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历代地名渊源解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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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成因分析

　　中国历代地名渊源解释的发展，从无到有、从超百、超千一直到突破一万大关，谱写了中国地名学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究其成因，既有学术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的因素。

　　先秦文献自秦火以后，损失极为严重，迨至西汉初年，古文献非常缺乏。汉武帝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但就地理书而言，“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 。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籍，古籍才得到了很好的整理，此后文献逐渐丰富起来，不仅数量增加了，内容也充实了。以地理典籍而言，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刘光 《前汉艺文志注》，西汉没有新撰的地理书，只有前代留传下来的《禹贡》和《山海经》；到了东汉，地理书籍骤然增多，蔚为可观，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三著录有9种，顾 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五著录有33种，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卷二不仅在侯、顾基础上另外又新著录了4种，而且还把地理类分成宫殿都会总志之属、州郡之属、外纪之属、杂记之属四门，除去相互重复的，则侯、顾、姚三家著录的地理类文献达37种之多。这些地理文献门类繁多、内容新颖，其中不乏地名渊源解释的内容，如前述应劭《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等，谯周的《益州记》、《巴郡地说》、《三巴志》、《巴蜀异物志》则成了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解释地名渊源的来源之一。

　　地理类中有一门被姚振宗称为州郡之属的区域性地志，据《隋书·经籍志二》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东汉的郡国之书，有《南阳风俗传》、圈稱《陈留风俗传》（3卷）、卢植《冀州风土记》、郑 《蜀本纪》、尹贡《蜀本纪》、赵宁《蜀郡乡俗记》、《巴郡图经》、王逸《广陵郡图经》等，可惜全已亡佚。圈稱的《陈留风俗传》，仅赖《水经注》等引述才保存了一鳞半爪，从佚文看，圈稱此书涉及地域虽仅陈留一郡，却解释了长垣、浚仪、尉氏、襄邑、已吾、雍丘、酸枣、扶沟、圉县、考城十个县名的渊源。由此推测，郡国之书中这类内容不少，但今人再也难窥其全貌了。

　　因受班固解释地名渊源的影响和兴起注解《汉书》之风，也是地名渊源解释得以发展的契机。《汉书》行世不及百年，到东汉末年已有应劭的注释。《后汉书·应劭传》：“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应劭不愧为诠释名物制度的能手，对《汉书》中各种专用名词均有解释，如：

　　《百官公卿表》：“光禄勋”，应劭注：“光，明也；禄，爵也；勋，功也”。

　　《郊祀志》：“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虫寅见”，应劭注：“虫寅，丘蚓也，黄帝土德，故地见其神”。

　　《食货志》：“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应劭注：“大于旧钱，其价重也”。

　　《礼乐志》应劭注：“囹圄，周狱名也”。

　　《陈胜传》：“胜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应劭注：“时军皆著青巾，故曰苍头”。

　　《楚元王传》：“枉矢夜光”，应劭注：“流星也，其射如矢，虫也行不正，故曰枉矢”。

　　可见，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各种典章制度他都加以诠释，诠释范围涉及《汉书》所有的纪、表、志、传，《地理志》当然也在其中。所以，应劭诠释《汉书·地理志》地名渊源其实是他注释整部《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三国及西晋初年张晏、如淳、孟康、韦昭、臣瓒、晋灼等人注释《汉书》而解释地名渊源，亦可作如是观。

　　《隋书·经籍志二》尝云：“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最后这句话正好道出了地名学发展的实质。班固《汉书·地理志》已对60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应劭《风俗通义》、《地理风俗记》不能不说受了朱赣、班固的影响，而此二书也正是应劭的地名学贡献所在。

　　上述《隋书·经籍志》引文中，初唐史臣批评这些后来模仿班固的“载笔之士”是“管窥末学”，如果对《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来说也许正是“但记州郡之名而已”，但对大多数地理著作（包括地名学著作）来说，未免太苛。事实上，班固、应劭遗风所及，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五代以前地名渊源解释超过十处的地名学家及其地名学著作列表统计如下：

表2－10 五代以前地名渊源解释发展的数量统计

地名学家	时代	地名学著作	渊源解释数量
班 固	东 汉	《汉书·地理志》	60
应 劭	东汉末	《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	168
圈 稱	东汉末	《陈留风俗传》	10
韦 昭	三国吴	《汉书注》、《三吴郡国志》、《国语注》	12
袁康、吴平（？）	魏、晋间	《越绝书》	43
佚 名	西晋初	《太康地记》	13
乐 资	西 晋	《九州要记》	13
郭 璞	东 晋	《尔雅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	21
常 璩	东 晋	《华阳国志》	33
盛弘之	南朝宋	《荆州记》	21
刘 昭	南朝梁	《续汉书郡国志注补》	17
顾野王	南朝陈	《舆地志》	72
阚 骃	十六国	《十三州志》	34
郦道元	北 魏	《水经注》	1052
李 泰	唐 初	《括地志》	75
佚 名	盛 唐	《沙州都督府图经》	21
李吉甫	晚 唐	《元和郡县志》	931

　　从表2－10可知，班固、应劭开创的解释地名渊源之风，为后世地名学家树立了榜样，因而从东汉末年到隋唐五代，地名渊源解释不绝如缕，具有10处以上内容的即有圈稱、韦昭、《太康地记》、《越绝书》、乐资、郭璞、常璩、盛弘之、刘昭、顾野王、阚骃、郦道元、李泰、《沙州都督府图经》、李吉甫十五家，其中郦道元《水经注》集六朝地志之大成，渊源解释数量超过一千，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也接近千数。

　　魏晋南北朝地名渊源解释的增多，受地志学和史注体发达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地志学的发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特点之一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征战，造成社会动荡，引起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黄河流域大量文人学士被迫南迁，史称“永嘉以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移民一方面把当时先进的文化传播到长江、珠江流域，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大开眼界，增长了地理知识，因而涌现了数不胜数的地理著作，从而导致了地理学包括地名学的发展。据《隋书·经籍志》载，南朝齐陆澄汇集了160家地理志书编成《地理书》149卷，梁朝任昉在陆澄的基础上又增补了84家，编成《地记》252卷,则仅此二人所见地志便有240多种；然唐刘知几《史通·书志篇》犹云：“自沈莹著临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厥类众伙，谅非一族，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正因为如此，南朝宋王俭著《七志》，专设一门“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 。可贵的是，正是这些为数甚众的地志，拥有了大量的地名渊源解释内容。

　　发达的地志学与史注体辅相成。魏晋南北朝是史注兴起开拓的时期 ，该时期的地名学文献中，《汉书》的众多注家、郭璞《尔雅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补》、郦道元《水经注》均属史注体。史注引用了大量的地志文献，使得业已失传的古籍保存了一鳞半爪。笔者统计了刘昭注《续汉书·郡国志》引用的地志文献，主要有：王隐《晋地道记》、张华《博物记》、戴延之《西征记》、徐齐民《北征记》、《东京赋》、《决录注》、辛氏《三秦记》、《三辅黄图》、潘岳《关中记》、《陈留志》、《越绝》、伏滔《北征记》、《三齐记》、《荆州记》、《南都赋》、《襄阳耆旧传》、罗含《湘中记》、《营阳郡记》、《始安郡记》、《始兴郡记》、《湘东记》、《吴兴记》、《豫章记》、《豫章旧志》、《广志》、《东阳记》、《华阳国志》、《巴记》、任豫《益州记》、《蜀都赋》、《上党记》、郭仲产《秦州记》、《交州记》三十三种。同样，郦道元《水经注》也引用了众多的地志文献，据陈桥驿先生统计有109种 。以上史注所引地志文献，除个别几种保存到今天之外，绝大部分均已亡佚；从清人辑佚的情况，这些亡佚的地志文献都含有极其宝贵的地名渊源解释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数量可观的地志体著作成了《元和郡县志》的资料来源之一。起初这些地志地记都是私修的，随着这类著作的不断增多，后来就逐渐向官修过渡。《隋书·经籍志》地理类总叙：“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到了唐朝，修撰“图经”已形成固定制度，前期是“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 ，建中元年（780年）以后“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五年一选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 。这里所说的“地图”、“州图”，在别的史书里被写作“图经” 。其实，当时所谓“地图”、“州图”、“图经”都是一回事，都是既有地图、又有文字说明，如《太平御览》所引《洛阳地图》、《长安图》、《冀州图》、《荆山图》、《金陵图》、《江宁图》、《罗州图》等，今仅存文字说明，地图反而因难以保存而亡佚了。我们读唐史，时常可以看到唐人的“图经”，如元稹撰有《京西京北图经》 ，陆羽《茶经》卷七引有《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茶陵图经》，敦煌遗书中有《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甚至韩愈、张籍、薛能、罗隐、李中、王周、齐己的诗中也提到“图经” 。《太平御览》引录的“图经”多达三十八种，绝大部分都是隋唐时期的；这些“图经”也不乏地名渊源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业已亡佚了的“图经”中有些地名渊源的解释，直接为《元和郡县志》所继承，请看下面表2－11的对照：

表2－11 《元和郡县志》地名渊源解释的来源

地名	图 经	元和郡县志
青山	“《隋区宇图志》云：周太祖讳黑，因改黑山为青山也”（《太平御览》地部一0·黑山条引）。	卷一五邢州青山县：黑山“一名青山，在县西二十里。幽深险绝，为逋逃之薮，以周太讳黑，因改黑山为青山”。
雷公山	“《隋图经》曰雷公山·耆老传曰魏时黑山群盗张燕等不立君长，直以名号为称，多髯者谓之羝公，大声者谓之雷公。时雷公贼保此山，因以为名”（《太平御览》地部一0·雷公山条引）。	卷一五邢州青山县：“雷公山在县西南八里，汉末黑山群盗张飞燕等不立君长，直以名号为称，多髯者谓之羝公，大声者谓之雷公。时有雷公贼保此，因以为名”。
枉人山	“《隋图经》曰枉人山，俗名上阳三山，或云纣杀比干于此，因得名”（《太平御览》地部一0·枉人山条引）。	卷一六卫州黎阳县：“枉人山，在县西北四十二里，或言纣杀比干于此”。
抱犊山	“《隋图经》曰卑山，卑音蔽，今名抱犊山，四面危绝，山顶有二泉，后魏葛荣乱，百姓抱犊上山，因以名之”（《太平御览》地部一0·抱犊山条引）。	卷一七恒州获鹿县：“萆山，今名抱犊山……后魏葛荣之乱，百姓因山抱犊而死，故以为名”。
惬山	“《魏郡图经》曰：惬山古堰也，今谓之惬山，即汉成帝时河决金堤，盖于此运土以塞河，颇惬当时人心，故谓之惬山”（《太平御览》地部三八·堰埭条引）。	卷一六魏州贵乡县：“古堰，今名惬山，在县西九里，成帝时河决金堤，河堤使者王延世募人塞之，盖运土塞河之处，以其惬当人情，故谓之惬山”。
贺兰山	“《泾阳图经》曰：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遥望青白如駮，北人呼駮马为贺兰”（《太平御览》地部九·贺兰山条引）	卷四灵州灵武县：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

　　由上述对比中，很明显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元和郡县志》的地名渊源解释来源于隋唐时期的“图经”。但是，留存至今的“图经”仅仅是片言只语，故实际上《元和郡县志》引用“图经”之处肯定比这更多。从这层意义上说，《元和郡县志》是李吉甫利用宰相这一有利身份、参考利用了保存于中央政府的全国各地图经编撰而成的。更何况，《元和郡县志》本身也是一部图经体著作，正如李吉甫原序所说，“谨上《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只是，每镇篇首的地图于北宋后全亡佚了。

　　当然，作为唐代地理志书的代表性著作，《元和郡县志》对近千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实是继承了汉魏以来地理著作在这方面的传统做法。

　　唐代以后，舆地之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地名渊源解释也从超过两千、三千、经历超过六千、七千、到清朝一跃而突破一万大关。唐《元和郡县志》仅有四十卷，北宋《太平寰宇记》骤然扩展到一百卷，南宋《舆地纪胜》扩至两百卷，《元一统志》更是多达一千卷以上，四库馆臣评价《太平寰宇记》时说：“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 。志书规模的扩大，包含的内容势必更加丰富多彩，地名渊源解释也必然骤增，加上元、明、清三朝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成规模硕大无朋的《一统志》，特别是清朝三修《一统志》，不仅将全国省、府、县三级政区地方志内容的精华都吸收了进去，而且采用了各级地方政府上报的大量地理资料 ，因而地名渊源解释发展到清朝而超过万数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地名渊源解释类别的增多、领域的扩展，也是它取得巨大发展的原因之一。东汉开创的地名渊源解释之风，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了发扬光大，渊源解释的类别在逐渐增多、内涵在逐步扩大，日益趋于完善，谨列表说明如下：

表2－12：地名渊源解释类别的统计

地名学家 释名数量类别	应劭	常璩	盛弘之	顾野王	阚骃	郦道元
因水为名	25	7	／	8	4	70
因山为名	11	8	3	2	4	69
地形地名	8	／	／	／	／	53
数字地名	2	2	／	3	／	44
植物地名	2	2	4	3	4	33
天侯地名	1	／	3	／	／	21
动物地名	／	1	／	3	1	19
矿物地名	2	／	2	／	／	18
颜色地名	／	／	／	3	／	15
土壤地名	／	／	／	／	1	6
姓氏人物地名	13	3	／	11	1	131
方位地名	49	2	1	2	9	105
史迹地名	／	／	／	11	／	97
对称地名	9	／	／	／	／	74
形像地名	／	3	3	8	／	63
词义地名	9	／	2	3	3	50
故国地名	17	3	／	／	3	29
神话传说地名	／	／	3	4	／	29
少数民族地名	8	2	／	／	／	22
美愿祥瑞地名	6	／	／	1	／	15
移民地名	4	／	／	6	1	13
语讹地名	／	／	／	／	／	13
复合、简化、派生地名	／	／	／	／	3	12
怪异地名	／	／	／	3	／	／
避讳地名	2	／	／	1	／	6
总 计	168	33	21	72	34	1007

　　以上截止到南北朝为止，地名渊源解释的类别已有25类，唐宋时代增加了年号地名、取古书文义为名等类，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又有交通地名、国号地名、民俗地名、土司地名等新的类别。

　　与此同时，地名渊源解释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班固所释60处地名渊源，有59处是政区地名；为应劭所释渊源的168处地名，也有150处左右是郡、县地名；三国、西晋初年《汉书》注家笔下的24处地名渊源解释中，政区地名有20处。自西晋以后，地名渊源解释在保持政区地名占多数的同时，其领域在不断扩大：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张华《博物记》、佚名《太康地记》、乐资《九州要记》、张勃《吴录地理志》、郭璞《尔雅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王隐《晋书地道记》、常璩《华阳国志》、袁山松《宜都山川记》等探索的结果使晋代地名渊源解释的领域扩大到泉、沟、亭、丘、乡、原、畤、陉、城、穴、洲、泽、海、池、堠、台、冢、阁、门、祠、陌、滩；盛弘之、陆澄、刘昭、顾野王的努力使南朝地名渊源解释领域在晋代基础上又扩展到湖、渊、岩、溪、塘、桥、口、冈、岭、石、砚、硎等类型。北朝的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解释了1052处地名的渊源，除政区地名之外，在河流方面还包括江、河、川、渎、河曲、水口、瀑布，在山丘方面还包括岭、峰、峦、峡谷、岩崖、丘阜、穴窟，以及湖陂井泉、桥梁津渡、关塞道路、州郡县城、乡里村墟、寺观佛塔、宫殿楼阁、园苑陵墓等地名的渊源，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是郦道元以前任何地理著作都无法企及的。地名渊源解释领域的扩大，毫无疑问地拓展了地名渊源解释的数量。

　　不过，唐宋以后的地名渊源解释不像汉魏时代那样以解释政区地名的渊源为主，而是山川地名的渊源解释占了上风。由表2－7可知，《大明一统志》浙江省部分，仅“山川”一门记载的地名（1393处）便占所载地名总数（2291处）的60．8％，“山川”门地名的渊源解释（369处）更是占了地名渊源解释总数（451处）的81．8％。由表2－8可知，《嘉庆重修一统志》抽样府州“山川”一门所载地名共有1314处，超过所载地名总数（2600处）的半数；所释地名渊源，“山川”门（353处）则占到了总数（546处）的64．7％。从表2－9可以看出，《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了浙江省3810处地名，仅“山川”一门便有2027处，占一半以上；山川地名的渊源解释（619处）占了地名渊源解释总数（964处）的64．2％。其它省份虽未必都能达到这个比例，但应与浙江省情况相去不远，个别省份还有可能高出这个比例。总而言之，中国历代地名渊源解释的重点，已由汉魏时代注重解释政区地名的来历，完全转移到明清时期以解释山川地名的渊源为主。政区地名是有限的，相对而言山川地名数量要比它多得多，地名渊源解释的重心由政区地名逐渐转移到山川地名，正是历代地名渊源解释得以取得持续、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

　　另外，地名渊源解释数量在地名总数中所占百分比（可称之为“释名率”）的逐渐提高，也是地名渊源解释得以发展的原因和标志之一。班固《汉书·地理志》解释地名渊源60处，占《汉书·地理志》地名4500处的1．3％；应劭对《汉书·地理志》地名的渊源解释有152处，占《汉书·地理志》地名4500处的3．4％，比班固翻了一倍多。郦道元《水经注》对1052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占全注1．5万处地名的6．7％，比应劭将近翻了一倍。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对931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占所载全部地名4800处的19．4％，这个比例是郦道元的将近三倍。以浙江省为例的《大明一统志》释名率为19．7％，大体与《元和郡县志》持平。《嘉庆重修一统志》抽样府州的平均释名率是21．0％，浙江省部分的释名率是25．3％，这就意味着该书所载的地名平均每四至五个当中便有一处渊源解释。这个比例虽然及不上地名渊源解释的专门著作《郡县释名》与《今县释名》（分别为89.1%、85.3%），但在非专门著作中则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大清一统志》在这方面的内容能够突破一万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