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等东部地区的国家授田制度自管仲变革时即已建立，到了《管子》各篇形成的时候，国家授田制似乎已呈现出某些衰落的征兆，这似乎预示着从战国国家授田制向两汉土地私有制过渡的开始。
从《管子》的有关叙述来看，这种征兆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国家有时不能确保授田，《问》篇曾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
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
群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
官丞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
不仅已牺牲战士的儿子、外来移民中有未得到授田者，官吏中也有未得到国家所授禄田者。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因官僚主义等等而发生的暂时性工作错误，《管子·禁藏》曰：“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似乎当时已产生了授田不足、授田不等的现象，因而作者主张国家应使农民得到足额的授田，这样才能使农民富足。这里的原因似乎并非无田可授，而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当然，国家掌握大量荒地是授田制实施的基本条件之一，《管子》中也确有开荒耕种的迹象，《问》篇曰：“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荒地大量开垦必然使授田制走向尽头。上述现象的原因不能排除国家无田可授的可能性，但这仅为推测，其详如何，终不得知。
另一表现是私人强占或用其他方法占有国有土地，不向国家交纳租税。《管子》中有：
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管子·轻重乙》。）
崇弟、蒋弟、丁、惠之世功，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管子·轻重乙》。）
亩十鼓之壤，君不以轨守，则民且守之。（《管子·山国轨》。）
边境荒地为私人强占，而且不交纳租税；贵族世家拒绝交纳应交纳的赋税；亩产十鼓的好地如果国家不设法控制，就会为私人所控制。这些记述都说明当时土地国有制开始被冲开某些缺口，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已经遇到了某些麻烦。关于战国国家授田制向两汉土地私有制的过渡，本文将在第六章详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