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文第四章所讨论，随着资料的逐渐丰富，我们对战国授田制度已经可以描绘出一个大概轮廓。北魏均田制度的实施，目前也为多数学者所公认，尽管在实施程度上还有不同看法。它的内容以法律形式集中反映于太和九年均田令之中（本节所引用太和九年均田令文字均据《魏书·食货志》，不再一一注出。）。下面，笔者以太和九年令为主要基准，分十三个方面，简略比较两种田制的异同，同时试加以分析。
１．受田单位与受田者年龄限制
北魏均田制：
以人为受田单位，分男夫、妇人两类。其年龄限制，“诸民年及课则受田”，男夫为十五岁以上至老免（七十岁），妇人未指年龄，据“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以及征收民调时规定“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并未言及未嫁者来看，当指已婚且配偶在世之妇女。
战国授田制：
有以户为授田单位者。云梦秦简摘抄《魏户律》曰：“●（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９２页。），可见立户为受田前提。所谓“家五亩宅，百亩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等等，都是以户为受田单位。也有以人为受田单位者。《田法》曰：“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即在以家为单位编制组成的行政区划“州”、“乡”中，按人授田，百人、千人所受田组成为相应的大块田地“区”、“域”。《管子》书中许多一夫百亩的授田记载，也是以人为受田单位。关于受田者年龄限制，《田法》有“□□□（疑当为“年七十”三字）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简文整理者认为此处所言为服役年龄，似不妥。《汉书·食货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行文与此类似。且简文前半言“食于上”，恐不能以此称免役。此段后续文字为“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原文误植为“作”）四人作者亡。”其中之“作”更不能解为劳役，当指农作，因此，文中年龄解作受田年龄为妥。）。可见此处受全额田者限于十七岁至六十岁之间，十四岁至十六岁、六十岁以上（可能至七十岁）授以半田。
比较与分析：
名义上受田单位有人、户之差，但实质都着眼于劳动者人身。战国授田有以户为单位者，但这种户基本上是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小家庭。商鞅变法明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目的是以行政手段建立这种小家庭。云梦秦简《封诊式·封守》记“某里士伍甲”的家人共有夫、妻、子、女共四人，另有臣、妾各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４９页。），就是实例。这种小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是一夫一妻，其农作的核心是一夫，因而，无论以一夫、以成年男女、或以户授田，实质上都是等价的。着眼于劳动者人身，才能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实现充分结合，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也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产品。
２．授田数量
北魏均田制：
露田，男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依《通典》改“作”为“休”）及还受之盈缩”；桑田，初受田男夫二十亩；麻田，麻布之土另给男夫十亩，妇人五亩；榆枣之田，初受田男夫一亩。其中倍田情况复杂，一是桑田通入倍田分，一是“地狭之处，……又不足，不给倍田”，可见倍田的授予与否及数量依具体情况而定。更有甚者，不给倍田仍不足则“家内人别减分”。按此标准估算，桑乡一般情况下一夫一妻小家庭受田额较少者为八十一亩（露田男夫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桑田二十亩，榆枣之田一亩），较多者为一百二十一亩（再加倍田男夫二十亩（男夫露田倍田四十亩，其中二十亩以桑田充倍，故余二十亩。参见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６８页。）、妇人二十亩），平均大致在百亩上下。麻乡再另加十五亩。
战国授田制：
一般也是一家百亩。“家五亩宅，百亩田”（《荀子·大略》。）；“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吕氏春秋·乐成》。）；等等。有多授田类如倍田者，“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也有材料记为一夫授田百亩，“一农之量，壤百亩也”（《管子·臣乘马》。）；“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权数》。）；“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管子·轻重甲》。）。
比较与分析：
两者大致都是一夫一妻小家庭受田百亩上下。北朝法定亩积依汉制，六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唐改为五尺步，但仍是二百四十步为亩。唐武德七年“始定律令”，“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旧唐书·食货上》。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一、附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战国期间，亩积则多有变化，因地因时而有不同。《孙子兵法》佚篇《吴问》所记晋六家亩积有一百六十步、一百八十步、二百步、二百四十步之别，秦相对于一般亩积有“小亩”，齐相对于一般亩积有“大亩”，但就最终统一六国的秦而言，由《为田律》及文献可见，其一般亩积为二百四十步，此种亩积大概随着秦并六国后的“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而逐渐普及于全国。如果以战国后期之秦与北魏相比，则亩积一致，授田百亩之地积亦一致。此种授田额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以汉代考察，一男丁一般大约可耕种田地四、五十亩。汉初，“一人蹠耒而耕，不过十亩”（《淮南子·主术训》。），此数甚少，与不用牛耕有关。河湟屯田，“田事出，赋人二十亩”（《汉书·赵充国传》。）；居延屯田，有“率人田卅四亩”（新出居延汉简７２．Ｅ．Ｊ．Ｃ：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８７～８８页。）；玉门屯田，有“班田七顷，给弛刑十七人”（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５６页。），人均四十一亩，这些都有戍事干扰。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汉书·食货志》。），看来一家有两个劳动力，即可治田百亩。北魏农业生产率大致也在此水平。太和元年三月丙午诏曰：“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魏书·高祖纪》。），此数略低，与上年耕牛因瘟疫死伤太半有关。太和九年令规定正常情况下授以倍田，一夫一妻授一百二十一亩，加进再倍田可达一百九十六亩，数量较高。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北魏人口稀少，土地荒芜，授田中包括大量耕休之地；二是均田令中有一些非常灵活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狭地授田也可不及百亩，甚至不仅不给倍田，最低者露田数也保证不了。战国授田制一般一家百亩，而《管子》书中多记为一夫百亩，这可能与齐地多大家庭有关，如有所谓“十口之家，……百口之家”（《管子·海王》。）。这种家庭除主要劳力而外，必然有其配偶及其他人口，因而，一夫百亩之制实际上相当于给一夫一妻小家庭授田百亩。总之，这两种田制都试图使劳动者与充足的生产资料土地相结合，实现“人无遗力，地无遗利”。战国与北魏生产力水平类似，因而授田数也相近。
３．奴婢受田
北魏均田制：
露田、桑田、麻田、榆枣之田授还一如良人。受田奴婢人数是否有限制，未见规定。
战国授田制：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衍字)除庶子一人。”（《商君书·境内》。）对作战有功士兵，增授耕地百亩，同时给“庶子”一人，此“庶子”当为所益百亩田上之劳动力，实即百亩田为其而授。该授田额同于普通农民。商鞅变法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其中亦似有踪迹，即所“名”（商鞅时即为授予）田宅、臣妾与其家次匹配，这也就意味着该家所受田地与臣妾数量相对应，实际相当于给所占臣妾授予相应土地，这样，才能保证对臣妾剥削的实现。
比较与分析：
战国有关材料目前所见极少，其中“庶子”可类比于北魏奴婢。从此极有限材料可见，两种田制下奴婢受田额与普通农民相同。其目的，是保证作为奴婢的农业劳动力也能与充分的土地相结合。关于受田奴婢或“庶子”数量，战国时有限制，即由其主人家庭的政治等级所规定。北魏均田令未见限制。据北齐河清三年均田令，可受田奴婢人数依官品有差；隋制“未受地者皆不课”，而炀帝继位时“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书·食货志》。），可见已终止奴婢受田；唐对奴婢亦不授田。由此演化过程看，我们似乎可以说，北魏均田制存在着限制受田奴婢人数的潜在趋势。
４．耕牛受田
北魏均田制：
“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
战国授田制：
未见。
比较与分析：
北魏时予耕牛授田，为战国所无，这当与长期战乱、土地荒芜、人少地多特别突出等具体因素有关。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到隋唐时，耕牛受田制度便被取消。
５．社会救济性质之授田
北魏均田制：
“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
战国授田制：
未见。
比较与分析：
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社会救济事业，战国亦当有，只是形式可能与北魏不同。《田法》所说“□□□（疑当为“年七十”三字）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这就属于社会救济之类。
６．官吏受田
北魏均田制：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剌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这种俸禄与班禄制下之实物俸禄互为补充。
战国授田制：
亦有此类俸禄田授收事例。“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韩非子·喻老》。）；齐国臣“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孟子·离娄下》。）；秦甘罗出使有功，“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与这类俸禄田并存，有实物俸禄，如秦有“千石之令”、“八百之令”（《商君书·境内》。）等等；也有分食地税者，如秦“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商君书·境内》。）。
比较与分析：
两者都授以官吏俸禄田，而且都作为俸禄多种支付形式中之一种。俸禄田上的劳动力如何解决，不清。西晋称此类俸禄田为“菜田”、“厨田”，每给菜田一顷，同给田驺一人，给厨田一顷，同给厨士一人（《晋书·职官志》。）。北魏、战国应当有某种类似解决办法。
７．田土买卖
北魏均田制：
一定程度允许土地买卖。对桑田，“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战国授田制：
如本文第四章所讨论，土地不可买卖。
比较与分析：
战国授田制下禁止土地买卖，北魏均田制下耕地的多数（露田、麻田等）也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这是两者的统一之处。不同者，是北魏均田制下桑田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买卖。北魏之前，土地私有制就有相当发展，北魏国家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因而制定土地政策时不能不予以充分考虑。
８．还田规定
北魏均田制：
“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超过限额者亦如之，“于分虽盈，（以下依《通典》删去“没则还田”四字）不得以充露田之数”。露田及麻田，“老免（七十岁）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俸禄田“更代相付”，职去则田还。
战国授田制：
由《田法》可见，年六十以上仅受半额田，即归还半额田，可能到七十岁时，归还全部受田。也有身没则还田的记载，“夫陈善田利宅，所以厉战士也，而断头裂腹，播骨乎原野者，无宅容身，身死田收”（《韩非子·诡使》。）。俸禄田如第６条所引资料，也是职去则田还。
比较与分析：
除桑田外，两种田制下的土地归还都是以失去劳动能力为标准。其目的，仍然是使定量的土地与相应的劳动力相结合，以创造剩余产品。北魏均田制下桑田不还，这自然是土地私有制已有相当发展的表现。
９．授田顺序。
北魏均田制：
“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后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
战国授田制：
一方面，对农民授田实行定期更换制，“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另一方面，以政治等级爵秩决定受田的顺序，“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优先考虑政治等级地位高者。
比较与分析：
北魏均田制下授田“恒从所近”，是为了便于生产。“先贫后富”，则含有抑富扶贫的意思，目的是维持一个较为广泛的小农阶层的存在。战国授田制采取授田定期更换的制度，意图在使授田良恶趋于平均化，并不包含抑富扶贫的意思。它不仅在授田时优先考虑政治地位高的人，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惩治贫穷者。云梦秦简摘抄《魏户律》规定“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９２页。）赘婿一般系因贫穷而出赘，《汉书·严助传》曰：“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汉书·贾谊传》也说秦人“家贫子壮则出赘”，后父，当即赘于有子寡妇之赘婿，都是贫穷者，而《魏户律》竟然规定不给他们授予田宇。商鞅还明令“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其目的则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发展。两种田制间的这个差别，表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它已经懂得了，把剥削比率和阶级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不至过分激化，对于维护剥削者整体的长远利益，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存在都具有重要意义。
１０．设立严密户籍
北魏均田制：
建立三长制（三长制建立与均田制实施的时间先后，文献记载矛盾而不能决。此处取韩国磐先生的一种推测：“颁布均田制只是先公布法令条文，待次年立三长、括户口后，才实际上进行均田工作。”(《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８８页。)此说较合理，因为没有严密的户籍，均田制是难以实施的。），“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靠此三长，检括户口，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督租课。检括户口，必然要设立严密户籍。早在平城计口授田中，就有设立严密户籍之举，拓跋晃明令：“各列家别口数，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魏书·恭帝纪》。）。要使户籍严密，就需在一定范围内禁止人口迁徙。太和九年令规定：“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
战国授田制：
商鞅变法时即设立严密户籍，“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而且经常检阅，“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管子·度地》。），“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管子·立政》。）。另外，设什伍联保制控制民户，“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立政》。）。亦禁止随意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书·垦令》。），“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管子·禁藏》。）。擅徙者及其帮助者被处以刑罚，“逃徙者刑……”（《管子·治国》。）。云梦秦简中有规定，迁徙者必需得到官府批准，有帮助故秦人出境者，削籍，处以鬼薪、城旦的刑罚，即三至五年苦役（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１３、１３０页。）。
比较与分析：
两种田制实施中都设有严密户籍，这是实现国家授田制度的基本前提。不同的是，战国授田制下对劳动者人身的控制更为严密，控制手段也更加多样。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诸雄并立、竟相争夺劳动力等原因而外，早期国家授田制下实现剥削的依据更侧重于控制劳动者人身，这是更基本的原因。
１１．国家对生产的直接干预
北魏均田制：
其一为督促、强制农民生产。太和九年令有“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实早在平城计口授田时，拓跋嗣就有劝课农桑之敕令：“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辛亥诏更严厉：“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魏书·高祖纪》。）。均田令颁布后仍然如此，太和二十年五月丙子诏“令畿内严加课督，惰业者申以楚挞，力田者具以名闻”（《魏书·高祖纪》。）。此类政策，为北魏代北计口授田后之惯例。其二为规定必须种植一定量的某些农林作物，在桑田上，“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另“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这是对生产的具体组织。其三为某种程度解决生产困难。如解决耕牛缺少问题，太和令虽无规定，但早在平城计口授田之时，拓跋晃就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魏书·恭帝纪》。），此类政策当有某种延续性。
战国授田制：
首先，也是督促、强制农民生产。《田法》、《王法》等篇规定，一岁受田收获粮食少入百斗、二百斗、三百斗者，分别处以罚为公人一岁、二岁、黥刑以为公人的刑罚；家中没有一定数量的余粮、余布帛，亲属死不得唅，不得以衾复尸（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类似规定，战国文献记载很多。其二为设平籴法保护农民免受商人盘剥而破产。李悝曾针对“籴贵伤民，籴贱伤农”的情况，设平籴法，由国家组织适时籴粜，平衡粮价，“取有余以补不足”（《汉书·食货志》。）。其三为某种程度解决生产困难，向农民提供籽种、铁器、耕牛（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４４、４３、３２、３０页。）。
比较与分析：
国家授田予民的目的在于从农民身上获得剥削和国税收入，而生产状况则直接影响到这种收入的实现以及实现水平，因此，在北魏均田制和战国授田制下，国家都积极从各方面干预生产活动，强迫农民尽力去从事生产，如果要说两者的区别，那么，战国时期的国家对生产的保护似乎更有力一些。
１２．鼓励开荒
北魏均田制：
“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
战国授田制：
商鞅变法竭力扩大农业生产，他以及其后继者明确主张，“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商君书·算地》。）。因而“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商君书·徕民》。），用以开垦荒地。《商君书·垦令》每项政策之后都曰“则草必垦也”，说明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使荒地得到开垦、农业得到发展。不仅秦如此，战国齐人作品《王法》曰：“凡欲富国豤（垦）草仁（仞）邑，必外示之以利，内为禁邪除害”（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也是将垦草同富国、仞邑并列视为国家大事。
比较与分析：
两种田制都鼓励开荒，发展农业生产。在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这极为正常，因为这样可以扩大生产，从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产品。
１３．国家剥削
北魏均田制：
以户为基准取之，为定额。“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未明言徭役数量，但肯定并非轻缓，例如均田制推行十余年后的宣武帝年间，“民多绝户而为沙门”，李瑒上奏言曰：“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魏书·李孝伯传附李蠩传》。）。民为避役而抛弃父母，成为沙门，可见徭役之酷重。
战国授田制：
以受田额取之，有定额制与分成制。云梦秦简有“入顷刍●，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二石。”（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２７页。）此为定额制，战国齐国的“以田亩籍”（《管子·国蓄》。）、“案田而税”（《管子·大匡》。），即为此类。《孙子兵法》佚篇《吴问》记晋之六家除赵而外，皆“伍税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１２期。），取什二之租税，此为分成制，商鞅变法定“訾粟而税”（《商君书·垦令》。），亦此类。此外，还有军赋，“以县小大为赋之数也，车可用者，大县七十乘，小县五十乘”（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有人头税，商鞅变法之后，“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有类如北魏户调之布帛的“布缕之征”（《孟子·尽心下》。），等等。另有“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亦未见定制，然适逢战乱之时，徭役必然酷重，且征发不时，例如秦、赵长平大战时，秦将河内之民凡十五岁以上者皆征发投入战争，对此，董仲舒曾说，商鞅变法后“力役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
比较与分析：
两种田制下的国家剥削虽然形式多样，征发依据在形式上亦各不相同，但由于对农民授田有定制，因而在保证基本授田额的情况下，根据授田额或农民人、户征收国家剥削，其实是等价的。如果要说区别，战国时还采用一定的分成制剥削，表明国家对生产活动干预较深，而北魏则完全取定额剥削，国家对生产的干预已逐渐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