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将“井”字与耕地联系起来的史料，大概最早出现于春秋。除了上述列举的“井田”制资料而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一些含有“井田”字样、或将“井”字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史料，这些史料应当说是当时历史事实的反映，其中有几条还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变革密切相关。对此，也应予以较为合理的解释。
古代文献在它流传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免发生改窜。例如《尉缭子·原官》宋本有“均井地，节赋敛，取与之度也”一句，银雀山汉墓所出竹书则为“均地分，节傅（赋）敛，□……”（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３期。）文中“地分”二字被改窜为“井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与“井田”有关的其他史料，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在未发现确证之前，只能以并未被改窜这一假定作为分析的基础。
为了正确理解这些史料，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井”字。
“井田”之说，不论《孟子》系统或《周礼》系统，都与“井”字形状有关。后人一般理解为一块方田分割为九块，成“●”形，中间为一“井”字，故曰“井田”，如程瑶田所说：“井之名，命于疆别九夫，二纵二横，如井字也”（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井田沟洫名义记》，《皇清经解》卷七二。）。其实，这种理解不一定符合先秦“井”字的本义。
“井”，金文中通常为“●”（金文中“井”实际上包含了“开”与“井”两个字，陈梦家先生区分这两字曰：“开”，“两横平行，两直不平行而向外斜，中无一点”；“井”，“两横两直平行，常有一点。”(《西周铜器断代·免簋》，《考古学报》１９５６年第４期。)本文讨论所涉仅水井之“井”字。）。《说文》曰：井，“象构韩形，·，瓮之象也。”就是说，“井”本方形水井之象形，“井”为水井井盘，“·”为汲水瓶罐。水井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产生，而且这时也有了方形的井盘，如河南汤阴白营早期龙山文化遗址的一眼水井，该井在居住遗址附近，井口近方形，上口约５．７米见方，向下约半米后即收缩为３．７米见方，井底更小，约１．２米见方，井深约１２米，井内有加固井壁的井字形木架，共四十六层，井架用木棍作成，交叉处有榫，井底出土大量碎陶器，当即汲水器具残片（《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此后的有井盘水井出土不少，例如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址中的两眼水井，这两眼井井口为圆形或圆角长方形，内有木质井盘，为原木按井字形两两叠压，水井内还有木桶、陶罐等遗物（河北省博物馆等：《蒿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６６～７１页。）。“井”字之象形，当就是取这类水井在井盘限制下的方形井筒之形状。有趣的是，金文“井”字在作为“静”字偏旁时，有的直接写作“□”，例如在《静簋》、《静叔鼎》（容庚：《金文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２７８～２７９页；周法高：《金文诂林》卷五“静”字条，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版。）中，这就更表明“井”字象形之本义。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当先秦人将“井”字与田地之类词汇连起来使用时，实际所取即“井”的方块形状之意。
如本文第二章已经讨论过的，在计量手段还不发达的古代，对土地的度量开始时往往不是直接的，一般采取间接的方式，民族学资料中常常可以看到类似情况。有的以种子来度量，如云南景颇族以箩种度量土地，一箩种水田约４亩、旱谷约２．５亩（马曜：《关于潞西县遮放西山景颇族地区团结生产的初步意见》，《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藏族也是这样，其类似于斗的量器“克”（一般容谷物２５～２８斤），同时也是计算耕地面积的单位，一克地就是可以播种一克种子的土地（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有的以牛耕来度量，如云南怒族以“架”度量土地，所谓一“架”，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一条牛一天能够犁耕的土地面积，约折合两市亩（《碧江县一区九村怒族社会调查》，《怒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可以想象，在尚未产生牛耕的西周时期，大概是以人力作为耕地度量标准，即所谓一“田”，大概就是一个成年男劳力可以耕作的土地，后来演化为“一夫”耕作之“百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着需要直接度量土地的时候，方块田，无论是正方形还是长方形，都是确定定量土地的最好形式。“井”是当时人们熟悉的方形器物，用其作方形标志，以表示方形田块，显然是比较合适的，因此人们将“井”与耕地联系到了一起。所谓一“井”之田，即一个方块田，在国家授田制下，它大概就是指一个劳动力所受的具有百亩的一个方块田，这是它真正的含义。具有百亩面积的方块田，是国家授田制的一个特征，因而，随着国家授田制的开始实施，“井田”一称或将“井”字与耕地联系起来的现象也就应运而生，这是它始见于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的文献，并作为齐、楚等国经济变革内容之一的根本原因。以这个推定看先秦将“井”字与耕地联系起来的资料，不仅不发生矛盾，而且显得更通畅、简明。
《国语·齐语》：“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此为管仲变革时“五鄙”措施之一。对于“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一句，韦昭注：“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墐，沟上之道也。九夫为井，井间有沟。谷地曰田，麻地曰畴。憾，恨也。”此处“井”字，韦注沿袭汉儒之说，本文不取。其中“墐”、“井”均为名词动词化。“陆阜陵墐”，意为将道路布置、建设于“陆”、“阜”、“陵”之上。“井田畴均”，意为按井状、即方块形状来平均地划分土地，或者说划分土地使之平均。该句大意即，在不同的各种土地上布置道路（这可能类如秦“为田律”所记的阡道、陌道，既为道路，又作田界），将田地划分为方块，使之平均。这是管仲经济变革的一项基本政策，与“相地而衰征”并行，显然并非沿袭前制，而是新建制度，这就是意味着开始实行国家授田制，即将土地划分为整齐的方块，授之予民，然后根据土地肥瘠状况征收定额的实物剥削。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蔿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文中“度”、“鸠”、“辨”、“表”、“数”、“规”、“町”、“牧”等均为动词，“井”字亦然。“井衍沃”一句，杜预注曰：“衍沃，平美之地，则如《周礼》制以为井田，……亩百为夫，九夫为井。”杜注依汉儒，本文亦不取。据前所说，“井”字作动词时是指按方块划分土地，“井衍沃”意即将平坦肥美之地划分为方块。楚蔿掩为改革军赋制度，将各种土地进行规划登记，其中平坦肥美之地被划分为方块，然后根据各种土地上的收入确定征收军赋的数量。这是楚国的一次经济变革，此类政策显然前所未有，而系新建。“井衍沃”作为一种新建立制度，也意味着实行国家授田制，即将农耕良田平均地划分为方块，授之予民，然后征收实物剥削。
《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杜预注“庐井有伍”曰：“庐，舍也。九夫为井，使五家相保。”此亦依汉儒，解“庐”为“舍”，即“家”，解“井”为“九夫”，解“伍”为实行联保制，既然是联保，所谓“夫”显然是指人。这种解释本于汉儒“井田”说，又与“井田”资料相矛盾，当然不妥。《周礼》等文献谈土地时讲“夫”均指一定量的土地，而非指人。如《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此处之“夫”系划分田野所产生，当然是指一定量土地。《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考工记·匠人》：“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这里“夫”也都是指定量土地。《汉书·食货志》所言更清楚：“亩百为夫”。因此，这里被“伍”之的对象，当是以劳动力即人为依据的“庐”，和以一定量土地为依据的“井”，“伍”即强制编制。子产对土地的强制编制，《左传》同年后文即有说明，曰：“取我田畴而伍之。”这种编制，与《田法》的一项规定非常相似，可互为注解。《田法》曰：“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对“家”按一定数量强制编制为“里”、“州”、“乡”，对“田”，则以每人所受定额土地为单位，强制编制为“区”、“域”。子产的这项变革，与商鞅变法诸多相似之处：在土地上设置田界系统（“田有封洫”），划分为方块田，对劳动者人身和土地都予以编制，此种设计，似乎也是为了实行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即国家授田制度。
这三条史料所反映史实都是一种变革，也就是说，其所立制度均为新设立制度，以前没有。它们都是按“井”字形状、也即方块形状规划土地，与此相应，都有赋税制度的改革，可以推测，这些改革都是实行国家授田制，或与之有关。
以本节对“井”字的解释来看其他一些将“井”与土地联系起来的史料，也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国语·鲁语下》：“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禾、秉刍、缶米，不过是也。”韦昭注：“其岁，有军旅之岁也。缶，庾也。《聘礼》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一作二百四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六百四十斛也。”●、秉、缶三字除韦注外亦有他解。“●，犹束也”（《周礼·秋官·掌客》郑玄注。）；又作●，“●，束也，或作●”（《集韵》。）；“秉，禾束也”（《说文解字》。），“秉，把也”（《诗经·大雅·大田》“彼有遗秉”毛传。）；“缶，瓦器，所以盛酒浆”（《说文解字》。），“盎谓之缶”（《尔雅·释器》。）。此处之“井”，若依汉儒之说，以九百亩计之，●、秉、缶依韦注，即军旅之岁加征６４０斛禾、１６斛饲草、１６斗米，则数额太大，依后一解，即军旅之岁加征一束禾、一把饲草、一盆米，则数额太小，均不可信。若以一块方田，即一夫所受之百亩计之，则按后一解非常通达：军旅之岁在正常租税而外，再加征一束禾、一把饲草、一盆米。因此孔子称其少，曰“不过是也”。
《管子·侈靡》：“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田之众，制之。”尹知章注“断方井田之数”曰：“谓分人之地，每断定其方而立之田数，屋三为井也。”句中，断，“截也”（《说文解字》。），“段也，分为异段也”（《释名·释言语》。）；数，当解为常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杜注：“使器杖有常数”；井，亦动词，“断方”与“井田”同义重复。此句大意即：将分割方块田的尺寸常数，定量军赋“乘马”所由征自的方块田数量的多少，确定为制度。这一方面将土地规整地划分为方块，另一方面又改革军赋征收制度，似乎也是实行国家授田制度，尹注“谓分人之地”，看来是恰当的。
即使以本节对“井”字解释来看《孟子》、《周礼》，也显得更为通畅、简明，并不发生矛盾。
《孟子·滕文公上》记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此“井”为动词，即问如何按方块划分土地。从孟子关于“为国”、“井地”的答复看，当时用以授田的方块田制已在实行，孟子认为它有两个弊病。一是行“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贡法，实即“相地而衰征”、“案田而税”之类，其弊端为“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岁，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一是田界混乱，“经界不正”，它带来的坏处是“井地不钧（划分的方块田大小不一样），谷禄不平”。针对这两个弊病，孟子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请”滕实行“方里而井”、即以九百亩为一大方块田的办法，以八家共受边长为一里的规整正方形田块的形式，防止暴君汙吏“慢其经界”，以八家同养百亩公田的劳役剥削形式，消除定额实物剥削的弊病。由于这仅仅是个方案，因而他请滕文公和毕战酌情修改补充，“润泽之”。
《周礼·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井牧田野”，即按方块形状规划、分割、管理田野，九夫所受田是一个基本的方块田。这里，它与《孟子》并无不同，都是规划一个大的方块田，其内容为九百亩，其目的，自然都是为了使一夫所受百亩田平均、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