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管子》一书所见，对其中所反映的国家授田制度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内容和特征。
１．国家严密管理社会生产劳动者，按“夫”或“户”授予定量土地。
首先，国家设立严密户籍，定时核查登记：
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管子·乘马》。）
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管子·度地》。）
其次，按一定的行政组织强制编制生产劳动者。其形式或是以劳动者“家”为单位进行编制：
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立政》。）
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五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管子·乘马》。）
或是按土地、生产活动将劳动者编制起来：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管子·乘马》。）
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管子·乘马》。）
《田法》中也有类似规定：
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
五人为伍，十人为连。
再次，用行政的暴力的手段直接控制劳动者人身，禁止其迁徙、流亡：
（冬）五政曰：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管子·四时》。尹知章注：“分异谓离居者。”）
逃徙者刑……（《管子·治国》。）
审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里尉）无时。（《管子·立政》。）
国家是在对劳动者人身予以严密管理和控制的基础上，方才实施授田制度的。授田按“夫”或“户”进行，一“夫”或一“户”授田一百亩：
一农之量，壤百亩也。（《管子·臣乘马》。）
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管子·山权数》。）
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管子·揆度》。）
方一里，九夫之田也。（《管子·乘马》。）
自然，其中所言亩积究竟多大，是百步之周亩，是《礼记·王制》所言之东亩，还是战国晚期流行西部的二百四十步之秦亩，仍不清楚。《田法》有：“一人而田大亩廿［四者王，一人而］田十九亩者霸，……”其中所称为大亩，与此相比，上引所言显非大亩（李学勤先生研究《田法》后认为：“简文所说的小亩就是《食货志》李悝所讲的亩，也便是周制百步之亩”，“《田法》的大亩应该就等于六小亩”。见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71～372页。据此，则《田法》所说授田额也是周制百亩或稍多一些。）。
另外，《田法》规定了受田者的年龄限制：
□□□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简文整理者认为此言为服役年龄，不妥，文中之“作”恐不能解为徭役。此句后续文字曰：“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原文误植为“作”）四人作者亡。”又曰：“王者一岁作而三岁食之，霸者一岁作而二岁食之，……”显然，不能说征发徭役越多国家越强盛、积蓄粮食越多。且其行文与《汉书·食货志》有关授田的文字非常相似，因而以理解为受田并从事农作的年龄界限为妥。）
２．设立严密田界系统。
国家要实施授田制度，就必须确立和维护严密的田界系统。对此，《管子》中有几条记载：
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管子·乘马》。）
（春）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阡）伯（陌）。（《管子·四时》。）
显然，国家定时组织对田界系统的维修和订正。其中阡、陌、封、疆究竟为何，《管子》未作明确阐释。根据秦《为田律》，阡、陌、阡道、陌道、封、埒（疆），皆有确定形制，互相联结则构成一套完整的田界系统，这个系统是为推行授田制而建立的，其目的在于维护一夫所受田百亩顷的确定地积。《管子》书中所说阡陌封疆当与此相同，且称封、疆为“修”，称阡、陌曰“正”，其间区别也与秦《为田律》意思相仿佛。
３．以所授土地的质与量确定国家租税征收额。
在国家授田制度下，国家征收的租税是地租与国税的统一体，即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管子》书中所见的租税征收有两项指标，一是根据所授土地的质量而定，即“相地而衰征”，一是根据所授土地的数量而定，而不依据实际耕作亩数，即不“以田亩籍”，这两个特点使国家租税征收更趋于合理。《管子》书中曰：
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管子·大匡》。）
相地而衰其征，则民不移矣。（《管子·小匡》。）
郡县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管子·乘马数》。）
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策相圆，此国策之持也。（《管子·乘马数》。“田策相圆”即税额与田等相符。）
这些都是说，征收的租税必须与所授耕地的质量相应。《管子·乘马》篇中还具体叙述了旱地与涝地的减税比例：
一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一，二则去二，三则去三，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二，三则去三，二则去四，尺而见水，比之于泽。
租税的征收除依据地之肥瘠而有等差之外，授田数额也是其基本依据。《管子·乘马》篇谈到军赋的征收时说：
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器制也。
这里的军赋自然是按授田额征收，而不管其是否耕种。《管子·国蓄》篇曰：“以田亩籍，谓之禁耕。”这是说，如果以实际耕种土地的数量来征收租税，则必然挫伤农民耕作的积极性。若将此句解释为主张不征收土地租税，显然与实际情况难以相符。《管子·轻重甲》篇中有关于“正籍”的叙述：“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日本学者安井衡《管子纂诂》注曰：“与，预也。正籍谓正户正人之籍。无预正籍者，谓无本业者。”（转引自郭沫若《管子集校》，《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正籍者正税也，此处所谓正籍显然是指依据国家授予的足额田地而必须交纳的租税，因此有可不交纳正籍者与必须交纳正籍者之分，其前提自然是得到了授田与否。
国家征收的地租与国税合一的剥削，除上述实物的租税与军赋而外，还有劳役。《管子·乘马》篇曰：
距国门以外，穷四境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
任何人都必须为国家按定额服三天徭役。
４．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予以行政干涉。
就《管子》书中所见，这种干涉主要有三：（１）国家给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以实物资助，并在灾荒和春秋物价变动较大时予以保护，使之不受高利贷盘剥，以致力于农业生产；（２）国家以兴修水利、不误农时等措施保护和促进农民的生产；（３）用行政手段对努力生产者予以奖励，而对懒惰者给以督促乃至惩罚。
国家给农民的资助有工具、粮食、货币等等，《管子》书中此类记载甚多：
故（人君）守之以准平，……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种穰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管子·国蓄》。）
泰春（国家）公布曰：……无赀之家，皆假之器械：●、籯、筲、●、公衣，功已而归公折券。（《管子·山国轨》。）
发故粟以田数。（《管子·五行》。尹知章注：“故粟，陈也。以田数多少用陈粟给人，使得务农。”）
百亩之夫予之策曰：率二十五日为子之春事，资子之币。（《管子·臣乘马》。）
山田、间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管子·山国轨》。）
山田以寄君币，赈其不赡。”（《管子·山国轨》。）
民之无本者，贷之圃镪。（《管子·揆度》。）
由上述可见，国家资助的对象多是无食、无种、无以与正籍或耕种劣等田土的农民，时间则是春种等急迫需要资助的时节。这种政策对使农民免受高利贷盘剥具有重要意义，而高利贷盘剥是授田制度下农民贫困、破产逃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家还以调节市场物价、预付粮款或粮食、以工代赈等方式来保护农民：
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价，无倍称之民。（《管子·揆度》。“夷疏满之”，即平衡供求、疏通有无；“倍称”，即成倍的利息。）
春赋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管子·国蓄》。）
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事，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以平国策也。（《管子·乘马数》。）
其次，国家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并在征发民力时注意不误农时，以此维护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管子·立政》。）
（春）三政曰：冻解修沟渎。（《管子·四时》。）
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管子·臣乘马》。）
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谓之时作。（《管子·山国轨》。）
除上述两方面而外，国家对农民还以行政的暴力的手段奖勤罚懒：
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管子·揆度》。）
苟不树艺者，谓之贼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谓之不服之民。（《管子·轻重己》。）
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管子·轻重己》。）
国家对努力耕作者予以名誉和实物的奖励，而将不努力从事农作者称为“贼人”、“不服之民”、“不令（善）”之民，轻则斥责，重则遣戍边疆。
银雀山竹书《王法》、《田法》中也有类似规定：
岁十月，卒岁之食具，无余食人七石九斗者，亲死不得含。十月冬衣毕具，无余布人卌尺、余帛人十尺者，亲死不得为●（幠）。……（《王法》。）
卒岁田入少入五十斗者，□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田法》。）
由上可见，《管子》与银雀山竹书所反映的国家授田制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些制度互相关联，互为条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