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代考据学派的地名学成就
第二节 分
论
清代考据学派在地名学上所取得的具体成就，以地名方位考证为核心，在地名沿革、地名含义、地名用字、地名读音、地名典籍考证与辨误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蔚为大观，而规律性的总结反而少见。现各撮举一二以说明之。
一、关于地名方位
清代学者的舆地著作，几乎都涉及地名方位问题，绝大部分内容均是地名的具体方位考定。今试举阎若璩、江永、程恩泽、李兆洛、杨守敬五人的舆地著作为例。
阎若璩（1636～1704年）字百诗，号潜邱，祖籍山西太原，至五世祖时迁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其考证《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地名的专门之作叫《四书释地》，本编加上续、又续、三续共有六卷。
《四书释地》本编一卷，共57条，所释地名则有盖、嬴、雪宫、石门、阙里、武城、泰山北海、淇河西、漯沧浪、南阳、华岳、海滨、水浒、莘、匡、汶沂、昼、东山、任、滕、薛、转附朝儛、棠、温泉、平陆、灵丘、毕郢、虞虢、溱洧、阳城箕山之阴、幽州、崇山、屈邑、傅岩、莒父中牟、南山、淇、邦畿千里、周旧邦、垤泽之门、范、鲁昌平乡陬邑、微箕、河河内、首阳，共45条。其中大部分地名方位的考辨颇具学术价值。例如“雪宫”，阎氏云：“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解者谓：‘雪宫，孟子之馆，宣王就见于此’，因夸其礼遇之隆……《元和郡县志》：‘齐雪宫故址在青州临淄县即齐故都东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谓齐侯见晏子于雪宫’。然则先孟子，雪宫又为晏婴馆舍耶？盖齐离宫之名、游览胜迹。宣延见孟子于其地，非就见之谓。益信地理宜究”。阎氏通过雪宫位置的考订，将人们误以为宣王赴雪宫看望孟子纠正为宣王召见孟子于雪宫；雪宫原来是齐国离宫之名，而非孟子居所。可见地名方位考证是多么的重要！
《四书释地续》一卷，因释地而牵涉人名，共80条，所释地名有汶水、泰山、川上、柳下、休、鄹、海隅、东蒙等46条。例如“休”，阎氏云：“孟子致为臣而归，归于邹也，中间经过地名‘休’者，少憩……故休城在今兖州府滕县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约百里。《路史·国名纪》：休在颍川，或云介休。介在胶西，并非”。
《四书释地又续》两卷，因释地名、人名而及物类训诂典制，共163条，所释地名有阙里、阙党、四海、少梁、句绎、召陵等24条。例如“四海”，胡渭（朏明）据《尔雅》认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为四海，阎氏云：“按古书所称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尔雅》此条系《释地》、不系《释水》……自宋人抛弃旧诂，直以海为海水，而古书所称四海之义始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书往质《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为壑’，此得谓不以水言耶？朏明不觉欣然。大抵四海之义有二，有宜从今《尔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却少；有宜从康成《周礼注》，四海犹四方也”。其最终结论是：“四海即天下字面也”。
《四书释地三续》两卷，系阎氏其它解释经义者，共126条，但地名考证成份不多，仅有湍水、阙里阙党、汤居亳与葛为邻三条。
总计《四书释地》及其续编共426条，其中诠释地名118条。有人问阎若璩：《四书释地》中的说法为什么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同？阎氏回答：“吾老矣，著书冀以垂后，岂必同于应考诸生？”他认为，朱子可以正孟子，则后人未尝不可以正朱子。正因为阎氏治学严谨，因而李慈铭认为“所著书自当以《四书释地》为最，故此书所论地理亦多确核”。
江永（1681～1762年）字慎修，徽州府婺源县江湾村（今江西婺源县东北江湾镇）人，一生虽仅以明经终老于家，却对皖派学术影响甚大。所著《春秋地理考实》四卷，是一部关于《春秋》及《左传》地名的考证之作，涉及古今地名方位、沿革，虽多承袭前人之说，而又多所补正，“核其虚实，精者益精，详者益详”
。该书体例是先出《春秋》地名，继标所在文句，然后列杜注、孔疏及《春秋传说汇纂》，再加自己的“今按”，是者从之，非者辨之。兹于前三卷各举一例：
卷一庄公三十一年：“薛，[经]筑台于薛。[杜注]鲁地。[汇纂]今兖州府滕县东南有薛城。[今按]薛国在滕县南四十里，鲁岂筑台于其国？当是鲁地有名薛者耳”。
卷二宣公八年：“舒蓼，[经]楚人灭舒蓼。[传]楚为群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杜注]舒蓼，二国名。[疏]舒蓼二国名者，盖转写误，当为一国名。《释例土地名》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鸠，以为五名，则与文五年灭蓼同。盖蓼灭后，更复故，楚令更灭之。刘炫以杜为一国而规之，非也。[汇纂]今庐州府庐江县故舒城是也。[今按]杜于文十四年注云：舒蓼即群舒，此言二国，非也。然二国亦非转写之误。刘炫规之不得，谓其非此舒蓼，与文五年之蓼不同。彼蓼在安丰，此舒蓼在舒城，《疏》合为一，亦误”。
卷三定公四年：“容城，[经]许迁于容城。[今按]《水经注》：容城即华容县，今荆州府监利县也”。
该书卷四则为“王朝列国兴废说”，详细叙述了周王朝和鲁、蔡、曹、卫、滕、晋、郑、吴、燕、齐、秦、楚、宋、杞、陈、薛、邾、莒、小邾、许二十个诸侯国的兴衰变迁，其中注出了列国国都的今地。
书名虽为《春秋地理考实》，而实际上考实《左传》的地名大大多于《春秋》。据笔者统计，全书前三卷考实《春秋》地名316处，考实《左传》地名达1029处，后者是前者的三倍多。其考《左传》地名，亦依前例释地。兹于前三卷亦各举一例说明之：
卷一隐公元年：“费，[传]费伯帅师城郎。[汇纂]鲁大夫费，
父之食邑，读如字，与季氏费邑读如秘者有别。魏武封费亭侯，即此。今鲁台县西南有费亭。[今按]费伯者，费 父也，见隐二年；郎亦在鱼台县，故知此费为其食邑。陆德明《释文》：音秘。非也。季氏之费，见僖元年”。该书同卷僖公元年“费”下云：“[今按]费音秘,今山东沂州府费县也”。
卷二宣公十二年：“荥泽，[传]及荥泽。[杜注]在荥阳县东。[今按]此即《禹贡》济水溢为荥者也。今无水，荥阳人犹谓其处有荥泽”。
卷三昭公十二年：“鲜虞，[传]假道于鲜虞。[杜注]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汇纂]今直隶真定府新乐县西南有新市故城，俗名新城铺。其地有鲜虞亭，《史记索隐》曰：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今按]如《索隐》说，则鲜虞非白狄别种。真定府今改正定府，新乐属本府之晋州”。
清四库馆臣认为，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于经、传地名“皆确指今为何地，俾学者按现在之舆图，即可以验当时列国疆域及会盟侵伐之迹，悉得其道里、方向”，“于名同地异、注家牵合混淆者，辨证尤晰”，从而得出了“其订讹补阙，多有可取，虽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传地名考》之富，而精核较胜之矣”
的结论。
程恩泽（1785～1837年）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传世著作有《国策地名考》二十卷。
《国策地名考》专考《战国策》中出现的地名，于每一地名下先列原文，次列原注，次加案语，次详众说，次列当时的“今名”。全书以地名所地各诸侯国国别为序，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4-4 《国策地名考》中的地名考证
| 卷次 |
国别 |
地名数 |
| 一 |
周 |
22 |
| 二、三 |
秦 |
92 |
| 四、五 |
齐 |
87 |
| 六、七 |
楚 |
92 |
| 八、九 |
赵 |
90 |
| 十、十一、十二 |
魏 |
138 |
| 十三、十四 |
韩 |
68 |
| |
燕 |
31 |
| |
宋 |
7 |
| 十五 |
卫 |
11 |
| |
中山 |
6 |
| 十六 |
诸小国 |
21 |
| |
诸夷国 |
16 |
| 十七 |
诸国隙地 |
26 |
| |
诸国姓氏地 |
58 |
| 十八 |
古国 |
38 |
| 十九、二十 |
古邑 |
61 |
| 总计 |
|
864 |
书中有少许地名是重复的，故所考地名不及表中统计的864条之多，程氏在该书的自序里说有七百多条，大致与实际情况相合。
该书考证地名颇为详确，今可举孟津、蒲坂二地名为例。卷一周朝“孟津”条：“《秦策》谓秦王曰：‘章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原注：在河内河阳县南。恩泽案：孟津与孟津县非一地。孟津县在河南，汉为河阴县，今属河南府；孟津在河北，汉为河阳县，今为孟县，属怀庆府；中隔大河，相距约七十里。孟津与河阳又非一地，河阳故城在今孟县西三十五里，孟津在今孟县南十八里。《尚书正义》曰：孟是地名，津是渡处，在孟地置津，谓之孟津，盖即《左传》盟地。《书》所云东至于孟津、师毕渡孟津皆是也。《后汉书·光武纪注》：俗名冶戍津，即此。《十三州记》云：‘河阳县治河上，即孟津也’。以孟津为河阳。《元丰志》从之，非是；《方舆纪要》以孟津为汉平阴县，即以孟津县为孟津，亦非”。
又，卷一一魏国“蒲坂”条云：历代学者以为见于《楚策》中的“蒲坂”在河东。作者认为作为舜都的河东蒲坂系魏国地名，当时存在着另一叫“蒲坂”的秦国地名，他论述道：“蒲坂在唐虞时已有此名，不始于春秋战国间。若垣与蒲坂本是两地，何得相混？然《正义》云：前秦取蒲坂，复以与魏，魏以为垣，今又取魏垣，以为蒲坂、皮氏，其后又归魏，魏复以为垣（俱本《史记》）。是当时实屡经更名，并非无因。盖垣为今长垣县，本卫之蒲邑，秦尝取之，后既归魏，而又归秦，故秦人以为蒲反，而魏则仍其故名曰垣。此自为一地，与舜都全不相涉。《国策》所云蒲坂，盖即指此……自汉以来，俱列之河东郡，则其名称之相混久矣”。
正因为该书对列国地名有如此详细的考证，所以书前所附《战国舆地总图》及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国的12幅历史地图中地名定位也大都准确。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中的“战国疆域图”图组，亦全赖此书绘出。
阮元评价《国策地名考》时，指出像孟津、蒲坂这样的条目考证“皆确不易”
。有的学者称：该书自“胡朏明《禹贡锥指》、全谢山《地理志稽疑》后，此其盛业矣” 。
以上所举阎若璩、江永、程恩泽三人的舆地著作，均以考证先秦典籍中的地名方位见长。像这样的舆地著作，清儒所撰还有许多，已见上文表4-1中。随着地名方位考证的日趋增多，成果日积月累，时代呼唤着有系统、有条理也便于检索的地名著作的诞生。于是，由李兆洛主编的第一部历史地名辞典——《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问世了。
李兆洛（1769～1841年）字申耆，号养一，常州府阳湖县大宁乡三河口（今江苏武进市东三河口乡）人。师从著名学者卢文弨。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据其弟子蒋彤记载：“先生自幼年即留意地舆之学，凡史部有涉地理者无不备致，尤得力于顾氏书（指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并且“备购各省通志，较五千余年来水地之书，证以正史” 。
清朝“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甚”
，汉学昌盛、考据发达，李兆洛有感于“历代地理建置沿革，变乱纷总，名实讹淆，或同地而异名，或同名而异地，南北相乖、东西易向”的复杂情况，集门下十余弟子“编录古来史书中地志所载郡县之名，以韻次之，分别时代，条其同异，钩稽今代所在之处，以著其实，阅史者易于寻检焉”
。二十卷的《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成的，编纂工作自道光二年李兆洛到暨阳书院讲学始、至道光十七年完成，艰苦地持续了16年，“虽非日日致力于此，而暇日之力则无不致焉，可谓劳矣”
。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收录地名的对象是历代正史《地理志》中的政区地名，即汉、续汉、晋、宋、南齐、（北）魏、隋、新唐、新五代、（赵）宋、辽、金、元、明十四部正史《地理志》中所载全部州、郡、府、县和唐、宋、金、元、明各志中的镇、堡、羁縻州郡、长官司之类以及南北朝有实地可考的侨置州郡。历代所无而清代新置的政区，也一并收录，下加“本朝”二字，以示区别。全书地名依平水韻106个韻部编排
，在1667个同韻字下编排了一万个左右的地名，全都注出了今地。这个数量是空前的，也是地名方位研究的一次大总结。
《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诠释地名具有精、全、明三个特点，即释文尽量用简洁的文字，包含尽量可能多而全的内容，并且叙述简明、条理清晰，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地名工具书。兹举卷十八入声“屋”
韻下“福”字为例：
禄福：[西汉]县，酒泉郡，（今）甘肃肃州治。
永福：[北魏]县，徐州蕃郡，（今）山东兖州府滕县东南一百二十。●[隋]县，扬州江都郡，（今）安徽泗州天长县西北。●[唐]县，岭南道桂州，[宋]县，广南西路静江府，[元]县，湖广省静江路，[明]县，广西省桂林府永宁州，（今）广西桂林府永福县治。●[宋]县，福建路福州，[元]县，江浙省福州路，[明]县，福建省福州府，（今）福建省福州府永福县治。
延福：[隋]县，雍州雕阴郡，[唐]县，关内道绥州，（今）陕西绥德州东南。
安福：[隋]县，豫州淅阳郡，（今）湖北襄阳府均州西。●[隋]县，扬州庐陵郡安复之讹。●[唐]县，江南道吉州，[宋]县，江南西路吉州，[元]县，江西省吉安路，[明]县，江西省吉安府，（今）江西吉安府安福县治。
福：[唐]州，江南道，[五代]州，（今）福建福州府闽县东北。●[唐]州，羁縻，江南道，[宋]州，羁縻，夔州路绍庆府，（今）阙。按：当在贵州思南府境。●[宋]州，福建路，[元]州、路，江浙省，[明]州、府，福建省，（今）福建福州府闽县治。●[辽]州，上京道，（今）阙。按：当在盛京境。
建福：[宋]县，广南东路韶州，（今）广东韶州府曲江县东南。
正因为《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收录并诠释方位的地名比以往著作为多，在历史地名研究方面跨上了一个新台阶，故而一百多年以来备受赞誉。毛岳生在序中说：该书“取诸史，郡县分隶韻书，以今为本，推诸前代，或地名皆同，或同名异地，与今昔增损有无殊异，皆列其疆域广袤所在”，使读者“不出户庭而时代之迁嬗、裔徼之荒辽，源流俱在，其绝舛驰何如哉！”李鸿章盛赞此书：“每阅乙部，于郡县疑名辄用检视，应手可得，觉向者肝胆楚越，忽如卢医之遇长桑，饮以池上水，尽见症结”，因而于同治十年（1871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将李兆洛著作汇刻为《李氏五种》，并作了一篇长序，“重付剞劂，冀永其传”
。谭其骧先生称此书为“空前之创著，与读史者以一大便利，诚所谓嘉惠后学者不浅” 。
地名方位的考证既可以用文字叙述，也可以用地图表达。在历史地图研制方面，清末杨守敬的成就最为突出。
杨守敬（1839～1915年）字鹏云，号惺吾，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今宜都市陆城镇）人。学问通博，于历史地理、版本目录、金石书法均有精深造诣，友人潘存谓其“妙悟若百诗，笃实若竹汀，博辨若大可，尤精舆地之学”，谓其学问为“旷世绝学，独有千古”
。罗振玉视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为本朝三绝学” ，今方志学家朱士嘉也说：“杨惺吾先生崛起楚北，竭数十年精力于此，遂集诸家之大成，盖近百年来治历史地理者无能出其右焉”
。在他八十三种著作之中，最享有盛誉的为《历代舆地图》和《水经注疏》。前者便是用地图表示历史地名方位考证成果的杰出的代表之作。
《历代舆地图》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共71幅，系杨守敬先于同治二年（1863年）与邓承修、后于光绪五年（1879年）与饶敦秩合作绘成，主要是历代疆域形势图、四裔图等，性质相当于总图。后一部分为历代《地理志》图，始绘年代已不可考，熊会贞出力尤多，最终完成于宣统三年（1911年），共绘出春秋、战国、嬴秦、前汉、续汉、三国、（西）晋、东晋、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秦、后秦、西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夏、后蜀、刘宋、南齐、萧梁、陈、北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辽、金、元、明总计四十四组地图，性质相当于分幅图。春秋图组画出《左传》地名，战国图组画出《战国策》地名，汉代以后各图以相应的各史《地理志》为主画出各朝政区和山川形势，最多的元朝图组由91幅图组成，最少的西秦图组也有5幅地图。整套图集共有1714幅地图，分装成三十四册。这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最为完整、内容最为详细的一套大型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先生称：“这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
。
《历代舆地图》采用朱墨套印，朱图即是作为底图的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墨图即清代以前的历代各图，是杨守敬博考群书、为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地名确定方位、里距后上图的。如果每幅地图的地名承载量平均以二十个计，则这套地图集共收有地名三万四千多个。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大大小小的山川地名成千上万，而郡县的迁徙、地名的改易、水道的变迁十分复杂；为了考证每一个地名的确切位置、弄清每一条河流的变迁过程，杨守敬往往翻检许多典籍，甚至对《水经注》、历代正史《地理志》作了详尽的疏证，这方面的传世著作便有《汉书地理志补校》（2卷）、《三国郡县表补正》（8卷）、《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9卷）、《水经注疏》（40卷）等。所以应该说，《历代舆地图》以地图的形式表达地名方位，是杨守敬毕生考证历史地名的结晶。
有些清人的学术著作，即使不以舆地作书名，内也多含地名方位考证的内容，今可举顾炎武、沈垚二人的著作为例。
顾炎武（1613～1682年）系清朝的“开国儒宗”
，江苏昆山人，代表性著作为《日知录》（32卷）。《日知录》是一部体大思精、内容庞杂的著作，作者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但卷三一具体考证了向、韩城、四海、九州、南武城、夏谦泽、绵上、箕、唐等古地名的含义和位置。例如《春秋》隐公二年“莒人入向”，杜预注：“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宣公四年“公伐莒、取向”，杜预注：“向、莒邑，东海丞县东南有向城”。《日知录》卷三一“向”条写道：“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杜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莒，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丞县今在峄”。顾氏先辨“向”之名，然后考“向”之实，考证了“向”地地名的来龙去脉。又如夏谦泽，见于《晋书·载记》及《通鉴》卷一0九，顾炎武考证道：“胡三省注：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恐非。按《水经注》：‘鲍丘水东南流，径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紆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
，旧有驿，鲍丘水径其下，而泃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尽陂泽，与《水经注》正合” 。在这里，顾氏的地名方位考证还结合了他在京东作实地考察的体会。再如，关于绵上、箕、唐的位置，传统认为分别在山西介休、阳邑、晋阳，《日知录》卷三一“晋国”、“绵上”、“箕”、“唐”诸条从晋国疆域逐渐扩展而作出论证，“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认为绵上、箕“必在近国都之地”
，“必其近国之地也”，“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今山西翼城县）”。这些观点，不失为一家之言。
沈垚（1798～1840年）字子敦，浙江省乌程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人。“喜研金元舆地掌故之学”，“尤精舆地之学”
，可惜怀才不遇，在京师贫病而死，年仅43岁。遗稿零落，好友张穆编为《落颿楼文稿》四卷。书中有许多内容是考证地名方位的论文，如卷一的《六镇释》、卷四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等。
《六镇释》是一篇考释北魏六镇地名的文章，认为北魏初年为防御柔然而设置的六镇是指沃野镇、怀荒镇、怀朔镇、武川镇、柔远镇、抚冥镇，而不包括御夷镇，并且一一考定了其中五镇的具体位置，只是“不知抚冥镇在今何地”。在沈垚考定六镇确数之前，钱大昕还犯过“当时名为六镇、实不止六矣”的错误。
《<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则是沈垚的代表作，撰成于去世前两年。《西游记》是《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简称，金山即今阿尔泰山。长春真人姓丘名处机，金朝末年从山东登州到燕京（今北京），然后北出西游去中亚谒见成吉思汗。《西游记》所记多为蒙古族聚居区的地名，蒙、汉文字、读音均异，地名歧议颇多，加以北徼悬远，交通不便，流传至清时人们对丘处机所经过的地方已不甚清楚，甚至对大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也不知所在了。沈垚凭藉他的“地学之精”
和勇于探索的精神，著成此文，详细考证了《西游记》燕京至金山之间的道路、山脉、河流、湖泊、驿站、城镇、关隘等古今地名，使游记中的地名处处有着落，成为研治西北边疆地理的重要文献。该文共分九节，第一节所释地名野狐岭、翠帡口、会河堡、得胜口等，均在当时直隶西北部；第二节所释地名盖里泊、昌州，在内蒙古南部；第三节所释地名鱼儿泺则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沙漠中；第四节诠释了地名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土兀剌河（今蒙古国土拉河）；第五节所释地名“和林”，在和林川之东，为大蒙古帝国首都（今有哈喇和林遗址），辨明建都始于太宗而非太祖；第六节所释地名契丹城，认为就是辽镇州城，位于和林东北；第七节所释地名唐古河疑为哈瑞河（今哈绥河）、驻夏之地窝里朵疑在齐老图河（今楚鲁滕河）侧近；第八节所释地名杭海，认为即是杭爱山；第九节所释地名镇海城，亦名称海，因镇海（1169～1252年在世）所筑而得名，位于外蒙古科布多之东。由此往南即达金山。沈垚分节考释长春真人西游经过蒙古地区的具体线路、山脉、河流和地名，使蒙古地区历史地理轮廓清晰，从而成为繁荣的清代西北史地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程恩泽对沈垚的考证十分佩服，张穆转述道 ：“程春海侍郎尝读《西游记》，拟为一文，疏通春庐中丞跋所未尽；及见子敦跋，叹曰：地学如此，遐荒万里，犹目验矣，我辈粗才，未足语于是也”。
考据学派大量地理类论文中的地名方位考证，真可谓多如牛毛，如全祖望《祁连山考》
、陈遹声《涂山考》 、沈登瀛《原乡非孝丰地辨》 、张澍《曲江在广陵考》 、舒润《五月渡泸今地证》 、莫与俦《汉且兰县故地考》
、曾朝佑《楚地今名考》 、汪之昌《旸谷明都昧谷幽都今地释》 、蒋湘南《大 山在成皋说》 等文，一望选题便知其研究对象是地名的方位。对于同一地名的方位，不同学者或有异说，例如张澍《涂山考》认为禹娶于涂山的方位在蜀之巴县（今属重庆直辖市）、《首阳山考》
认为夷齐不食周粟而饿死的首阳山在甘肃渭源县，然陈遹声《涂山考》认为涂山在安徽怀远，金鹗《首阳山考》 认为首阳山在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类似的论文很多，例繁不备举。
二、 关于地名沿革
考据学派对地名沿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代政区地名沿革方面，钱大昕、洪亮吉、陈芳绩、段长基、杨丕复的著作可作代表。
钱大昕（1728～1804年）系乾嘉考据学大师，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特赐举人，三年后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一统志》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晚年长期执教于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他“深于经史之学”，“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被后人视为“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
钱氏总结了考证政区地名沿革应遵循的普遍原则，其《秦四十郡辨》
开篇有云：“言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他认为秦郡数目当以班固《汉书·地理志》为据，而阚骃和《晋书》的秦四十郡说均系后出，不足信
。与此同理，他论述了《水经注》可否补汉初侯国地名问题。有人问：汉初功臣封侯者一百四十余人，封邑所在班固已不能言，郦道元《水经注》始考得十之六七，可否补孟坚之阙？钱氏答道：“此史家之谨慎，即其阙而不书，益知其所书之必可信也；郦氏生于后魏，距汉已远，虽勤于采获，未必皆可尽信。”接着他列举了九个实例，如刘苍封安成侯，《赣水篇》以为长沙之安成，而《汝水篇》以为汝南之安成；又如刘拾封建成侯，《赣水篇》以为豫章之建成，而《淮水篇》以为沛之建成；更有甚者，郦道元以东晋侨置之山阳郡当作汉刘荆所封山阳公之邑，从而认为“班氏得古史阙文之遗意矣”，而郦注“其误更不待辨矣”
，因而在汉侯国地名记载方面，钱大昕的结论是：“《水经注》难尽信”。
钱氏在进行政区地名沿革的考证中，有两大重要发现。一是晋侨置州郡无“南”字。他在深入钻研东晋南朝侨置政区的基础上，发现晋室南渡后在南方侨置的州郡并非如《晋书·地理志》所说的那样冠有“南”字，侨置政区地名前加“南”字实始于永初受禅（公元420年6月）以后。唐初修《晋书》不察，遂有此误，至钱氏始正之。他说：“唐初史臣误认宋代追称为晋时本号，著之正史，沿讹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觉其谬”，从而认为“史家昧于地理，无知妄作，未有如《晋志》之甚者”
。二是阐发《宋书·州郡志》去京水陆里程的含义。他论述道：“案休文志州郡，于诸州书去京都水陆若干，唯州所治郡不云去京都水陆若干者，已见于州也。南徐州领郡十七，南东海为州所治，此外则南琅邪、晋陵、义兴皆有实土，故有水陆里数；南兰陵以下十三郡，有户口而无水陆里数者，侨寓无实土也。诸州皆仿此”
。这一发现，为后人根据《宋书·州郡志》所载水陆道里判断州郡是否侨置、侨置是否割实提供了重要依据。
就具体的地名沿革而言，可举汉庐江郡为例。当时，姚鼐的观点是：“夫庐江者，其水出陵阳东南，而西北流经彭蠡，以入于江，至今犹命彭蠡之山为庐山云”；到了汉武帝时，“江南遂无庐江名矣，其后改衡山郡曰庐江，然后庐江之名遂移于江北也，然则衡山之为庐江，其昭、宣间乎？”
据其所考，庐江郡初在长江以南，汉武帝后此名移植到了长江以北，移置时间推测为昭、宣年间。此论一出，反应甚大，然则钱大昕颇有疑义，他写信给姚鼐说：“庐江之为郡，在孝景初，自后别无废省之人。伍被说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是衡山与庐江绝非一地。今欲并而合之，难矣”。就在这封信中，钱大昕结合汉庐江郡的考证，阐述了进行地名沿革考证的一条重要原则：“读史之病，在乎不信正史，而求之过深、测之太密。班孟坚志郡国沿革，精矣；间有未备，以纪传考之，无不合也。孟坚所不能言，后儒阙其疑可矣。谓汉初之庐江在江南，武帝时已罢，昭、宣之间改衡山为庐江，皆孟坚所未尝言。所据者仅庐江出陵阳一语，然陵阳乃鄣郡之属县，非淮南故地，恐难执彼单辞以为定案也”
。
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又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常州府阳湖县（今江苏常州市）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中举，十年后考中一甲第二名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上书房行走等职。嘉庆四年（1799年）因直谏而被论死，从宽发落，遣戍伊犁，次年诏谕释回。晚年执教于旌德洋川书院。他完全生活在乾、嘉时代，自己谦称“粗知湛浊，稍别方舆”
，史称“洪氏深于地理之学” ，“经、史、注、疏、说文、地理靡不参稽鉤贯” 。所著沿革地理著作，即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补十六国疆域志》等。
众所周知，《三国志》无志，正如洪亮吉所说：“其尤要而不可阙者，惟地理一志”
。补作三国的地理志，既要克服资料不足的困难，也要分辨前人舛误，他博考群书，花了两年功夫，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撰成《补三国疆域志》两卷。该书仿《宋书·州郡志》体例，上卷为魏国司、豫、兖、青、徐、凉、秦、冀、幽、并、雍、荆、扬十三州，下卷为蜀汉益州和吴国荆、扬、交、广四州。此书的编成，令钱大昕“叹其奇绝”，钱氏认为该书“胜仆数倍”，因而放弃了“留意三国疆域有年、常欲作志”的打算
。这是清人补作《地理志》之始 。
洪亮吉认为，历代正史《地理志》各有得失，“其最舛者则惟晋史地理志”，该志“惟详泰始、太康，而永嘉以后仅掇数语”，所以“止可称西晋之地志，而于江左则尚无预焉，此东晋疆域之不可不作也”
，因而也用了两年时间，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毕沅幕中纂成了《东晋疆域志》四卷，十年之后刊刻行世。该书前三卷为实州郡县，辑考了扬、北徐、兖、豫、北青、司、荆、湘、江、梁、益、宁、广、交十四实州所辖162实郡、882实县共凡1058个政区地名的沿革；卷四则探讨了荆、益、扬三个实州所辖12侨郡，徐、秦二侨州所辖7实郡，遥立北雍、东秦、司、并四州所辖17郡以及豫、徐、兖、幽、冀、青、并、司、雍、秦、梁11侨州所辖61侨郡，即自序所谓“侨州至十数、侨郡至百、侨县至数百”等政区地名的沿革。此书的编成，极为钱大昕赞赏，亲自为此书作序，认为“其才大而思精，诚史家不可少之书也”，“稚存生于千载之后，乃能补苴罅漏，抉摘异同，搜郦、乐之逸文，参沈、魏之后史，阙疑而慎言，博学而明辨，俾读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讵非大快事哉！”
。钱序虽可能溢美，书中问题亦复不少，然亮吉纂辑此书，对地名沿革的考辨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十六国疆域志》与《东晋疆域志》相辅而行，共有16卷，即每国一卷（卷一二后燕附有西燕），详考各国州、郡、县等政区地名沿革，即使赫连勃勃以城名代替郡县地名也照录不误（见卷一六）。此志补成后，洪亮吉总结了补撰《地理志》同时也是研究历史政区地名沿革所面临的十大困难。
陈芳绩字亮工，清初江苏常熟人，康熙六年（1667年）撰成《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道光十三年（1833年）始得刊行。该书分为部表（3卷）、郡表（15卷）、县表（29卷）三部分，部表首列虞十二州及交州，每州下列自唐虞至明代辖境内之州、国、道、路、府、省等地方区划；郡表首列秦四十郡，每郡下列自秦至明历代辖境内之郡、州、路、府、军、卫等地方区划；县表按《汉书·地理志》次序，列举自秦至明各县之置废，并旁注其沿革年、月。“自古至今，凡添设、并省、更名、徙治之类，纤悉具载”
，因而后人称赞“是读一书而九州之疆土、古今之名号、城邑之变迁了如指掌，诚前此未有之书也” 。清代类似的著作还有段长基的《历代沿革表》和杨丕复的《舆地沿革表》。河南偃师人段长基，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撰成《历代沿革表》三卷，以当时的府县为纲，每一地名下依次考其先秦至明代的沿革，与陈芳绩的做法相近。湖南常德人杨丕复（字愚斋）系嘉庆十二年举人，其四十卷的《舆地沿革表》大约成书于道光年间。梁启超曾将陈芳绩、杨丕复两书作了比较：“陈书按古以察今，杨书由今以溯古；陈书以朝代为经、地名为纬，杨书以地名为经、朝代为纬”，结论是：“两书互勘，治史滋便”
。此言得之。
清人有关政区地名沿革考证的单篇论文，数量也很可观，除上文提到的之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刘师培《秦四十郡考附秦郡建置沿革考》
、沈家本《汉豫章郡名考》 、黄以周《汉县道考》 、洪颐煊《汉淮阳置郡考》 、汪士铎《三国庐江郡考》 、陈寿祺《唐置建州辨》
、邹汉勋《贵阳沿革》 、江藩《六安州沿革说》 、刘恭冕《沔阳州沿革考》 、缪荃孙《江阴沿革考》 等，恕不一一详细介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将地名学的成就分为几个方面，不是绝对的，这些方面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上文提及的李兆洛、杨守敬著作，这里也可看作是用地名辞典、历史地图的形式来表现的政区地名沿革；下文将要齿及钱大昕在地名典籍考证与辨误方面的贡献，其实也是有关地名沿革的考证；而本节有关洪亮吉的政区地名沿革著作中，也不乏地名定位、用字、读音等的考证性内容。
三、 关于地名含义
清儒关于地名含义的讨论，要数“三江”问题最为典型。
《尚书·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此处“三江”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汉代以来论争纷起，群言淆乱，迄无定论。程瑶田早就感叹：“三江为解经者之一大惑也久矣！欲辨其惑，言人人殊”
。萧穆也说：“前人之说地理，言人人殊、不能划一者，莫过于《禹贡》之三江” 。清人考证“三江”的论著，多至三十余种，归纳起来主要有六种观点：
（1） 主班固《汉书·地理志》北、中、南三江说者，
有朱鹤龄《禹贡三江辨》 、钱塘《三江辨》 、许宗彦《禹贡三江说》 、张澍《三江考》 、张海珊《三江考》 、萧穆《禹贡三江说》
、汪士铎 《三江说》 、胡薇元《三江说》 、黄家辰《三江既入解》 、邹汉勋《三江彭 蠡东陵考》 等十余文。王鸣盛《尚书后案》、阮元《浙江图考》亦持此观点。
（2）主郑玄以岷江、汉水、彭蠡诸水为三江者，有程瑶田《荆州江汉扬州三江异名同实说》、《三江辨惑论》
、陈一麒《禹贡三江解》 、管世铭《彭蠡三江说》 等文，以及胡渭《禹贡锥指》、金榜《礼笺》等著作。
（3）主韦昭以松江、钱唐江、浦阳江为三江者，见赵一清《答禹贡三江震泽问》
。
（4）主郭璞以岷、松、浙为三江者，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江”条。
（5）另出别说，以中江、北江、九江为三江，见李绂《三江考》
、黎庶昌《禹贡三江九江辨》 等文。
（6）亦另出别说，以松江、芜湖江（永阳江）、毗陵江《孟渎河》为三江，见
杨 椿《三江论》。
由上所述可知，当以主班固说者居多。虽然，北江、中江之名已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却独不见“南江”一名，大多推论“有北、有中，则有南可知”，邢澍《南江考》维护传统观点，还具体考证了从皖南经苏南入太湖的所谓“南江故道”
，程廷祚《禹贡南江辨》则以洞庭湖为南江 。然而，推论代表不了事实，王舟瑶《论近人考<禹贡>南江之失》一针见血地指出：“《禹贡》三江，中、北见于经，而南江无明文，近金辅之、钱溉亭、阮文达、邵二云、洪稚存诸人皆据《汉书·地理志》‘分江水首受江、东至余姚入海’者以当《禹贡》之南江，自以为根据班志、《水经》、《说文》等书，实则以意牵合，而终无明证也”
。
经过清代学者的不懈努力，现在学界对此大致取得了共识。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三江“其实是江、湖分歧错杂的意思”，“并不必确指其地”
。李长傅先生也认为：“《禹贡》中之三、九等数字，只不过是公式数字，表示多数与次数多之意义；三江，大概是指长江三角洲之支流而言，并不专指哪三条江；若一定要考出三条江之名称及经流，恐难得出定论”
。
四、 关于地名用字
在清人论述中，没有关于地名用字的专门著作，只是在一些论著中涉及到这个问题，其中顾炎武、胡渭、钱大昕、吴卓信的著作较为典型。
顾炎武论述了“崂山”、“潍水”等地名的用字。《日知录》卷三一“劳山”条谓：“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
。同书“潍水”条则云：“其字或省‘水’作‘维’，或省‘系’作‘淮’，或又从‘心’作‘惟’，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引《禹贡》‘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通鉴·梁武帝纪》：‘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胡三省注：‘惟’当作‘潍’。古人之文或省，或借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后人误读为‘淮沂其乂’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
胡渭考证了《汉书·地理志》“ 哉水”实为“涐水”之误，《禹贡锥指》卷九“和夷底绩”句下：“渭按：《水经注》引郑说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水即涐水，和、涐声相近，字从而变。《地理志》云：‘青衣县，《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
哉。 哉水出汶江县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过郡三，行三千四十里’。‘ 哉’乃‘涐’字之误。《说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东南入江。从水、我声。徐铉音五何切。故知‘
哉’当作‘涐’，和夷者，涐水南之夷也……道元叙涐水甚略，自《汉书·地理志》‘涐’误作‘ 哉’，而师古曰音哉，世遂不知有涐水，且不知
哉水之所在，徒以其下流与南安之沫水号为大渡者，合而入江，因目涐水曰大渡河”。在这里，胡渭论证了《汉书·地理志》“ 哉水”实为“涐水”之误
。此说得到了钱大昕、王绍兰、《大清一统志》、吴卓信、徐松、杨守敬的同意和肯定 。然而，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仍从《汉书·地理志》误字作“
哉水”。
钱大昕对正史《地理志》中的地名用字发表过一些精辟的见解。《续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垣县“有王屋山，兖水出”，《廿二史考异》卷一四：“兖，即流字，古人从水，字或横写如
、 之类， 作兖亦是以立水为横水，隶省为六尔，兖州本以 水得名，非两字也”。《晋志》武威郡有揖次县，《廿二史考异》卷一九：“当作揟次，汉隶胥、揖二字多相乱，故讹为揖；隋开皇初改广武县曰邑次，又因揖、邑同音而讹也”。《魏书·地形志》南青州州治作“国城”，《
廿二史考异》卷二九：“国城，《通鉴》作圂城，胡三省云：圂城，当在唐沂州沂水县界；圂，户困翻。予按：《高闾传》以本官领东徐州刺史，与张谠对镇团城；《刘休宾传》亦云东徐州刺史张谠所戍团城，领二郡。则‘国城’当为‘团城’之讹，或作‘圂城’亦误”。《隋书·地理志》渤海郡有滴河县，《廿二史考异》卷三三：“滴当作滳，读如商”。
吴卓信字立峰，号顼儒，苏州府昭文县何家市（今江苏常熟市东何市镇）人，生活在乾、嘉年间，道光三年（1823年）去世时享年六十余岁
。一生著书甚多，可惜大部分均已散佚，惟103卷之巨的《汉书地理志补注》因李兆洛的保存而得以流传至今。吴卓信恐怕是清代学者中对地名用字发表意见最多的学者，在此仅举二十例：
《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新丰有骊山，《补注》卷一：“按骊字，或作丽、作郦，又作离，古通用”。
《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有鄜县，《补注》卷二：“按《说文》作鄜
，《始皇本纪》有 公，应劭曰： ，秦邑。考秦邑别无名‘ ’者，当即此 字。古 、 二字本通用”。
《汉书·地理志》弘农郡弘农县下有燭水，《补注》卷四：“按
灟即燭字，据《水经注》燭入门水、门水入河水也。《太平寰宇记》所谓鸿胪涧，即颜注所云洪溜涧，声之转也”。
《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界休县，《补注》卷六：“按界休本因介子推死而名，当作介，隋开皇十八年始改界休为介休，至今因之。然界、介二字古实通用”。
《汉书·地理志》东郡有茬平县，《补注》卷一0：“按‘茬’字，《续志》、《晋志》、《水经注》并作‘茌’，宋祁曰：当作茌。今俗皆作茌，读若治”。
《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吴房县、常山郡有房子县，《补注》卷一三：“按《史记·项羽本纪》、杜预《左传注》并作吴防，房、防古通用”；卷二四又云：“按《后书光武纪》作防子，注云：防与房同，古字通用”。
《汉书·地理志》江夏郡有 县，《左传》、《史记·信陵君传》作冥，《淮南子》作渑，《补注》卷一六：“按古字
、冥声相近， 与渑亦通用”。
《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有湖陵县，《补注》卷一九：“按《说文》作胡陵，《史记》诸纪传亦作胡陵，湖、胡古通用”。
《汉书·地理志》清河郡有 县，《补注》卷二五：“按
，史表作俞，如淳曰：俞即 也，盖古通用”。
《汉书·地理志》平原郡有瑗县，《左传》作辕，《水经注》作援，《补注》卷二八：“按古瑗、援、辕三字并通用”。
《汉书·地理志》千乘郡有 沃县，《补注》卷二九：“按诸书引者皆作漯沃或隰沃，不知何故，其实此三字皆有意义，不可混也”。
《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蛇丘县下有隧乡，《补注》卷三一：“按隧当作遂，《春秋》、《史记》、《郡国志》并同，此真是流俗之讹，而颜氏不能正之，反曰‘隧音遂，可谓谬极”。
《汉书·地理志》桂阳郡有含洭县，《补注》卷四一：“按洭水，即桂阳县下误作匯水者也，《集韻》洭本作
，隶省作 ，亦有作 者，盖因避（宋）太祖讳”。
《汉书·地理志》武陵郡镡成县下有潭水，《补注》卷四二：“按潭当作镡，县所名也”。
《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氐道下有崏山，《补注》卷四六：“按岷山，本志作崏，《说文》作
，省作岷，汉人隶书皆作汶，盖古字通用也”。
《汉书·地理志》犍为郡 县，《补注》卷四七：“按《晋书·地理志》作存
，《水经》亦作存。据《说文》，本无 字，则存字是也。 ，今《玉篇》、《广韻》俱讹为鄢，《广韻》并两载郁鄢、 二县，尤误”。
《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下引《禹贡》有朱圄山，《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大清一统志》俱作朱圉山，《补注》卷五五：“按圄、圉，古通用，《说文》及本书《东方朔传》囹圄皆作囹圉”。
《汉书·地理志》北地郡直路县下有沮水，《补注》卷六一：“按沮水，《说文》作
，水出北地直路，从水、 声；沮水出汉中房陵，从水、且声。今概从省文作沮，而北地之 与汉中之沮并无分别。据《史记索隐》云：沮水，《地理志》无文，《水经》以为
水，此可见唐时《水经》亦作 水，与《说文》合也”。
《汉书·地理志》渔阳郡有路县，《补注》卷七一：“按路当从《续志》及《水经注》作潞，盖县以潞水得名也”。
《汉书·地理志》中山国有新处县，《补注》卷八七：“按《表》作薪处，又作辛处，又作宣处，古字薪、辛、宣皆通用”。
在考据学派有关地名用字研究的单篇论文中，也不乏高见，可举伊雒、朐忍二地为例。段玉裁《伊雒字古不作洛考》
云：“今学者作伊雒字皆作洛，久无有知其非者矣。古豫州之水作雒字，雍州之水作洛字，载于经典者划然。汉四百年未尝混淆，至魏而始乱之”。他查考了《诗经》、《周易》、《春秋》、《左传》、《逸周书》、《淮南子》等古文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字一作洛、一作雒，亦分别皎然，与《周礼》合。是亦见古二水二字之分矣”。
又，汉巴郡有朐忍县（治所在今重庆直辖市云阳县城附近），《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均作“朐忍”，但后代多误作“朐
”、“朐 ”，段玉裁《朐忍考》 认为：“《郡国志》作朐忍，而《吴汉传》、《刘焉传》作朐 者，因朐字从肉而误增也”。他分析道：“《吴汉传》注引《十三州志》：朐音春，
音闰。阚骃在唐以前，不宜有误，盖注《十三州志》者见忍既讹 、朐又讹朐，不知改正，妄为此音，而章怀引之。自后杜佑《通典》上字此顺切、下字如尹切，读如蠢闰，又误以为地属汉中。宋徐铉等校《说文》，肉部增‘
’二字，而仍其音，且仍属汉中之误。至《广韻》则上字音蠢、下字音闰。总之，承讹袭谬，上字形、声俱舛，下字声近似而形实舛也”。由此感叹“六书不明，论古之难非一日矣！”
陈汉章《朐忍 辨》一文 ，列出十条证据证明作“朐忍”者是、作“ ”者非。例如第二条证据是：“《樊毅修华岳斋亭碑》、《巴郡太守张纳功德叙》、《郃阳令曹全碑》、《赵国相雝劝阙碑》皆作‘朐忍’，至《晋书·宣帝纪》、《地理志》‘忍’字始沿‘朐’之肉旁，误作‘
’”。第三条证据是：“维时‘忍’虽误‘ ’，而‘朐’尚未误‘ ’。《晋书》纪、志而外，《宋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注皆作‘朐
’。《后汉书·吴汉传》注虽引《十三州志》读为蠢闰，而章怀先有‘劬忍’二音，可见其字亦本作‘朐’矣”。第十条证据是：“《水经·江水注》引《华阳记》曰：朐忍县出灵龟；又曰：常璩曰朐忍县在巴东郡西二百九十里；又云：彭溪水径朐忍县西六十里，江水右径朐忍县南。是晋、魏人仍作‘朐忍’”。经过这样深入的探讨，“朐忍县”地名用字已得到圆满的解决。
五、 关于地名读音
清人著作中也没有关于地名用字的专门著作，即使在论著中涉及这个问题，也是笔墨不多，但发表的意见都很重要。可举顾炎武、钱大昕二人著作为例。
顾炎武详细注明了“徐州”、“东 ”的读音。《史记·鲁世家》：“顷公十年，楚伐我，取徐州”。《日知录》卷三一“徐州”条原注：“《索隐》曰：徐音舒，徐州，齐邑薛县是也，非九州之徐”，并且说：“《说文》：‘
，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 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汉陈留郡有东
县（治今河南兰考县北），而山阳郡有东缗县（治今山东金乡县），“ ”、“缗”二字形近易混，《日知录》卷三一“东 ”条特别注明：“属陈留者，音
；属山阳者，音旻”。并且指出：“《水经注》引《王海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 司马登’，是以‘缗’为‘ ’，误矣”。
钱大昕在地名读音方面发表的意见较多。《汉书·地理志》千乘郡
沃，《廿二史考异》卷七：“ 当作湿，音它合反”；齐郡钜定，《廿二史考异》卷七：“《水经注》作巨淀，定有澱音，语之转也，后人又加水旁”。《续汉书·郡国志》卷县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廿二史考异》卷一四：“垣、衡声相近”；陈留郡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虫牢，《廿二史考异》卷一四：“古音虫如同，《诗》‘蕴隆虫’，徐仙民：音徒冬反，《韩诗》亦作烱烱，故虫牢转为桐牢也”。《魏书·地形志》太原有靡沟，《慕容白曜传》作糜沟，《廿二史考异》卷二九：“靡、糜，音相近”。《旧唐书·地理志》歙州黟县：“汉县，属丹阳郡，晋同医县”，《
廿二史考异》卷五八：“按晋无同医县，当是‘音’字之讹，谓黟音近医耳，‘县’字衍”。
钱大昕发明的“古无轻唇音”之说，在地名读音上也有四例：（1）“古读文如门，《水经注》汉水篇：文水即门水也。今吴人呼蚊如门。《书》：岷嶓既艺，岷山之阳，岷山导江，《史记·夏本纪》皆作汶山。《汉书·武帝纪》文山郡注，应劭曰：文山，今蜀郡崏山”。（2）“古读汾如盆，《庄子·逍遥游篇》‘汾水之阳’，司马彪、崔譔本皆作盆水”。（3）“古读房如旁，《广韻》：阿房，宫名，步光切。《释名》：房，旁也，在堂两旁也。《史记·六国表》：秦始皇二十八年为阿房宫，二世元年就阿房宫，宋本皆作旁。旁、房古通用”。（4）“古读望如茫，《释名》：望，茫也，远视茫茫也。《周礼·职方氏》：其泽薮曰望渚……即宋之孟渚，古音孟如芒”。
钱大昕也探讨过音译地名问题，认为译音地名无定字。例如蒙古语地名“插汉”，《明史李成梁传》作“叉汉”，《张学颜传》作“察罕”，《大清一统志》又作“察哈尔”
。又如北朝时北方有一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柔然，他说：“按柔然，北方之国，不通中华文字，史家据译音书之，或称茹茹，或称芮芮，其实即柔然二字之转也。柔然、茹、芮，同属日母。明元（帝）易茹为蠕，不过借同音字寓蚩鄙之意，元非改其国号”。
清人单篇论文论述地名读音的，可举汜与氾、阳狐与阳孤二例。王舟瑶有《辨氾汜二水》
一文，大意是说：氾、汜本是二水，氾水故道在山东曹州府定陶县界，颜师古注《汉书》音敷剑反；汜水在河南开封府汜水县境，读如祀；氾、汜二字形近易讹，古文献中多互为混淆，但是“二水本别，许书（指《说文》）氾从
声，汜从巳声，则音亦别也”。由此他判定张晏注《汉书》云汜水在济阴界、司马贞《史记索隐》标氾音似，皆误。又如，《资治通鉴》卷一周安王元年：“秦伐魏，至阳孤”，《史记·六国年表》与《魏世家》俱作“阳狐”，《水经·河水注四》又作“阳壶”。汪之昌《阳孤、阳狐、阳壶辨略》
一文在引证大量文献后写道：“狐骀可作壶骀，与阳狐之或作阳壶同是地名，尤堪引证；若狐与孤，虽同以从瓜得声，然易混淆，经传罕见通假”，但是“同音通假，经传恒例，据诸书之作‘壶’，即可决魏地之是阳狐，而非阳孤”。在这里，汪之昌据同音通假之例考证出一处《通鉴》地名之误。
六、 地名典籍考证与辨误
典籍考证是清人治学的重点之一，所以考据学派在地名典籍的考证与辨误方面成绩显著，许多著作都涉及到这个问题（详见表4-1），其中以顾炎武、钱大昕、吴卓信、赵绍祖、杨守敬五人的成就较为突出。
顾炎武旅居山东十余年，对齐鲁大地了如指掌，他说：齐地东环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二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正义》：“荣成山即成山也”。顾氏论证道：“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成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
对于《大明一统志》，顾炎武重点指出了十处错误
，言辞比较激烈，今举其三：
《大明一统志》：“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祀宋杨业”。顾氏查考了杨业一生行迹，结论是：“是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业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
汉乐浪郡有朝鲜县，箕子所封，故地在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特别市的大同江南岸。顾氏云：“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今辽宁义县北），魏又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今河北迁安县东北），但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县）境内，箕子受封之地’。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古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之太息”。
《明一统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刘兴居，高祖孙……封东牟侯，惠泽及于邦人，至今庙祀不绝”。顾氏考证了刘兴居事迹，写道：“兴居之侯于东牟仅三年，其奉就国之令至立为济北王相距仅五月，其曾到国与否尚不可知，安得有惠泽及人之事历二千年思之不绝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钱大昕考证地名，用力最勤、研究最深的当推各正史的《地理志》，指正政区地名错误、不当、衍脱及释疑等情况共有895处，兹统计如下：
表4-5 钱氏考证中的地名订误与释疑
| 地理志名称 |
订误与释疑条目 |
出 处 |
| 《汉书·地理志》 |
96 |
《廿二史考异》卷七、《三史拾遗》卷三 |
| 《续汉书·郡国志》 |
199 |
《廿二史考异》卷一四、《三史拾遗》卷五 |
| 《晋书·地理志》 |
52 |
《廿二史考异》卷一九、《诸史拾遗》卷一 |
| 《宋书·州郡志》 |
49 |
《廿二史考异》卷二三、《诸史拾遗》卷二 |
| 《南齐书·州郡志》 |
6 |
《廿二史考异》卷二五 |
| 《魏书·地形志》 |
82 |
《廿二史考异》卷二九、卷三0 |
| 《隋书·地理志》 |
93 |
《廿二史考异》卷三三 |
| 《新唐书·地理志》 |
17 |
《廿二史考异》卷四四、《诸史拾遗》卷二 |
| 《旧唐书·地理志》 |
97 |
《廿二史考异》卷五八 |
| 《五代史·职方考》 |
46 |
《廿二史考异》卷六五 |
| 《宋史·地理志》 |
55 |
《廿二史考异》卷六九、《诸史拾遗》卷四 |
| 《辽史·地理志》 |
7 |
《廿二史考异》卷八三 |
| 《金史·地理志》 |
12 |
《廿二史考异》卷八四、《诸史拾遗》卷五 |
| 《元史·地理志》 |
84 |
《廿二史考异》卷八八、八九及《诸史拾遗》卷五 |
至于钱大昕指正正史《地理志》地名不当甚至错误之处，那更是俯拾皆是，兹于各正史《地理志》均仅举一例，列表说明如下：
表4-6 钱氏地名订误举例
| 书 名 |
原 文 |
订 误 举 例 |
| 《汉书·地理志》 |
渔阳郡白檀县：洫水出北蛮夷。注：洫音呼贝鸟反。 |
《考异》卷七：“按《水经注》：濡水流迳渔阳白檀县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县北蛮中。盖郦道元所见之《汉书》本作濡水，不知何时讹濡为洫，师古不能正也”。 |
| 《续汉书·郡国志》 |
乐安国，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 |
《三史拾遗》卷五：“前撰《考异》，指此条‘西平昌’三字衍，西平昌县名当属上文平原郡，误脱窜入于此。今检《鲁峻碑阴》有门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一人。此以汉人述汉郡县，尤可信吾言之非妄”。 |
| 《晋书·地理志》 |
其后又立巴渠……等十郡。 |
《考异》卷一九：“盖《晋志》叙江左侨置州郡，多不可信”。 |
| 《宋书·州郡志》 |
徐志有边城两，领雩娄、史水、开化、边城两县 |
《考异》卷二三：“此上、下‘两’字皆误。详其文义，谓立边城郡，领雩娄等四县也。上‘两’字疑是‘郡’字之讹，下‘两’字疑‘四’字之讹。” |
| 《南齐书·州郡志》 |
有平阳石鼈，田稻丰饶，所领惟平阳一郡。 |
《考异》卷二五：“据下文，当为‘阳平郡’转写颠倒耳，《周山图传》亦云于石鼈立阳平郡”。 |
| 《魏书·地形志》 |
幽州宣都城。 |
《考异》卷二九：“按幽州无宣都城，一本作宜都，亦误。当是军都之讹。” |
| 《隋书·地理志》 |
后置鲁州。 |
《考异》卷三三：“永安中，置广州于鲁阳，而齐、周因之。史未见鲁州之名，当为广州之误也”。 |
| 《新唐书·地理志》 |
思唐州武朗县。 |
《诸史拾遗》卷二：“郎当作朗，史臣避宋讳缺笔，后人讹为郎耳。《元和郡县志》正作武朗。 |
| 《旧唐书·地理志》 |
晋置泰州，北齐为泰州。 |
《考异》卷五八：“泰，当作秦州“。 |
| 《五代史·职方考》 |
乾州，李茂贞置，治奉先县。 |
《考异》卷六五：“奉先，当作奉天。《唐志》京兆奉天县，乾陵在北五里。乾宁二年，以县置乾州，盖州以乾陵得名，非同州之奉先县也”。 |
| 《宋史·地理志》 |
句容，天禧四年改名常宁。 |
《考异》卷六九：“案《景定建康志》，初无改句容为常宁之事，但云天禧元年置常宁镇于句容县，又云以镇置寨耳。此志误”。 |
| 《辽史·地理志》 |
北安州兴化军领县一，利民县。 |
《考异》卷八三：“辽之北安州有兴化县，无利民县，惟金承安中尝升利民寨为县，未久旋废。作《辽史》者乃以金所置之利民为辽时旧县，而不及兴化，误矣”。 |
| 《金史·地理志》 |
蓟州县五，旧又有永济县，大定二十七年，以永济务置，未详何年废。 |
《考异》卷八四：“案元至元七年，孙庆瑜撰《丰闰县记》云：金大定间改永济务为县，大安初避东海郡侯讳，更名曰丰闰，史不知丰闰即永济之改名，而分而为二，乃以丰闰为泰和间置，又谓永济已废，而未得其年，皆误之甚也”。 |
| 《元史·地理志》 |
建德路，唐睦州，又为严州，又改新定郡。 |
《考异》卷八九：“案唐时为睦州，天宝初为新定郡，乾元初仍为睦州，宋初亦为睦州，宣和中平方腊之乱，始改睦为严。志云：唐为严州，误之甚矣”。 |
除此之外，钱氏因考《通鉴》胡注地名之误而著有《<通鉴注>辨正》两卷，指正胡注地名72处错误；又因参加《鄞县志》的编纂而指出了小江湖非西湖、甬桥非甬水桥等三则地名错误
。
钱大昕在古代地名问题上发现前人这么多错误，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挑剔前人，而是让它们更加完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
，“去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 。
前贤对吴卓信成就的认识不足。其实，吴氏在地名研究方面很有远见卓识，上文已略有述及，下面所论亦说明了这一点。
吴卓信针对前人论述地名的错误，在《汉书地理志补注》中时时指正。即如《汉书·地理志》本文，他就指正了十二处：
（1）《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南陵县下有沂水，《补注》卷一：“按今本《汉书》京兆尹南陵县下，‘浐水’并作‘沂水’，师古曰：沂音先历反。据《说文》则作‘浐水’，而《水经注·浐水篇》首尾再引班志，是‘沂水’即‘浐水’无疑，不知何以误‘浐’为‘沂’。
（2）《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鄠县下有燏水，《补注》卷三：“按本志作燏水，误也，据《说文》乃是涝水，然唐本已误为燏，故颜师古音决”。
（3）《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泫氏县下云：“杨谷，绝水所出，南至野王入沁”。《补注》卷七：“按泫水合丹水始入沁，在高都县，非野王也，本志误”。
（4）《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山阳县下云：“东太行山在西北”。《补注》卷八：“按‘东’字疑衍，孔氏《书正义》及《诗谱正义》并引本志此文皆无‘东’字”。
（5）《汉书·地理志》泰山郡盖县下有临乐于山，《补注》卷三一：“按《说文》及《水经》并作临乐山，无‘于’字，故后世地志多宗之。则‘于’字当衍”。
（6）《汉书·地理志》：“北海郡益县，莽曰探阳”。《补注》卷三三：“旧作探阳，误。按《后书·刘盆子传》有王莽探汤侯田况，章怀注：莽改北海益县曰探汤，则知旧本‘阳’字之误矣”。
（7）《汉书·地理志》蜀郡下有《禹贡》桓水，《补注》卷四六：“按《禹贡》桓水即广汉郡甸氐道之白水，亦即垫江水；蜀郡之桓水，自别是一水入南海者，孟坚以当《禹贡》之桓水，实误”。
（8）《汉书·地理志》蜀郡有汶江（县级政区），《补注》卷四六：“按《续志》、《华阳国志》、《水经注》并作汶江道，县有蛮夷谓之道，今本《汉书》脱‘道’字耳”。
（9）《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补注》卷五七：“按张掖非昆邪王所属，志误也，《武帝纪》明言‘分武威所置’是矣”。
（10）《汉书·地理志》代郡且如县下云：“于延水出塞外，东至宁入沽”
。《补注》卷六九：“按上谷郡有宁县、有广宁县。据《水经注》：于延水东至广宁入治，则本志作‘宁’误也”。
（11）《汉书·地理志》上谷郡且居县下有乐阳水，《补注》卷七0：“按乐阳水，当从《水经注》作阳乐为是，辽西郡有阳乐县，此水所出也”。
（12）《汉书·地理志》渔阳郡白檀县下有洫水，《补注》卷七一作濡水，并云：“旧作洫水，今改正。按洫当作濡，濡水即辽西肥如之水，今之滦河也。《水经注·濡水篇》引本志亦作濡水而不别出洫水，可知即濡水矣”。
以上除第（5）、（11）两处标点本已改正，第（7）、（9）两处属一家之言，第（8）一处指出脱字之外，其余第（1）、（2）、（3）、（4）、（6）、（10）、（12）七处地名错误今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地理志》既未改正，又未出校勘记。看来标点本《汉书·地理志》吸收前人成果似尚不足。
吴氏指正其它学者或地名典籍之误的，书中也随处可见，今仅举十例：
（1） 应劭之误。《汉书·地理志》泰山郡有肥成县，《补注》卷三一：“按应仲远谓肥成即古肥子国。据本志真定国绵蛮县注云：故肥子国。又杜氏《左传注》：肥子国在巨鹿下曲阳县西南，今有肥纍城。则肥子国属真定者为是。《元和郡县志》复主应氏之说，非也”。
（2） 《续汉书·郡国志》之误。《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有不其县，《补注》卷三五：“按《续郡国志》作不期，非是。伏湛封不其侯，不作期也”。
（3） 《水经注》之误。《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山阴县，《补注》卷三八：“按《续志》云：会稽郡，秦置，本治吴，立吴郡乃移山阴。然则《水经注》谓山阴县秦会稽郡治者，误也”。
（4） 颜师古之误。《汉书·地理志》张掖郡角乐得县下颜师古注：“角乐得，匈奴中地名，县取其名耳”。《补注》卷五七：“按角乐得，本匈奴地，为去病所取乃置郡县，非取其名也，颜说误”。
（5） 李贤《后汉书注》之误。《汉书·地理志》勃海郡有重平县，《补注》卷二七：“按今济南府德平县西北亦有重平故城，乃后魏孝昌中所改置，非汉县也。《后汉书注》及《太平寰宇记》、《方舆纪要》诸书所言皆误”。
（6） 《史记正义》之误。《汉书·地理志》桂阳郡有临武县，《补注》卷四一：“按《史记·樊哙传》：汉王赐爵为列侯，号临武侯。《正义》曰：即桂阳临武县。考战国、秦时之际，赵亦有临武君，未必远取桂阳之临武也”。
（7） 司马贞之误。《汉书·地理志》武陵郡有义陵县，《补注》卷四二：“按《功臣侯表》：义陵侯吴郢，高祖九年以长沙王柱国封，即此。徐广云：一作义阳。司马贞遂谓义阳县在汝南，误矣”。
（8） 《太平寰宇记》之误。《汉书·地理志》上郡有肤施县，《补注》卷六二：“按《太平寰宇记》谓，耆老云：佛书言昔尸毘王割身肉饲鹰，后人言肤施即其地。据《史记》，肤施乃战国时赵地，秦以为县，其时未有佛书也。荒唐附会，不足与辨。今肤施为延安府附郭县，出城东北里许为清凉山，上有尸毘岩。予于嘉庆乙丑（1805年）秋过此，土人犹指以为证，可哂也”。
（9） 顾祖禹之误。《汉书·地理志》泰山郡有东平阳县，《补注》卷三一：“按鲁有两平阳……顾宛溪、高江村于‘宣八年城平阳’并引哀二十七年盟越后庸事，是误以邹县之西平阳为即此东平阳矣”。
（10） 阎若璩之误。《汉书·地理志》平原郡高唐县下有漯水，《补注》卷二八：“按阎百诗谓漯水有二，一出东武阳，一出高唐。析一水而二之。甚矣，其妄也”。
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指出他人之误，虽属一已之见，未必全都正确，但都是经过缜密考证后得出的结论。
赵绍祖（1752～1833年）字绳伯，号琴士，安徽泾县人。著作等身，《通鉴注商》为其代表作之一。该书18卷，依《通鉴》编年顺序对胡三省的注提出商榷，共731条，前人评价说：此书“视顾炎武《日知录》所列及陈景云之《举正》，不啻倍蓰，一一有成处可核”
。
表4--7 清儒有关《通鉴》胡注著作一览表
| |
作 者 |
指正胡 注误处 |
其中正地 名之误 |
备 注 |
| 《日知录》 |
顾 炎 武（1613～1682） |
16 |
6 |
见黄汝成集释本卷二十七。 |
| 《通鉴胡注举正》 |
陈 景 云（1669～1747） |
63 |
18 |
影印《四库全书》本。原 为十卷，今仅存一卷。 |
| 《通鉴注辨正》 |
钱 大 昕（1728～1804） |
140 |
72 |
《潜研堂全书》本，共二卷。 |
| 《通鉴注商》 |
赵 绍 祖（1752～1833） |
731 |
365 |
《安徽丛书》本，共十八卷。 |
胡注详于地名，因而赵氏的商榷也以地名居多，或纠胡注地名之误，或补胡注地名之疏。全书前17卷中指出的胡注地名疏误，秦汉时期31处、三国两晋时期33处、南北朝59处、唐时期40处、五代时期15处，共计178处，占前17卷指出胡注疏误544处的三分之一。下面将每个时期各举一例以说明之：
（1）《通鉴》卷四二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田弇、李育保上邽”。胡注：“上邽县属天水郡”。《注商》卷二：“余按《续汉书·郡国志》：汉阳郡，本天水郡，明帝时改名，其属县有上邽，故属陇西。则此时上邽属陇西也”。
（2）《通鉴》卷九三晋成帝咸和二年：“（桓）彝退保广德”。胡注：“何承天曰：广德，汉旧县。沈约曰：二汉志并无，疑是吴所立，属宣城郡。《桐川志》：后汉置广德县，晋并入宣城。今广德军是也”。《注商》卷五：“余按《晋志》：宣城郡有宣城县，又有广德县，未尝并广德于宣城，《桐川志》不足据也。且胡氏既引沈志以为吴立，何又引《桐川志》以为汉置耶？”
（3）《通鉴》卷一四三齐东昏侯永元二年二月戊戌：“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领扬州刺史，镇寿阳”。胡注：“寿阳自东汉以来为扬州治所，宋始为豫州治所，今复其旧”。《注商》卷九：“余按魏非能尽得扬州之地也，但以新得寿阳，故假扬州刺史之名以镇之耳；而胡氏曰‘今复其旧’，不思之甚也”。
（4）《通鉴》卷一九六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太子曰：‘当率万骑猎于金城西’”。胡注：“金城，恐当作金河”。《注商》卷一三：“余按《承乾传》本作金城，《地理志》延州敷政县：本因城，武德二年更名金城，天宝元年曰敷政。是此时为金城也”。
（5）《通鉴》卷二八二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康化节度使兼中书令杨珙称疾，罢归永宁宫”。胡注：“康化军亦吴于统内所置节镇，或南唐置之，其地今无考”。《注商》卷一七：“余按陆放翁《南唐书》云：昇元二年六月甲申，升池州为康化军”。
赵绍祖还曾考证了《通鉴》原文地名之误和《通鉴考异》中的地名错误。例如《注商》卷一五指出《通鉴》卷二四九南诏国“拓东”为“柘东”之误，卷一六又指出：《通鉴》卷二五0唐咸通四年七月“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句下《通鉴考异》以为无“郡州”这一政区亦误，“温公偶失考耳，胡氏亦未之举正”。这种发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九卷）是杨守敬研究历代正史《地理志》诸多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种。早在年青时，杨守敬研读《隋书·地理志》就发现该书错漏甚多，加之后世传抄之讹，误、脱、衍、倒时有发生，于是下决心详加考证。他广集史料，多方考核，在熊会贞的协助下，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隋书地理志考证》这部著作，光绪甲午（1894年）刻成，刊刻时每卷均附有《补遗》。书末跋云：“溯自草创之初，迄今缮写之日，稿凡五易，时阅卅年”。该书体例上是按《隋书·地理志》逐条书写的。在考订各条内容之前，他先用宋版《隋书》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作了校勘，然后广泛引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通典》、《太平御览》、《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天下名胜志》、《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及正史纪传和金石文字等各种史料，对《隋书·地理志》加以考证。其记载无误的，举诸书为证较简；其记载有误的，则举诸书订误较详；有可疑而不可决者，则姑且存疑。综观杨守敬考证《隋书·地理志》之成绩，约有六个方面：一是纠正因字形相似而产生的讹误，二是纠正总管为西魏置之误，三是订正《隋书·地理志》记各州郡县置废时间的舛误，四是补脱文、删衍文，五是乙正《隋书·地理志》中多处倒文，六是补充《隋书·地理志》缺漏之州、郡、县
。经过杨守敬这一番考证和订误，《隋书·地理志》不但内容较以前翔实可信，地名大多有了着落，并且文义不通之处也大大减少了。
但是，杨守敬在考证《隋书·地理志》地名沿革时，犯过以封爵补政区的错误，并为后人所承袭 。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及 ，兹不赘述。
七、 规律性总结
相对于上述十分丰富的具体地名考证与研究而言，清代学者对地名学的规律性总结很是稀少。这种重实证、轻理论的特点，本身就是传统地名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笔者孤陋寡闻，所见仅顾炎武、胡渭、王鸣盛、钱大昕、吴卓信等人在这方面有一些零星的论述。
顾炎武、王鸣盛总结了汉代区别异地同名地名的规律。《日知录》卷二0“史书郡县同名”条指出：“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十七史商榷》卷一七“《汉书》十一”则云：“郡国县邑名同者，则加‘东’、‘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别之”。比顾氏多总结出一“新”字。钱大昭、吴卓信对此也有所论述
，不过其总结的规律不及顾、王二氏严密。
胡渭总结了山名相同而以大小（太、少）相区别的规律，他说：“山有名同而系之以大小者，如大别、小别、太华、少华、太室、少室之类是也，古书太、少与大、小通用”
。
钱大昕关于译音地名无定字、古无轻唇音的规律性总结，以及在地名沿革研究方面的两大发现，均已见上文，恕不复述。
吴卓信指出了地名用字的同音通假之例。《汉书地理志补注》卷四五于广汉郡下写道：“按《华阳国志》绳乡，《水经注》作乘乡，绳、乘字同音假借用耳”。具体地说，汪之昌还根据同音通假这一“经传恒例”，考证出先秦魏地作“阳狐”者是，《通鉴》卷一作“阳孤”者非
。
晚清学者阮惟和（今上海市奉贤县人），在其所著《元祕史地理今释》
的自序中总结了蒙语地名汉译的四大弊端，而从本文角度来看则是总结了地名译名的四条原则，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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