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本，但也是近二十年来研究先秦土地制度的所得汇集，心血所在，敝帚自珍，笔者是很疼惜他的。
先秦土地制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被史学家们研究得相当充分的一个领域，不少人认为，这个领域不再有什么大的可研究余地，也很难获得重要成果。笔者斗胆进入这一领域，除了个人兴趣而外，一方面是遇上了好时机。近二十多年的考古新发现提供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新资料，其中一些资料直接推翻了成说，为笔者的思考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文革”之后的思想解放使理论研究有了一个宽松科学的环境，获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这些则为笔者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全新的基点。上述两个前提促使笔者从新的视角和前提出发，对先秦土地制度史研究中一切以前认为不存在问题的定论或没有研究余地的领域重新进行研究。
促使笔者进行研究和写作的另一原因，则是前辈的引导和鼓励，笔者对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笔者永远忘不了恩师王玉哲先生给笔者上的第一课。关于笔者的学位论文，他明确指出，一定要把写论文与写书区分开来，论文一定要有新东西，要敢于写出自己的新见解，不成熟、不完善都不要紧，可以慢慢修改完善。在王先生的引导和鼓励下，笔者着手进行这篇论文的写作。在论文的审阅过程中，王先生对其中引用的资料和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了严格审查，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但涉及观点方面，却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一些观点王先生不同意，但他只是与笔者进行讨论，不要求一定按先生的观点进行修改，而且一再鼓励笔者，只要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就要敢于坚持，不要轻易改变。没有王先生的指导、修改、宽容和鼓励，本书是不可能形成的。王先生高尚的道德修养、淳厚的长者风度、大度的宽容精神，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笔者在求学中获得的最大财富，笔者将努力学习，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
本书能够写成，恩师赵俪生先生的引导和鼓励起了极大作用。大学时代，有幸系统听过赵先生“中国土地制度史”课程，这门课是研究生课程，但我们被准许同时听讲。赵先生精辟透彻的讲述，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笔者下决心就其中比较重要的先秦土地制度进行研究。1982年大学毕业，笔者有幸留校作为赵先生的助手，自此而后，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导，而笔者也是明里暗中，学习琢磨，自以为得到不少“秘诀”。在这些“秘诀”中，笔者以为比较重要的，就是以理性思维来驾驭、统率史学研究，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角进行探索。由于笔者哲学兴趣比较浓厚，学起先生这一“秘诀”，自觉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再加上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大背景，笔者逐渐形成了本书所陈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论证。没有赵先生的引导和教育，本书也是不可能形成的。
本书能够写成并得以出版，也要感谢恩师詹子庆先生。1984～1985年，笔者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助教进修班进修，詹先生既是指导老师，也是班主任，他对笔者的学术发展予以了很大关心。有关本书研究内容的第一次报告，就是由詹先生组织和主持，笔者在进修班上关于战国授田制特征的报告。此后，先生对笔者的科研活动予以了很大关注和支持，使笔者开始有条件在一些新的领域展开科研。先生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主动向笔者提出联系解决此书的出版问题。没有詹先生的大力支持，本书也是不可能与读者见面的。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包瑞峰先生为本书出版，多方操劳，焚膏继晷，付出了很多心血，笔者在这里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为书生，出本书、而且还是学术方面的书，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仅止于此，如果不能对学术有所贡献，有所推动，实在也没有太大意思。如果仅仅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那就更没有意思。笔者自以为在这本书里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推翻了一些成说，并试图对先秦土地制度及相关问题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解，这些东西是否正确，尚有待进一步讨论研究。笔者恳切希望一切对本书涉及问题有兴趣的同道，对本书进行严厉的批评，以期在讨论中推动先秦土地制度研究的发展，这是笔者看到校样后所最先想到的。希望读者能恩赐批评，这是笔者对自己劳动所想得到的最好回报。
是为后记。
袁林于古城西安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