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王仲淹氏之续经，见废于先儒，旧矣。继而僭者，《七制》之诏策也。仲淹不任删；《七制》之主臣，尤不足述也。《春秋》者，衰世之事，圣人之刑书也。平、桓之天子，齐、晋之诸候，荆、吴、徐、越之僭伪，其视六代、十六国相去无几；事不必废也，而诗亦如之。卫宣、陈灵下逮乎溱洧之士女，葛屦之公子，亦奚必贤于曹、刘、沈、谢乎？仲淹之删，非圣人之删也，而何损于采风之旨邪？故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译以三唐。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陶冶性情，别有风旨, 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隋举两端，可通三隅。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隋所以而皆可也。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关雎》，兴也；康王晏朝, 而即为冰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是帮延年不如康乐，而宋、唐之所繇升降也。谢叠山、虞道园之说诗，并画而根掘之，恶足知此？

   “采采芣苡”，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犹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仿佛，下此绝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非韦应物“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所得而问津也。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知此，则“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与“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情之深浅宏隘见矣。况孟郊之乍笑而心迷，香啼而魂丧者乎？

   唐人《少年行》云：“白马金鞍从武皇，旌旗十万猎长杨。楼头少妇鸣筝坐，遥见飞尘入建章。”想知少妇遥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于取影者也。“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训诂家不能领悟，谓妇方采蘩而见归师，旨趣索然矣。建旌旗，举矛戟，车马喧阗，凯乐竞奏之下，仓庚何能不惊飞，而尚闻其喈喈？六师在道，虽曰勿扰，采蘩之妇，亦何事暴面于三军之侧耶？征人归矣，度其妇方采蘩，而闻归师之凯旋。故迟迟之日，萋萋之草，鸟鸣之和，皆为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闺阁，家室之欣幸，遥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称南仲，又影中取影，曲尽人情之极至也，

   始而欲得其欢，已而称颂之，终乃有所求焉，细人必出于此。《鹿鸣》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则是效。”三章曰：“以燕乐嘉宾之心。”异于彼矣。此之谓大音希声。希声，不如其始之勤勤也。杜子美之于韦左丞，亦尝知此乎！

   “庭燎有辉”，乡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渐明，赤光杂烟而叆叇，但以“有辉”二字写之。唐人《除夕》诗“殿庭银烛上熏天”之句，写除夕之景，与此仿佛，而简至不逮远矣。“花迎剑佩”四字，差为晓色朦胧传神；而又云“星初落”，则痕迹露尽。益叹《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苏子瞻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体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当“沃若”，固也。然得物态，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灼灼其华”，“有蕡其实”，乃穷物理。夭夭者，桃之稚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则液流稚结，花不荣，叶不盛，实不蕃。小树弱枝，婀娜妍茂为有加耳。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怀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国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于此维系，其源出此。俗笔必于篇终结锁，不然则迎头便喝。

   句绝而语不绝，韵变而意不变，此诗家必不容昧之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降者，玄鸟降也，句可绝而语未终也。“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意相承而韵移也。尽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繇乎此，不然，气绝神散，如断蛇剖瓜矣。近有吴中顾梦麟者，以帖括塾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子学诗，其弊必至于此。

   知“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之妙，则知“杨柳依依”、“零雨其濛”之圣于诗；司空表圣所谓“规以象外，得之园中”者也。

   “赐名大国虢与秦”，与“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辙，古有不讳之言也，乃《国风》之怨而诽，直而绞者也。夫子存而弗删，以见卫之政散民离，人诬其上；而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鲁颂》，鲁风也；《商颂》，宋风也：以其用天子之礼乐，故仍其名曰“颂”。其郊禘之升歌也，乃文之无惭，侈心形焉。“鼓咽咽，醉言归，于胥乐兮。”与《铙吹》、《白纻》同其管急弦繁之度，杂霸之风也。鲍昭、李白、曹鄴以之。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语似排偶，而下三语与上一语相匹。李白“剑阁重开蜀北门，上皇车马若云屯。少帝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窃取此法而逆用之。盖从无截然四方八段之风雅也。

   谢灵运一意回旋往复，以尽思理，吟之使人卞躁之意消。《小宛》抑不仅此，情相若，理尤居胜也。王敬美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理抑将何悟？

   用复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顾用之以骀宕。善学诗者，何必有所规画以取材？

   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读之若雄豪，然而适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相为融浃。当知“倬彼云汉”，颂作人者增其辉光，忧旱甚者益其炎赫，无适而无不适也。唐末人不能及此，为“玉合底盖”之说，孟郊、温庭筠分为二垒。天与物其能为尔阄分乎？

   ◎卷下

   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经生家析《鹿鸣》、《嘉鱼》为群，《柏舟》、《小弁》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诗？“可以”云者，随所以而皆可也。《诗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仿佛遇之，然其能俾人随触而皆可，亦不数数也。又下或一可焉，或无一可者。故许浑允为恶诗，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尔。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处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

   把定一题、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词采，求故实；如钝斧子劈栎柞，皮屑纷霏，何尝动得一丝纹理？以意为主，势次之。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

   “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则与景相迎者也。“日暮天无云，春风散微和”，想见陶令当时胸次，岂来杂铅汞人能作此语？程子谓见濂溪一月，坐春风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

   诗文俱有主宾。无主之宾，谓之乌合。俗 论以此为宾，以赋为主，皆塾师赚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宾，宾非无主之宾者，乃俱有情而相浃洽。若夫“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于贾岛何与？“湘潭云尽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于许浑奚涉？皆乌合也。“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得主矣，尚有痕迹。“花迎剑佩星初落”，则宾主历然镕合一片。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更远则但闻鼓声，而可云所演何出乎？前有齐、梁，后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

   一诗止于一时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谢皆然。“夔府孤城落日斜”，继以“月映荻花”，亦自日斜至月出，诗乃成耳。若杜陵长篇，有历数月日事者，合为一章，《大雅》有此体。后唯《焦仲卿》、《木兰》二诗为然。要以从旁追叙，非言情之章也。为歌行则合，五言固不宜尔。

   古诗无定体，似可任笔为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榘矱。故李于鳞谓：唐无五古诗，言亦近是；无即不无，但百不得一二而已。所谓榘矱者，意不枝，词不荡，曲折而无痕，戌削而不竞之谓。若于鳞所云无古诗，又唯无其形埒字句与其粗豪之气耳。不尔，则“子房未虎啸”及《玉华宫》二诗，乃李、杜集中霸气灭尽，和平温厚之意者，何以独入其选中？

   古诗及歌行换韵者，必须韵意不变转。自《三百篇》以至庾、鲍七言，皆不待钩锁，自然蝉连不绝。此法可通于时文，使股法相承，股中换气。近有顾梦鳞者，作《诗经塾讲》，以转韵立界限，划断意旨。劣经生桎梏古人，可恶孰甚焉！晋《清商》、《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长篇拆开可作数绝句者，皆若虫相续成一青蛇之陋习也。

   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魨》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饶他有理，终是于河魨没交涉。“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汉人皆有之，特以微言点出，包举自宏。太白乐府歌行，则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极满，或即发矢，或迟审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于太白止矣。一失而为白乐天，本无浩渺之才，如决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为苏子瞻，萎花败叶，随流而漾，胸次局促，乱节狂兴，所必然也。

   “海暗三山雨”接“此乡多宝玉”不得。迤逦说到“花明五岭春”，然后彼句可来，又岂尝无法哉？非皎然、高棅之法耳。若果足为法，乌容破之？非法之法，则破之不尽，终不得法。诗之有皎然、虞伯生，经义之有茅鹿门、汤宾尹、袁了凡，皆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取涂千里，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也。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耳。

   “更喜年芳入睿才”与“诗成珠玉在挥毫‘，可称双绝。不知者以“入”字“在”字为用字之七，不知渠自顺手凑着。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则山之辽廓荒远可知，与上六句初无异致，且得宾主分明，非独头意识悬相描摹也。“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阳楼诗。尝试设身作杜陵，凭轩远望观，则心目中二语居然出现，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钓”钩锁合题，却自全无干涉。

   近体中二联，一情一景，一法也。“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云飞北阙轻阴散，雨歇南山积翠来。御柳已争梅信发，林花不待晓风开。”皆景也，何者为情？若四句俱情而无景语者，尤不可胜数，其得谓之非法乎？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与，而景非其景。且如“九月寒砧催木叶”，二句之中，情景作对；“片石孤云窥色相”四句，情景双收：更从何处分析？陋人标陋格，乃谓“吴楚东南坼”四句，上景下情，为律诗宪典，不顾杜陵九原大笑。愚不可瘳，亦孰与疗之？

   起承转收，一法也。试取初盛唐律验之，谁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于成章；立此四法，则不成章矣。且道“卢家少妇”一诗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树银花合”，浑然一气；“亦知戍不返”，曲折无端。其他或平铺六句，以二语括之；或六七句意已无余，末句用飞白法飏开，义趣超远：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气灵通，成章而达。至若“故国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虚笼喝起，以下曲江蓬莱、昆明、紫阁，皆所思者，此自《大雅》来；谢客五言长篇用为章法；杜更藏锋不露，抟合无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转？陋人之法，乌足展骐骥之足哉？近世唯杨用修辨之甚悉。用修工于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

   起承转收以论诗，用教幕客作应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为一首尾也。塾师乃以此作经义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若虫相衔成青竹蛇而何？两间万物之生，无有尻下出头，枝末生根之理。不谓之不通，其可得乎？

   《乐记》云：“凡音之起，从人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说，不可恃为典要。“昔闻洞庭水”，“闻”、“庭”二字俱平，正尔振起。若“今上岳阳楼”易第三字为平声，云“今上巴陵楼”，则语蹇而戾于听矣。“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皆仄，自可；若“涵虚混太清”易作“混虚涵太清”，为泥声土鼓而已。又如“太清上初日”，音律自可；若云“太清初上日”，以求合于粘，则情文索然，不复能成佳句。又如杨用修警句云：“谁起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烽烟？”若谓“安”字失粘，更云“谁起东山谢太传”，拖沓便不成响。足见凡言法者，皆非法也。释氏有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艺文家知此，思过半矣。

   作诗亦须识字。如思、应、教、令、吹、烧之类，有平仄二声，音别则义亦异。若粘与押韵，于此鹘突，则荒谬止堪嗤笑。唐人不寻出处，不夸字学，而犯此者百无一二。宋人以博核见长，偏于此多误。杜陵以酂侯“酂”字作“才何切”，平声粘，缘《史》、《汉》注自有两说，非不识字也。至廉颇音“婆”，相如音“湘”，则考据精切矣。苏子瞻不知《轩辕弥明诗序》“长头高结”，“结”字作“洁”音，稚子之所耻为，而孟浪若此！近见有和人韵者，以“葑菲”字音押，虽不足道，亦可为不学人永鉴。

   唯孟浩然“气蒸云梦泽”，不知“云土梦作乂”，“梦”本音蒙。“青阳逼岁除”不知“日月其除”，“除”本音住。浩然山人之雄长，时有秀句；而轻飘短味，不得与高、岑、王、储齿。近世文征仲轻秀与相颉颃，而思致密赡，骎骎欲度其前。’

   王子敬作一笔草书，遂欲跨右军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尚以一笔为妙境，何况诗文本相承递耶？一时、一事、一意，约之止一两句；长言永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芜”等篇，止以一笔入圣证。自潘岳以凌杂之心，作芜乱之调，而后元声几熄。唐以后间有能此者，多得之绝句耳。一意中但取一句，“松下问童子”是已。如“怪来妆阁闭”，又止半句，愈入化境。近世郭奎“多病文园渴未消”一绝，仿佛得之。刘伯温、杨用修、汤易仍、徐文长有纯净者，亦无歇笔。至若晚唐饾凑，宋人支离，俱令生气顿绝。“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医家名为关格，死不治。

   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谢太传于《毛诗》取“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以此八句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叶开时任好风”、“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风正一帆悬”、“青霭入看无”，皆以小景传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张皇使大，反令落拓不亲。宋人所喜，偏在此而不在彼。近唯文征仲《斋宿》等诗，能解此妙。

   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柔橹轻鸥外，含凄觉汝贤”之类是也。此又与“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更进一格，益使风力遒上。

   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若但于句求巧，则性情先为外荡，生意索然矣。“松陵体”永堕小乘者，以无句不巧也。然皮、陆二子，差有兴会，犹堪讽咏。若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黄鲁直、米元章益堕此障中。近则王谑庵承其下游，不恤才情，别寻蹊径，良可惜也。

   对偶有极巧者，亦是偶然凑手，如“金吾”、“玉漏”、“寻常”、“七十”之类，初不以此碍于理趣，求巧则适足取笑而已。贾岛诗：“高人烧药罢，下马此林间。”以“下马”对“高人”，噫！是何言与！

   一解弈者，以诲人弈为游资。后遇一高手，与对弈，至十数子，辄揶揄之曰：“此教师棋耳！”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昭代风雅，自不属此数公。若刘伯温之思理，高季迪之韵度，刘彦昺之高华，贝廷琚之俊逸，汤义仍之灵警，绝壁孤骞，无可攀蹑，人固望洋而返；而后以其亭亭岳岳之风神，与古人相辉映。次则孙仲衍之畅适，周履道之萧清，徐昌穀之密赡，高子业之戌削，李宾之之流丽，徐文长之豪迈，各擅胜场，沉酣自得；正以不悬牌开肆，充风雅牙行，要使光焰熊熊，莫能掩抑，岂与碌碌馀子争市易之场哉？李文饶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

   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故嗣是而兴者，如郭景纯、阮嗣宗、谢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张景阳，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视子建蔑如矣。降而萧梁宫体，降而王、杨、卢、骆，降而大历十才子，降而温、李、杨、刘，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阳、琅邪、历下，降而竟陵，所翕然从之者，皆一时和哄汉耳。宫体盛时，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笔纵横，不屑烟花簇凑。唐初比偶，即有陈子昂、张子寿扢扬大雅。继以李、杜代兴，杯酒论文，雅称同调；而李不袭杜，杜不谋李，未尝党同伐异，画疆默守。沿及宋人，始争疆垒。欧阳永叔亟反杨亿、刘筠之靡丽，而矫枉已迫，还入于枉，遂使一代无诗，掇拾夸新，殆同觞令。胡元浮艳，又以矫宋为工。蛮触之争，要于兴、观、群、怨，丝毫未有当也。伯温、季迪以和缓受之，不与元人竞胜，而自问风雅之津。故洪武间诗教中兴，洗四百年三变之陋。是知立“才子”之目，标一成之法，扇动庸才，旦仿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羁络骐骥；唯世无伯乐，则驾盐车上太行者，自鸣骏足耳。

   所以门庭一立，举世称为“才子”、为“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即无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则更不须尔，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之”、“于”、“其”、“以”、“静”、“澹”、“归”、“怀”熟活字句凑泊将去，即已居然词客。如源休一收图籍，即自谓酂侯，何得不向白华殿拥戴朱泚耶？为朱泚者，遂褎然自以为天子矣。举世悠悠，才不敏，学不充，思不精，情不属者，十姓百家而皆是。有此开方便门大功德主，谁能舍之而去？又其下更有皎然《诗式》一派，下游印纸门神待填朱绿者，亦号为诗。《庄子》曰：“人莫悲于心死。”心死矣，何不可图度予雄耶？

   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王敬美风神蕴藉，高出元美上者数等，而俗所归依，独在元美。元美如吴夫差倚豪气以争执牛耳，势之所凌灼，亦且如之何哉？敬美论诗，大有玄微之旨。其云“河下佣”者，阿兄即是。挥毫落纸，非云非烟，为五里雾耳。如《送蔡子木诗》：“一去蔡邕谁倒屣？可怜王粲独登楼。”恰好安排，一呼即集，非“河下佣”而何？

   元美末年以苏子瞻自任，时人亦誉为“长公再来”。子瞻诗文虽多灭裂，而以元美拟之，则辱子瞻太甚。子瞻、野狐禅也，元美则吹螺摇铃，演《梁皇忏》一应付僧耳。“为报邻鸡莫惊觉，更容残梦到江南。”元美竭尽生平，能作此两句不？

   立门庭者必饾饤，非饾饤不可以立门庭。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鲿鲨也。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如刘彦昺诗：“山围晓气蟠龙虎，台枕东风忆凤凰。”贝廷琚诗：“我别语儿溪上宅，月当二十四回新。”“如何万国尚戎马，只恐四邻无故人。”用事不用事，总以曲写心灵，动人兴、观、群、怨，却使陋人无从支借；唯其不可支借，故无有推建门庭者，而独起四百年之衰。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岂以“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为出处耶？用意别，则悲愉之景原不相贷，出语时偶然凑合耳。必求出处，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于诗求出处，抑以诗为出处，考证事理。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求出处者，其可笑类如此。

   一部杜诗，为刘会孟堙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汙蔑更无一字矣。开卷《龙门奉先寺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尽人解一“卧”字不得，只作人卧云中，故于“阙”字生许多胡猜乱度。此等下字法，乃子美早年未醇处，从阴鉴、何逊来，向后脱卸乃尽，岂黄鲁直所知耶？至“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则市井恶少造谣歌，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罪不容于死矣。

   《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慝；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罗织。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鸣，三木加身，则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可耻孰甚焉！近人多效此者，不知轻薄圆头恶习，君子所不屑久矣。

   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歌行，鲍、庾初制，至李太白而后极其致。盖创作犹鱼之初漾于洲渚，继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鳞鬐始展也。七言绝句，初盛唐既饶有之，稍以郑重，故损其风神。至刘梦得而后宏放出于天然，于以扬扢性情，馺娑景物，无不宛尔成章，诚小诗之圣证矣。此体一以才情为主。言简者最忌局促，局促则必有滞累；苟无滞累，又萧索无馀。非有红炉点雪之襟宇，则方欲驰骋，忽尔蹇踬；意在矜庄，只成疲苶。以此求之，知率笔口占之难，倍于按律合辙也。梦得而后，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丽尘。白乐天、苏子瞻皆有合作，近则汤义仍、徐文长、袁中郎往往能居胜地，无不以梦得为活谱。才与无才，情与无情，唯此体可以验之。不能作五言古诗，不足入风雅之室；不能作七言绝句，直是不当作诗。区区近体中觅好对语，一四六幕客而已。

   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储光义、崔国辅其次者。至若“秦时明月汉时关”，句非不链，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诗起句，施之小诗，未免有头重之病。若“水尽南天不见云”、“永和三日荡轻舟”、“囊无一物献尊亲”、“玉帐分弓射虏营”，皆所谓滞累，以有衬字故也。其免于滞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则又疲苶无生气，似欲匆匆结煞。

   作诗但求好句，已落下乘。况绝句只此数语，拆开作一俊语，岂复成诗？“百战方夷项，三章且易秦。功归萧相国，气尽戚夫人。”恰似一汉高帝谜子，掷开成四片，全不相关通。如此作诗，所谓“佛出世也救不得”也。

   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然其中有本无才情，以此为安身立命之本者，如高廷礼、何大复、王元美、钟伯敬是也。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门庭故自桎梏者，李献吉是也。其次则谭友夏亦有牙后慧，使不与钟为徒，几可分文徵仲一席，当于其五七言绝句验之。

   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李献吉诗：“浩浩长江水，黄州若个边？岸回山一转，船到堞楼前。”固自不失此风味。

   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早日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断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自五言古诗来者，就一意中圆净成章，字外含远神，以使人思；自歌行来者，就一气中骀宕灵通，句中有馀韵，以感人情。脩短虽殊，而不可杂冗滞累则一也。五言绝句，有平铺两联者，亦阴鉴、何逊古诗之支裔。七言绝句，有对偶如：“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亦流动不羁，终不可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平实语。足知绝律四句之说，牙行赚客语，皮下有血人不受他和哄。

   《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汉以下无人能嗣其响。陈正字、张曲江始倡《感遇》之作，虽所诣不深，而本地风光，骀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乐者，风雅源流，于斯不昧矣。朱子和陈、张之作，亦旷世而一遇。此后唯陈白沙为能以风韵写天真，使读之者如脱钩而游杜蘅之沚。王伯安厉声吆喝：“个个人心有仲尼。”乃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语，骄横卤莽，以鸣其“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之说，志荒而气因之躁，陋矣哉！

   门庭之外，更有数种恶诗：有似妇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乡塾师者，有似游食客者。妇人、衲子，非无小慧；塾师、游客，亦侈高谈。但其识量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盐，抽丰告贷之中；古今上下哀乐，了不相关，即令揣度言之，亦粤人咏雪，但言白冷而已。然此数者，亦有所自来，以为依据：似妇人者，仿《国风》而失其不淫之度。晋、宋以后，柔曼移于壮夫；；近则王辰玉、谭友夏中之。似衲子者，其源自东晋来。钟嵘谓陶令为隐逸诗人之宗，亦以其量不弘而气不胜，下此者可知已。自是而贾岛固其本色；陈无己刻意冥搜，止堕★盐窠臼；近则钟伯敬通身陷入；陈仲醇纵饶绮语，亦宋初九僧之流亚耳。似塾师、游客者，《卫风》、《北门》实为作俑。彼所谓“政散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夫子录之，以著卫为狄灭之因耳。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馀波。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至陈昂、宋登春而丑秽极矣。学诗者，一染此数家之习，白练受污，终不可复白，尚戒之哉！

   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顾皆流览而达其定情，非沉迷不反，以身为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叶罗裙一色裁”，“昨夜风开露井桃”，皆艳极而有所止。至如太白《乌栖曲》诸篇，则又寓意高远，尤为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汉人则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唐人则“闺中少妇不知愁”、“西宫夜静百花香”，婉娈中自矜风轨。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裯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近则汤义仍屡为泚笔，而固不失雅步。唯谭友夏浑作青楼淫咬，须眉尽丧；潘之恒辈又无论已。《清商曲》起自晋、宋，盖里巷淫哇，初非文人所作，犹今之《劈破玉》、《银纽丝》耳。操觚者即不惜廉隅，亦何至作《懊侬歌》、《子夜》、《读曲》？

   前所列诸恶诗，极矣；更有猥贱于此者，则诗佣是也。诗佣者，衰腐广文，应上官之徵索；望门幕客，受主人之雇托也。彼皆不得已而为之。而宗子相一流，得已不已，间则繙书以求之，迫则倾腹以出之，攒眉叉手，自苦何为？其法：姓氏官爵，邑里山川，寒喧庆吊，各以类从；移易故实，就其腔壳；千篇一律，代人悲欢；迎头便喝，结煞无馀；一起一伏，一虚一实，自诧全体无瑕，不知透心全死。风雅下游至此，而浊秽无加矣。宋以上未尝有也。高廷礼作俑于先，宗子相承其衣钵。凡为佣者，得此以擿埴而行，而天下之言诗者，车载斗量矣。此可为风雅痛哭者也！

   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其标格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徵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又其卑者，饾凑成篇，谜也，非诗也。李峤称“大手笔”，咏物尤其属意之作，裁剪整齐而生意索然，亦匠笔耳。至盛唐以后，始有即物达情之作，“自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贴切樱桃，而句皆有意，所谓“正在阿堵中”也。“黄莺弄不足，含入未央宫”，断不可移咏梅、桃、李、杏，而超然玄远，如九转还丹，仙胎自孕矣。宋人于此茫然，愈工愈拙，非但“认桃无绿叶，道杏有青枝”为可姗笑已也。嗣是作者益趋匠画，里耳喧传，非俗不赏。袁凯以《白燕》得名，而“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按字求之，总成窒碍。高季迪《梅花》，非无雅韵，世所传诵者，偏在“雪满山中”、“月明林下”之句。徐文长、袁中郎皆以此衒巧。要之，文心不属，何巧之有哉．杜陵《白小》诸篇，踸踔自寻别路，虽风韵足，而如黄大痴写景，苍莽不群。作者去彼取此，不犹善乎？禅家有“三量”，唯“现量”发光，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审，便入“非量”；况直从“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无盐之色败露无馀，明眼人岂为所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