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上的“爰田”究竟为何？后汉以降，众说纷纭，观点之多，古史研究中实属罕见，至今未获令人信服之结论，成为聚讼不决的悬案。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历史之谜，除寄希望于新资料的发现而外，方法也需适当调整。一是严格从现有史料出发，避免“增字解经”，并结合历史环境整体进行研究；二是尽量从汉魏人的注解中超脱出来，避免由此产生的纷乱；三是解字应本其初义，运用声训须十分审慎，力戒牵强附会。笔者试图由此出发作些新的探讨。
目前所见先秦“爰田”史料仅三条：
（秦）乃许晋平。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乎作爰田。……晋于是乎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
（晋惠）公在秦三月，闻秦将成，乃使郤乞告吕甥。吕甥教之言，令国人于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将归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且赏以悦众，众皆哭，焉作辕田。……焉作州兵。（《国语·晋语三》。）
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东雄诸侯。（《汉书·地理志》。）
“辕田”即“爰田”，历来学者并无异议，其理由王毓铨先生已作阐述（王毓铨：《爰田（辕田）解》，《历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４期。），此不赘言。
以上史料记述了两件事，一是春秋中叶晋“作爰田”，一是战国中叶秦“制辕田”，这就在时空上对“爰田”制度作了限定。就空间说，它实行于秦晋之地，即黄土高原农业地区；就时间言，它存在于春秋中叶至战国时期，在没有发现新资料之前，我们不能说其他地区或其他时期也推行过“爰田”制。
晋“作爰田”有关历史事件如下。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６４５年），晋背秦约，又拒秦籴，秦穆公出兵伐晋，生俘晋惠公，后准备释放惠公并与晋缔结和约。晋惠公知此消息后，命郤乞告知吕甥，后者给郤乞出主意，让他召集国人，假借晋惠公名义赏赐国人，“以悦众”，同时假传惠公之言：“孤虽归，辱社稷矣”，众人听是言皆哭，通过赏赐“悦众”和以国耻感人，争得国人支持，“于是乎作爰田”。接着，吕甥说：由于兵败于秦，“兵甲尽矣”，提议“征缮以辅孺子”，众人同意，“于是乎作州兵”。这里可清楚看到三点：一、晋“作爰田”直接导因是兵败后的国贫兵弱，故其目的在富国强兵；二、“作爰田”与“作州兵”有一定联系，一属经济改革，一属兵制改革，前者当是为后者提供经济条件；三、既称为“作”，则“爰田”制度乃新推行之制度。
《汉书》所记秦“制辕田”在孝公期间，由此史料亦可看到三点：一、“制辕田”为商鞅变法重要内容，既称“制”，则亦属新创设的制度；二、“制辕田”与“开阡陌”密切联系，因《史记》等述商鞅变法只记“开阡陌”而不记“制辕田”，可推测广义的“开阡陌”大概也包含了“制辕田”；三、“制辕田”与“开阡陌”一起是秦国强盛、“东雄诸侯”的基本经济原因。
为便于展开讨论，先联系上述史实，对诸种“爰田”解说略作驳议。
赏赐说。贾逵、服虔、孔晁等持赏田说，曰“爰田”即“赏众以田”（《国语·晋语三》韦昭注引，《左传·僖公十五年》孔颖达疏引。），近人亦多持此说者，如王毓铨先生认为，“爰田”即“赏赐在朝群臣的车马田或官府田而已”（王毓铨：《爰田（辕田）解》，《历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４期。）。杜预则持赏税说，曰“爰田”为“分公田之税应入公者，爰之于所赏之众”（《左传·僖公十五年》杜预注。）。此类说法疏漏有三：一、文献中无训爰为赏者；二、若为赏赐则无须用“作”字，无须当作一种新制度予以确定并记录在案。三、按晋之史实，郤乞依吕甥设计，对国人既以国耻感之，又以赏赐悦之，通过这两手，争取国人支持，然后方推行爰田，“以君命赏”在“作爰田”之前。
以田出车赋说。韦注引或云：“辕田，以田出车赋”（《国语·晋语三》韦昭注引，《左传·僖公十五年》孔颖达疏引。）。此说解“辕”为车，或可通，但疏漏有二：一、就晋“作爰田”而言，兵败之后，国内危机严重，以田出车赋势必加重国人负担，不利政治稳定，吕甥不会取此下策；二、就秦“制辕田”而言，商鞅时车战已非主要作战形式，以田出车赋不合当时实际需要。
换田说。张晏、孟康认为：“爰田”有周制与秦制两种，周制“爰田”即换田，以使受田者通过定期换田而均享良田与瘠田。张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近年王恩田先生亦持此说，认为“爰田制是为了财均力平而采取的定期交换耕地和住宅的制度”（王恩田：《临沂竹书〈田法〉与爰田制》，《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只要有农村公社存在，为公平分配土地使用权而采取的定期换田制度就会存在，甚至在实行国家授田制度的战国时期，为使授田公平也采用此种制度，如银雀山出土《田法》所见，但中国古代农村公社不始于春秋，至少西周即已存在，因而定期换田制度不必由晋来“作”，这是换田说的最大障碍。其实，古代学者谈到换田制度，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徙，谓爰土易居平肥硗也”，均指西周，并不认为始于春秋。
固定授田说。张晏释秦之“爰田”曰：“商鞅始割列（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近人亦多有持此说者，如罗镇岳先生曰：商鞅“制辕田”即“废除了三年一换土易居的旧制，每个男子一生只一次受田，一次还田”（罗镇岳：《秦国授田制的几点辨析》，《求索》１９８５年第１期。）。战国时期普遍实行国家授田制度，这是事实，但此解不仅在训诂上没有根据，而且将同一概念“爰田”同时理解为晋制、秦制两种对立的实体，在逻辑上也有相当大的障碍。
轮耕说。孟康释秦之“爰田”曰：“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近人亦多采此说，如徐中舒先生认为，爰田制自西周即实行，包括耕百亩（含新田、畬田各五十亩）休五十亩（菑田）的菑、新、畬三田制，耕百亩休百亩的二田制，耕百亩休二百亩的复田制，总括起来即岁休轮耕制（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１９５５年第２期。）。这种解释与史实亦难吻合。首先，岁休轮耕制既然西周时已存在，那么由晋首创的“作”字便无法解释，建国于西周故土的秦在数百年后又作为变革措施重建这一制度，似乎并无必要。其次，若商鞅变法“制辕田”为推行岁休轮耕制，则授田额须超出百亩许多方可，但翻检战国文献，谈及授田额均为一夫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吕氏春秋·乐成》。）。战国思想家多重农，主张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商鞅认为“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反对浪费土地的“地不任”现象（《商君书·算地》。），因此，这种解释与战国社会思想背景亦相抵牾。
此外还有一些解释，但多从音训“爰”字出发推测，牵强附会意味更浓，与史实距离更大，为避冗赘，这里不再罗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