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至有明而业杂，出奴入主，三百年来，迄无定论。《钝吟杂录》中乐府诸论，折衷群言，归于一是，果有别裁伪体者，将不河汉斯言也。录其醇无疵者六则，与钱木庵《唐音审体》互参。时俗谬误，其知所返乎？雪樵识。

   ◎古今乐府论

   古诗皆乐也，文士为之辞曰诗，乐工协之于钟吕为乐。自后世文士或不闲乐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于乐者，故诗于乐画境。文士所造乐府，如陈思王、陆士衡，于时谓之“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是文人乐府，亦有不谐钟吕，直自为诗者矣。乐府题目，有可以赋咏者，文士为之词，如《铙歌》诸篇是矣。乐府之词，在词体可爱，文士拟之，如“东飞伯劳”、《相逢行》、“青青河畔草”之类，皆乐府之别支也。七言创于汉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诗有“东飞伯劳”，至梁末而七言盛于时，诗赋多有七言，或有杂五七言者，唐人歌行之祖也。声成文谓之歌。曰“行”者，字不可解，见于《宋书乐志》所载魏、晋乐府，盖始于汉人也。至唐有七言长歌，不用乐题，直自作七言，亦谓之歌行。故《文苑英华》歌行与乐府又分两类。今人歌行题曰古风，不知始于何时？唐人殊不然，故宋人有七言无古诗之论。予按：齐、梁已前，七言古诗有“东飞伯劳”、“卢家少妇”二篇，不知其人、代，故题曰古诗也。或以为梁武，盖误也。如唐初卢、骆诸篇，有声病者，自是“齐梁体。”若李、杜歌行不用声病者，自是古调。如沈佺期“卢家少妇”，今人以为律诗。唐乐府亦用律诗。唐人李义山有转韵律诗。白乐天、杜牧之集中所载律诗，多与今人不同。《瀛奎律体》有仄韵律诗。严沧浪云：“有古律诗。”则古、律之分，今人亦不能全别矣。《才调集》卷前题云：古律杂歌诗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杂者，杂体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时书，故所题如此，最得之，今亦鲜知者矣。大略歌行出于乐府，曰“行”者，犹仍乐府之名也。杜子美作新题乐府，此是乐府之变。盖汉人歌谣，后乐工采以入乐府，其词多歌当时事，如《上留田》、《霍家奴》、《罗敷行》之类是也。子美自咏唐时事，以俟采诗者，异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后，此体纷纷而作。总而言之：制诗以协于乐，一也；采诗入乐，二也；古有此曲，倚其声为诗，三也；自制新曲，四也；拟古，五也；咏古题，六也；并杜陵之新题乐府，七也。古乐府无出此七者矣。唐末有长短句，宋有词，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则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吴歌，皆乐府之馀也。乐府本易知，如李西涯、钟伯敬辈都不解。请具言之：李太白之歌行，祖述《骚》、《雅》，下迄梁、陈七言，无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讽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后之拟古乐府，如是焉可已。近代李于鳞取晋、宋、齐、隋《乐志》所载，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剥，曰“拟乐府”。至于宗子相之乐府，全不可通。今松江陈子龙辈效之，使人读之笑来。王司寇《卮言》论歌行云：“有奇句夺人魄者。”直以为歌行，而不言此即是拟古乐府。夫乐府本词多平典，晋、魏、宋、齐乐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盖乐人采诗合乐，不合宫商者，增损其文，或有声无文，声词混填，至有不可通者，皆乐工所为，非本诗如此也。汉代歌谣，承《离骚》之后，故多奇语。魏武文体，悲凉慷慨，与诗人不同。然史志所称，自有平美者，其体亦不一。如班婕妤“团扇”，乐府也。“青青河畔草”，乐府也。《文选注》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则《十九首》亦乐府也。伯敬承于鳞之后，遂谓奇诡聱牙者为乐府，平美者为诗。其评诗至云：某篇某句似乐府，乐府某篇某句似诗。谬之极矣。乐府之名本于汉。至《三百篇》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乐之大者，正以郊祀为本。伯敬乃曰：乐府之有郊祀，犹诗之有应制。何耶？又李西涯作诗三卷，次第咏古，自谓乐府。此文既不谐于金石，则非乐也；又不取古题，则不应附于乐府也；又不咏时事，如汉人歌谣及杜陵新题乐府，直是有韵史论，自可题曰史赞，或曰咏史诗，则可矣，不应曰乐府也。诗之为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轻重无准，唯在达其志耳。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西涯之词，引绳切墨，议论太重，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乃其叙语讥太白用古体，谬矣。西涯笔端高，其集中诗多可观。惜哉，无是可也。古书叙乐府，唯《宋书》最详整，其次则《隋书》及《南齐书》。《晋书乐志》皆不如也。郭茂倩《乐府诗集》为诗而作，删诸家乐志作序，甚明而无遣误，作歌行乐府者，不可不读。左克明乐府，只取堪作诗料者，可便童蒙学诗者读之。杨铁老作乐府，其源出于二李、杜陵，有古题者，有新题者，其文字自是“铁体”，颇伤于怪。然笃而论之，自是近代高手，太白之后，亦是一家，在作者择之。今太常乐府，其文用诗。黄心甫作《扶轮集》序云：“今不用诗。”非也。余尚及闻前辈有歌绝句者，三十年来亦绝矣。宋人长短句，今亦不能歌。然嘉靖中善胡琴者，犹能弹宋词。至于今，则元人北词亦不知矣，而词亦渐失本调矣。乐其亡乎！诗之不合于古人，余能正之也；乐之亡，如之何哉？

   ◎论乐府与钱颐仲

   “诗言志，歌永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然后协之金石丝管，诗莫非乐也。乐府之名，始于汉惠，至武帝立乐府之官，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采诗夜诵，有赵、代、齐、魏之歌；又使司马长卿等造十九章之歌，此乐府之始也。迨魏有三调歌诗，多取汉代歌谣，协之钟律，其辞多经乐工增损，故有本辞与所奏不同，《宋书乐志》所载是也。陈王、陆机所制，时称“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疑当时乐府，有不能歌者，然不能明也。汉时有苏、李五言，枚乘诸作，然吴兢《乐录》有古诗。而李善注《文选》，多引枚乘乐府，诗文皆在古诗中，疑五言诸作，皆可歌也。大略歌诗分界，疑在汉、魏之间。伶伦所奏，谓之乐府；文人所制，不妨有不合乐之诗。乐之所用，在郊庙宴享诸大体，或有民间私造，用之宴饮者。唐之五七言律长短句，以及今之南北词，皆乐也，其体亦何常之有？乐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如后人赋《横吹》诸题，及用古题而自出新意，或直赋题事，及杜甫、元、白新乐府是也。歌行之名，本之乐章，其文句长短不同，或有拟古乐府为之，今所见如鲍明远集中有之，至唐天宝以后而大盛，如李太白其尤也。太白多效三祖及鲍明远，其语尤近古耳。酷拟之风，起于近代。李于鳞取魏、晋乐府古异难通者，句摘而字效之，学者始以艰涩遒壮者为乐府，而以平典者为诗。吠声哗然，殆不可止。但取乐府诗集中所载读之，了然可见。盖魏、晋乐章，既由伶人协律，声有短长损益，以文就之，往往合二为一，首尾都不贯，文亦有不尽可通者，如《铙歌》声词混填，岂可更拟耶？乐工务配其声，文士宜正其文。今日作文，止效三祖，已为古而难行矣；若更为其不可解者，既不入乐，何取于伶人语耶？亦古人所不为也。汉诗之无疑者，唯《文选》班姬一章，亦乐府也。兴深文典，与苏、李诸作何异？总之，今日作乐府：赋古题，一也；自出新题，二也。舍此而曰某篇似乐府语，某篇似诗语，皆于鳞、仲默之敝法也。选诗者至汲取其难通以为古妙，此又伯敬、友夏之谬也。所知止此而已。

   ◎论歌行与叶祖德

   晋、宋时所奏乐府，多是汉时歌谣，其名有《放歌行》、《艳歌行》之属，又有单题某歌、某行，则歌行者，乐府之名也。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断句，七言歌行之滥觞也。沿至于梁元帝，有《燕歌行集》，其书不传，今可见者，犹有三数篇。于时南北诗集，卢思道有《从军行》，江总持有《杂曲文》，皆纯七言，似唐人歌行之体矣。徐、庾诸赋，其体亦大略相近。诗赋七言，自此盛也。迨及唐初，卢、骆、王、杨大篇诗赋，其文视陈、隋有加矣。迤于天宝，其体渐变。然王摩诘诸作，或通篇丽偶，犹古体也。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于《离骚》，杂以魏三祖乐府，近法鲍明远，梁、陈流丽，亦时时间出，谲辞云构，奇文郁起，后世作者，无以加矣。歌行变格，自此定也。子美独构新格，自制题目，元、白辈祖述之，后人遂为新例，陈、隋、初唐诸家，渐澌灭矣。今之歌行，凡有四例：咏古题，一也；自造新题，二也；赋一物、咏一事，三也；用古题而别出新意，四也。太白、子美二家之外，后人蔑以加矣。

   ◎正俗

   古人之诗，皆乐也。文人或不闲音律，所作篇什，不协于丝管，故但谓之诗。诗与乐府从此分区。又乐府须伶人知音律增损，然后合调。陈王、士衡多有佳篇，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于时乐府，已有不歌者矣。后代拟乐府，以代古词，亦同此例也。文人赋乐府古题，或不与本词相应，吴兢讥之，此不足以为嫌，唐人歌行皆如此。盖诗人寓兴，文无定例，率随所感。吴兢史才，长于考证，昧于文外比兴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记其柱也。必如所云，则乐府之文，所谓床上安床，屋上架屋，古人已具，何烦赘剩耶？又乐府采诗以配声律，出于伶人增损并合，剪截改窜亦多，自不应题目，岂可以为例也？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忠志远谋，方为百代鉴戒，诚杰作绝思也。李长吉歌诗，云韶工人皆取以协金石。杜陵诗史，不知当时何不采取？《文苑英华》又分歌行与乐府为二。歌行之名，不知始于何时？魏、晋所奏乐府，如《艳歌行》、《长歌行》、《短歌行》之类，大略是汉时歌谣，谓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体如行书。真可掩口也。既谓之歌行，则自然出于乐府，但指事咏物之文，或无古题，《英华》分别，亦有旨也。

   伶工所奏，乐也。诗人所造，诗也。诗乃乐之词耳，本无定体，唐人律诗，亦是乐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诗与乐府之别，钟伯敬至云某诗似乐府，某乐府似诗。不知何以判之？只如西汉人为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诗》，亦乐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词可歌与否？如《文选注》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诗，知《十九首》亦是乐府也。汉世歌谣，当骚人之后，文多遒古。魏祖慷慨悲凉，自是此公文体如斯，非乐府应尔。文、明二祖，仰而不迨，大略古直。乐工采歌谣以配声，文多不可通，《铙歌》声词混填，不可复解是也。李于鳞之流，便谓乐府当如此作。今之词人，多造诡异不可通之语，题为乐府。集中无此辈语，则以为阙。《乐志》所载五言四言，自有雅则可诵者，岂未之读耶？

   陆士衡《拟古诗》、江淹《拟古三十首》，如抟猛虎，捉生龙，急与之较，力不暇，气格悉敌。今人拟诗，如床上安床，但觉怯处种种不逮耳。然前人拟诗，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尽如江、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