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辕田”的主要内容是推广牛耕，但仅仅以此还不能充分解释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亩制，理由有二。一、为便于牛耕，增大田块长度即可，不必硬性规定亩之形状，特别是亩宽一步。二、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一夫挟五口”所能治田为百步之亩百亩。汉行代田法，“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汉书·食货志》。），一夫实际所耕亦百步之亩百亩。解放前北方谚语所谓“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夫所能耕田三十旧市亩，按秦尺２３.１厘米、旧市亩６１４.４平方米折算，大致也是百步之亩百亩。秦亩制百亩相当于百步之亩二百四十亩，以此授予一夫耕种，则大大超出其耕作能力，这正是《商君书》所说“地不任”现象，与商鞅务尽地力思想相矛盾。因此，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亩制的确定应当还有其他原因。
这里，赵过“代田法”又给我们启示。代田法的核心是以牛耕为基础、实行一亩三垄三甽的垄甽耕作法，其亩制形状是为正确布置垄、甽服务的。《汉书·食货志》称其为“古法”，则它与前代秦的耕作方法应当有直接渊源关系。成书于战国后期秦国的《吕氏春秋》中，收入了《任地》、《辩土》、《审时》等几篇农家著作，其中详细描述了垄甽耕作法的具体内容，这似乎就是赵过时所谓的“古法”，也当是商鞅变法中农业技术革命、即“制辕田”及其以后成果的总结，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亩制由此可以得到更为充分的解释。
《吕氏春秋》所见垄甽耕作法的核心是整修垄、沟，以此为基准进行耕作。《任地》曰：“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文中的亩即垄，甽即沟。整地之后的农田由垄、沟相隔而组成，其宽度均与耨柄长度相同，为一尺（２３.１厘米）。完成整地的工具是长六尺（１.３８６米）、宽八寸（１８.４８厘米）的“耜”，这里的“耜”就是犁，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引黄东发曰：“耜者今之犁，广六尺，旋转以耕土”。此处耜宽即犁铧宽，用八寸宽的犁铧耕地，由于两边必然会带动土壤，所耕成的沟正好是一尺上下。此犁铧宽度（八寸，合今１８.４８厘米）与考古发现基本统一，已知出土战国犁铧宽度大致是２０厘米上下。关于出土汉代犁铧，黄展岳先生依其大小分为三类，小铧长宽各２０厘米左右，中铧长宽各３０厘米左右，大铧长宽在４０厘米以上，并指出其中绝大部分是小铧和中铧（参见黄展岳《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农业考古》１９８１年第一期。）。秦汉尺一尺左右宽度的犁铧大概比较适应于牛耕和田间播种行距，因此这个宽度沿袭至唐。唐人陆龟蒙《耒耜经》记当时犁头尺寸曰：“镵长一尺四寸，广六寸”，据万国鼎先生考证，“唐大尺的标准长度在０.２９４９米与０.２９５９米之间”，唐“后期渐有放长，有长到０.３１米左右的”（万国鼎：《唐尺考》，《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依此，唐犁头宽度也在１８厘米左右。战国时期尚未产生犁壁，无壁犁不能翻土，但可将土分向两边，形成沟甽，来回各一次，便形成一垄两沟，连续进行，则垄沟相间而完成整地，同时也可以完成播种。这种整地方式可以只耕总面积一半的土地即完成整地，其余一半是未耕地，被翻起的松土所覆盖，成为垄的基底，因此，以这样方式耕种二百亩土地，只相当于全部翻耕土地一百亩。秦亩积由百步扩大为二百四十步之后，一夫之力仍可耕种百亩，其奥妙大概就在于此。所整之地只播种一半，即所谓“上田弃亩，下田弃甽”（《吕氏春秋·任地》。），“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吕氏春秋·辩土》。），高旱田种于沟内，低湿田种于垄上，有苗之地占全部田地十分之五，来年则垄沟更换。秦地属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大概一般是将种子播种于沟甽之中，出苗以后，通过中耕、锄草、培土，原来的沟逐渐变为垄，原来的垄逐渐变为沟，第二年播种的沟正好是前一年的休闲地，即垄。
《吕氏春秋》所见商鞅变法后推行于秦地的垄甽耕作法，可由解放前东北地区普遍采用的垄、沟耕作法得到非常形象的说明。后者主要有如下一些内容：一、垄台一般为南北向，这与秦《为田律》中亩向完全一致，以便垄面多接受太阳照射，从而提高春秋两季地温，增加产量，经对照实验，在东北北部地区，南北垄比东西垄增产１５％。二、不管栽培什么作物，垄宽不变，东北地区南部为５１.４厘米，中部为５６.９厘米，北部为７０.０厘米，不同作物只调整株距。这里的垄宽实际上包含了垄台与垄沟、即垄和甽两部分，其形制与《吕氏春秋》所述完全相同，只是宽度稍大一些，这大概与东北地区主要农作物为大豆、高梁有关。三、垄台与垄沟的宽度大小，是由犁及犁铧的大小所造成的，这与《吕氏春秋》所见也完全统一，后者用八寸之犁铧耕地，两边各带动一寸（２厘米）土壤，从而耕造出一尺左右宽的沟甽。四、具体耕作方式有反种、积种、坏种、劐种四种，其耕地深浅及用工多少各有差别，积种最省事。“积种是在去年的垄沟里播下种子，用装上‘犁铴头’（或草耙）的犁，把去年的垄台从中犁翻，把翻起的土翻落到两边的垄沟作为覆土，这样只需一个来回就可播完两垄，一天就可以翻耕播种两晌地（１.２公顷）”（［日］天野元之助：《中国传统耕作方法考》，《农史研究》第三辑，１９８３年。）。这是一套完整的、适合我国北方土壤气候条件的、便于牛耕而又比较省时省力的耕作方法，可以推断，商鞅变法后秦国推行的耕种方法当与此类似。
由上述讨论可见，秦“制辕田”，确定一步宽、二百四十步长亩制，除了便于在长直辕犁条件下推广普及牛耕而外，也是为了推广以牛耕作为基础和核心的垄甽耕作技术。据《吕氏春秋》总结，这种新技术有许多优点。一、可以实现“息者欲劳，劳者欲息”（《吕氏春秋·任地》。），使耕地每年都有一半休闲从而恢复地力，这实际上是变不同地块之间的轮休为同一地块不同部分之间的轮休，在不增加耕作劳动量的条件下加速土地熟化，改良土壤。二、垄、沟布置便于条播，“衡行必得，纵行必术”，可以避免农业生产中“三盗”之一的“既种而无行”，由于“茎生有行，故速长”（《吕氏春秋·辩土》。），这在耧车发明之前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措施。三、“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坚”（《吕氏春秋·辩土》。），即禾稼生长最有利的土壤条件是上虚下实，种子处于其间，下实则利于种子吸水、扎根，上虚则利于种子发芽、禾苗生长，同时减少地表水分蒸发，可能类如东北地区“积种”方式的垄甽耕作法正好能实现这点，与现代农业中采用的免耕法或少耕法诸多类似之处。四、垄甽耕作条件下的条播使间苗大为方便，“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吕氏春秋·任地》。），间苗使禾稼“弱不相害，故速大”（《吕氏春秋·辩土》。）。五、垄甽条播使禾行与余地界限清楚，从而利于中耕、除草、培土等田间管理工作的进行。中耕“使地肥而土缓”（《吕氏春秋·任地》。），起到保墒和释放土壤肥力的作用。除草可以去除农业生产“三盗”之一的“草窃”（《吕氏春秋·辩土》。），使禾苗茁壮成长。培土则使禾稼根系发达，既能更多吸收水分养料，又能抵御风害抗倒伏。六、垄作条播利于禾间通风，即所谓“正其行，通其风”（《吕氏春秋·辩土》。），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利用光照。具有这些优点的垄甽耕作法与铁犁牛耕的推广普及相结合，形成农业生产技术的一场革命，它必然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增加了农业产量，增强国家经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