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散文，而散文的产生是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艺术反映，以《尚书》为例，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散文结集，它客观地记叙了虞、夏、商、周四代的社会发展状况，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尚书》，它已经是很成熟的散文著作了。此后的儒家经典《十三经》，除了其中的《诗经》和《尔雅》两部著作，其余的均是非常优秀的散文著作。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是在散文这种文体里得到传承和发展的，这是其他文体所不能胜任的。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高地的守护，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散文功不可没。即使在今天，在流行的大众文化借重影视、网络、甚至于小说等，通过媒介渠道，高唱着享乐至上、欲望人生，消解现实的严酷性与人文的理想主义精神之时，散文依然固守着比较高洁的人文精神情操。散文担负着时代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建设的重要责任。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发掘古典优秀散文的艺术特质，为当代散文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美学借鉴，抵抗现代工业化进程中虚浮的泡沫的并且不负责任的消解、颠覆高尚的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低俗的东西，重新建构社会文明，这是研究古典散文的意义所在。

　　从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开始，到先秦战国时代及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散文是我国正统的文学主流，具体来说，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沿着两条线索前进，一条是“文以载道”的散文线索，一条是张扬个性的抒情散文的线索。比较起来，前者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主流。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散文，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散文家，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到韩愈及其欧阳修、王安石所谓的“唐宋八大家”，再到明代的诸位散文家，都是始终贯彻着“文以载道”的散文思想。而张扬个性的抒情的散文，则在中国散文的发展过程中不是十分发达的，但也不能说没有发展，今天，我着重论述的是第二个发展线索。

　　先秦的诸子中，最讲究散文抒情艺术的是庄子。庄子的散文，汪洋大海一般，想象的张力很大，比喻十分新鲜。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庄子属于“文辞之美富者”。而著名学者闻一多则认为庄子堪称先秦诸子中唯一的文学家：“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文学家，他不是不能。”同时，闻一多认为，庄子具备了一个杰出文学家和诗人的基本素质：“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崖际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又说，“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确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是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庄子的散文主要结集在《庄子》中，共约33篇。《庄子》的意义在于它是先秦散文成熟的标志，也是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说：“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开辟了古典抒情散文的道路，其艺术特色是：用鲜明的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想象奇特瑰丽，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形之于语言上，则是气势磅礴，句式变化无常，长短参差，词汇丰富，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庄子是中国抒情散文的第一家。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中国古典抒情散文的第二大家。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贡献，具有开创性，而在散文艺术上的贡献也具有开创性。司马迁是一个极富情感的散文家，读他的《报任安书》，你会感到他的文章“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司马迁写史，以雅洁称世，班氏父子因此称其为有“良史”之才，但是读司马迁的史传散文，感觉其文并未因雅洁而丧失了情感的力量，有人这样评价司马迁，“他的文辞，笔力劲拔。在他发痛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悲哀之处又非常凄绝，极尽文章的能事”。他的爱憎情感，往往在叙述的语言中见出。于他所敬爱的人，他常以无限深情的敬语叙其娓娓事迹，如对战国四君子，司马迁独爱信陵君，故其他三君子之传记分别为《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而信陵君传独称《魏公子列传》，只此一称呼，就已见司马迁对信陵君的爱赏亲昵之情。文中叙写信陵君屈交贫贱、仗义救赵、低节赵客，处处彰显魏公子的高尚情操和慧眼识才，彰显他的虚心待客、真心爱才，字里行间，都是对信陵君的爱重之意。再如《李将军列传》。对于汉之飞将军李广，司马迁异常欣赏。在他看来，李广身上有无数值得叹赏之处：骁勇善战，勇武无双；轻财爱士，怜惜士卒；沉着冷静，遇事不慌；带兵有素，指挥有方；威名远震，声播四方，但就是这样一个令匈奴人闻之丧胆的英雄将领，却终生不得封侯，最终因不愿复对刀笔吏而自杀身亡。司马迁同情李广的遭遇，又不能解释或不敢解释其中真实的原因，于是只好以“数奇”概括李广的一生，其所传达的，是对李广命运的不平之慨。司马迁的叙述语言就是这样，语语传情，字字达意，喜欢也罢，尊重也罢，厌恶也罢，憎恨也罢，情感倾向极其明朗，绝少掩饰和隐藏，因而，读司马迁的散文，极容易为他散文叙述语言的情感力量所趋动，跟他一起喜，随他一起忧，而这，正是司马迁散文的动人之处。鲁迅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的韵，应该是指《史记》中散发出来的浓厚的感情色彩。

　　中国古典抒情散文发展过程中，第三个人物是南北朝的陶渊明。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

　　第四位是唐代大诗人柳宗元。柳宗元名列“唐宋八大家”，他散文艺术成就在于山水散文，其实也是很漂亮的抒情散文，很少学究气，是从心灵里自然流泻出来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著名代表作是“永州八记”。这“八记”并非单纯的景物描摹，而是往往在景物中托意遥远，抒写胸中种种不平，使得山水也带有了人的性格。他的散文语言简炼生动，常运用虚实结合、夹叙夹议方法谋篇布局，使得文章意趣横生。此外，柳宗元在文中多用短句，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这是他汲取骈文之长所形成的。抒情散文最关键的是张扬作者的个性，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反映出自己内心的情感，或者幽怨，或者乐观。使自然景色投射出浓厚的思想感情，具有了人的性格特征。

　　第五位是宋代伟大的文学家苏东坡。苏东坡的散文种类很多，其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留侯论》等，见解新颖，不落窠臼，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而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潮州韩文公庙碑》，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着，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文与可篔鳝谷偃竹记》等。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苏东坡自论道：“某平生无快意事，唯做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映生”。这说明了，苏东坡的胸中经常翻卷着一股浩荡的“气”，这种“气”就是浓烈的情感。情感就像秋水那样浩淼，不论平原高山，遇之则横溢，横溢则有充满着主观情感色彩的大文章。所以，苏东坡的散文，眼界宽阔，骨骼高尚，情感真切，是至情文章，张扬着个体生命意识，是中国古典抒情散文的高峰！

　　第六位是明代的袁宏道。袁宏道的散文以游记和尺牍为主。游记写得与柳宗元不同，只注重游玩的趣味，而不及人生感悟。写景是个好手，算得上清新细腻。如“时方春仲，晚梅未尽谢，花片沾衣，香雾霏霏，弥漫十余里，一望皓白，若残雪在枝。奇石艳卉，间一点缀，青篁翠柏，参差而出。”（《天池》）颇为可读。写飞来峰“渴虎奔猊，不足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为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为其色也；颠书吴画，不足为其变换诘曲也”更是飞来神笔。尺牍中以牢骚为上品。牢骚多是“吴令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阁老”；“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篁口利舌之刁民，及虱虮满身之囚徒耳”。以上不过是说自己的勤苦，至于描摹自己的丑态，更是刻薄的近于毒辣——“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制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 热中人冷眼自嘲，竟然鞭鞭见血。总的说来袁中郎文字属于抒发情感，很少方巾习气。只是游不过西湖、虎丘；牢骚不过苦令。使人觉得他的散文题材很是狭窄。但是，袁中郎的散文，是对“文以载道”散文传统的反动，在整个明代散文园地里，吹来一股清新的风，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抒发的情感也平淡天然，原来散文还有贴近人的性灵的特性，也是袁中郎在古典抒情散文上的贡献了。

　　第七位是明末的张岱。张岱在自己的诗文集《一卷冰雪文》中说：“至于余所选文，独取冰雪。”认为 “文之冰雪，在骨在神”。也就是说，张岱的散文是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

　　表现在张岱散文上，这种精神便具有了鲜活灵动的艺术情韵。他的《湖心亭看雪》是描写西湖雪景的绝唱，最为人称道的是下面一段：“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在天地一片苍茫之际转写湖上影子，以传神生动的量词给西湖雪景传神写照，触摸到了山水的生命脉搏。张岱还善于运用洗炼而传神的白描。写人物，以凝炼整饬的诗化语言直入人的性情之中，如写鲁云谷的洁癖：“性极好洁，负米颠之癖，恨烟恨酒，恨人撷花，尤恨人唾秽地。闻喀痰声，索之不得，几学倪迂，欲将梧桐斫尽。故非解人韵士，不得与之久交。”这样寥寥几笔，人物性情毫发毕现，其中作者自己的爱与憎也和盘托出。张岱的山水散文或者记事写人的散文，都有着强烈的抒情色彩，是中国古典抒情散文的最后一个压轴作家。

　　以上的七位抒古典情散文家，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他们的散文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社会附加在散文上的现实政治色彩，大都从个体的情感体验出发，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创作了具有语言美、意境美、情感美的气韵生动的艺术散文；创造或者保持了传统优秀的文化和人文精神；对后世的散文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起到了积极的建设作用；经历了千百年严酷的历史的淘汰仍然焕发出旺盛的艺术生命。这就是评判他们是中国古典抒情散文家的原因和理由。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散文中，还具有新异的散文艺术思想。因为，中国古典散文从它诞生的那时候，非常显著的特征是“文以载道”，是紧密和现实的政治相联系，和道德说教相联系，而张扬个性的抒发个人情感的散文则并不发达，以上的七位散文大家，在背叛正统的古典散文道路，走向抒情的审美的散文不同程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他们是中国古典抒情散文的旗帜。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古典散文大家，例如南北朝时期的王均，他的散文数量不多，仅仅三篇书信，就足以成就他的抒情散文大家的地位，可是，和这六位抒情散文家相比，在开创性和艺术贡献上就稍微弱一点，因此，中国古典抒情散文艺术大家就不选他们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整个中国散文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