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北宋时期，在政坛上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即文臣一般不愿改换武职，武将又通常难于跻身文官之列。于是，不仅昔日“出将入相”之说在北宋消失殆尽，而且士人群体也遗弃了“投笔从戎”的观念。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在于宋初以来不断压制、歧视武将和过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结果。由此，遂加剧了当时社会中“重文轻武”风气的流行。

　　关键词：文不换武　文臣　武将　重文轻武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出将入相”之说，文臣改任军职、武将转为文官的现象不足为奇。如：西汉大将周勃以主管军事的太尉之职转任丞相，唐初宰相徐世勣几度出为统兵大总管等等。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民族危亡之际，文人身上还会迸发出“投笔从戎”的豪情壮气，如唐诗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到北宋时期，社会上却长期存在着文官不愿改任军职、武将罕有转为文臣的现象，文武之间换职出现了相当大的障碍。这一现象无疑是引人深思的社会史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有专论，惟有宁可先生的《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载于《学林漫录》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黄宽重先生的《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 ：以宋代为例》（载于《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两文对此问题有所涉及 ，但无全面 论述。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希冀有助于加深宋代社会政治史的研究。

一

　　有关北宋时期“文不换武”的记载相当多，试先列举几个文官不愿转换武官的代表性例证如下：

　　其一，开宝五年冬，宋太祖有鉴于因西川武将处置不当，而引起农民起义、士兵造反不断的局面，便考虑派遣懂军事的文臣前往管军。太祖问宰相赵普：儒臣中有无“武勇兼济”者？赵普遂推荐左补阙、知彭州辛仲甫，认为其“胆辨宏博，纵横可用”。于是，太祖当即将辛仲甫改换武职，任命为西川兵马都监，同时令辛氏进京接受考察[1]。

　　从史料记载来看，辛仲甫算得上是一名难得的人才。他出身于五代时文官之家，自幼好学，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后周时，辛仲甫进入武定节度使郭崇幕府。宋朝建立后，他继续在郭氏手下任职。辛仲甫精于吏事，多次妥善处理了疑难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诬陷，太祖派人前来查验。郭崇接受辛仲甫的建议，冷静配合朝廷使者，遂幸免于难[2]。更难得的是，辛氏作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据说，他初投军时曾向郭崇学习射箭，但以后郭崇在射术上反要拜他为师。如此一来，辛仲甫在当时文臣中便颇有一些武名。辛仲甫入京后，宋太祖亲自在宫中对其进行测试。史称：辛仲甫手持“劲弓”，毫不费力就射中靶心。他又穿戴全副坚甲，行走如披“单衣”。太祖对辛氏的武功大加赞赏，便鼓励他认真对待军职，以后可授与剌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却深感遗憾，他向太祖委屈地申辩道：“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尧、舜之上。臣虽遇昌时，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 ”表达了他钟情文官、轻视武职的心情。太祖只得加以劝勉：“果有奇节，用卿不晚。”[3]辛氏只得悻悻地走马军营。但以后，他却仍然转回文官队列。

　　其二，宋真宗咸平时，陈尧咨状元及第，名噪一时。此后，其仕途颇畅，屡迁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据记载，陈尧咨不仅文辞出众，而且在射术上有名于当世，有“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士名养由基）的佳号[4]。“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保持来往，但辽使到开封后，常挟能骑善射之长蔑视宋朝。真宗为了挽回脸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寻觅“善弓矢、美仪彩”者，以陪伴对方出入靶场。于是，有人就推荐了陈尧咨。真宗有意让陈氏转为武职，便托人给他带话：“陈某若肯改武，当授节钺（即节度使）。”按：节度使为当时武将最高军衔，俸禄甚至优于宰相。但当陈尧咨将此事禀告其母后，陈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愤愤地责备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呼？”此事遂寝[5]。

　　宋仁宗天圣时，由于陈尧咨与执政大臣不和，遭到谤言。结果，“方以词职进用”的陈氏，突然被宣布改为与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观察使的武职，调任知天雄军。这显然属于排挤贬逐之举，自然引起状元出身的陈氏的强烈不满。史称：“尧咨内不平，上章固辞。”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为了安慰他，特亲自加以召见，“敦谕之”。陈尧咨无奈，只得屈从。后其虽官至节钺，却终于未能像两位乃兄那样步入中书，只能抱恨死于地方衙门。值得注意的是，陈尧咨晚年性情极为暴躁，所谓“多暴怒”，动辄便对属下挥舞大棒。这又很可能是其极度失意情况下宣泄积怨的一种表现[6]。

　　其三，宋仁宗庆历中，左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也许是出于鼓励军队士气的考虑，宋中央突然下令，将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统帅的文职同时改为属于武职的观察使。范仲淹接到这一任命后，上书坚决辞之。他向皇帝这样说道：“观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二人均为观察使衔带兵将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史称其言辞“甚切”。由此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虽勇于指挥作战，但也不愿充任武职。继范氏之后，庞籍和王沿也先后上表坚辞，“不肯拜”[7]。当时唯有韩琦接受了任命，他在给天子的上启中表示了忍辱负重的意思：“虽众人之论 谓匪美迁 ， 在拙者之诚独无过望。盖以寇仇未殄，兵调方兴，宵旰贻忧，庙堂精虑，使白衣而奋命尚所甘心……”[8]。不久，宋仁宗只得又恢复了四人原来的文职。无独有偶，据《宋史·张旨传》记载，当时一名叫张旨的地方官坚守城池，打败了西夏军。事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荐其“鸷武有谋略”，宋廷遂改任其为武职，但张氏同样“固辞”，此事只得作罢。

　　其四，宋哲宗元祐时，苏轼曾几次向皇帝举荐一名“不幸”沦为武职的文士。据苏轼的奏文可知，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文人，在先朝曾六次落第。元丰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径通过了省试。何氏虽屡挫于科场，但却饱读兵书，善于论军谈兵。在最后殿试时，宋神宗对其兵学见识颇为欣赏，便问他可否充任武职。何去非“不敢违圣意”，遂被迫接受了右班殿直、 武学 教授之职。以后迁至 武学 博士，先后著有《何 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苏轼与何氏相识后，叹服其才学，认为其识度高远，有补于世，于是在元祐四年初向哲宗上奏推荐何氏。苏轼在上奏中称：何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苏轼建议允许其换为文资，仍做太学博士，“以率励学者，稍振文律”[9]。以后，在苏公的关心下，何去非虽转为文资性的承奉郎，但毕竟因为有武职出身的背景，所以被差遣到徐州任州学教授，官职明显降级。如苏轼所说：“比于博士，乃似左迁”。次年十月，苏轼再次上奏替何氏鸣不平，希望朝廷能重用何去非这样的有用之才[10]。然而，以兵学见长的何去非最终不过做到州通判之类的地方官。诸如此类记载，在北宋可谓不胜枚举。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北宋文臣中普遍存在着以从军为耻的观念，少有愿意改换武职者。更有意思的是，景德初，尚书左丞陈恕临终前因为其长子曾私用了自己的钱财，为了发泄不满，竟向真宗诉说不肖之子常与无赖交友，又好习武，所以请求将其黜为外地军官。不过，真宗考虑到丞郎以上文臣子弟不宜沦为军伍，还是授以陈恕之子外州司马之职[11]。

二

　　就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而言，不能说没有接受，甚至主动要求换武的文官，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既不多见，其结局又常常相当凄惨。如：

　　其一，宋初文坛俊杰柳开，虽以进士出身入仕，但因性情豪爽，厌烦地方官的案牍琐事，遂在太宗朝上书要求进入军旅，报效沙场。于是，柳开由殿中侍御史的文职改换为崇仪使的武职，一度到河北前线任职。然而，以后柳开却难以施展抱负，只能辗转、困顿于地方，最终死于七品如京使的武职之位。不仅如此，柳氏因为有了从武的经历，最终还在士大夫笔下留下了嗜杀，甚至喜食人肝的传闻[12]。

　　其二，宋仁宗登基初，先朝强于吏才的吏部侍郎、三司使李仕衡，官拜尚书左丞。但李氏因年高且患足疾，难以继续担当重任，不久便被改为同州观察使的武职，出知陈州。之后，李仕衡受到女婿、枢密使曹利用狱案的牵连，被贬为左龙武军大将军的闲职，遭到分司西京（洛阳）看管的下场，抑郁而终[13]。

　　其三，天圣时，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李维在使辽期间，曾奉辽帝之命即席而就《两朝悠久诗》，颇得对方的赞赏。还朝后，仁宗依惯例欲擢李维为枢密副使。但有人指责李维在辽国写诗时“不当自称小臣”，有辱本朝体面。结果，李氏仅得到刑部尚书的虚衔。史称：李维在翰林之位上任职已久，“厌书诏之劳”。加上遭到此次意外打击，心灰意懒，便拒绝接受新头衔，而援引昔日李士衡故事，要求改换武官。李维遂出为相州观察使。不料，李氏换武的任命公布后，立即引起了一片非议。有言官上奏弹劾道：李维“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14]。按：北宋观察使虽名位不显赫，更无实权，但俸禄却不薄。如李维所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官职，月俸钱不过120贯，而观察使的月俸钱则为200贯，其俸禄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基本相同[15]，这种俸制规定是宋初收兵权时给武将的一点经济补偿。所以，身居清华之位的李维仕途受阻后，转求观察使的举动，虽在情理之中，却不免遭到文臣的蔑视。

　　其四，宋仁宗庆历时，右侍禁蒙守中“自陈不愿为武吏”，被允许改换为大理评事的文职。不过，蒙氏的出身、经历却非一般，其早年曾进士及第，景德初不幸“陷契丹”。以后回归本朝，才被授以武职[16]。在对夏开战期间，还有种世衡、张亢两位文官因为关心国防，多次提出用兵方略，而被转换为武职。种、张二人可谓北宋少见的有为边臣，但却最终遭到压制，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17]。

　　如果说北宋时文臣主动改换武职的现象极为少见的话，那么武官转为文官的事例就更为稀有。北宋人孙逢吉所著《职官分纪》和南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都有武臣换文的记载，但所记仅有一例，即：宋太宗朝，钱昱曾由白州刺史的武职换为秘书监的文职。钱氏迁官至工部侍郎后，又再度转换为观察使的武职[18]。其实还有几例值得一提：太平兴国初，吴越王举国归宋，吴越王之子钱惟演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被朝廷援引惯例授以象征性的武官之职。但钱惟演自幼善诗赋，不甘心于武名，遂向朝廷献上诗文，请求转换文职。后在皇帝的直接过问下，钱氏由右神武将军改为太仆少卿[19]。另如：还是太宗时，夏竦因“父殁王事”，获得三班差使的低级军职。不过，夏竦自恃能文，不愿居于军人之列。他便以诗文拜献于宰相李沆马首，倾吐了向往文职之意。终于在李沆的荐举下，夏竦跳出军营，改任某县主簿[20]。与当时文官转武职后的凄惨结局相比，钱、夏二氏由武转文后，都仕途颇畅，乃至位极人臣。这又从反面证明了当时“文不换武”之风的存在。

　　北宋元丰时期，为了振兴武备，改变国防颓势，曾一度打破常例，允许武官申请考核词赋水平，凡能通过测试者，便可换为文资官衔。宋神宗此举，显然有打通久已隔阂的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以减弱歧视武人的偏见。如宋 神宗曾对主管吏部的官员说：“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 ”。[21]但是，进入宋哲宗元祐之时，各项变法措施先后遭到清算，武臣换文资的制度也自然被视为一种弊政。元祐二年，朝中文臣们便议论：武官通过考词赋换文资后，“待之至厚”，乃产生了请托、侥幸的“恶习”。于是，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这一制度被废除。用朝臣的话解释便是：“故不得不革，非有他也。”[22]

　　不久，与以上举措相配合，右正言刘安世又向执政大臣反映：祖宗创设儒馆，意在养育人才，“名卿贤相，多出此途”。但近年来，或凭借门第出身，或通过理财聚敛，或以“军功”，皆可获得馆职。因此，他要求恢复旧制，以文学出身及才能作为入馆标准，严格限制入选人数[23]。刘氏所说的儒馆，即所谓“馆阁”，包括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及秘阁，统辖于崇文院内。长期以来，馆阁一直被视为清华之地，直馆、修撰、校勘等馆职都被目为“华选”，在仕途上升迁颇快。同时，宋廷也常将馆职加授于有文名而受器重的文臣，此称“贴职”[24]]。但是，贴职并不随意授人，其入选条件颇为刻苛，像以军功起家的官员通常与其无缘。元丰五年，宋神宗放松了对馆阁兼职的限制，对边关功臣也授以馆职，这又显然与允许武臣换文职的措施一样，含有鼓励军功的意义。因此，在“元祐更化”的背景下，文臣们自然要收回这一原本属于他们的特权，将兵武色彩清扫出“儒馆”之外。

三

　　通过上述几方面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则有着深刻的历史及现实背景。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此时，割据王朝帝王皆出自军阀，朝中大政操于亲信大将之手，地方更陷于节度使控制之下。一时，皇权沦落式微，天子常常被武将玩弄于鼓掌之上。后晋时大将安重荣曾毫无愧色地说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25]与此同时，文臣地位扫地，不仅仰承武夫鼻息，还往往有身家性命之忧。后汉时，军帅史弘肇曾宣称：“安朝廷，定祸乱”者，只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即毛笔)焉足用哉!”[26]此语正道出了当日武将们的普遍心声。所以，不仅地方文臣依附于武臣，纵然是朝中宰相也要对掌管兵权的枢密使惟命是听。如王安石便指出：“五代用武，故政出枢密，宰相备位而已”。[27]数十年间，文臣饱受强兵悍将凌辱，甚至屡遭杀戮。清代史家即评价道：士人生于此时，缠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28]。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世人大都视军旅为发迹要途。如五代时将领侯章所说：我是粗人，全以战斗博取富贵[29]。于是，许多文人学子也弃文从武，加入行伍的队列。如历仕后晋、后汉及后周三朝节度使的焦继勋，青年时喜好读书，但在兵火岁月中却无法施展才能。当看清书生可悲的前途后，他愤发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遂毅然投笔从戎，置身战场之中，终于如愿以偿[30]。

　　在上述背景之下，北宋从开国伊始全力推行强化中央集权方针，以重新确立天子权威的同时，也对长期存在的文臣武将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刻意加以解决。但在宋朝初，社会上武风依然甚烈，将官们对文臣仍然相当轻蔑，像大将高怀德，性情粗犷，厌烦书本文辞，对来客不加礼貌，其骨子里仍然看不起士大夫[31]。甚至还有武将敢于敲诈朝中大臣，如功臣将领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一职时，曾借机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32]。

　　面对积习已久的骄兵悍将逞强、文臣委琐吞声的局面，不仅广大文官深为不满，宋初最高统治者也从中看出了潜在的危险。武将敢于在文人面前飞扬跋扈，实际上便是漠视朝廷法度、乃至天子权威的一种表现。文官长期受到压制只能导致武将势力的过度膨胀，使国家机构中文武职能无法保持均衡，其结果是社会既无法得到安定，兵变也难以根绝。更何况千余年来封建文人高扬的儒家学说，又是以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和君臣关系为宗旨。于是，宋太祖、太宗朝在实行收兵权等各项措施的同时，一方面给予军事将领优厚的经济待遇，另一方面则从各个方面对其政治地位和权威加以抑制。宋人对此有这样的评说：“ 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33]朱熹也指出：“如武臣诸节度、副总管诸使所以恩礼隆异，俸给优厚者，盖太祖初夺诸镇兵权，恐其谋叛，故置诸节度使，隆恩异数，极其优厚，以收其心而杜其异志 。”[34]通过一系列的防微杜渐措施，不仅消除了将帅自专军队、干预政治的问题，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武官的角色地位，使文官掌管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大权，并有意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处心积虑地在朝野营造“崇文”的气氛。如此以来，逐渐在政治上树立了文臣的权威和影响，在社会上则培植起“重文轻武”的风气。武将随着地位的日渐下降，既无权染指朝政，又在各方面屈从于文臣。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北宋建国后，宋太祖便在各方面做出尊儒崇文的表示。如太祖登基不久，便下令扩修国子监中的儒家先圣祠庙，重新塑造和绘制“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太祖不仅亲自为孔子及颜回作赞文，还一再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庙。建隆三年，太祖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35]。这些举动固然大都属于礼仪的范围，但对孔子及儒家是否行礼，又采取何种礼，却往往是当政者对儒臣文士态度如何的一种标志。五代后梁时，孔庙便失去祀礼，以后虽有恢复，但却无人重视[36]。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正是当时武人摧毁文臣精神的反映。因此宋太祖对文宣王庙和国子监的礼遇，便向天下传达了“崇文”的信息。

　　又如：文人入仕的主要渠道——科举制度，也在宋太祖一朝迅速得到重视，步出艰难、寂寞的境地。北宋建国次年，遵循旧制举行科考，仅录用进士11人[37]。但此后随着“崇文抑武”局面的初生，录取举子的人数逐渐增加。开宝中，进士和诸科中举者已达百余名[38]。开宝三年，宋太祖在录用合格科考者外，又下特旨赐103名曾15次落第者进士、诸科出身[39]。由此而开两宋科举“特奏名”先例，扩大了录用文官的数量。此外，以后赵匡胤还以考生状告考官不公为由，亲自对举子进行测试，然后才予以放榜，于是形成了“殿试”定制[40]。天子主持殿试，显然是向天下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如此以来，中举入仕的文臣都成了“天子门生”，其荣耀之感自然非昔日可比。“ 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41]。据宋人记载，太祖在世时还曾在宫中竖有石碑，令后世继承者跪读。碑文内容之一，便是不杀文臣士大夫[42]。这一戒律正反映了宋太祖对文官的宠遇。

　　可以说，北宋开国皇帝体会到儒学苦心维护封建朝廷法纪的用意后，不仅愿意听到文臣们发出的“君尊臣卑”的呼声，而且也希望看到武夫们的举动符合儒家所定的君臣关系标准。所以，宋太祖曾要求：“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43]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宋家天子既有殷切愿望，武将中自然便有人出来响应。据史籍反映，一些武将看到太祖有尚文的举动，便也找来书本阅读，以至还闹出一些笑话。禁军大将党进本不识字，但也不甘落伍。某次，党进奉命奔赴前线。临行前，他想对太祖致辞以示告别，掌管宫廷导引的官吏劝他：作为武将，不必如此。但党进却执意要做。官吏只得替其在笏板上写下话语，教他熟记下来，然后一同登殿。结果，党进“抱笏前跪”，一时忘记所背之词，又不认识笏板上的字，场面颇为尴尬。也算党氏机智，他突然抬头看着天子，高声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听党进说出如此话语，连侍卫们都不禁掩口失笑。当党进出宫后，左右问他何故说出如此之句，谁知党进却说道：“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44]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个笑话，但却足以说明宋太祖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宋太祖在位后期，明智的将领们已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对文官们采取了恭敬的态度，这其中又尤以曹彬最为突出。为人谨慎的曹彬看出朝廷崇文的用意后，遂在与文人交往中表现出谦卑的姿态。有关曹氏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事例，莫过于他在外出途中遇到文臣的反映。据记载，曹彬虽位居枢密使的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 “必引车避之”[45]。这一极端化的举动在以往历史上实在罕见，而其之所以出现于北宋，正是当时“崇文抑武”国策的一种产物。当尊严和荣誉在与利益和前途发生冲突时，生存于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便是压抑前者而维护后者。作为一个明智的军方首脑，曹彬自然会审时度势，苦心塑造自我形象，以迎合太祖的欢心。

　　宋太宗即位后，更表现出空前的崇文热情。如在即位仅两个月后，他就亲自安排科考，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名，大大超过以往的规模，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46]。又如：太宗称帝后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极为器重，因嫌其原址狭小，特下令斥巨资迁址重建，并多次亲临工地监督。当“轮奂壮丽，甲于内庭”的三馆建成后，太宗又亲赐名为“崇文院”[47]。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设宴款待众人，而且还要求禁军首领也来参观，所谓“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48]。还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兴国八年，太宗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49]。此举看似枝节小事，实则反映宋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难怪宋太宗为翰林学士院题写“玉堂之署”四字之后，翰林学士李昉激动地咏出“君恩无似此时深”的诗句[50]。

　　也正是在宋太宗时代，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统治集团眼光完全转向内部，在大力推行崇文方针的同时，对武将实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甚至打击政策。一时，武官们在政坛上黯然失色，其地位和影响远远低于文臣。这种局面的存在，就连当时一些文官都觉得过分。如端拱二年，王禹偁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或一行可观，一言可采，宠锡之数，动逾千万”，“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鹤之言，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王禹偁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51]。透过王禹偁及当时田锡等几位文臣的议论，不难看出宋初以来的“崇文抑武”政策至此已远远走过了头，造成了武官饱受歧视的严重后果。清代思想家 王船山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52]但在宋太宗朝，这一局面并未得到改变。到宋真宗以后，其政策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连战场上的用兵指挥权也交给了文官，将领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范仲淹所说：“且遣儒臣，以经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杀之权，使弹压诸军 。”[53]又如宋哲宗时人刘挚所指出：“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54]于是，武夫倍受压制和歧视，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诸如傅潜、杨崇勋、郭承祐及夏守贇 之类的怯懦无能的将帅。另据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颇有谋略的武臣马知节与文官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即王旦），至则见冀公喧哗不已，马则涕泣”[55]。以此可以窥见当时武将所处的低下地位。难怪 宋仁宗天圣时，宰相王曾便毫不客气地将地位与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将的枢密使张耆，蔑称为“一赤脚健儿”[56]。以后，名将狄青进京赴任枢密副使，竟被文人们贬呼为“赤枢”（当时军人有“赤老”的蔑称）[57]。而翰林学士欧阳修也敢于轻视枢密使、老将王德用，讥讽道：“老衙官何所知。”[58]

　　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曾几何时，武人们为所欲为的岁月痕迹尚依稀可见，北宋统治者已将文官推到了社会的前列，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59]。于是，在“重文轻武”风气熏染之下，世人必然抛弃五代时令人鼓舞的“以战斗博富贵”的理念，而愿意将一番抱负投于文臣的角色之中。在此形势之下，文官便羞于与武人为伍，更不愿转为军职。也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时的文官辛仲甫当然对转任武职之事不会热心；宋真宗时，陈尧咨也终于拒绝了“节钺”的诱惑。而陈氏以后对朝廷改任自己为武职的做法，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宋仁宗朝，范仲淹等名臣也很自然地要坚辞中央下达的改换武职的命令。其后的小臣何去非，如果说在神宗朝提倡武备的形势下尚能勉强接受武职的话，到哲宗朝“元祐更化”以后，就不能不深感冤枉了。至于钱惟演、夏竦等个别武职出身的文人，则实在要庆幸能够顺利转入文官队列。

　　综上所述，北宋时文臣武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彼此换职已不多见，文臣不愿充任武官，武将更难转为文职。推究其因，即在于“重文轻武”政策及风气的影响。而这一特有现象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北宋是一个“尚武”精神沦落的时代。

注释：

[1]文莹《玉壶清话》卷一（中华书局 1984 年校点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中华书局校点本） 。

[2]《宋史·辛仲甫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

[3]文莹《玉壶清话》卷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

[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 。

[5]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宁可先生文中将陈尧咨事迹写在其兄陈尧叟身上，乃误。

[6]《宋史·陈尧佐传附陈尧咨传》。

[7]《宋史·范仲淹传》《宋史·韩琦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

[8]韩琦《安阳集》卷三七《谢观察使启》（四库全书本）

[9]苏轼《东坡全集》卷五五《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四库全书本）；何薳《春渚纪闻》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校点本） 。

[10]《东坡全集》卷五八《进何去非备论状》。

[11]《宋史·陈恕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

[12]《宋史·文苑二·柳开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四《诈妄谬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标点本） 。

[13]《宋史·李仕衡传》。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15]《宋史·职官志》，参阅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17]《宋史·种世衡传》《宋史·张亢传》。

[18]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九《文武换官》（中华书局 1988 年影印本）；《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八《官职仪制》 。

[19]《宋史·钱惟演 传》。

[20]魏泰《东轩笔录》卷二 （ 中华书局 1983 年校点本）；《宋史·夏竦传》 。

[21]《东都事略》卷八九《苏颂传》（四库全书本）。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二。

[24]《宋史·职官志》，参阅倪士毅《北宋馆阁制度述略》，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5]《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中华书局校点本 。

[26]《旧五代史·史弘肇传》。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

[2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五代幕僚之祸》，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 。

[29]《宋史·侯章传》。

[30]《宋史·焦继勋传》。

[31]《宋史·高怀德传》。

[32]《宋史·王彦升传》。

[33]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官门》，四库全书本。

[3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1994年校点本。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36]《宋史·礼志》。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41]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

[4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

[43]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 。

[44]《玉壶清话》卷八。

[45]《宋史·曹彬传》。

[4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4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宋朝事实类苑》卷二。

[48]《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宋史·李至传》。

[4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

[50]李昉诗收录于洪迈《翰苑群书》卷七《禁林宴会集》，四库全书本。

[5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52]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中华书局1964年校点本。

[5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六。

[54]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六五《百官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校点本。

[55]王素《文正王公遗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57]江休复《嘉祐杂志》，四库全书本 。

[5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三。

[59]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原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0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