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将税收依据从人头转变为财产，同时也就意味着社会剥削关系实现条件的转变，也就是说，剥削的主要依据从控制人身转变为控制生产资料。然而，剥削是对被剥削者劳动的攫取，如果没有相应的劳动者，控制生产资料并不能达到剥削的目的。因此，要使依据生产资料便可实现剥削的社会经济关系得以确立，首先必须使劳动力相对自由化，也即解除农民身上所背负的人身控制关系，而这一点，在宋代得到了实现。天圣五年（公元１０２７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曰：
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予凭由，方许别主。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宋会要辑稿·食货·农田杂录》。）
这里对比排列出旧新两种条例，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解脱过程。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诏令也规定：
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随契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佃耕。如违，许越诉，比附‘因有利债负虚立人力顾契敕’科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四。）
阶级关系有了这样的变化，地主与农民之间形成了较少人身依附的经济关系，较自由的租佃关系逐渐形成。在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较充分的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终于形成，并奠定了此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基本格局。宋代土地所有制大致具有如下一些特征（以下有关宋代土地关系特点的叙述许多内容依据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第三章《宋代的土地占有制度》，非直接引文不再一一注出。）。
１．土地私有制大发展。
其主要表现有四。一是土地买卖盛行，例如宋高宗时，四川立限令典卖田宅者纳税印契，一次就征收到契税四百万贯，此时四川地价每亩为近四贯，官府卖田定价为八贯到十贯，如果依一般情况下税率１０％计，土地价格取较高者每亩十贯，则四川此次纳税印契的田地共有四百万亩，足见土地买卖之盛行。二是土地兼并大发展，由于“不抑兼并”政策的实施，大地主迅速发展起来，如官僚地主朱●被籍没，仅浙西田数达三十万亩；又如世俗地主，“有张拐腿者，淮东土豪也，其家收谷七十万斛。”（《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八《陈子长筑绍熙堰》。）。三是私田数量大大超过官田，如神宗熙宁七年（公元１０７４年），全国垦田四百四十五万余顷，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仅占十分之一，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四是出现了明确为土地兼并辩护的言论，如苏辙说：“城廓之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廓者，与在官府无异也。”（苏辙：《栾城集》卷三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２．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
由于土地买卖盛行，“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宋会要辑稿·食货·营田杂录》。），从而带来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使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经济地位经常变动，这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现象。“千年田换八百主”（辛弃疾：《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三《最高楼》。），“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富室置产当存仁心》。），“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九《论取士》。），等等。宋人的这些言论，突出表现了宋代土地关系的这一特点。
３．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与土地经营的日趋分散。
土地自由买卖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权呈现强烈集中趋势，但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来越细小和分散，如宋理宗时，吏人张洪在平江府有田一百五十六亩，分散为三十八段，佃户共二十五家；淳祐三年，常州无锡县学添置“养士田”近一百段，客户五十余家，但每段土地多者七八亩，少者仅一角、二角几十步（《江苏金石志》卷一七。）。
４．官田的私田化
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形式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国家利益即税收的实现以财产为基本依据，宋代的官田也逐渐向私田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官田转变为私田，或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售田变为私田，或是通过赏赐官僚地产而变为私田。一是国家采用与地主相同的地租剥削方式来经营官田，如宋高宗曾说：“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又如太宗年间大臣陈鼎上言曰：“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这里无论观念还是剥削方式与数额，都与民间地主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