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剥削要能够存在，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剥削关系包涵于其中的生产关系——或者再宏观一些说，经济结构——能够存在，生产关系的稳定存在需要一定的秩序，而且生产关系本身也就是一种秩序，因此，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关系到社会本身的存在，对一定的剥削关系来说当然至关重要，无序状态无法使具有确定结构的社会存在，当然也无法使确定形态的剥削存在，而维护秩序，这便是国家的首要职能。恩格斯曾经对国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１６６页。）
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在于调和阶级矛盾，而不是镇压某一阶级，因为在对立统一关系中存在的各主要社会阶级，互为存在依据和条件，其间的均衡对各个阶级的存在都必须的，一方面过分削弱，打破平衡，必然会危及另一方面的存在，只有在“秩序”之中，才能使各阶级都得到正常的存在。当然，在社会各阶级中，总有一个阶级处于主导的方面，国家不能不表现和维护这个阶级的主导地位。
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同时又作为一大利益集团的国家究竟是怎样实现这一职能的呢？毫无疑问，这一职能的实现是与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相统一的，也就是说，国家在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了其社会职能，而实现其社会职能的同时又实现了其经济利益。从国家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其社会职能的实现，可能更为方便和清楚。
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税收，一是经营。税收包括实物、货币、劳役。观察税收演变史，唐两税法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人头税为主，此后，财产税为主。均田制、占田制下，法律明文规定租赋徭役以人头为基本征收依据，即使在两汉，人头税仍然是主要部分（马大英先生算过一笔帐：据历朝垦田数和户数统计，汉代农民平均每户耕作土地约在６７．６６～７９．２４亩之间，姑以７０亩计之；平均亩产据仲长统“今通肥墝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后汉书·仲长统传》)，平均以三石计之；平年粟价以３０钱计之；则每户农民粮食生产总收入折钱６３００钱。税收中田租（以三十税一计）为２１０钱；以一户五人计，其中应纳算赋者以２/３计，则须交４００钱；应交口赋者以１/６计，须交１９钱；服役者以每户１．５人计，过更折钱４５０钱，践更折钱１５００钱。以上各项合计２５７９钱，已占自耕农总收入的４０．９３％（马大英：《汉代财政史》第二章、第三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上述数据尽管可能还有可讨论之处，但已足反映两个事实。一是国家租赋徭役征发繁重，其中显然已不仅是后来意义上的国税，而还包括一部分类似后来地租的剥削收入。一是人头税在赋税徭役中占有绝大部分，其与地税之比为１１．２８比１。）。唐两税法之后，财产税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内容，两税中的地税依亩征收，户税依户等征收，而划分户等的依据是该户资产的多少。尽管宋代之后增加了种种以身丁为对象而征收的杂税，总名之“丁口之赋”，其中包含有人头税内容，但也不尽然，如明代丁役并不单纯以人口计算，而是“量地计丁”，有地一顷，征丁一名。同时，从明代的“一条鞭法”到清代的“摊丁入亩”，人头税一次又一次被并入财产税之中，清雍正年间的“地丁合一”终于最后废止了人头税。
国家经营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两方面。农业方面主要表现为在屯田、营田、官庄、学田等土地上对农民的各种类型的剥削。农业方面的经营有时规模相当大，收益也相当多，如明初洪武年间全国屯田数为
８９３ ０００ 余顷（《明史·食货志》：“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余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余顷。”），永乐年间虽低于此数，但估计相差不至太远，永乐元年（１４０３年）所收屯田子粒为 ２３ ４５０
７９９ 石；同期民间垦田约４００余万顷，所收田赋米麦为 ３１ ２９９ ７０４ 石（梁方仲：《中国古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３６０、１８６页。），多出屯田所入仅三分之一。工商业方面的经营则包括各种专卖经营，如汉代的盐铁酒专卖，宋代的盐茶酒矾专卖等，也包括一般商品经营，如汉代的均输平准，既收到了平抑物价、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又为国家获取了一定的商业利润。
国家正是在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在以人头税为主要税收的时期，控制人口是国家利益实现的基本前提，因此国家以赋民公田、占田制、均田制等等措施扶植、维护小自耕农的存在，同时又以赈济等行政措施救援破产、流亡农民。与此同时，还以各种方式限制、清查地主占有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地主的斗争主要表现为争夺直接劳动者农民，从刘秀“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之“度田”，一直到隋代之“大索貌阅”，都是这一斗争的表现。而争夺的最有效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国家剥削过重，农民则逃亡成为地主的隐户，相反，则农民又从隐户变为编户。正是在国家与地主的这种斗争关系中，农民所承受的剥削被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国家、地主、农民三大利益集团的关系在一定秩序之中稳定了下来。在以财产税为主要税收的时期，控制实际垦田数额是国家经济利益实现的基本前提，因此国家以种种方法与地主的隐冒土地进行斗争，从王安石“方田均税法”，张居正丈量全国田亩，一直到清代编制《赋役全书》和鱼鳞册。在保证税收的获取、从而使自己经济利益得到实现而外，国家没有必要再去过多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社会经济在自运转过程中实现了自平衡。由于怎样使现有财产带来更多的剩余产品成为关键，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千方百计吸引劳动力，例如宋代在佃户较缺乏地区，每有农民流徙而来，地主“争欲得之，借贷种粮与夫室庐牛具之属，其费动百千计，例不取息。”（薛季宣：《浪语集》卷十七。）而且平时还须尽量“抚存”，“富户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七。）在这种关系之下，国家通过财产税获得了较稳定的收益，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通过地主之间互相争夺劳动力而达到平衡，使社会剥削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从两汉直到清代，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的三角形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是以两税法为界，国家与地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说国家与地主分割社会总剥削收入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对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手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控制、争夺劳动者人身，转变为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即以财产税为基本税收内容，解脱农民人身依附关系，让地主与农民在自由的斗争中自我调控。宋代土地关系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