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读过吴伯纶《西安历史述略》的人，都敬佩作者的史学功底：考证、绍介竟是那样得体、自如。然而，清朝末年的西安，民国初年的西安，又是怎样的面貌呢？我们都盼望着一部填补空白的书，终究等来了贾平凹的《老西安》。

　　《老西安》是以其特有的面貌展现其风采的：图文并重而互动，既可单独欣赏贾平凹之美文：常常叹服于他那流畅的文笔，营造出的古朴与雄浑；又可细细品味一幅幅精致的照片，每一幅苍凉的背后，就是一首诗——把我们的沉思带入汉唐的落日里，或定格在秦砖汉瓦的尘埃上。

　　编《老西安》碰到的棘手问题是图片难觅。照片的稀少，这的确是一大遗憾。这又偏偏成全了没有经过严格史学训练也敢揽活儿的贾平凹。若照片繁多，得按图释文，要想写出知堂老人那种洗炼的说明文字，非贾平凹之长。因此，在结构上贾平凹依然坚持古朴、雄浑的整体效果，将全书仅分为三章：秦砖汉瓦；不敢谈繁华；斯文之地、灵性之地。这也是贾平凹的聪明之处吧。因为要拿出史学上的专著或随笔（即使是普及性的读本），那是要耐得住寂寞的，要坐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冷板凳的。

　　《老西安》一书，除第一章因年代久远，史实显得单薄外，其余两章还算写得较为精彩、厚重——聊胜一些导游文字吧。别人写烂了的人物和事件，且写得颇具情趣、独领风骚。贾平凹笔下的赵舒翘、牛道廉、李二曲、于右任、吴宓，均还有一番气象在。写二虎守长安，写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真是惊心动魄，悲壮惨烈。写李先念旧居前的古龙松，写南院门风土人情，写长安棋圣赵拴柱，作者不仅传达出许多信息，并把个人的独特感受融入事理之中。

　　然而，写什么不写什么，并非显现出作者的史识与史家的良心，而是仅凭其兴趣和自己手头的材料。我总觉得，陕西一百年来，在学术上最了不起的人物，是吴宓。其紧追陈寅恪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且不说贾平凹不谙西文难窥吴宓之殿堂，稍微翻翻他那浩瀚的日记，就知道吴宓的分量了。这些都不说，仅以其一人办《学衡》之力，抗拒那么多的名流学士，非大无畏而不办啊。关于于右任，作者写了那么多，还不及董桥的一篇千字小文《于右任家书八叶》——抓住了于右任的灵魂。

　　即使这些“埋怨”都没说，贾平凹在史料上的硬伤也忒多了点！先说几处写到胡宗南，仿佛一无是处，且患有花柳病。这下笔太轻率了。且不说参考香港、台湾、海外的研究成果，范长江在破庙里采访满手冻疮的胡宗南，总要读读罢。若不了解胡宗南不打败日本鬼子不结婚的誓言，而且是把日本鬼子挡在潼关之外的胜利者，吾辈亦不可一概否定历史人物的功过为好。

　　作者认为尚德路、四府街、骡马市、端履门、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这些名称起源于汉唐，查《三辅黄图校注》、《唐两京城坊考》，皆无。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西安人都知道，西安城之如此规模，起源于明代，街坊、建筑早就跟汉唐没有什么特别紧密的关系了。

　　贾平凹在《老西安》中还这样写道：

　　1923年康有为被陕西督军延请入陕，老夫子颇为风光，所到之处参观、讲学、吃宴，并要在众人的叫好声中留下墨宝，“应无所往”就是那次写就的。他乘兴而来，每到一处恭维的话听得耳朵也磨出茧了，总不免要谦虚一句“老而不死了”，没想到待他离开西安却十分败兴，西安城从此留下了一幅对联：“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额“寿而康”。事情是这样的，康有为去了一趟碑林博物馆附近的卧龙寺，卧龙寺的和尚见是康有为，便将珍藏于寺内的举世珍籍《碛砂藏》拿与他看，康有为当然知道它的宝贵，借口拿回寓所翻阅，竟不再言送还而匆匆离陕。待他的车马一走，寺里和尚立即呈报督军府，众人一片哗然，以李仪祉为首的一批地方名流力主要讨回珍宝，但康有为是何等人物，又怎么当面剥他张贼皮呢？和尚们就紧追不舍，一直到了潼关追上，拦道挡马，婉言说了康夫子学富五车，见识广博，别人都不识《碛砂藏》，只有您慧眼识得，遗憾的是此经书1532部，6362卷，你看到的是卧龙寺分藏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于开元寺，若先生喜爱，不几日将全集装订一起了给先生送到府上过目。如此云云一番巧说，康有为哈哈大笑，交出了《碛砂藏》，还说了一句“我明白孔子为什么西行不到秦了！”康有为做了一回贼，可他是性情中人，并不羞耻而成全了一段饭后茶余的趣话。

　　贾平凹的这段文字也极为轻率，且错误迭出。对史学界早已否定的所谓“康圣人盗经”说，还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谈，委实太守旧而无知了。

　　请看张林岚《西安回访记·鲁迅讲学的西北大学》（新民晚报2000年8月6日）：“此前一年，康有为曾应邀来西安讲学。为了借卧龙寺所藏的宋版明印《碛砂藏》赴沪影印一事，跟西安文化界人士闹翻了脸，忿忿离去。”仍是写同一件事，张林岚就能实事求是，只言“借”，而决不说什么“贼皮”、“做了一回贼”。

　　关于所谓“盗经”风波，有代表性的说法共有四种。一、马凌甫之说。二、郑志毅之说。三、刘安国之说。四、孙伏园的调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然而，贾平凹的老师单演义教授，早在1990年4月出版的专著《康有为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一版）曾这样写道：

　　（以上四说）无论何种，言其“盗”经，不仅是言过其实，而且带有人身攻击性质。

　　对康有为“盗经”风波，郑志毅的说法颇有道理。如无其他原因，康氏换经有言在先，经卷又未带走一本，其中纵有不慎重之举，亦非重大案件，自无兴师动众，哗动舆论之必要。换经一事终酿成一场“风波”，确实是因康有为来西安讲学引起了“一场新旧思想的冲突”，进而“形成了反对康有为和支持的刘镇华的政治斗争，至于‘康圣人盗经'之说，亦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

　　总之，康有为发现这部孤本的《碛砂藏》保存不善，打算借去影印，确为保存祖国文物古籍的善举。至于以后终得影印出版，未尝没有康有为首倡之功。公允地说，并不存在“盗经”之事，康有为蒙受的不白之冤，历史已给了洗雪。

　　贾平凹的《老西安》，很缺乏史学的训练与钩沉，常识性的硬伤随手可拾。兹再举一例：那副对联的横额应是四字：“王道无小”。此乃谓南人武念堂所作。这句对联的上句，是依据《礼记·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下句是依据《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联横是根据“王道无小康”。这些均是歇后语的运用，以语多俳谐，故语末之词，隐而不言。合而言之，即“康有为”是“妖孽”，是“贼”，是“国家将亡，必有”的恶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的东西。这些皆为“兴师动众，哗动舆论”之詈骂，亦可见老陕骂人之绝门。读者若轻信贾平凹的不实之言，定会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