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科或学科的某一个领域要能够成立，明确研究对象是首要基本条件，如果缺乏这一条，不仅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基本研究方法无从谈起，连研究范围也不清楚。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虽然已经经过多年研究，但在研究对象方面，还不够充分明确，需要进一步予以界定。
所谓“制度”，是指一定时期社会要求其成员必须予以遵守的行为准则或办事规程。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就狭义来说，它一般局限于上层建筑范围以内，是指国家的法律、命令等等，而就广义来说，则涉及整个社会，即不仅涉及上层建筑，也涉及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一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往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虽然也涉及了广义的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如关于耕作制度方面的三田制（这属于生产力范畴）、地主与农民的具体关系（这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等等，但一般是狭义看待制度这一概念，研究对象大致局限于国家有关土地的一些法律规定，特别是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规定，这样就使研究带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所研究的“制度”应当从广义上来理解，即有关土地的各个方面的制度，一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耕作制度，一是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土地关系，即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通过土地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如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一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其理由如下：一、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是现实土地关系的折光反映，它只有从后者得到最终和根本的解释；二、国家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与现实的土地关系并非完全一致，其间必然存在差异，有时差异还非常大，我们不能完全用有关土地的法律规定来描述和解释现实的土地关系；三、土地关系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关系密切，从根本上来说，前者为后者所决定，例如，在实行撂荒制耕作方式时期，生产关系方面的共同体色彩就浓厚得多，而只有铁犁牛耕，才为广泛的个体小农家庭经营奠定了真正的基础，从而也为封建式的农业租佃关系创造了基本条件。
对于两周土地制度研究来说，笔者以为，如果能从这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就会深化，会发现一些未被注意过的问题，得到一些新的结论。例如，如果我们注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发展，耕作制度的巨大变化，那么土地关系以及有关土地法律制度的巨大变化就会很容易理解。自春秋中后期产生并逐渐推广的铁犁牛耕、以铁犁牛耕为基础的我国第一种精耕细作耕作法垄作法的推广实行，是导致共同体瓦解与小农广泛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共同体瓦解、小农的广泛形成又成为国家授田制实行的根本依据，共同体瓦解使国家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只与共同体发生关系，而不需直接接触其中个别成员，现在必须直接与小农发生关系，共同体的模式依然是最便利的，将共同体原有的定期分配耕地的内部关系直接移植过来，主体由共同体变为国家，国家授田制便成为必然。由于上述原因，笔者将尽量从这三方面进行探讨，如果不尽人意，那么一方面是笔者功力水平所限，另一方面就是资料缺乏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