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尘埃落定》近获“茅盾文学奖”，请看《尘埃落定》的责编细述
阿来与《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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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前，诗人廖亦武来说，有一个人让他感觉特别好。他是指人的气质特异。朋友都知道，廖亦武对人相当挑剔，进入他的“好感觉”范围的人寥寥无几。他一定要让那个令他感觉好的人来见一面。朋友真诚地推荐朋友，那个时代，纯是精神上的事。那天他们踩着吱吱呀呀的木楼梯来到我的小木屋。“阿来！”廖亦武淡淡地说，阿来个儿不高，气闲神定，散淡随意，我们喝了一些葡萄酒，阿来几乎不怎么言语，喝了酒也没见他神采飞扬。是时的阿来正在写诗，兼写小说。那时候四川诗派林立，大师辈出。阿来有幸没有忝列其中，他的诗极具异域的明亮色彩，又有点哀愁和伤感，他倒没有那些与诗歌同步运作的诗人情状，另外他把诗歌语言操练出来的一切好感觉都带到小说里了，不可一世的四川诗人笑傲江湖，却又隐隐感觉尚有高手深藏武林中，他们说，就是阿来。
我早年看过阿来的小说，却很少跟阿来谈小说，他的中短篇小说，打磨得都很精致，格调也很稳定。谈这类小说，是很要心智的，阿来也不主动谈自己的小说。写小说这种个人劳动曲里拐弯牵肠挂肚，阿来可能更愿意自己品尝，有时他从草地到成都，相约喝酒也是摆些闲龙门阵，相互问候说又到过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人什么事。阿来总在阿坝草地上游来荡去。他有时候对宗教问题感兴趣，有时候对红军过草地的遭遇感兴趣。朋友多时，他更少言谈，酒至酣时，大家便唱歌，阿来便欣然加入进来，他是一个好歌手，那声音低沉，柔和，却又有明亮的色彩。很多写手在文学上都有些妄想，但看不出阿来有没有。
1994年我回四川在成都呆了两天，阿来在几百公里外的阿坝，自然无缘见面。听说他好像不太顺，我给《四川文学》的朋友高旭凡打电话。那边的声音说，高旭凡不在。我说，哟，跟我开玩笑，你明明是高旭凡。那声音说，我真不是高旭凡，我是阿来！我兴奋起来：阿来你在成都？！还能见到你！第二天，见到高旭凡。高旭凡说阿来不能来，他生病了，每天打点滴，就在我那破平房支个床，情绪也不好。我在《四川文学》宿舍住过很多年，情状我是能想象的。朋友们在聊天喝酒，南方的秋雨绵绵，房檐滴答着清冷的水声……
后来我才知道，阿来这年已经写完了《尘埃落定》，并开始了在各出版社漫长的流浪旅程。之后，阿来回到阿坝州继续编那本纯文学双月刊《新草地》。空隙时，给旅游电视片撰写解说词，给地方志撰写宗教方面的文章，总之，为地方文化建设作贡献。《尘埃落定》的命运尚在一团迷雾中……
1997年，《当代》编辑周昌义、洪清波将疲惫的《尘埃落定》带回北京，副总编辑高贤均读后，认定这是一部好小说，他在电话里兴奋地说：“四川又出了一个写小说的人。”书稿编好后，出版社将订数订在一万册。当时纯文学人气散淡，一本小说发行3万，简直就是奇迹了。对于陌生的《尘埃落定》，陌生的阿来这个名字，印数一万也得咬着牙。
《小说选刊》有本《长篇小说增刊》，供职该刊的关正文常“流窜”到各出版社抓书稿，他刚发过《抉择》，反响不错，高贤均向他力荐《尘埃落定》，关正文刚认识了阿来，对阿来印象颇好，便急忙驾车来我家取书稿。我兴奋地跟关正文谈了半天书稿，他只颔首说，回去看看再说，很是老练的样子。几天后他来电话说，好，不错，我们要用20万字。刊物出来后，关正文又来商量要开个《尘埃落定》研讨会。关正文有新点子：不要老面孔，不要老生常谈，刊物送到新派评论家手中，还送了一句话：有谈的再来，没谈的不必勉强来。效果是奇异的，研讨会本定在40个人左右，结果来了60多人，很多人是知道了《尘埃落定》这部书来研讨会旁听的，很快报纸上陆续出现关于评价《尘埃落定》的文字……
这下该出版社坐下来商量对策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牌子又老又硬，好书稿、好机会、好编辑不缺，社里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应市场化的出路，1998年社里刚成立了宣传策划室，室主任张福海年轻有锐气，他认定要做就要把《尘埃落定》做成一流的作品，老牌出版社第一次尝试了全方位策划、营销一部纯文学作品的运作：写出厚厚的策划书、开新闻发布会、电视、广播、报纸大规模立体宣传、区域代理、全国同时发货，每日监测销售量数据，不久盗版书铺天盖地……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11月15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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