，要“永恒地如此”。牟宗三认为，孔子之所以是一个“真人”，并不仅仅在于他敢于承认自己是“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普通人，而且在于他一生都在不懈地实践“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事业。“孔子到老没有厌倦之心，所以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3](p98)牟宗三说：
孔子之为一个真正的人，是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不断的永恒的过程里显示出来。真人圣人不是一个结集的点摆在那里与我的真实生命不相干。真人圣人是要收归到自己的真实生命上来在永恒的过程里显示。[3](p96)
在这样一种人格“型范”的感召下，牟宗三一生为人不虚伪，极真实，甚至有时显得有些刻薄，不给别人留面子。牟宗三在昆明时期为生活所困，曾给张君劢先生写信，告诉自己之“生活无着之况”，以希获得一些资助，但张君劢并没有回音。后来从报纸上得知张君劢陪同其弟（时任交通部长）张公权到昆明视察滇公路时，牟宗三“乃于晚饭后直至翠湖旅店，敲门而入。……乃问：‘前上函，收到否？'彼答以未收到。于是知是公之无诚也。乃告以生活状况……吾此议乃暗示吾只需要五十元耳。”对于张君劢的漠然，牟宗三“当时大怒曰：‘谢谢你。'即离去。出而即决心与此辈断绝关系。”牟宗三的理由是：“吾在昆明写信给他，云未收到，此妄语耳。即吾信中有不妥之处，依与彼之关系，彼亦应当时言而教之。而竟以‘未收到'对，其诚何在？”[3](p115)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本可以不提及，或只记在心中即可，但牟宗三很较真，并详细地记述了下来。当然，牟宗三不仅在此等事情上计较，对于事关国家民族的大事，他更较真。牟宗三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坚持反对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企图。有一次他曾奉劝某位台湾当权者“应做一个真中国人，而不要做一个日本人”，并奉之以“福至心灵，则大智若愚；福至而心不灵，则大愚若智”[2](p88)的讥刺。此讥讽不可谓不真实和虚伪，也不可谓不尖刻与淋漓。
牟宗三的一生也是“永恒地如此”真实而不虚伪，在日常生活的磨练中追求“真人”人格“型范”。或者说，对于做一个“真人”，他不仅当下就可以做，随时可以做，而且永远地做了下去。他说：“圣人云：‘学不厌，教不倦'，学思实感宁有已时耶？”[12](p3)因此，他的学术生命是永续永继，绵绵不断的，就像孔子“不厌不倦”一样，是永远不停歇、不间断的。在晚年的时候，牟宗三曾以《谈民国以来的大学哲学系》为题目对中国大学的哲学系及哲学家进行了一一评论。这些评论中有诸多内容虽属牟宗三个人的主观意愿，而且论断也显得克薄、不尽人情，但它们却都是牟宗三个人的真实见解表达。牟宗三曾说过，他对于“随风气，趋时式，恭维青年，笑面相迎”的“一般名流教授”是不表赞同也不敢恭维的。正因为如此，他与当时的许多名流学者关系不睦。因此，有人说就牟宗三的性格而言简直可以入《水浒传》。事实上，牟宗三的确写过一篇短文《水浒世界》，专门研究《水浒》之境界。在其中他说道：“酸腐气，学究气，市侩流氓气，皆不足以言《水浒》。”[3](p187)“洒脱一切，而游戏三昧，是《水浒》妩媚境界。没有生命洋溢，气力充沛的人，不能到此境界；没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到此境界。”[3](p193)在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牟宗三性格中所洋溢着的狂气、逸气和灵气。当然，他的著作亦如他的生命一样，元气饱满，酣畅淋漓，理性与激情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
四
从总体上看，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化，儒家之价值系统所赖以存在的生活世界已无可挽回地塌陷了，因此，整个现代新儒家群体已不再是传统上的儒者，他们的学思生命已明显地透显出知识化和学院化的趋向，他们大多不再进行传统儒者严格意义上的圣贤修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新儒家的思想性格及其人格特征。事实上，不仅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思想特征十分鲜明，为儒学的现代开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气质和品格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和人格魅力。但是，严格地讲，由于新儒家知识化和学院化的总体趋向，此所谓“人格魅力”与其说是来自传统儒家的圣贤修养，不如说是来自他们不媚俗、不苟且、愤世嫉俗的“真人”性情。这一点在牟宗三身上表现尤甚。概而言之，牟宗三所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度开展和真实呈现。在此意义上，牟宗三虽不是儒家传统意义的圣人，但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真人”。正因为如此，牟宗三的人格风骨或许可为今天的学者提供更多的人生启迪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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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度规划项目《牟宗三哲学研究》（项目编号为：06JA720007）的阶段成果。 发布时间：2007-08-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