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形怪状

　　現在所見最早的推薦書目，是被後人稱作“唐末士子讀書目”的敦煌遺書伯2171號。此後著名者又陸續有元代程端禮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明代陸世儀在《思辨錄》中所開的《十年誦讀書目》、《十年講貫書目》與《十年涉獵書目》；清代李頤的《讀書次第》、龍啟瑞的《經籍舉要》等。但導讀書目真正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則是自晚清這一轉型時代開始。

　　清代乾嘉之時，治學先治目錄，讀書必懂版本，在學人群體中成為時代性風習。與此相關的學術門類如目錄學、輯佚學、校勘學、辨偽學等，在時代潮流中順勢躍居為顯學熱門。其中尤其以“條其篇目，撮其旨意”為追求的目錄學傳統，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得到了巨大的弘揚。除了以《四庫總目》為代表的國家公藏圖書總目和大批方志類書目外，私藏書目大量涌現是當時突出的現象之一。諸多藏書家將其收藏的書籍著錄於簿，使圖書書名、作者等內容悉數具存，同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使一代圖書流傳狀況與學術發展情況昭然若見。而與這些以詳盡著錄私藏圖書情況為內容的書目不同，在清末的光緒元年(1875)，一部以指導廣大讀書人“窺門徑”為宗旨的導讀類書目問世了，那就是張之洞的《書目答問》。

　　作為一種導讀性書目，《書目答問》至少有下列數點值得我們思索：

　　第一，從目錄學的角度看，《書目答問》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之外，另設叢書、別錄兩大類目，這是傳統圖書分類法在延續很長時間後的一次重大突破，有其重要的目錄學意義；從學術史的角度講，張之洞在書目中對清代著述多有列舉，充分反映出了他所處的“當代”學術史的基本風貌。談到《書目》對學術史的貢獻，張后來頗為得意，他在與王懿榮的書札中說：《書目》“其去取分類，即偶加注記，頗有深意，即是無數語言，非僅止開一書單也”——張所強調的正是它“非僅止開一書單”的學術價值。但就《書目》本身的初衷與基本性質來說，它是一份典型的為中國傳統士子的讀書生活進行導讀的清單。張在信中同時說自己刊《書目》目的是“意在開擴見聞，一，指示門徑……”他明確強調《書，目》所示對象不是藏書家而是“讀書家”——尤其特指初學者。

　　第二，《書目答問》這份導讀書目的存在與成功，是當時特定的文化學術語境的產物。《書目》問世以後，在晚清；民國這一近現代學術史上產生了至深的影響。多數學者把它視為繼承《四庫提要》而又別開生面、後出轉精的重要著作。《書目》問世後很快就風行海內，數次印行，並且出現了多種翻刻本。李元度說，當時的讀書人家中幾乎是“家置一編”。史學家陳垣先生以《書目》為“讀書門徑”，到晚年回憶說，自己之所以對四書五經之外的學問產生興趣，就是得力於《書目答問》的指導(《勵耘書屋問學記》)。魯迅，這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批判者也坦陳：“我以為倘耍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而已集·讀書雜談》)1923年，胡適應清華學校學生之請開列《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書目答問》列在首位。在這個西學東漸風潮尚未完全觸動舊學傳統學術構架，中國古典學術形態向現代學術形態剛剛轉型的時代，儘管蔚為大觀的清代乾嘉考據學術高峰已經孕育了為中國古典學術“掘墓”的因子，在晚清的學術中已經出現了與本身學術相衝突甚至質疑的新萌芽，但乾嘉學術高峰作為中國古典學術迴光返照式的景觀，仍然保持著它內在理路的相對完整性、自足性，仍然處於對學術構架進行修補維護、彌縫補罅的階段而還沒有走到“範式革命”的地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份為知識分子群體普遍推許的導讀性書目才有它產生的語境。張之洞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導引、規範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群體在傳統知識世界轟毀前夜的讀書生活和思想塑造；，《書目問答》中所臚列出的兩千二百多種書籍，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一百年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共同知識範疇”，一份清代這一中國古典學術高峰期基本知識的“最大公約數”式的清單。它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清楚地印證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用傳統經學為主體構築起的學術世界，在晚清仍然在相對穩固地運行著它的軌跡。

　　第三，張之洞作為一位進士出身，有著翰林院編修與“國朝通儒”身份，以洋務影響、主宰晚清朝政長達數十年的一代名臣，加上他在晚清中興時代在文人士子群體中贏得了難得的“清流派”聲譽，使他的導讀性書目有著足夠的權威性與導向性。加上自始至終地協理他完成《書目》的繆荃孫(《書目》是否由繆操刀代筆，至今仍是一大眾說紛紜的學術公案)，為當時重要的藏書家與問學精深的版本校勘學者，對書目的合理性與科學性進行了嚴格的把關。這使得《書目》在社會影響面與學術可靠性這兩方面達成了完美的一致。——“合則雙美，離則兩傷”，書目開具者自身的社會地位與書目本身內在的科學合理性，是書目得以產生重大影響的關鍵。 從學術史的意義上說，《書目》是中國古典學術階段影響最為深遠的導讀性書目之一。它的存在，為此後綿延迭出的導讀類書目，確立起了歷史性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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