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传统地名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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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代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认识与总结

　　关于中国历代地名命名与更名的原则，当代学者们已归纳出不少，如相对稳定原则、反映地域特点原则、反映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特点原则、为人们乐于接受原则、同级同名排斥原则、不使用生僻字和易混字，又如好说、好听、好写、好认、好记、好找、含义健康原则，等等。这些都是学者们从现代地名学角度出发来反观历史而得出的结论，自然很有价值；不过，古人在这方面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述，虽不成系统，却真实地反映了传统地名学的发展水平。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提出命名事物应该遵循的“名从主人”原则 ，自然也包括地名在内。随着历代地名诠释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汉唐时代的学者们逐渐总结出许多地名命名与更名的原则，大大丰富了中国地名学的思想宝库。不过，古人关于这些原则并没有集中的阐述，更无系统性可言，而是零星地分散在各种典籍的少数具体地名解释之中。笔者沙里淘金，初步研究后得到以下一些认识，现提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一、以方位命名的原则

　　就方位地名而言，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东、西、南、北观念，并用之于地名，卜辞中有：
　　东单：见《甲骨文合集》28115；
　　东洹：见《殷契粹编》1061；
　　西单：见《殷墟书契前编》7．26．3；
　　西鄙：见《甲骨文合集》6059；
　　南门：见《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5；
　　南洮：见《殷墟书契续编》1．53．5；
　　北洮：见《殷墟书契续编》3．30．5；
　　北麓：见《甲骨文合集》29409。

　　由此可见，殷商时期以东、西、南、北方位命名地名的原则已非常完善。至于殷商以前的方位地名概念，因无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为证，我们今天不得而知。

　　与东、西、南、北概念相比，“阴”、“阳”方位概念大约起源稍晚。金文中有“阴阳洛”的铭文 。春秋时成书的《诗经》中，《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采苓》：“采苓采苓，首阳之巅”；《召南》：“殷其 ，在南山之阳”；《小雅·六月》：“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等等。但没发现《诗经》中带有“阴”字的地名。

　　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七幅战国秦时地图中，六号图 上有“阳尽柏木”、“阳有蓟木”等注记。

　　《尚书·禹贡》中的地名，有岳阳、峄阳、衡阳、华阳、 山之阳、华阴。华阳、华阴以其位处华山的南、北而得名。战国燕置有渔阳郡。秦在统一进程中和统一後，置有南阳、广阳、山阳等郡，又有泾阳、济阳、睢阳、耒阳、颍阳、颍阴、汝阴、雕阴、山阴、漯阴等县，其中泾、济、睢、耒、颍、汝、漯均为河流名称。则知战国、秦时以山、水为参照物的阴、阳概念已最终形成。所以，西汉初年谷梁赤在写定《谷梁传》中总结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 ，东汉灵帝时的经学家服虔则补充说：“水南曰阴” 。东汉末年的刘熙在《释名·释山篇》中提出了另一种命名原则：“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随日所照而名之也”。这些原则均被后世广泛袭用，并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

　　另外，先秦、西汉时期东、西、南、北等方位词有时也被用作前缀，以区分或避免地名的重名 ；又，尽管古代产生了阴、阳方位概念上的地名，但反过来说，地名带阴、阳字者并不一定都表示方位 ，这是应该特别说明的。

　　二、“因山为名”原则

　　作为地名通名的“山”，最早见于甲骨文中 ；甲骨卜辞中也有具体的山名，如 山、 山等 。以山为名的具体实例，先秦时可能早已有之 。不过，见於文献记载有关以山为名的论述，则是汉代及其以后的事了。

　　东汉末年的应劭首先涉及了这个问题，他解释夷陵县得名时说：“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 。应劭总结秦郡之命名“或以山陵” 、圈称所称“昔天子建国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 ，均包括了因山为名的原始思想。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则云：堂螂县“因山名也”。南朝宋人盛弘之、山谦之，最终将其明确归纳为“因山为名”四字原则 ，盛氏《荆州记》称 ：“嵩梁山在澧水之阳，望之如香炉之状，今名石门。吴永安六年自然洞开，玄朗如门三百丈，门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谓之开箒，孙休以为嘉祥 ，置（石门）县 ，因山为名” 。山氏《丹阳记》：“蒋陵 ，因山为名” 。此外，顾野王《舆地志》也云：钟山“古金陵山也，邑、县之名，皆由此而立” ，这是“因山为名”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与盛弘之总结这条原则的同时，十六国北凉学者阚骃也有类似的论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缑氏县，以山为名” 。这“以山为名”与盛弘之、山谦之的“因山为名”仅有一个副字之差，没有本质的区别，意思完全一样。阚骃《十三州志》成书于北凉永和五年（437年）之前 ，盛弘之《荆州记》也可能在元嘉十四年（437年）已基本完成 。可见尽管当时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而南、北学者同时提出了完整的“因山为名”、“以山为名”原则，这说明地名学史发展到公元五世纪上半叶时对该原则的归纳、总结并升华到普遍性规律已相当成熟。

　　北魏郦道元对这条原则加以继承和发扬，《水经·洹水注》：“（隆虑县）县北有隆虑山，昔帛仲理之所游神也，县因山以取名”；《水经·三无水注》：方城“东临溪水，寻此城致号之由，当因山为表名也”。更进一步，郦道元在《水经·淄水注》中还指出了一连串因山为名的地名：“余按泰、芜、莱、柞，并山名也，郡县取目焉”。

　　到了唐、宋时代，“因山为名”原则业已得到巩固和普及。隋《冀州图经》：“白登山在定襄县东北，汉高所困之处，上有台，因山为名” 。 唐李泰《括地志》：“封龙山一名飞龙山，在恒州鹿泉县南四十五里，邑因山为名” ；“昌平山在泗水县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乡，盖乡取山为名” 。杜佑《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合州：铜梁县“因山为名”，赤水县“隋置，因山为名”。李吉甫《元 和 郡 县 志》曾在卷二陈仓县、卷二陇州、卷五缑氏县、卷五王屋县 、 卷八广武县 、卷一二浮山县 、卷一二岳阳县 、 卷一四 五台县、卷一四崞县、卷二一均州、卷二二河池县、卷二二钳川县、卷二六缙云县、卷三一青城县、卷三一绥山县、卷三二卢山县、卷三三飞鸟县、卷三三龙安县、卷三三壁山县、卷 四0龙勒县等名称的释名中，均注出了一般普遍意义上的“因山为名”原则。

　　北宋初年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不仅在卷九、二0、二三、三0、三二、四六、四九、六0、七三、七四、九九、一0六、一一七、一三四、一三八、一三九等府州内容中有“因山为名”的记述，在卷二一、卷七四等也有“以山为名”的记载，还有“因山以名地”（卷一九）, “以山名县”（卷四三）、“因山取名”（卷四八）、“因山以名”（卷五0）、“因山著名”（卷五四）、“因山以为名”（卷八六）、“以山名之”（卷一三八）等诸多的说法，说明这条原则至此业已得到普遍使用。

　　此后的地理总志如《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读史方舆纪要》、元明清《一统志》等均有“因山为名”的大量记述，因已普及，故不缕述。

　　三、“因水为名”原则

　　东汉刘熙《释名·释州国篇》：“兖州，取兖水以为名也”；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 汉中郡“因水名也”，沈约《宋书·州郡志二》寻阳太守:“寻阳本县名，因水名县”。这些都是“因水为名”原则的雏形。

　　郦道元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一步，提出了“因水为名地”、“藉水以取名”的说法，《水经·河水注四》：通谷“或说因水以名地也”；《沁水注》：“沁水以迳沁水县故城北，盖藉水以名县矣”；《寇水注》：“余按卢奴城内西北隅有水，渊而不流，南北百步、东西百余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卢，水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渠水注》也说：“渠水于此有阴沟、鸿沟之称焉，项羽与汉高分王，指是水以为东、西之别，苏秦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是也，故尉氏县有波乡、波亭、鸿沟乡、鸿沟亭，皆藉水以立称也”；《耒水注》：“耒阳，旧县也，盖因水以制名”。郦道元的这些思想，为“因水为名”的原则定了型。

　　最终明确地将它归纳为一般普遍意义上“因水为名”原则的，则是唐朝的事。《后汉书·冲帝纪》：“护羌校尉赵冲追击叛羌於颤阴河”，唐李贤注：“凉州姑臧东南有颤阴县故城，因水以为名”。杜佑《通典》卷一八三费州：“後周始置为费州，因水为名”。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泾州：“后魏太武神 三年於此置泾州，因水为名”；卷九濠州：本西楚州，“隋开皇三年改为濠州，因水为名”；卷一五洺州：“周武帝建德六年，於（广平）郡置洺州，以水为名”；卷二九永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置永州，因水为名”；卷三三渝州：“然则巴国因水为名”；卷三三合州赤水县：“因水为名”；卷三三普州安居县：“本周柔刚县，因山为名；隋开皇十二年改为安居县，因水为名”。总之，“因水为名”在《后汉书》李贤注、《通典》里各出现了一次、在《元和郡县志》中出现了六次，“以水为名”在《元和郡县志》中出现了一次，可见到唐朝中期此原则已得到最终完善并被熟练运用了。唐末樊绰《云南志》卷二：昆池“在柘东城西……水阔二丈余，清深迅急，至碧鸡山下，为昆州，因水为名也”。僻在云南一隅尚且如此，可见到了唐末，使用“因水为名”原则已很普遍。

　　与“因水为名”相同的“因川为名”原则，也是《元和郡县志》才有的，如卷三丹州义川县：“后魏文帝大统三年置义川县，属义川郡，因川为名”；卷一五泽州陵川县：“隋开皇十六年于此置陵川县，因川为名”；卷三0思州务川县：“隋开皇九年置，因川为名”。“因川为名”是“因水为名”的派生，两者相辅相成，说明这类原则的应用具有广泛性。

　　到了宋代，《太平寰宇记》中不仅有“因水以名”（卷三二、五四、五八等）、“因川为名”（卷三五、七九）、也有“因水为名”（卷二九、三二、五四、一一三、一二八、一六七）、“因水得名”（卷二九）、“取水为名”（卷一三四）、“以水为名”（卷五八、一0七、一三八）、“因水立名”（卷一0三）等说法，说明这条原则在宋代已渐趋普及。

　　四、以具体地理实体为名的原则

　　地理实体既有自然属性的，也有人文属性的。上述因山为名、因水为名均是以自然地理实体为名的典型原则，除此之外以自然地理实体为名的原则还有：

　　1. 因原立名。唐贾耽《县道记》：“ 糜县，因原以为名”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邠州永寿县：“武德二年分新平县南界於今理北三十里永寿原西置永寿县，因原而名”。《太平寰宇记》卷二七雍州兴平县：“魏黄初元年改为始平国，因原以建名”；卷三一乾州永寿县：“因原立名”。

　　2. 因丘以为名。《元和郡县志》卷一六贝州：“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齐，於此置贝州，因丘以为名”。明郭子章曾注意到北方以“丘”命名的地名，在《郡县释名》山东东昌府丘县下说：“以丘名县也，两《汉书》山东郡县称‘丘’者不一”。

　　3. 因泉为名。伯希和敦煌文书五0三四号《沙州附近关山泉泽等地志》：龙勒山“其山因泉为名”。 《元一统志》卷五四二延安路：甘泉亭“以泉得名”。

　　4. 因谷为名。《元和郡县志》卷四银州：“周武帝保定二年，分置银州，因谷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三二陇州吴山县下：“后魏明帝孝昌年於县西南由谷口置（南由）县，因谷为名”。

　　5. 因津以名邑。《太平寰宇记》卷六陕州：阌乡县“因津以名邑焉”。

　　6. 因江洲得名。《太平寰宇记》卷九一苏州长洲县：“吴王长洲苑，因江洲得名”。

　　7.以数名之。《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达州：“梁大同二年于宣汉县置万州，以州界内有万
余顷，因以数名之”。

　　8.因井为名、以浦为名，分别见于《太平寰宇记》卷八二盐亭县、卷一四九万州。

　　以人文地理实体为名的原则则有：

　　1. 因州为名。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0 0五号《沙州都督府图经》：州城驿“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

　　 2.因古县而名。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台州：永宁山“在黄岩县东五里，旧志云：因古县而名”。

　　3. 因城为名。《元和郡县志》卷三鄜州直罗县：“武德三年，分三川、洛交於此置县，因城为名”。

　　4. 因镇为名、以镇为名。斯坦因敦煌文书第三六七号《沙州伊州地志》：柔远县“相传隋大业十二年伊吾胡共筑营田，贞观四年胡归国，因以为县，以镇为名”。 《太平寰宇记》卷一二0涪州涪陵县、卷一三0建安军永贞县下俱云：“因镇为名”。《舆地纪胜》卷一二九建宁府·县沿革：松溪县“取旧镇为名”。

　　5. 因乡为名。《元和郡县志》卷三七昭州永平县：“证圣元年割平乐县永平乡置，因乡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一六泗州临淮县：“永泰湖在县北五十里，大业三年开通济渠，塞断沥水，自尔成湖，因乡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三五坊州昇平县： “唐天宝十二年刺史罗希奭奏析宜君西北界昇平乡等三乡以置之，以乡为名”；卷九五秀州崇德县：“置州之时，析嘉兴县之崇德等九乡於义和市置县，以乡为县名”；卷一0一邵武军光泽县：“太平兴国六年立光泽县，以乡为名”；卷一0九吉州龙泉县：“以乡为名”。

　　6. 因里为名。《元和郡县志》卷二八信州永丰县：“乾元元年置，因里为名”。

　　7. 因关为名。《太平寰宇记》卷四七绛州太平县：“后魏太武帝于今县东北二十七里太平故关城置泰平县，属平阳郡，周改为太平县，因关为名”。

　　8. 以陵为名。《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三房陵县：“本汉旧县，属汉中郡，初为‘防’字，后汉改为‘房’，以陵为名”。

　　9. 因祠为名、因寺得名。《太平寰宇记》卷九0上元县清溪：“其埭侧有清溪祠，其溪因祠为名”；《舆地纪胜》卷一二台州·景物：“招贤洞，在临海县西六十里，因寺得名”。

　　10. 因烽为号。伯希和敦煌文书二0 0五号《沙州都督府图经》：白亭驿“为置白亭烽下，因烽为号”；长亭驿“为置长亭烽下，因烽为号”；阶亭驿“为置在阶亭烽侧，因烽为号”。

　　五、“因事名之”原则

　　这条原则最早是魏、晋年间成书的《越绝书》 提出来的，该书卷八《地传》：“练塘者，句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在这里，它既解释了炭聚、炭渎的地名来历，还指出都是“因事名之”。“因事名之”是中国古代地名命名中广泛使用的原则。

　　郭璞、郦道元对这一原则也有总结。《山海经·大荒北经》：“大人之国有榆山，有鲧攻程州之山”。郭璞注：“皆因其事而名物也”。郦道元《水经·澧水注》则说：“澧水又东，九渡水注之……水自下历溪，曲折逶迤倾注，行者间关，每所蹇泝，山水之号盖亦因事生焉”。

　　唐代对此既有继承，也有发扬。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分成都置犀浦县，李吉甫解释道：“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沉之於水，以压怪，因取其事为名” 。开元十一年（723年），玄宗颁布《改丹水为怀水敕》：“宜改丹水为怀水，改丹水府为怀仁府，其乡里名号亦仰长官随事改易” 。查天宝元年（742年）《故右龙武军翊府中郎高府君（德）墓志铭并序》中，已称“怀州怀仁府” ，可知有些“乡里名号”的确已“随事改易”矣。因此，如果说“因事名之”是地名命名的原则，那么“随事改易”应是地名更名的原则。

　　六、“年号地名”原则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以年号为地名的实例是东汉建安八年（197年）所置的建安县（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县松溪南岸），首先提出地名以年号命名问题的则是北魏杨 之。杨 之著《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关于北魏京城洛阳佛寺（伽蓝）、园林的著作，虽非专述地理，却最早提出了以年号命名地名的原则。该书卷二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为名”；卷三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为名”。正始、景明均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年号。《伽蓝记》卷二珞寺下曾提及熙平寺，按：熙平系孝明帝元诩年号，熙平寺有可能也是以年号命名的。

　　到了唐朝，李吉甫将此原则简洁、完整地归纳为“因年号为名”。《元和郡县志》卷二八池州至德县：“本汉石城，至德二年刺史宋若思奏置，因年号为名”；卷二九道州大历县：“本汉营道县地，大历二年观察使韦之晋奏析延唐县于州东置，因年号为名”。

　　宋代对此有完整的继承。《太平寰宇记》卷二七乾祐县：“便以年号名县”；卷一0 0永泰县：“唐永泰二年置，以年号为县名”；卷一0八兴国县：“太平兴国年中析赣县七乡于险江镇置兴国县，以年号为名”；卷一四五乾德县：“乾德三年置，以年号为名”。《舆地纪胜》卷二六隆兴府：“隆兴二年，守臣郭祚以孝宗潜藩申请，下三省议，特用纪元之号，赐府额曰隆兴府”。《方舆胜览》卷一五太平州：“太平兴国二年，与兴国军并建，分纪年以名之”。

　　年号地名的实例，唐代有14例，宋代有17例，元代连一例也没有，明清时期地名反而要避年号的讳了。例如明北直隶有隆庆州，始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时为避年号讳而改为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县）。又如，宋代以来嘉兴府所辖有崇德县，清入关前皇太极第二个年号也叫崇德，于是康熙元年（1662年）时因避“崇德”年号讳而改崇德县为石门县（该县1958年已废，故治在今浙江桐乡市西南之崇福镇）。所以，这条原则已经走完了从产生到消亡的全部历程。

　　七、“以形得名”原则

　　中国的文字，有相当一部分起源於原始的像形图案，所以早在甲骨文中便不乏像形地名之例；可是最早论及地名以像形得名原则的，要迟至东汉末年的刘熙。《释名·释山篇》：“石载土曰山且山且 ，胪然也；土载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清人毕沅疏：“捷卢若锯牙，然石之载土正似之”。

　　对于像形地名，郦道元并不以记载为满足，而是努力将它归纳为普遍性原则。如《水经·巨马水注》：“涞水又迳三女亭西，又迳楼亭北，左属白涧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积雪，故以物色受名”；《洛水注》：“休水……北历覆釜堆东，盖以物象受名矣”；《江水注二》：“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闇彻南山；有门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像受名”；《三艮水注》：“裴渊《广州记》（番禺）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冈。秦时占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此冈，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存，以状取目，故冈受厥称焉”。要之，“物色受名”、“物像（象）受名”、“以状取目”是郦道元对像形地名原则的最好总结。《舆地纪胜》继承了前代这一原则，卷五平江府·景物：“丹霞坞，在吴县横山亭旁，有五坞，曰芳桂、曰修竹、曰飞泉、曰丹霞、曰白云，皆因其物象以名之”。

　　《方舆胜览》最终完整、简洁地总结了像形地名的命名原则，卷一0邵武军：鸡笼山“在邵武县西，以形得名”；卷一一建宁府：鸡笼山“在城东北五里，又有马鞍山，在城东北三里，皆以形得名”。

“像形”一作“形像”，明末徐霞客对此有所领悟。例如桂林的象鼻岩、水月洞，他认为“盖一山而皆以形象异名也” ；又如桂林城东“是山名老虎山，是洞名狮子口，以形也” ；再如云南大姚县方山：“此方顶之山，犹在金沙（江）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 。在这里，徐霞客指出了地名命名的“以形”、“形象”、“象形”原则，所指均为一事。《大明一统志》还在多处指出了“以形似名”。

　　八、 以姓氏、人物为名的原则

　　古代以姓氏、人物为地名者夥矣，班固、应劭、郦道元、李吉甫尝论之，然终未有涉及此原则之一者。此原则之归纳，盖自宋始。《太平寰宇记》卷九滑州：“山阳故城，魏兖州刺史山阳公所筑，城因人以立名”；卷二六咸阳县周氏陂：“汉太尉周勃家在陂，其子亚夫有功，遂赐此陂，故地以氏称之”。“因人以立名”、“地以氏称之”系此原则最初之归纳。《大明一统志》则将它归纳为：“因姓得名” 。明人郭子章对历代以人物为名的政区地名实例均有淋漓尽致的讨论，并在多处总结过它的命名规律。其《郡县释名·广东序》：“程 不过一乡之士而邑名程乡，潘茂不过一节之士而邑名茂，名令粤世勉强。为善者，皆得如严、如袁、如任丘、如清丰也”。具体地，他说“北直隶以姓名名县惟任丘、张清丰二县”，在广东潮州府程乡下云：“隋置，以程 行谊化于一乡，故县名程乡，水名程江，如严州、袁州、任丘、清丰、乌程、茂名之类是也”，在高州府茂名县下云：“晋名，邑人潘茂得仙，因以名县”，又在高州府下云：“俗谓唐高力士是其州人，州以力士名，非也，唐之前已名高州矣。子陵擅严、袁京重袁；力士何人，得擅此名耶？” 在他看来，用以命名的人物，须是有益于乡邦教化的名贤，像程 、潘茂这样终究勉强，而高力士是宦官，哪有资格以他的姓氏来作地名？表现出他对宦官的蔑视与仇恨，这恐怕与明朝的宦祸有关。他不仅论述名贤，还注意到宗教人物也与地名有关，曾在广西全州下写道：“宇内郡县以贤人名者，如严属子陵，袁归袁京，程乡以 ，霍叔名霍，任丘、清丰皆数见，而潘茂名邑、全真名州，释、玄二氏亦擅名土地，岂其教亦有必不可磨灭耶？” 将人物地名作如此淋漓尽致的总结，以前不曾有过。

　　现代地名学的做法与此原则正好相反。197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第六条：“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批准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重申了这一点，只是把“命名”二字改为“作”字而已，其它毫无改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条原则对人物地名的产生将起到决定性的抑制作用。

　　九、 虚词、方位词不宜单独作地名的（准）原则

　　沈约（441年～513年）为南朝吴兴郡武康县东乡博陆里余乌村（今浙江省杭州市郊区博陆镇）人，齐武帝永明年间撰成《宋书》一百卷；其中卷三五至卷三八为《州郡志》，历史地理价值颇大。《宋书·州郡志三》邵陵太守：“扶县令，汉旧县，至晋曰夫夷。汉属零陵，晋属邵陵。案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温讳去‘夷’，‘夫’不可为县名，故为‘扶’云”。“夫”在古汉语中为虚词，虚词不可单独为地名，这是沈约首先总结出来的。古今以“之”“乎”“哉”“也”之类虚词单独命名的地名，诚为罕见。

　　《宋书·州郡志一》南濮阳太守：“本东郡，属兖州，晋武帝咸宁二年以封子允，以‘东’不可为国名，东郡有濮阳县，故曰濮阳国”。方位词不可单独用作地名，这也是沈约首先提出的原则。沈约之前，单独以方位词作为地名的现象不多，仅有东郡、南郡、西郡、西县四处，均系先秦、秦汉时所置；西郡在西魏时即被废止，东郡、南郡废于隋唐，西县废于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均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证明了沈约的卓见。

　　沈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方位词、虚词不宜单独作地名的概念，但论述了这样的问题，触及了这条原则的边缘，因而可称之为“准原则”。

　　至于重复地名的区分原则，请参见本书第三章；地名的“同音通假”原则，本书第四章已有述及；地名避讳及其实例，请参见拙作《我国历史上的地名避讳》 ，恕不赘述。

　　当然，笔者上述的概括并不一定全面、妥贴，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