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管仲的经济变革，文献中记载较多的仅有《国语·齐语》和《管子》。《管子》成书情况较为复杂，叶适《水心集》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这是很中肯的话。１９７２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有《王兵》一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１２期。），其文字错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兵法》诸篇，相比之下，《王兵》是一篇完整的作品，而《管子》各篇则有许多地方显出经过割裂拼凑的痕迹。该墓竹简的书写年代，有人考证至少在汉文帝即位（公元前１７９年）之前（许荻：《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２期。），因而，《王兵》与同墓出土之《田法》、《库法》、《市法》等十三篇，当是战国时齐人作品，而《管子》则可能与这类文章有关。由此，亦可见《管子》成书之复杂。笔者认为《管子》成书于战国，尽管包含不少春秋时代的史实，但其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战国社会实际，不能用作研究管仲改革的主要依据。《国语·齐语》的记载学者多以为比较可靠，本文试图仅仅依据《齐语》来分析管仲经济变革的具体内容。
管仲的经济变革，据《齐语》，其主要内容为“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相地而衰征，……山泽各致其时，……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它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对社会基层劳动者靠行政手段予以严密编制。
管仲依国、鄙分别予以编制：
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国语·齐语》。）
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国语·齐语》。）
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对鄙民的编制是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其次，对国人的编制是随国人地位下降而实行的一种改革措施。
西周时期，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多以“族”（包括“族”、“宗”、“人”、“夷”、“姓”等）为单位整体施以剥削，对其内部活动一般不加干预，甚至对其内部人数也是不甚了了。到周宣王时，由于王师败绩于姜戎，需要扩大财源和兵源，才有所谓“料民”之举（《国语·周语上》。）。随着劳动者对土地附着程度的提高，被统治者又多以“邑”（包括“里”、“采”等）为单位被整体剥削。“邑”被相对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之上，统治者对其内部情况有了较多了解，也开始实际干预其内部活动，但这种邑毕竟是自然产生的，并非统治者强力编制而成，故其中户数不定，它与管仲变革时编制三十家而成的“邑”名同而实质迥异。随着自然形成的“族”、“邑”的逐渐瓦解，随着旧有的对“族”、“邑”的剥削难以为继，针对此现实，才有了管仲对鄙民的强制编制，这是一种全新的统治措施。如果说西周时期的“族”、“邑”之类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那么管仲以行政手段将三十家编制成的“邑”只能是一种基层行政组织，其经济职能只是其行政职能的延伸，本身并不具有自我调控机制，因而不属于前资本主义公社范畴之内。
关于国人，西周时他们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人，享有一定特权，这一点前人已多有论叙，此不赘述。到春秋时期，国人地位逐渐下降，在齐国以至于被强制编制，再用他们作军队主力。齐国国人地位的这种变化，与其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有密切关系。如果依据李亚农先生的分析，周灭殷时周族总人口大概不过六七万，分到一国，像鲁这样的重要国家，顶多不过二三千人。由此可见，周初各诸侯国国人数量并不多，即使考虑到齐国非姬姓，其国人数量大大多于姬姓封国，将这个数字再扩大几倍，其总数也不过万人上下。而到管仲变革时，制国为二十一乡，一乡二千家，以战国时一家五口计之，则共有国人二十一万人，何况当时一家并不止五人，有“十口之家”、“百口之家”，其总数必定超过二十一万，这比开国之初至少增加了数十倍。国人中除少数事工商者可以自给外，士之十五乡皆“使就闲燕”，不事生产，他们像古罗马的无产者一样要靠社会来养活。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的生活需求逐渐超出了社会经济承载力，其经济状况必然下降，而国家又必须使用他们来打仗，必须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因此必须有严密的强制编制，“勿使杂处”，以使其“安心”、“不见异物而迁”，并“令勿使迁徙”（《国语·齐语》。），这种需要导致了管仲的变革。自此而后，各国国人地位逐渐下降，到战国时，国人与鄙民之间的地位差别渐濒于泯灭。
２．对被剥削者实行国家授田制度。
《齐语》记管仲治鄙政策之一为：
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国语·齐语》。）
对这条政策，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字面上看。“陆阜陵墐”，韦昭注曰：“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墐，沟上之道也。”《尔雅·释地》邢昺疏引李巡曰：“高平谓土地丰正，名为陆；土地高大名为阜；最大名为陵”。此处陆、阜、陵显然指三种土地类型，陆既然指土地丰正者，可见为良田，阜、陵虽较差，当也是可耕地。墐为道路，与陆、阜、陵非同类词，此处当作动词讲，即布道路于陆、阜、陵之上。这种广泛布置的道路，显然与田界有关，即为一种界道合一的新设施。商鞅变法时所设阡陌系统即系界道合一，“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顷，一阡道，道广三步。”（秦《为田律》，见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期。）本文第四章将对此进行讨论，阡道、陌道既为田界，又是道路，商鞅设置的这种界道合一体，是为实行授田制服务的。而管仲的广布道路，显然也与授田制的推行有密切关系。“井田畴均”，韦昭注曰：“九夫为井，井间有沟。谷地曰田，麻地曰畴。均，平也。”此注不甚允当。“田”，《说文》曰“树谷曰田”，《释名·释地》曰“已耕者曰田”，《玉篇》曰“地也”，《广雅·释地》曰“土也”。“畴”，《说文》曰“耕治之田也”，《一切经音义》曰“耕地也”，《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曰“美田曰畴”。此处田畴实为同义语，均为耕地或土地之意。“井”字，一般以《孟子》或《周礼》来套解，释为九小块组成一大块的土地。对此种看法，笔者以为是不正确的。（关于《孟子》、《周礼》“井田”言论之剖析，“井田”一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真正含义，本文第五章将有详细讨论，请参照。）以井述田，实际上仅取其一定方块的田土形似井状之意，并不包含九小块的内容在内。“井田畴均”之井当作动词讲，即平均划分田畴如井状的小方块。先秦文献中许多包含“井”字而涉及土地制度的史料以此来解都显得更为妥当，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周礼·小司徒》“经土地而井牧其野”，《管子·侈靡》“断方井田之数”，均为动宾结构。综括上述，管仲这条政策从字面上看，即在各类田地里广布道路，平均地划分为一定的小方块，从而使民“不憾”，这显然是对被剥削者“民”实行授田制度。
其次，从历史背景上看。关于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本文第二章已经作了讨论，它由两个层次组成。社会主要的剥削形式是对被剥削者集团整体的剥削，剥削关系终止于“族”、“邑”之类集团，其间作为剥削关系实现中介的土地仅只是“田”，这些土地用以实现“族”、“邑”集团的剩余劳动，剥削者仅只关心这一部分土地。至于被剥削者实现必要劳动的田土，则由“族”、“邑”内部自行调节与组织，剥削者并不干预。管仲经济变革则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被剥削者鄙民所使用的土地，并谈到要使田“均”，从而使民“不憾”，显然，国家对一般被剥削者的控制已经达到其个人人身，不再经过具有自调节功能的前资本主义公社这一中间环节，公社调节其内部成员使用土地方式的职能被国家接收了过来，这明显是在实行国家授田制度。
再次，从同时实行的其他变革来看。根据《齐语》，与此有关的变革还有两项，一为“相地而衰征”，一为“山泽各致其时”、“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前一项基本内容是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并根据土地肥瘠决定剥削量，这里，剥削的依据已经开始显示出从人身向土地过渡的痕迹，即将一定量的土地与一定的劳动者人身联系、等同起来，这种剥削显然要以国家授田作为基本前提。关于后一项，既然称为“立”，可见三虞、三衡以前还没有，为管仲变革时所新设立。这里的山泽实际上包括了耕地以外的所有土地，对这些土地，以前剥削者并不加以管理，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的土地，即“田”。由于主要的耕作方式是间隔时间不等的撂荒制，大量荒地为农耕所必需，故这些荒地实际上为各被剥削村社实际使用并占有。管仲变革时特意设机构及官吏严加管理，定时开放，比较合理的解释，还是为了将被剥削者较牢固地束缚于国家所授予的耕地上。
从上述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说，管仲的“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实即国家对被剥削者实行授田制度。
３．改劳役剥削为实物剥削。
《齐语》记管仲治鄙的另一政策为：
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
韦昭注曰：“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很明显，这是实行以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这条政策在《管子·乘马数》中又称之为“相壤定籍”，其含义是清晰的。
西周时期，剥削者通过对“族”“邑”这样一些自调节系统的掌握，对被剥削者人身集团地予以牢固控制，在这种条件下，剥削主要采取了劳役剥削的形式，《诗·豳风·七月》对此有十分细致的描述，这时具有特殊意义的“田”的存在，也说明了剥削形式主要是劳役剥削。管仲实行的以土地优劣为基础的实物剥削，显然与以前不同，也是一种变革。
由上述三条看，管仲对齐国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根本性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使齐国迅速强大，“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而且也为贯穿于春秋战国的一系列改革运动肇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