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公孟》云：“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可见当时列国风俗，从发式到冠帽，从服装到佩饰，都有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形成就在于各地文化的不同。
服饰的演变，同样也离不开各个时期文化思潮的影响。就中国传统服饰色泽而言，就明显地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如《史记·历书》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并认为秦灭六国，是获水德，因而色尚黑。根据五行学说，水在季节上属冬，颜色是黑色，因而秦的服饰和旌旗都尚黑色。到汉朝时，统治者认为汉承秦后，当为土德。五行学说认为土胜水，土是黄色，于是服色尚黄。方术家又把五行学说与占星术的五方观念相结合，认为土象征中央；木是青色，象征东方；火是红色，象征南方；金是白色，象征西方；水是黑色，象征北方。青、红、黑、白、黄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并以黄为贵，定为天子朝服的色泽。后来又认为天子统一的象征，代表了天下各方的颜色，因而要求天子服装颜色须按季节不同而变换，即孟春穿青色，孟夏穿赤色，季夏穿黄色，孟秋穿白色，孟冬穿黑色，形成礼俗。除了正色以外，又按阴阳之间相生相克的信仰，调配出来间色，介于五色之间，多为平民服饰采用。我国服饰的色彩，与古代五方正色的信仰相结合，构成了传统服饰的底色，代代传袭。如我国服饰冬春两季多穿蓝、黑两色衣服，正是这种古俗的传承。
儒家思想对服饰也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它强调封建的伦理纲常，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在服饰制度上，表现为十分重视恢复旧有的传统，推崇古代的礼服；在服饰色彩上，强调本色；在服饰质地上，主张不应过分豪华，而应简朴。宋代各朝皇帝还多次申饬服饰“务从简朴”，“不得奢华”。特别是对妇女服饰要求尤为严格，一改唐代妇女服饰袒胸露背的风尚。并在宁宗嘉泰初年，将宫廷中除帝王后妃外，妇女所用的金石首饰，集中放火焚烧，以此警示天下。再如宋代初年妇女的发式承晚唐五代遗风，以高髻为尚，这种高髻的梳成，大多掺有假发，有的直接用假发编成各种形状的假髻，用时套在头上，这就违背了理学关于服饰简朴的原则，因而《宋史·舆服志》曰：“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可见，在程朱理学影响下，宋人的服饰是十分拘谨和质朴的。
封建礼制对服饰的影响则更为具体，中国历代王朝都对服饰加以礼法的约束，服饰的等级之别十分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贵贱之别，望而知之”。受礼制严格约束的社会风尚，渗透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庶民即使腰缠万贯，按礼法规定，也不得穿不该穿的服饰，不得恃富越分。礼制就是这样层层维护特权，防范特权外溢。政治权力凌驾在财产所有权之上，从消费领域直接干预各阶层的服饰穿着，由权力的分配决定服饰的分配，超经济强制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纵观五千年的中国服饰，尽管千变万化，各具特色，但是在形制、纹样、色泽等方面，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在形制上，有两种基本式样，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这两种式样的服装交相使用，兼容并蓄。在整个服饰流变史上，上衣下裳式的服装，妇女穿着较多，使用时期也较长。男子在隋唐以后，一般多穿上下连属的袍衫。在装饰纹样上，采用最多的往往是动物纹样、植物纹样及几何形纹样。图案的表现方式，大致经历了抽象、规范和写实等几个阶段。在服饰的色彩上，则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通常是以五种正色为主，间色为辅，富丽堂皇，古朴大方。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称，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服饰，为世界服装之林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今天我国服饰在经过近代西化的冲击后，又再次登上了世界服饰的舞台。这说明，中国传统服饰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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