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管子》全书，其中有关土地问题的论述所集中反映出来的是国家授田制度的实施。书中许多文句直接叙述了国家对农民的授田：
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管子·度地》。尹知章注：“案家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数，当受地若干。”）
凡国都皆有掌媒，……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管子·入国》。）
民人之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管子·轻重甲》。）
这些叙述直接反映出国家授田制的实施。这种国家授田制度有时又称之为“均地”、“分地”、“正地”。如：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故不均之为恶也。（《管子·乘马》。）
命之曰：地均以实数。（《管子·乘马》。）
地者政之本也，……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管子·乘马》。）
分地若一，强者能守。（《管子·国蓄》。）
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管子·乘马》。）
有时也使用“井田”名称：
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管子·侈靡》。）
此句中的“井田”一词如何理解，下章将作讨论，但不论如何理解，它至少反映了国家给农民授予定量土地的事实。
上述这些言论都说明，在《管子》作者所处的时代，基本的土地制度是国家授田制度，即国家对直接生产者农民授予定量土地的制度。这与地下发现的资料相一致，银雀山竹书《田法》明确说：
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
又说：
循行立稼之状，而谨□□美亚（恶）之所在，以为地均之岁。……□巧（考）参以为岁均计，二岁而均计定，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亚（恶）□均之数也。
这里不仅是授田，而且通过定期更换重授，使受田者可以均享良瘠之田。还提到有基层吏员专门度量民之授田额：
邑啬夫度量民之所田小……
《王法》也说：
……上家□亩四，中家三亩，下家二亩。
此处简残，似即言以家之等级授予不同廛宅之地。
《管子》一书所反映的土地国有的事实，可以作为当时国家授田制度实施的旁证。与土地国有相对立的土地私有权，其基本内涵至少应当包括一定限度内的土地买卖权，但是，在大谈特谈商品交换的《管子》书中，却找不到土地买卖的痕迹，相反，却有土地不能买卖的证据，《管子·小称》曰：“虽有天子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而走矣。”农民逃亡，土地只能遗弃，这说明土地不能买卖，归国家所有。由于土地国有，农民所需土地通过国家授田制得到满足，因此当时的社会问题中没有土地兼并问题。国家害怕的是农民逃亡，离开国有土地。《管子·立政》说：“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把农民不关心授予他的土地看作国家的危险。《管子·轻重甲》篇中，作者将农民忍饥挨饿的原因归结为商人囤积居奇，只字未提土地问题。在《管子·治国》中，作者分析农民“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的原因，列举了农轻商重、苛捐杂税、高利贷盘剥、“上征暴急无时”等，总括为“粟少而民无积也”，亦未提及土地问题，又说：“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从这些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土地兼并问题，这说明当时社会上不存在土地兼并。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土地”、即国家授予的土地结合在一起，国家通过授田制度来维持和保护这种结合，使他们为国家提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因此，农民不关心自己的土地成为统治者最担心的危险之一。
土地国有与国家授田制度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前提。土地归国家所有，授田制方有可能实施，而通过授田制度的实施，国家从农民身上取得了粮食等剩余产品和徭役等剩余劳动，土地国有才算真正实现。所以，土地垦辟状况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管子·权修》说：“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管子·事语》说：“彼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等等，因为土地不垦辟，即土地上没有受田农民在耕作，国家就得不到相应的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土地国有权也就无法得到实现。
当然，土地国有制的存在形式除了国家授予农民的定量土地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式。一种是屯田：
（秋）三政曰：慎旅农，趣聚收。（《管子·四时》。尹知章注：“师旅营农，当慎收之。”）
请以令发师置屯藉农，……（《管子·轻重乙》。）
一种是因爵位或功绩授予贵族土地：
度爵而制服，……六畜人徒有数，……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管子·立政》。）
有善者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管子·君臣上》。）
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管子·国蓄》。）
这些，也都是国有土地的存在形式，但它们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只占据次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