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代考据学派的地名学成就

第三节 结语

　笔者在此对清代考据学派的地名学成就仅仅作了一个鸟瞰式的概括，其贡献的内涵远非笔者的三言两语所能道尽。总而言之，他们对政区地名的沿革、水体地名变迁的考证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研究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从上古三代直至清朝，从中原到边疆，几乎所有见于记载的重要地名、山川以至名胜古迹都有人作了考证；他们对古代的地名学著作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使很多珍贵的资料得以保存和流传，从《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到宋元总志与方志，差不多都作了校勘、辑佚、辨伪和疏证，包含了很多超越前人的成就 。所有这一切，既是中国古代地名研究的高水平总结，也是现代地名学发展的坚实基点。
考据学派对古代大量地名所作的考证与研究，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遗泽后人不浅。近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有新的学科理论指导以外，主要得力于考据学派为后人提供了一笔丰厚的地名考证遗产。
虽然如此，考据学派在地名学上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尽管这些琐碎的考证逻辑严密、论证清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实际问题；但见树不见林，理论上的归纳、升华实属凤毛麟角，规律性、系统性更是无从谈起，正如谭其骧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清代的地理学研究只是旧的总结，而不可能成为新的开端” 。
另外，在具体的地名考证中，“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 ，“执今水以求故渎、据后城以定前地” 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当时学者便认识到这是“言地理之公患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科学性。

（本章原发表于《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