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冬的夜晚，一个人坐在寂静的书房，窗外是落雪的声音，更觉得屋内的静，只有昏黄的灯光罩在摊开的书页上，连续几天夜间，都在读书，颈椎早就僵直得一转动就咯吱咯吱响，连肩膀连隐隐作疼，还是目不转睛地读着。这其实就是生活的常态。世上的书太多太多了，是人生有涯，是读不完的，就是选了再选，精简再精简，也是读不完了，金克木说书读完了，也许是先生的感觉而已。书，是读不完的，外国的不说，就说中国的，仅仅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就很难一本一本读完，说书读完了也许是一种调侃，当不得真的。

　　读书，是需要好的老师来指导的，这样可以事倍功半，不然，要走许多弯路白白浪费许多年华和精力，收不到预期的目的。真的很羡慕，在上个世纪的民国年间，竟然出现了很多的大师，章太炎、鲁迅、胡适、王国维、陈师培、黄侃、陈寅恪、钱玄同、顾颉刚、吴宓等等。这些人物都是优秀的老师，跟随他们学习，练习做学问，真是一种人生的幸运呢！学习中国文字，这是治国学最基本的知识。那么，拜章太炎为师或者拜他的学生黄侃为师，就会得到天下最好的教导，得到学问的真髓，不会像现在一样读完了研究生还不会写文章，连二十四史也通读不了。民国年间，是思想最为自由最为开放的年代，正如周作人所说的是王钢解纽的时代。这时候，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各种学说层出不穷，而且，出现了不少的伟大人物，以文学而言，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他们木秀于林，引导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文学巨匠，由他们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逐渐走向没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优秀的文学的拷问灵魂的传统转变为用文学解释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文学才回归文学，而文学的真正繁荣还是一个缓慢的遥远的过程。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浮躁的社会，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阶段，社会的发展也是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前进，不能也不可能跨越了某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不符合辩证法，也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就如蚕必须经历成蛹、化娥、产卵这样一个生命的循环过程，不能直接跨越一个生命阶段到另一个生命阶段一样。要做的工作，是尽量使这个生命阶段缩短时间的周期，尽快达到下一个生命阶段而已。因此，浮躁的社会是不能避免的社会阶段。而在浮躁的社会里，文学和学问走向边缘化是毫不奇怪的，社会欢迎的是急功近利是当下投资当下见利事情。真正的文化繁荣是要等待整个社会浮躁消失之后，一切趋于平稳以后，人们极端需要精神营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大师。

　　高度发达的经济不一定就能带来高度文化的发达，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还处在农奴制的末期，就出现了异常发达的文化现象，出现了一座座高山，出现了一个个大师：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别林斯基……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的。原始森林里，之所以能生长参天的大树，能生长那么绚丽的花草，这是因为自然选择的结果。说这层话的意思是，经济的高度发展或者相反，并不是决定文化发展的首要条件，但是，浮躁的社会是断然不能带来文化的发展的。浮躁的社会，一切处于短视的现状，一切都来用数字衡量，一切都表格化了，缺少创新，缺少长远的规划，没有宁静的做学问的心态，不能静心的全力打造真正能接受历史检验的作品，而是急于出所谓的成果，这样势必引起文化的萎缩。

　　要认识社会，认识生活，认识人生，就要深入到社会深入到生活深入到人生的漩涡里去，就要多读书，起码有一个能使灵魂安宁的去处。只有和现实有一定的距离，才能有可能对现实做出冷静的判断，也才能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做出正确的艺术描写。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作家、诗人和理论家，在那样的社会现实里，却写作出来震撼世界的文艺作品和闪耀着光芒的思想理论，那就是他们具有艺术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同样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那么多的思想、文艺诸方面的大师，也是他们具有这样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具备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了深厚的国学知识，如同一棵大树扎根在肥沃的土壤里，必定能成“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

　　除去其他的因素不说，这一代人缺少的是系统的知识储备，这和这个时代有了太多的“野狐禅”而缺少真正的学术大师有关。这就让人很是怀念民国时期的那些杰出的大师了，最近孙郁写了一本《在民国》的书，简单的勾勒了民国年间那些大师所处的社会氛围和治学的特点以及鲜明不二的性格。一直在想，假如能给章太炎先生当学生学习小学，或者随从黄侃先生学习小学，至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风范。前段日子，读三卷本的《黄侃日记》，真是入了迷，黄侃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游走在学问的里的纯粹的知识分子的一生。社会上流传了不少他的逸闻趣事，也足以说明他不但才高八斗，而且也是性情中人，活生生的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甚至重于生命的人！能如此绛帐拜师学习，当是十分幸运的啊！可惜，余生也晚，只能透过单薄的文字描述去领会先生的学术风采了……章太炎先生的学生刘文典，面见蒋公时，傲然挺立，凭得的就是有真学问的底气，才不会奴颜婢膝摇尾乞怜呢！

　　说到这里，又想起陈寅恪先生。先生的学问大不大？一言蔽之：大！但是，先生的著述比起先生的学问来，觉得不成比例，大都是解放以前的著述，解放后先生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撰写《柳如是别传》上去了，而中断了对唐史的研究或者对西域的研究甚至对佛学的研究，总让人感到先生的选题没有发挥先生的学力。先生应该继续对这些领域继续研究，也许，留给世间的遗产就更丰富了。先生不再对原先的学术领域继续研究，有人说是研究的环境改变了，先生的心境也就改变了，继而研究的选题也就改变了。这个问题说不清楚，不说也罢。和陈寅恪相差不了多少岁的钱穆先生，却是盯住自己选定的选题一点也不放松研究，无论是宏观的历史研究还是微观的横断面研究，都能硕果累累，在他身上用著作等肩来形容，绝对不是一句空话！钱穆先生没有陈先生那样四处留洋，也没有陈先生那样大的脾气，结果呢，钱穆先生的成就早就超过陈先生了。究其原因，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固然对人的影响很大，但更重要的是，内心要有一股劲，一股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的精神！吴宓先生的著述不多，不过吴宓直到死，其内心总有一种力量支撑着他，他一直坚持写的《吴宓日记》，现在来看，比有些人的大部头著作还要有价值。

　　读书，总是要能静下心来，驱除一切私心杂念，当然，寻找一块青山绿水、树林葱郁的地方，就像海德格尔一样有一间小木屋最好，实际上，能达到这样的读书境界的人有几多呢？真是孔乙己碟盘里的黄豆，“多乎哉？不多也！”浮躁的社会是以经济为轴心运转的。在一个金钱主宰生活幸福指数的社会，能安心读书的人愈来愈少了，相反的是，职称是愈来愈高了。2007年的《读书》杂志第五期，吕微写的《何其芳传说》，其中有一节谈到何其芳在文学研究所评职称，没有组织大家投票，没有填写名目繁多的表格，没有经过什么学术委员会评审，他一个人说了算，你是一级研究员，你是二级研究员，就怎么定了，大家谁也没有意见，好像就应该是这样。何其芳评职称，凭得就是人家个人的学术成果，就是人家的著作，就是人家在学术问题上的贡献，而不是凭关系，不是凭个人的恩怨和私利。真正评出了学术的等级，为以后文学研究所树立了典范也树立了做学问的正气！而现在，满街的教授里，有几个还算得上是半瓶醋呢！后果是读书人不是为天下而读书了，最多是为一己之私利而读书或者根本就不读书了。山水再好，与读书何干！

　　黄侃先生至死还在读书，还在圈点按时日预计读完的书页，真令人感动不已。假如，早早跟着这位先生读书，起码还能给这个世界上保留一些读书人的种子。夜深了，雪还在下着，此时的意境忽然极像欧阳永叔笔下的秋夜，金戈铁马，衔枚夜走，这是，硬硬的雪花在撞击着铁一样的树枝和岩石一样的玻璃窗上的声音。又是一个寂寞的夜晚。在书房的北窗下，听着雪声，心里想：瑞雪兆丰年，明年或者是个好年呢！昏黄的灯光，仿佛也明亮了许多。

200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