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搞清楚所谓“井田”制问题，从文献角度来说，除了对《孟子》予以详细讨论而外，还需要从整体上分析“井田”资料的流变，同时简略讨论一下其内部本身就具有的矛盾（关于这些矛盾，已有许多学者作过阐述，其中以胡寄窗《关于井田制的若干问题的探讨》（《学术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４、５期）论述最为详细。）。
通常被用来论述“井田”制的材料，是成书于战国的《孟子》、《周礼》（关于《周礼》断代，自古众说纷纭，今学界有影响人物多持战国说，如钱穆、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杨向奎等，本书从之，不再讨论。关于《周礼》经济内容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事实，请参看本书第三章。）、《司马法》（本书所引《司马法》有关内容为佚文。关于其断代，因其内容多与《周礼》相出入，且《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故本书将其作战国文献对待，暂排列于《周礼》之后，不再详论其断代。）和成书两汉的《谷梁传》（关于《谷梁传》断代，一说为战国谷梁赤所撰，一说其在汉以前口耳相传，汉初方写定成书。不论采取何说，其书汉初已写定，而主要内容当形成于战国，故本文将其排于《韩诗外传》之前。）、《韩诗外传》、《汉书》、何休《公羊解诂》、《春秋井田记》（《春秋井田记》已佚，作者亦不知。原文系《后汉书·循吏列传》李贤等注引《风俗通》所引，《风俗通》作者应劭与何休相前后，故本文将其排列于《公羊解诂》之后予以讨论。），其中最早的是《孟子》、《周礼》和《司马法》。《司马法》与《周礼》相类，而《孟子》和《周礼》看来属于不同的系统。关于《孟子》，本章第一节已经作了讨论，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周礼》。
《周礼》谈到与土地有关的“井”的记载有两条，其具体记述如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周礼·地官·小司徒》。）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甽。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周礼·考工记·匠人》。）
此外，与其相类涉及授与农民定量土地的记载还有如下几条：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周礼·地官·大司徒》。）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周礼·地官·遂人》。）
《周礼》的叙述显然与《孟子》大为不同。
其一，不见专门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耕地。孟子的设计专门在九百亩中划出一百亩作为“公田”，以使各耕种百亩的八家在这里实现剩余劳动。但《周礼》在与土地有关的场合中提到井时，都是说“九夫为井”，并未保留出类如孟子所说的“公田”百亩，可见其所采取的剥削形式是以定额制或分成制直接收取实物的。
其二，授予土地的对象是“夫”而非“家”，除户主外，“余夫亦如之”。根据《小司徒》中提到每家“可任者”有三人、二人半、二人之别来看，每家“夫”数并不相同，这样，一家所受耕地当不限于百亩，而《孟子》所述为按家授田，若据《周礼》，则“八家共井”便成为不可能，甚至一家所受土地分属于不同的“井”。
其三，由于轮耕之需，每夫受田并不限于百亩，还有“莱五十亩”、“莱百亩”、“莱二百亩”之别，《孟子》则无此考虑。按照《周礼》的授田额，《孟子》式的设计便成为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在本章第四节的讨论中将要说明，“井田”制的内涵实际有两个来源，一是反映了西周社会的“公私田”之别与“助”法劳役剥削形式的内容，一是反映了春秋战国社会的以授田予民为基础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孟子》杂糅了这两方面内容，而《周礼》只有后一项内容。因此，《周礼》的有关内容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授田制度的设计或规整化的反映。从它与《孟子》区别来看，除了上述来源不同而外，还表现出，《周礼》考虑到了各种现实情况，如土地肥瘠的差别、一家人口多少的不同等等，而《孟子》的设计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脱离实际的书斋特色。另外，《周礼》以夫授田，也表现出了它出身于东部的地区特色，西部的秦由于商鞅的分户政策，家庭多被分割为以一夫一妻为核心的个体小家庭，东部地区则似乎多有大家庭，如《管子·海王》所说的“百口之家”，适应这种实际，国家授田只能按夫进行。东部地区的这一特点，在银雀山竹书《田法》中表现很清楚：“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１９８５年第４期。）对居民的行政编制，以“家”为单位，而耕地的编制，则按“人”所受定额田为单位。
当然，与《孟子》相同，《周礼》依然带有浓厚的书斋气。如果仅就授田方面而言，《周礼》的设计是切实可行的，但它在授田以上的设计则多属空想，特别是沟洫制度。《地官·遂人》有关于遂、沟、洫、浍、川和径、畛、涂、道、路的一整套设计，在千里大平原上，由于本来就存在着的山陵河川湖泊，这种设计既不具备任何现实可能性，也没有任何实际必要性，如宋人叶适早就指出过的那样（叶适《水心别集·民事下》：“夫畎遂沟洫，……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于后世耳。大陂长堰，因山为源，钟固流潦，因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不在乎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如果真要如此建设，则工作量之大难以想像，据《考工记》，遂广深各二尺，沟各四尺，洫各八尺，浍广二寻（十六尺）深二仞（十六尺），而在一“万夫”之国（依一夫百亩计之，不过方三十余里）中，需开凿长６０丈之遂
● 条，长６００丈之沟９００条，长６００丈之洫９０条，长 ６ ０００ 丈之遂９条，按尺为0.231米计之，暂不考虑径畛涂道路的建设，仅沟洫之类总土方量为
4 366 500 立方米，“夫”均436立方米，在工具落后的先秦，这是不小的工作量，且不说自然及人文地貌也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建设。宋人苏洵早已指出过这一点（苏洵《嘉祐集·田制》：“非塞谿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垅，不可为也，纵能尽得平原广野而遂规划于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于此不治也。”）。这种设计与现实存在尖锐矛盾。
与《周礼》相类，《司马法》也有将土地与“井”联系在一起的叙述：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
就亩百为夫、九夫为井而言，《司马法》与《周礼》相类，而且同样也没有“井田”字样，只是多出亩之地积的确定和夫三为屋之说。由于《司马法》的断代以及整体情况很难把握，无法作出更细致分析，故讨论战国有关文献时，本文主要着眼于《孟子》和《周礼》。
成书于战国的《周礼》和《孟子》，都没有明确提出“井田”一词，都表现出浓厚的政治、经济设计的特色，而且两者之间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到了汉代，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针对于新的经济需求，汉儒们开始提出“井田”制概念，并把它作为西周甚至更前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其源头，似乎都是《孟子》，《汉书》以后方又杂以《周礼》。《孟子》只是作为一种经济设想提出“方里而井”的设计，其目的主要是为解决“经界不正”的弊病，汉儒则将“井田”当作西周土地制度，目的是为扼制汉代的土地私有化势头寻找理论根据，这样，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成为必然。但是，汉儒所能依据的最早文献只有《孟子》，因此只能以修改、完善《孟子》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只能离《孟子》越来越远。
在涉及“井田”内涵的资料中，最早提出“井田”一词的是《谷梁传》：
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谷梁传·宣公十五年》。）
此条说法沿袭《孟子》，只是增添了“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一句，大概作者感觉到《孟子》的设想没有考虑到农民居住地，是一缺陷。但是，它将实现劳役剥削的土地和作为居住地的土地都放在公田上，如何安排？似乎并没有予以考虑。显然，这里作者已经把“井田”作为古代实际存在的一种土地制度来加以描述。
接着谈到类似内容的是《韩诗外传》：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韩诗外传》卷四。）
作者又在《谷梁传》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设法解决农民的居住地问题。他的思路很巧妙，首先将公田百亩划为两部分，其中八十亩作为实现剩余劳动的场所，每家承担十亩，正好合于十一之比（关于“什一之税”，汉儒理解亦多混乱。依孟子之言：八家共井，为“九一而助”，其“九一”是指总产品或总劳动的九分之一。依李悝所言：“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其“什一之税”即十分税一，是指总产品的十分之一，而非农民所得与税收之比为十比一，《韩诗外传》所说与下述何休《公羊解诂》所说，实际都是十一分税一，而并非“什一之税”。），所余二十亩分与八家，每家二亩半，用以“为庐舍”。然而，这里对庐舍用地的设计依然与《孟子》相矛盾，因为孟子的理想是“家五亩宅，百亩田”，二亩半宅地其实只够一半。同时，他又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即每家余夫各得二十五亩，但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各家余夫的二十五亩田地如何安排？《孟子》谈到余夫时说的很清楚，卿以下有圭田五十亩，卿家之余夫有圭田二十五亩。《礼记·祭义》曰：“昔者天子为藉千亩，……诸侯为藉百亩”，各级统治者祭田规模各不相同，孟子所设计“卿以下”以及其余夫所受圭田五十亩、二十五亩与此祭田数额吻合，此处圭田当即祭田，千亩、百亩、五十亩、二十五亩之差也正与天子、诸侯、卿大夫、卿家“余夫”之等差成比例。孟子此处所谓“余夫”，当即“余子”。“余子”，即卿大夫家嫡子以外之诸子，显非一般农民。《周礼·地官·小司徒》：“大故致余子。”郑玄注：“余子，卿大夫之子。”《吕氏春秋·报更》：“张仪，魏氏之余子也。”高诱注：“大夫庶子为余。”《左传·宣公二年》“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杜预注：“余子，嫡子之母弟也。”《汉书·食货志》：“余子亦在于序室。”苏林注：“余子，庶子也。”圭田显然与农民每家所受百亩性质不同，无论解释为祭田，还是像有些学者那样解释为畸零之田，因其数量大大少于农民每家所受之百亩，故都不是由受田者自己耕种，当属孟子所说“公田”，是农民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因此，孟子的说法与“八家共井”并无冲突。《韩诗外传》将余夫解释为受田农民各家之余夫，则其所受二十五亩土地实际上无法安排，与孟子的设计形成尖锐矛盾。
至《汉书》，则杂糅了《孟子》和《周礼》：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
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狝，冬大阅以狩，皆于农隙以讲事焉。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连帅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汉书·刑法志》。）
上述所录《食货志》三段文字，第一段来自《孟子》以及其后的《谷梁传》、《韩诗外传》，但是略去了《韩诗外传》所谓“余夫”之说，第二、三段基本来自《周礼》以及《司马法》，其内容与第一段形成尖锐矛盾，其实二者无法并存。除此而外，又增加了一些内容，诸如授收田年龄界限、对于生产的直接干预、对受田农民更严密的管制，等等。《刑法志》内容则基本来自《周礼》和《司马法》。《汉书》“井田”论由于是杂糅了《孟子》和《周礼》两个系统的内容，其中的矛盾是显然的。按夫授田，“余夫”同于“户人”（即户主），且按土地肥瘠有百亩、二百亩、三百亩之差，按此则根本无法形成所谓“八家共井”。另外，适应两种不同的土地规划的两种剥削形式，即公田“助”法剥削形式与直接征收实物剥削形式，也形成尖锐矛盾，二者无法统一起来。
何休《公羊解诂》则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公田十亩，即所谓十一而税也。庐舍二亩半，凡为田一顷十二亩半，八家而九顷，共为一井，故曰井田。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种谷不得种一谷，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以妨五谷。还庐舍种桑荻杂菜，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女工蚕织，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于五口，名曰余夫，余夫以率受田二十五亩。十井共出兵车一乘。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兵车素定，是谓均民力强国家。在田曰庐，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
这里，明确了受田百亩之“家”的人口数量，为五口，同时明确了“余夫”的定义，即一“家”多于五口者。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有关社会风气、道德方面的叙述，主要是所谓贵人、重公贱私之类。但是，他将余夫作为各家多于五口之人，且授予其二十五亩，田又有一岁一垦、二岁一垦、三岁一垦之别，为“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又须“三年一换土易居”，土地如何分配安排，仍是难题。其叙述前后两部分依然矛盾，考虑到“余夫”和上、中、下三种田土的不同分配，孟子所言“八家共井”在这里仍无法实现。
最后是《春秋井田记》：
人年三十，受田百亩，以食五口。五口为一户，父母妻子也。公田十亩，庐舍五亩，成田一顷十五亩，八家而九顷二十亩，共为一井。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也。（《后汉书·循吏列传》李贤等注引《风俗通》所引。）
这里又有改变，将宅地扩大为五亩，突破一井九百亩之限，似如《孟子》，实与《孟子》已截然不同，其所谓“八家共井”似乎是作为一种社会基层组织，是以家而并非以土地为组织依据的，因为九顷二十亩作为八家共之的一个方块，实在是难以实现的规划。它与《孟子》的相同之处，只是同样有授田予民的内容而已。
从上述罗列可以看出，“井田”资料有一个明显的增补、发展的演变过程。“井田”资料的源头在战国，主要是《孟子》和《周礼》二书。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期，在这一大环境之下，思想家们不可能脱离现实，他们为治国平天下设计了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规划与方案。这些设计在本质上属于新的精神生产品，但在具体内容上，必然也必须借鉴前代和当代的许多适合其思想体系的东西。在笔者看来，《孟子》是这样，他既借鉴了西周的“助”法剥削形式，又参考了战国普遍存在的国家授田制形式，提出了全新的“方里而井”设计；《周礼》也是这样，其作者既吸收了大量的西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方面的成果，又吸收了自管仲以来的政治、经济改革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一统天下的统治体系。然而，就这两本书有关所谓“井田”的内容而言，不管其包含了多少与历史上或现实中相符的东西，在总体上只能归于设想、规划、方案一类，属于精神范畴之内，而无法归于现实，因此，如果从实际施行角度来看，其必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当然，从“设计书”角度看，这种矛盾完全可以理解。另外，正因为《孟子》与《周礼》是两套不同的“设计书”，其间矛盾也是完全正常的了。《孟子》和《周礼》都没有提出“井田”一词，“井田”制作为对西周土地制度的一种描述，应当说在汉儒那里方才形成。由于“井田”资料有两个存在矛盾的不同源头，而这两个源头都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设计而将“井”与土地联系起来，与社会实际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凡是试图延袭这两个源头、并将其作为一种现实制度来理解的努力，都必然因内部存在尖锐矛盾而不能成功。汉儒是这样，后人也是这样。胡适从文献角度着眼，考察“井田沿革史”，“以为大概井田论是到汉代方才完备的”，从而否定井田制的存在（胡适：《井田辨》，《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书店1989年版。），应当说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