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两税法开始，到宋代完成的经济关系、土地制度变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变革，那么，这次变革的经济含义究竟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它可以归结为两个分离，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国家同社会经济活动的分离，而这两个分离在新社会历史条件下，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表现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１．劳动者人身的解放。
从战国直到唐代，剥削都是以人身控制为首要的或主要的条件，无论是地主的剥削，还是国家的剥削。控制的形式形形色色，但其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即劳动者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捆绑到了一起。对于国家剥削来说，各种各样的国家授田把受田农民与所受土地紧紧地绑在一起。对于地主剥削来说，极为强烈的超经济强制、人身依附关系，各种各样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本前提的地主庄园，把地主所控制的农民与地主的土地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种状况到宋代终于被打破了，新型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形成，以土地为剥削之基本依据、以劳动者人身相对自由为基本前提的租佃关系得到了充分发展。与土地所有权集中同时发生的土地经营越来越分散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变革过程。这一变革对改善农民状况、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相当的作用。仅有土地，并不能保证剥削的实现，因此，在地主阶级成员中，始终存在着争夺劳动力的斗争，这就迫使他们以各种经济手段控制农民，高利贷是其中之一，但这种手段的作用极为有限，地主必须时时“抚存”客户，否则客户会转佃他人之田，使自己的剥削不能实现。如苏轼说：“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然至水旱之岁，必须放免欠负、借贷种粮者，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倍于今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一。）王岩叟亦言：“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当然，有宋一朝，宋以后各朝，有的地区，有些时期，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仍然较强，甚至有进一步加强的现象，但这都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并没有影响劳动者人身控制关系减轻的基本趋势。
２．推动社会积累与土地开发。
随着土地成为获得剩余价值主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直接依据，土地的边际效用价值急剧提高，这就推动、迫使地主将剥削所得积累下来，去开发新的土地，改善土地经营，从而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开发新土地之广泛，土地种类之多，为前代所未见，仅从田土名称即可看出，如“圩田”、“山田”、“淤田”、“湖田”、“沙田”、“架田”等等。宋代的水利建设也与以前大不一样，局部地区性水利建设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其中基本或主要部分当出自地主），例如神宗熙宁三年至九年共七年时间内，全国兴修水利工程达
１０ ７９３ 处，受惠耕地达 ３６１ １７８ 顷，可谓空前未有。土地经营也开始向着多种方向发展，开始形成了一些充分利用有利自然条件的经济作物区，如太湖洞庭山之专种柑桔，福州、六化军之广种荔枝等等。也出现了专营某种经济作物种植的地主，如四川有专门的“茶园人户”，其岁出茶叶可达三五万斤，在明州、福州、广州等地有专门种植甘蔗制糖的“糖霜户”等等。随着土地经营的改善，土地投入工本的增多，精耕细作的发展，单产明显提高，如苏州亩产谷四至六石，两浙上田亩收谷五六石，明州民田亩产谷六七石。
３．迫使地主阶级不断进行自我更新。
由于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不再以直接的赤裸裸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土地开始成为这种社会关系的表现物，剥削关系被掩盖于土地的自然属性之下，仿佛地租是土地本来就具有的属性。随着这种变化，地主阶级职能的主要体现者，已不再是具体的某一地主，而是抽象为土地这一自然物。这样，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的经济地位，就不再由其出身来决定，而取决于他在土地上的经营，如果经营有方，勤于积累，他就有可能保持以至扩大土地，继续保持地主地位，如果不善经营，且淫佚奢侈，他就必然丧失土地，失去地主身份。脱离生产、腐败堕落是地主阶级的本性，然而这一机制就使其可以不断清除其中丧失活力的成员，不断补充进新生力量。这种现象在宋人言论中多有表述，如吕皓曰：“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吕皓：《云谿稿·上邱宪宗卿书》。），张载说：“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张载：《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黄震曰：“财货不过外物，贫富久必易位”（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朱熹弟子刘爚还把富贵者之财宝田宅很少再传、三传的现象称为“盈虚相代”，是“天之道也”（刘爚：《云庄集》卷四。）。地主阶级的自我更新，当然有利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４．使社会经济有条件自我调节。
宋代以前，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强力干预，大部分时期这种干预对社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国家经济政策毕竟是人为规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其中错误部分在所难免，再加上官僚的腐败，执行政策的偏差，这些时候便会给社会经济发展以巨大阻力。宋代国家在保证农民有可以迁徙、可以选择剥削者权力的前提下，只问赋税收入，不管其余，就使社会经济活动有条件在运动过程中自我调节，自己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选择到比较合理的发展路径。例如，国家除了维护自由租佃关系的存在，并不干预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这一关系在租佃过程中自然达到相对平衡。地主利用农民之间矛盾，用增租刬佃方式试图增加地租，而农民则利用地主之间矛盾，用转佃他人之田的方式来达到降低地租的目的，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地租剥削率自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从唐两税法开始到宋代完成的经济结构与土地关系的变革，终于最后结束了春秋战国变革所确立的基本格局，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关于两周经济关系和土地制度的讨论，至此也终于可以划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