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这种自然物自从与人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以后，才具备了社会意义，土地变成提供给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料的源泉。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最初是通过群体而不是单个人孤立地进行的。人类在开发和利用土地进行生产的时候，群体与群体之间、或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便发生了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它包括诸如对土地的占有、使用、领有、私有、买卖、转让等等关系。概括之，这就是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和主要内容。
中国土地制度史上疑难问题最多的是前一部分，尤以两周的土地制度为最。所以，要想研究中国土地制度史，必以此为突破口，难关打通，其它就易于进行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两周土地制度新论》，是袁林同志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论文。书中对两周的土地制度，比较全面、系统地作了剖析，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为指导，同时吸取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参照了我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资料，对两周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诸如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公社问题、对金文中出现的“田”、“贮田”的理解、对孟子“井田论”的源流、“使黔首自实田”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出了新的、独到的分析和研究。
下面我们可以略举几个具体例证：
第一：作者在论述西周土地制度时，以少数民族西双版纳傣族与西周的土地剥削情况互相印证，而得出西周的剥削关系的特点是“集团整体剥削关系”，这是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大家都承认的农民集体进行的，这些直接劳动者的被剥削，自然也就以集团形式出现。把集体被剥削作为西周土地制度的一个特点明确地提出来，好像是本书作者为第一人。
第二，在论述春秋晋的“爰田”与战国时秦的“辕田”的历史作用时，把爰田（辕田）与开阡陌、牛耕、铁耕联系在一起去考虑，就可以看出爰田（辕田）实是一种农业技术伟大的革命，这就更能体现出了其历史作用了。作者又把辕田的“辕”字联系到“车辕”、“犁辕”等名称上，去看辕田（爰田）辕（爰）的命名，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第三，本书曾将《孟子》的“井田论”与战国时的“授田制”作了比较研究，对孟子井田论的剖析很有启发性。他把孟子说的井田，指出哪点是西周当时确实有的，哪点不是西周的而是依据战国的现实情况附会到西周的，令读者一目了然。孟子所说的西周的井田，确实有不少是孟子的理想、虚构的部分。作者分析的有些地方有理有据，完全可以信赖。
除了上面所举的这三处之外，还有一些独到的提法和见解：如对土地所有制的“所有”、“占有”、“使用”的理论分析，对公有制与私有制互相对立与互相补充的分析，又如对战国时国家授田制的普遍的论定，对“使黔首自实田”的新解等等，都有一些精彩、可取的见解，读者读后自会领会，我这里就不多介绍了。并且，从全书写作总的思路上看，作者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力的作用，生产力逐渐提高，自然就使土地制度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因而我愿意向读者提出推荐。
至于我所认为袁林的这些好的论点，与我自己的观点也未必完全相合或一致，这点也有向读者说明的必要。比如本书作者把孟子所说的西周的井田制几乎全部否定了，我就觉得是否说得有些过份？因为作者并不否认西周存在有公田、私田之分，其实这也就是井田制的基本内容。作者只强调战国授田制出现后，才有孟子的井田论，那么，西周公田、私田中的“私田”不是授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否认西周有“授田”的内容，那战国时的授田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恐怕也难说得通。再有，就是作者对战国时实行的国家授田制看成是当时唯一的田制，那就把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史给掩盖住了。于是，对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也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尤其在见到《云梦秦简》、《青川秦牍》中，只有“授田”的记录，而没有土地买卖的明确记载，于是便断言“秦国的土地私有权尚不存在”。对这种极端的看法，我也难以同意。1995年我曾发表过一篇东西，就已明确地说过，战国时期各国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国有制与地主私有制同时并存，随时代的推移，土地私有制逐渐超过或压倒了国有制。我认为董仲舒说的关于土地买卖的史实，夸大则有之，说他完全是撒谎则未必。这种看法至今我仍未变。总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化是当时经济史上重要的一线，若视而不见，就无法说明：何以秦时还是土地国有制的天下，一到西汉一下子土地私有便普遍于全国，太突然了，这是叫读者难以理解的。
袁林同志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曾把我的不同看法直接向他提出过，不过我又几次明确地向他表示：在学术观点上我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问题，只有在不同意见互相驳辩中，学术才能有发展，才能有创造、发明，若只有师说传授，代代相因，学术哪会有发展的前途呢？不同意见的提出，仅仅是作为对方参考而已，告诉他要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绝对不要轻易改变，而是要把自己的论点，更深入地补充更多的证据，使自己的说法完善起来。当然若发现自己的论点确实有硬伤，也应当及时的修改。这种指导思想我是一惯坚持的。
最后，从总的方面看，袁林同志这部《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确实作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写成的。其中，凡所论列，可以看出，他确实提出了新问题，探索到新领域，作出很大贡献。有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发挥，使之更深化、更具备说服力；有的则是自出机杼，体现自己的新创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构成一家之言。这些都可以反映本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本书就要出版了，作者希望我说几句话，因时间仓促，对古代土地制度问题不暇详论，乃拉杂书此以为序可乎！
王玉哲
于1999年3月15日南开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